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执政党应当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
马济彬 周志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的党。我们党执政以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生气勃勃、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夺取政权后党的建设的新课题，引起了全党的重视。刘少奇同志也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这个课题，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候，重温他关于执政党应当对党员提出更高要求的论述，对于我们已经开始的全面整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刘少奇同志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党员和党的关系，就象细胞和人体的关系，细胞的健康和发育可以推进人体的健康和发育，而人体的健康和发育使得细胞更健壮。因此，少奇同志一贯重视提高党员的素质。
刘少奇同志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强调执政党应当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的。
首先，我们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少奇同志就指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同上）这里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全中国将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建设一个新世界比砸碎一个旧世界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某些党员会把胜利当作骄傲的资本，因而停步不前，贪图享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如果不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革命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
其次，我们党员的队伍发生了变化。在执政以前，党处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反动政权的屠刀随时可能落在共产党人的头上。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的。少奇同志认为，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有些人看来，加入执政的共产党，不仅没有什么危险，而且可以获得许多好处，如荣誉、地位等。加上有些地方降低了党员条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了，严重影响党员队伍的质量。少奇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再次，由于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自由地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参加革命的实践，觉悟程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则必须更加提高，同时也可能提高。”（同上）
从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从党员队伍和党员思想的变化，少奇同志总结出一条深刻的道理：作为执政党，如果不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夺取新的胜利。
二
执政党应当从哪些方面向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刘少奇同志认为，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应当从政治、理论、思想、文化知识等各方面都比未执政前更加提高一步。而尤其重要的，是这样几点：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更加努力地改造世界观，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注重党员的世界观改造，是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他把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阐述得很清楚。他指出，不论无产阶级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因此，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少奇同志从历史上许多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就走向腐化和堕落的教训中，得出了我们党执政后党员更要注重世界观改造的结论。他告诫党员说，要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建国以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确实有一些党员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他们不去改造世界观，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却要来改造他们。在旧思想的侵蚀下，他们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革命意志衰退。由此可见，刘少奇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员要更加努力地改造世界观，是极有针对性的。
刘少奇同志强调世界观改造的基本出发点，是使共产党员牢固地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他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只有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点，对共产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战争年代，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就不可能不怕流血牺牲、为了新中国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这种信念就不可能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就会中途掉队。全国刚刚解放，他就明确地告诉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如果不能一辈子坚持革命斗争，那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已经三十多年了。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是不是注重世界观的改造，是不是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是一个党员能不能继续为党工作，甚至是能不能继续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关键。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一贯有着铁的纪律。在战争年代，反动派的围剿，农村根据地的分散，生活的艰难，都没有动摇这种铁的纪律。党与山头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党团结一致，步伐整齐地投入斗争，赢得了全中国的解放。
作为执政的党，必须进一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坚强。这一点，正是刘少奇同志在建国以后多次强调的。
刘少奇同志认为，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最重要的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党的纪律概括为四条：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刘少奇同志指出：“在这四条纪律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告诫全党：“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同上）
刘少奇同志认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绝对不是否认因时因地制宜，也绝对不是否认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和灵活性。”（同上）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地方还应该作出某些补充规定，使中央政策具体化，更好地同当地群众的经验相结合。但是，这种具体化，只能是在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精神的前提下的具体化，而决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执行中央的政策。
党员要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还必须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刘少奇同志历来是从两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一方面，他认为我们党应当是高度民主的，下级不服从上级是违犯纪律，上级不民主也是违犯纪律。他批评这样一些同志，他们把加强政治领导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找他。这种情形发展的结果，使有的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把党和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单位看成是自己可以任意支配的领地。在这个领地，他们不容许下级提出不同意见，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党又是高度集中的，“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同上）他批评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只要以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就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他认为，这种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是破坏党的团结，也就是破坏党的最高利益。他要求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深刻认识和坚决改正他们的错误，并要求广大党员对那些坚持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而不愿改正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不致遭到破坏，以便使党的团结不致受到损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
应当指出，尽管我们党有着严守纪律的光荣传统，并不断进行遵守党纪的教育，但仍有一些党员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十年动乱后，这种情形更严重了。有的党员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抱着抵触情绪，甚至顽固抗拒；有的党员仍然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搞“一言堂”；有的党员自行其是，不服从上级，不听从组织分配；还有的党员对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不批评，不制止，听之任之。这样，一些党的组织就软弱涣散起来，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事实一再说明，正如少奇同志指出的，执政党的党员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否则，就会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象不成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许多党员担任了各级政府、各种机构的领导职务，情况就不同了。长期的和平环境和领导岗位的工作，使有的同志的群众观念淡薄了。他们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忘记了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过去。他们没有认识到，尽管我们领导了全国政权，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仍然会遭到失败。针对这种情况，少奇同志多次指出，在执政以后，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他明确地说，在政治思想方面，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应当认真地研究这种关系，学会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
建国以后，绝大多数党员能够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继续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但也确有一些党员，不是利用手中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是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有的人还利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去占群众的便宜，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谋私利，甚至堕落到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尽管这些人在党内只是极少数，危害性却不容低估。少奇同志深刻地指出了这种危害性。他认为，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是人民所痛恨的，也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刘少奇同志在指出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应当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说：“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他认为，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讲排场，摆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是旧官僚的恶习。“这种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刘少奇同志这样说过：
