1983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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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当前农村形势与保证农业持续增长的问题
杨汝岱
今年四川农村的形势,总的来说是路子越走越宽、难题越来越多。今年全省农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形势很好,我们要充分肯定。但是,我们对农村的好形势不能估计过高,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分析。就整个农村来讲,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农民还不富裕。收入高的农户毕竟是少数,而且主要在城市郊区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部分边远山区的农民还比较穷。从总的方面来看,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经受不住大的自然灾害。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怎样扶持“两户”发展?怎样搞好农村合作经济?怎样减少农业生产投资?怎样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国家投资减少的情况下,怎样筹集资金搞一些建设?怎样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农业内部的,要通过我们做工作去解决;有些是农业本身解决不了的,涉及到流通、运输、加工、储藏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难题,一定要知难而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对可能出现的难题,要有预测,要有思想准备,出现后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解决。
为了保证四川农业持续增长,必须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在思想上来个转变
我国农村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搞商品生产,就要有一套适合商品生产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措施。现在我们还很不适应。搞农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在思想上来个转变,就是从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向搞商品生产。今后我们搞农业生产要想到流通,处处想到它要卖,要注意它的交换价值,要看经济效益,注意它的投入产出。我们的政策措施,都要围绕提高农村商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考虑。我们各级领导的工作重点,要摆在发展商品生产、搞好产前产后服务工作上面。比如,解决好农民卖粮难、卖猪难、卖茧难、买化肥难和买优质小农具难等等问题。要在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想办法为农民服务,不要只是替农民叫喊,而要实实在在地想办法,找出路。
二、要回答好农业面临的新的挑战
提高经济效益是整个经济工作的中心。当前,强调农业提高经济效益有更现实的意义。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农业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
过去,农业上不少生产资料是靠国家补贴的,农业基本建设很大一部分是国家无偿投资的。目前,我们农业的经营管理很落后,长期以来不计成本,不讲增值,不注意经济效益。这几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党中央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减轻农业税负担、增加补贴等政策措施,使农民得到了实惠。这种情况是带调整性质的。今后,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要逐步减少,有的还要提点价,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般不会再提高,国家税收也要适当恢复一点。这样,农业生产的投资就要增加。面对这种情况,农业和乡村企业都必须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不然,有的地方可能增产不增收,有的乡村企业就难以维持,可能生存不下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回答好农业面临的新的挑战。只有这样,农业才能增产增收,乡村企业才能继续发展,整个农业生产才能持续增长。
三、要从多方面挖掘潜力
从四川省的情况来看,农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在政策方面,近几年发挥了威力,但潜力还很大。单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有许多完善工作要做,有许多新的政策问题要研究。比如如何建立和完善水利责任制?如何解决土地承包中过于分散、变动频繁和土地转包问题?如何加强多种经营方面的责任制?如何进一步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如何在农副产品收购上进一步体现优质优价原则?等等。只要从政策上进一步调整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能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大有潜力可挖。这几年四川水稻大增产,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推广了杂交良种,同时推广了育秧新技术,带动了常规稻生产。小麦良种的潜力也很大,过去每亩收二三百斤,大面积推广绵阳十一号等新品种后,出现了一批亩产五六百斤的县,七八百斤的社队。许多地方只要把品种选好,搞疏株密植,重施底肥,每亩一年增产三五十斤是可能的。只要在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大力推广良种良法,注意通过科技示范户来带动大面积生产,大力推广技术承包,搞好技术服务,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同现代的先进科学技术溶合起来,潜力是很大的。
在经营管理方面和在综合经营方面,同样有相当大的潜力。现在农业上各种不合理的开支很多,浪费很大。比如化肥施用损失浪费大,畜禽饲料浪费大,提水扬程过高等。如果全省都推广配合饲料,每年即可节约三四十亿斤粮食。
农民要更快地富裕起来,只有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我们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加工业和社队企业,逐步建立多部门的经济结构。凡是不同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而又有广阔市场,能以小补大的企业,就应该大力发展,如食品加工业、饲料工业和建工建材工业等。这些工业发展了,既可以解决农民卖产品难的问题,增加市场供应,又可以增加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办企业,不可能靠国家拿多少投资,主要应当靠集体和群众集资联办。这方面的潜力,也是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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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普及文史知识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首都部分文史专家座谈纪要
不久以前,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以“普及文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题,邀请首都文史界著名专家、学者50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同志们各抒己见,讨论得十分热烈。现摘要介绍如下:
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教育问题
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一代,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教育问题。党中央提出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英明,非常及时的。廖沫沙说:现在的青年,恐怕主要是缺乏知识,古代的文化知识缺乏,现代的文化知识也缺乏。有些青年的思想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在个人主义的小天地里面,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无论是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还是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归根到底就是自私自利。针对这一点,我们要引导青年离开他们的小天地,走到知识的海洋里来。黎澍说:有些最基本的文史知识,凡是中国人就应该懂得。如果整个文化水平不高,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自然科学界的一些老先生经常和我讲,要提倡学自然科学的人学习社会科学,学习文史知识,不然不得了。我看,不仅是自然科学家,甚至有的作家也得学习。所以,《文史知识》这个刊物很重要,希望你们想方设法让读者感兴趣,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重视普及文史知识
