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青青宝塔山
——西行随笔
冯并
向往延安，却从未来过延安，那高高的宝塔山常入梦中，它是金色的还是绿色的呢？
是金色的，金色的土壤，金色的延河水，金色的河畔留有闪光的脚印。然而它又是绿的，绿了河谷，绿了童山，绿了乡间道。从榆林南下，进入青化砭，禁不住要寻觅那场有名的伏击战的旧迹。大山的顶上，依稀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天籁鸣奏，是草木摇响，一排排的山杨与松树象是当年的千军万马铺向山野。这是一场新的保卫延安的战斗，延安的军民依然稳操胜券。
青化砭的真正被“青化”，只是“绿化延安”的小序曲，绿色的音符谱出“信天游”一般悠长的曲调，飘落在延河的河谷和绵绵不断的山峦，带我走向“华叶青葱”的延安。
宝塔山在招手，堆着云，积着翠。
凤凰山在飞腾，现出一身鹦鹉色的羽毛。
清凉山在微笑，绿树浓荫使这“清凉”的涵义有了更真切的附丽。
那么，王家坪、杨家岭和枣园呢？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老延安”们。在杨家岭，我遇见了许许多多的老战士。他们有的已经离休，特地赶来，重温延安的岁月。有的还在岗位上，利用公出余暇，寻找自己的或者战友的珍藏的记忆。他们瞻仰，他们寻觅，不独在怀旧，也在细数着眼前的变化。一位两鬓斑白的军人说，当年，常在崖畔上站岗，山上和沟里，有数的几棵树伴着他们值勤。如今的杨家岭绿荫覆盖，若不是熟悉的窑洞、礼堂和那一股清清的涧水，怕是认不出旧时的小径与站哨的崖头。
他讲得不错。杨家岭的自然环境在变化，整个延安也在变化，变得秀丽，变得更加生气勃勃。高低错落的窑洞仍不失为它的特色，但掩映在绿荫中的高楼与长街带来新信息：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延安再一次显出自己的夺目光彩。
延安人提出，“用延安精神绿化延安”，道出了延安变化的原因。十年树木，生产环境的根本改变需要时间、毅力和信念。从1956年召开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会议，延安人便把种草种树当成一种永恒的事业，一条沟一条沟地绿化，一座山一座山地返青，二十七年来换来43％的森林覆盖率，其间的甘苦不是一言所能道尽的。他们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在市区和市郊营造了60万亩成片林木。他们准备在今后的十年内继续种草种树80万亩，建成西北地区的第一个绿化城。
呵，延安人有气魄，有胆略，更有一种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他们惯于在艰苦中开拓，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收获，而发展总是在反复的耕耘收获中走向新的起点。
这其实已为当年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所证明。在南泥湾，我看到了连结历史与现实的闪光的纽带，那是淌着南泥湾战士汗水的九龙泉水，是新的南泥湾人的长长的足迹。当年的庄稼地多数已经“退役”，梢林密布山峦，但粮食产量却在急剧上升。南泥湾公社书记说，他是1949年到这里的，那时是种旱地，亩产不过百十多斤，现在种水地，亩产至少五六百斤。1981年，全社人均产粮1，200斤，而金盆湾大队达到1，980斤，这是和小气候的改变分不开的。他们还说，现在的搞法虽然和那时的搞法不同，但毕竟是战术的变化和战略的调整。在南泥湾人的心目中，三五九旅永远是模范。
他们的话引起我深深的思索。我望着无边无际的梢林与整齐的稻田，又蓦然想起杨家岭遇见的那些老战士。他们曾经一往深情地指给我看，哪一块地是毛主席亲自种过的，周总理又在哪一眼窑洞纺过线。那一切都勾起了他们对大生产运动的回忆，他们的思绪或者早已飞到令人难忘的南泥湾。是呵，延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军事的胜利，也是生产建设的胜利，艰苦奋斗的精神的胜利。当年的坎土曼依然闪着亮光，不会在岁月的流逝中蒙上灰尘，也不会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和生产内容的发展变化为之减色。而延安的经久不衰的魅力不也就在这里吗！
来去匆匆，就要离开延安了。我恋恋不舍地回望着青青的宝塔山，心中感到一种充实。我眼前浮动的不只是一片柔和的绿色，还有西北的金色的未来。
宝塔山呵，望着我们叩开大西北的开发之门。
第8版()
专栏：
访朱舜水的遗踪
陈泊微
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朱舜水要算是一个卓然特立的先驱者了。这个明清之际的爱国思想家，一生之中五次东渡，在日本从事讲学和著述达二十四年之久，直到终老于日本。去年，日本的学者和友好人士还为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
朱舜水，浙江余姚人，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博学多识，崇尚气节。当清军过江，屠城掠地，血洗江南，大批士大夫纷纷屈膝归顺、拜官受禄的时候，朱舜水和一些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样，毅然决然走上了抗清斗争的道路，还参加了郑成功、张煌言的军队进攻长江下游地区的战争。1659年，年届花甲的朱舜水第五次渡海到长崎，后来应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这是一个勤政好学的贤明诸侯）之请去江户（今东京）讲学。德川光国尊舜水为“宾师”，政事之余，常同舜水谈经论史，评议古今得失。一些青年学子闻舜水之名，纷纷来投门下就学。舜水的弟子中有些人后来成了日本著名的学者。1682年，83岁的朱舜水逝世于江户，舜水的著作是在他去世后由德川光国和几个弟子搜集出版的。