“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私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这就是说，作为执政党的党员，不但不能以权谋私，而且要把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必要时还要作出牺牲。这实际上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好注释。1956年，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的讲话中，少奇同志又指出，在发展党员时，要对新党员讲清楚，不能为了“要当长，先入党”，党员并没有什么特权，仅仅是担负更多的义务，要吃苦在前，必要时还要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讲了以后，如果有的人因此就不愿入党了，那也好，我们就把那些愿意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接收到党内来。这样，党的质量就提高了。”从少奇同志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对老党员、党员干部，还是对新党员、要求入党的人，都有一个勇于为人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问题。那种为了“捞一把”而要求加入执政党的人，根本就不允许他跨进党的大门。已经入了党的人，也要清除这种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然，就不配做共产党员。
三
为了使上述这些要求成为每个党员的实际行动，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指出，在执政以后，我们党的任务不仅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抓紧党的建设，管理好党的队伍；应当经常进行整党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仅党要管党，还应当把我们的党和党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其中，他十分强调的，是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对不合格党员的组织处理。他多次教育党员，如果同党员标准有距离，就一定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缩短这个距离。否则，索性自己就要求退党。他认为，要使我们党更坚强，战斗力更高，必须用严格的党员标准去教育、要求一切党员。
但是，并不是每个党员都能够懂得、更不是每个党员都能达到党员标准的，有一些党员同党员标准相距很远，甚至是背道而驰。少奇同志认为，对于这些不合格的党员，应当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过去没有考察清楚的，应在整党中考察清楚，教育不够的，应该补课，给以教育，以便提高他们。”（《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他指出，这样做了以后，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将来是能够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而对那些不愿接受教育，或在教育后仍然不够条件的党员，他主张分别不同情况给予处理。
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同志坚决主张把那些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他说：“我主张开除少数人，不会犯错误。这对保持党的纯洁会有好处。”他认为，蜕化变质的党员人数不多，但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这些人的范围，如果对他们不处理，党的纪律就会松弛下来，坏的行为就要进一步发展，并可能成为某些地方一时的风气。这样，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影响，党的战斗力也受到影响，会对整个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把这些人清除出党，也是一种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广大的党员，使他们引为鉴戒，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对被清除的人也是教育和挽救。少奇同志说过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开除了反而有人会回到党内来，如果不采取断然手段，这些人就没救了。
在进行组织处理时，刘少奇同志主张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他要求各级党委和党的监察机关，要有区别地对待不合格的党员，分析他们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恰如其分地做出处理。他认为，除开不可救药的以外，都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
刘少奇同志讲过，他在建国以后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是党的建设。他为这两项工作而呕心沥血。但是，他仅仅获得了十七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他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可以告慰少奇同志的是，我们党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通过这次整党，我们党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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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经济管理体系
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1983年年会最近在安徽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以及工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体系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何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
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的中国特色是指我国特有的那部分内容。
有些同志则不同意上述的观点，认为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经济管理，应当把握精神实质，从整体上去研究；不宜于把我国独特的部分同管理体系的整体分隔开，否则就容易变成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东西。这样认识问题，对于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必须遵循的总的原则，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研究我国实际方面，首先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的经济条件，同时也要重视我国已有工业经济管理经验的研究，特别是不能忽视对工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的研究。
在研究工作中，需要注意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标志，或者说是它应当体现的基本要求，它解决的是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这些基本要求在各项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它解决的是具体特征问题，如工业的计划怎样搞，工业的物资怎么管，工业的基本建设怎样组织，它们具有哪些特色，等等。首先应当把第一层次的问题搞清楚，弄清了基本要求，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具体的特色。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有的同志从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体现这种要求的工业经济管理既要坚持国营经济的统一性，又要使企业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针对过去统得过死的弊病，需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而自主权的扩大又不能损害国营经济的基本性质。那种认为国营工业必须退到集体所有制才能把经济搞活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二，要充分体现计划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我国国民经济必须有计划地发展，而计划管理体制又必须适应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的具体情况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对工业经济的管理应分别不同情况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
第三，要充分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的客观要求。工业经济的管理应当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基本的原则，并改革分配上存在着的“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病。
第四，要充分体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客观要求。正确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即中央主管工业部门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会议还就工业经济学和工业经济管理学的学科体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我国的工业经济管理学包括工业经济和工业管理两部分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而工业经济学和工业管理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各不相同，现在已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它们分开，各自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工业经济管理学可以作为一门统一的学科而独立存在，目前不宜把它分为两门不同的学科。多数同志认为，应当提倡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深入进行研究，并按自己的观点拟定教材体系或撰写出学术著作，以推进这门学科的建设。
（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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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八三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出版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前几年的《年鉴》相比，这部《年鉴》在内容方面又有了新的充实。第一，一年史学研究的述评增至三十九篇，除了保留原有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各专题述评外，新增了有关史学理论、鸦片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古代中外关系史、地方史以及东欧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等专题研究情况的介绍。第二，关于历史著作和资料的介绍方面，新增加了“中国历史著作出版简介”和“建国以来世界史资料的出版”。第三，附录中增加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问题讨论简介”，将三十余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讨论的问题一一分类排列，予以扼要的介绍。（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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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出版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组织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一书，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论述五百条，共三十三万字。分成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三大部分。人性部分包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本性是不断改变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或人的个性带有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变成畸形的片面的人，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等内容。异化部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异化理论；在创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时期的异化理论以及深化和进一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时期关于异化的论述等内容。人道主义部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表述；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分析、批判等内容。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力求全面、准确、严谨。在按内容分类的基础上，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排条目，便于读者查阅。这是
一本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的工具书。为当前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王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