党中央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对此极为赞成。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哪里做起呢?对此,许多同志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王力说:我觉得我们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办法,就是宣传我们祖国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只要把这一点宣传好了,自然而然地,就会激发起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比方说:在天文历算方面,我国汉代有张衡,南北朝有祖冲之,唐朝有僧一行,元朝有郭守敬,他们的成就比起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要高得多。在文学方面,英国最早的诗人叫乔叟,是十四世纪的人,而我们的李白、杜甫则要比他早六百年。更不用说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了。如果我们把这些讲清楚了,我们的青年就不会自卑了,就不会再虚无主义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就会油然而生了。我们还应该多宣传一点近代史知识,因为这可以从反面给我们的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如何欺负我们,掠夺我们,有多少种不平等的条约,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些,就会懂得香港这块地方自古就是我们的土地,由于不平等条约才产生了今天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能够达到目的。廖沫沙说:普及文史知识的工作确实很重要。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了解祖国、认识祖国,搞清楚祖国究竟有哪些可爱之处,这就需要从普及文史知识开始。所以我希望《文史知识》能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切切实实地告诉人们,我们祖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比如,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杰出人物,重大事件,伟大发明,我们的祖国有多少名山大川,历史古迹。把这些知识普及开来,传播开去,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唐弢同志说:当年我向鲁迅请教,怎样学习马列主义,那时,马列主义的书很少,很难得到,他就劝我读历史。毛主席生前也总劝我们多学点历史。在马克思以前,许多理论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历史知识里边来的。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总的来说,当然是从实践中来的,历史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学习历史也是间接的实践嘛!季羡林说:我是搞学校工作的,现在搞思想政治工作不容易,对这一点我很有体会。刚解放的时候,进行思想教育,可以搞劳动教育,搞忆苦思甜,可现在的学生才十八九岁,连“文化大革命”什么样都不知道,你跟他说解放前三座大山,他完全不懂。不过工作难做并不等于不能做,办法还是有的。最近有两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北京化工学院,他们为了给学生扩大知识面,就开了唐诗、宋词,开课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学们感觉到:呵,我们国家原来有这么伟大的文学家,这么伟大的作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大学,他们开了中国近代史课,讲鸦片战争,结果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学们懂得了,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之不易。通过这两件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绝不能只是抽象地讲大道理,绝不能搞教条主义。现在,用普及文史知识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确实是一条康庄大道。我衷心地希望《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同志,继续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三、普及文史知识,要树立历史发展的观点
白寿彝特别强调普及文史知识,介绍古代文明,目的是树立历史发展的观点。他说: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我们搞历史的同志,要把历史讲活。讲历史,了解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在,让我们青年人懂得过去的历史是如何艰难困苦地发展过来的,并且引导他们向前看,不管有多少困难,多少问题,也要向前走,使他们看见历史发展的前途,培养他们的理想。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总任务。白寿彝还特别强调说,树立历史前进的观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历史前进的观点,国就无法爱。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关建国大计的根本问题。许力以说:普及文史知识,要着眼于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这个思想水平,包括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史知识》曾经作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有意识地在伟大历史人物上、杰出的科学发明上、灿烂的文化遗产和典籍上,贯穿这个内容,宣传爱国主义,启发和振奋青年的爱国热情。在文章中贯穿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青年既学习了文史知识,又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李学勤说: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需要做一个认真的评价,科学地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的地位,这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很有关系。他说,1970年前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中说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形象,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那是随着国势的强弱和外国同中国的关系而不断变化的。这个观点博得了很多人支持,我个人也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比如,法国封建时期一位作家写过一本书,叫作《中国的专制主义》,说中国的专制主义如何好,法国的君主应该向中国学习,那个时代,他们把中国讲成一个天堂般的理想国家。但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后,中国的形象就变了,中国又变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好东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被抹杀了。而且我们中国自己有一些作品,也不免受这方面影响。因此对中国古代文明,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文史知识》搞了很多很好的栏目,很有开拓的雄心,我希望他们在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
四、普及文史知识,要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
普及文史知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一环,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一工作做好呢?与会的同志纷纷出谋划策,他们结合《文史知识》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很多普及文史知识的建议。
关于普及的对象,许力以说:我看最主要的还是要着眼于青年,因为我们的青年知识薄弱,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主要的目标要向他们。
关于刊物的内容,陈翰伯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特别注意介绍近代史知识,我们现在所说的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的爱国主义,不要以为近代史知识人人都懂,不见得。周祖谟说:普及文史知识主要是面向青年、面向广大群众,所以,选题要注意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介绍最基本的文史知识,同时,要注意文章的思想性,应该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唐弢说:《文史知识》办得很认真、很严肃,它真正靠质量争取读者,这很重要。办刊物一定要严肃认真、老老实实,不要搞廉价的趣味,哗众取宠。
此外,余冠英、阴法鲁等同志都作了发言。
(陈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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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独树一帜的学术专著
——读《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
吕涛