我探访朱舜水的遗踪，是从东京的后乐园开始的。
后乐园，位于东京的小石川，这里是江户时代水户藩主邸第的林苑。朱舜水来到江户后，寓居藩邸数年，后乐园是他足迹常到的地方。而且，德川光国重新规划修建这处园林时，朱舜水是曾经参与其事的，连“后乐”这个取自范仲淹名文的园名也来自舜水的建议。今日的后乐园，仍然保持着三百多年前清幽古朴的风貌。这个面积约有7万平方米的园中，古木苍苍，溪流蜿蜒，湖水如鉴，一丘一壑，自成情趣。漫步园中，随处可以欣赏一些富有中国情调的名景：什么西湖堤、小庐山、蓬莱岛……，恍如中国的某些美景已被缩微，再现在这里了！沿着一条小河走去，有座中国式石拱桥横跨河上，这就是有名的圆月桥，是朱舜水亲手设计的。据说水多时，半圆形桥拱倒映水面，宛如满月，因而得名。这座桥现在已是严格保护的文物，禁止游人登桥了。后乐园中原来还有一块匾额，上有“后乐园”三字，是舜水亲笔所书，可惜它在战火中烧失了。
来到后乐园，不由得想起了朱舜水文集中那篇优美的《游后乐园赋》。当时藩主德川光国为了修纂一部规模宏大的日本通史即《大日本史》，聘请了一些学者在他的史馆（取名“彰考馆”）工作。他常在樱花烂漫的良辰邀集史馆的学者们在后乐园中燕饮赏景，朱舜水躬逢其会，遂有《游后乐园赋》之作。这篇赋既赞风月林泉之美，又寓意于“忧劳天下”。
这个后乐园由于有朱舜水的因缘，清末以来吸引了不少来到东京的中国人。著名诗人黄遵宪和维新派政论家王韬两人相会于东京时，曾经和日本友人同游后乐园，写下了互相唱和的诗篇。
朱舜水的遗著、手迹、遗物和关于他的某些资料，现在都保存在水户市“水府明德会彰考馆”和茨城县历史馆。我到彰考馆参观时，首先看到的就是朱舜水手书的一件大横幅：“薄而不挠 廉而不刿 有瑕于中 必现于外 明 舜水 朱之瑜”。在这个纪念馆的陈列柜中，藏有《朱舜水书牍》、《舜水上义公书》各一卷（注：义公是德川光国的尊称）、川水所撰《楠公赞》（佐佐十竹手书）一幅。舜水使用的一块石砚也保存在柜里。这个纪念馆里还藏有一幅朱舜水画像（长谷川等善画），舜水穿戴明代衣冠，双手轻掬胸前，神态庄重安详。
茨城县历史馆与“彰考馆”相邻。在这里看到了德川光国编辑的《舜水先生文集》、安积觉编辑的《舜水朱氏谈绮》，这两部线装书都是江户时代的出版物。
朱舜水墓在茨城县常陆太田市境内的瑞龙山（按：《清史稿》的舜水列传说瑞龙山在长崎，是不对的），与德川光国墓相距不过几百步。光国破例地将朱舜水安葬在他德川家的墓地里，是表示对老师的尊敬。舜水墓碑上刻的“明征君子朱子之墓”八个隶体字，是光国亲笔所书。蓊郁的古树拱卫在舜水墓的四周。
凭吊朱舜水墓以后，顺便去德川光国晚年隐居的西山庄访问。当我来到西山庄进口处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崭新的大石碑巍峨耸立在路旁。走近看时，碑上有“朱舜水碑”四个大字。碑面雕着朱舜水像，旁边刻有两行字：“道义一贯，日中心交”。据碑阴记载，这座纪念碑是茨城县知名人士在1976年建立的，碑文为国立茨城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石原道博先生所撰（石原博士也是传记《朱舜水》一书的著者）。
朱舜水在给日本人士的信中一再真诚地表示，他希望实现“中国、日本千年之好”，两国“世世和好”。在三百年前那个时代他就已经说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今天说着的话。朱舜水可谓中日友好的一个先行者了！
由于清朝的民族压迫和闭关锁国，朱舜水的著作和思想在中国被埋没了二百多年，但是后来还是在自己的同胞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不是受了朱舜水的爱国精神的感召，年轻时的鲁迅当年从仙台去东京时为什么要中途在水户下车，专程去凭吊瞻仰朱舜水的遗迹呢？如果不是为朱舜水的爱国精神所激励，留学时代的郁达夫怎么能写出那么高亢、激越的朱舜水颂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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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生子何须似仲谋”
高建国
“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说过的话。但南宋的陆游却说：“生子何须似仲谋”。且不论陆游此诗是否另有深意，单就其有裨于当今的父母树立正确的教子观这一点来说，就很值得赞赏。
孙仲谋（亦即孙权）是三国时东吴的君主，他的文韬武略，连号称“一世奸雄”的曹操也不能不叹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似他。自然，也使世代的许多父母奉为教育自己子女的楷模。不过，尽管一代又一代的父母用心良苦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但历史上堪与孙仲谋媲美的帅才还是屈指可数的。