周谷城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美学家,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
毛主席生前,曾多次鼓励他开展学术争鸣。周谷城在史学、哲学、美学等学术争鸣中起过带头作用。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发表后,遭到了姚文元棍棒的打击。但他却没有屈服于淫威,仍然坚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勇于求实、勇于争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周谷城治学六十多年,著译宏富,专著十多种,如《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史学之进化》、《古史零证》、《黑格尔逻辑大纲》、《史学与美学》等等。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共收入45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带有总论性质的——《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历史完形论》、《历史与现实》、《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坚持古为今用》等;第二类,是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史学上的全局观念》、《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等;第三类,是属世界史范围的——《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评柴尔德的古史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翻译答问》等;第四类,是属中国史范围的——《中国奴隶社会论》、《奴隶主与经古今》、《论古封建》、《封建长期似乎不长》、《中国史学史提纲》、《孔子的政治学说及其演化》、《仁的教育思想》、《赵充国的“千古之策”》、《中国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等。
周谷城在史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颇多,下面仅介绍三个论点:
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看法。他把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9年,定为古代史,把新莽开始(公元9年)到五代末(959年),定为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把北宋初(960年)到鸦片战争,定为封建社会的持续时代,把鸦片战争(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周先生认为秦汉为奴隶社会,主张新莽元年为封建社会的开始,其理由是:“一则秦汉时代,奴隶主的势力还很大,如秦帝国几乎完全是工商奴隶主所支配的;我们不能认奴隶的使用,到秦亡便终止。二则王莽篡汉之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王莽改革的壮举,尚包括更奴婢为私属,可见当时用奴的风气也很盛行。三则由全局看部份,我们觉得把秦汉归入奴隶阶段,较为正确。古代埃及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印度帝国、罗马帝国等,无不是征服许多部族或国家扩大而成;这些帝国方盛之时,无不是奴隶社会全盛时代。秦汉帝国与这些帝国同一系列,其内容断不会相差很远。”(《中国奴隶社会论》)由此,周先生又得出另一个新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似乎不长。(见《封建长期似乎不长》)
二、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上,周谷城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实用记录为中国史学的第一步。有了文字之后,史书出现了,《春秋》和《史记》则是史书的代表。自东汉到唐末,纪传体史书出现了,则是由史书进到史学。到了宋元明清时代,才为史学发展的创立时代。至于创造中的史学,则是近代的事。(见《中国史学史提纲》)
三、在世界史研究中,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的目的,在于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扩张和侵略服务。他说:“欧洲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讲世界史,以欧洲为中心,如不坚持侵略,不以欧洲为侵略中心,原没有什么不可。但我们自己讲世界史,如果也以欧洲为中心,则大不可。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我们自己在中国,也称巴比伦、埃及为近东,则听者除先假定我们在欧洲以外,将莫知所云。近东、远东、古代东方云云,在他人说来对;在我们说来则不对。因此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为什么不能以欧洲为中心呢?周先生解释说:“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于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我们发言不必一定只称希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同上)
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周谷城这些学术见解,无疑将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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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
我国的国家货币,是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的人民币。人民币的发行由国家严格管理,发行权属于国家。我国的人民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信誉,伪造人民币或者贩运伪造的人民币的行为,对国家货币的信誉危害极大,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刑法把这些行为规定为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予以惩治,是非常必要的。
伪造国家货币和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是指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仿照国家货币伪造假币和明知是伪造的而进行贩运的行为。所谓伪造,是指采取刻印、描绘、影印等方法、仿照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的图样、颜色、形状等制造假人民币。所谓贩运,就是采取各种方法将伪造的国家货币运往他地。伪造和贩运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伪造者可能又是贩运者,也可能不是贩运者。只要有伪造或者贩运一种行为,就构成犯罪。如果兼有伪造和贩运两种行为,应作为从重情节考虑。例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社员辛守南于一九七五年底,先后伪造拾元票面的假人民币三百六十张,后与外地社员芦忠勾结,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地使用,被抓获归案。其中芦忠构成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辛守南兼有伪造和贩运两种行为,构成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
还有一种变造国家货币的行为,就是剪贴、挖补、拼凑或者涂改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的人民币,使人民币票数增多或者票额增大。例如某百货商店统计员,采用推移的手段,破坏人民币一千一百一十多张,共五千二百余元,然后将变造的人民币混杂在销货款中送银行,少量在市场花用,从中非法获得三百一十多元。这也应以伪造国家货币的行为论处。
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且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如果是以反革命为目的,例如,为筹集反革命经费而进行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应以反革命罪论处。如果因不明真象,把假货币当真货币加以运输,或者因不辨真伪,将假货币误认为真货币行使,不能以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论处。
维护国家货币的威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论在哪里发现了假货币,都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的人误收了假币,但为了自己不受损失仍然继续使用,这是不允许的。当然,这种行为不能以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论处,但可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理。
按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犯这种罪的首要分子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里所说的首要分子就是集团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情节特别严重是指伪造或者贩运的数额大,对国家危害严重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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