应当说，这个道理今天做父母的差不多都懂。但不少人在实行时却又糊涂起来。譬如说吧，子女若读书，有些父母就必得要他们上大学，考研究生，将来当个什么“家”和“师”才好；子女若从军，有些父母就必得要他们进院校、提干，将来当个什么“长”才成。这些愿望固然有鼓励子女积极上进、发奋成才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不少副作用。一些青年因升学落榜或在其他方面未能遂愿而遁世轻生，恐怕与这种来自父母的压力不无关系。
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批贤能之士。作父母的如能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孙仲谋那样的栋梁之才，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社会毕竟是有分工的。在这部大机器中，既有较为惹人注目的主件汽缸、活塞之类，也有不那么起眼的辅件螺丝钉。是“主件”也好，是辅件也罢，都不可缺少。作父母的如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同样也是值得嘉许的。
无数事实说明，许多杰出人物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并不在于当初他们是否出人头地，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惮平凡，辛勤劳动和创造，才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淘粪工时传祥、售货员张秉贵、伤残青年张海迪……他们都不曾当过什么“家”和“师”，但谁能说他们不是我们社会不可多得的人才呢？所以，有志于使子女成为四化建设有用之才的父母，在鼓励孩子树立雄心壮志，争取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同时，不妨重温郭沫若同志说过的一段话：“为了无产阶级的千秋大业，我们何妨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当一当螺丝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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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掌声之后的深思
石肖岩
想起《甲午风云》、《林则徐》上映，那邓大人、林大人一出场，就免不了博得观众的一片掌声。
巧得很，近日笔者又在影院中听得掌声，这是在看新影片《火烧圆明园》之后，几位朋友相遇都说，凡是画面出现严惩洋人的那两处镜头，全场莫不是掌声如雷，令人痛快。一处是通州谈判，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僧格林沁不甘示弱，将个狂妄至极的巴夏礼双手举起，悬空转了七八圈，最后狠狠地抛入了庭院池中。再一处是赫赫有名的八里桥之役，激昂、悲壮，官兵直冲敌阵，大长了民族威风。
一部影片，能够拨动观众的心弦，使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不能不说是成功。《火烧圆明园》正是以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血腥侵略，讴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唤起了观众的共鸣。
然而，也就在掌声与痛苦之余，笔者不禁想到其它。先就僧与巴夏礼相争而言，姑且不说史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只讲僧格林沁对巴夏礼说的这两句话：“大风大浪经得多了”，消灭入侵洋人只不过象“捻死一个臭虫”，这恰恰暴露出当时清王朝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同一个僧格林沁，不就在新河之战，落得个七人生还？清朝自以为“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藩国小邦”，就连那祖宗传下来的三拜九叩礼，也非要入朝“晋见”的西方人效习不可，岂不是迂腐得很？再有，八里桥血战，爱国士兵十分勇敢，可是在洋枪洋炮面前，不能不最后败阵，重要原因之一，不也是由于不知火器已替代了冷兵器？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的历史，也是封建政权昏庸，中华民族遭受外侮的历史。而后者，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当我们为《火烧圆明园》鼓掌之时，切不可遗忘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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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这里起飞
湖南浏阳 许自茎
手影一只鸟儿望着黝黑的大地，——那是你握着粉笔的手，映在黑板上的影子，没有鸣唱，只是默默地盘旋。穿越漫漫岁月，衔来远古的瑰宝，飞过茫茫海洋，叼来异国的馨香，把光灿灿的一切揉成种籽，撒播在这黑黝黝的大地，黝黑土地将长出苍郁的森林，苍郁林中会飞出无数只小鸟。唱着更新更美的歌儿，在苍穹中展翅翱翔。
教室一排排课桌象连绵的山，一排排课桌似茂密的林，林间清风拂动，山里鲜花璀璨，一群群雏雁正在吟唱，面对那黑黝黝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