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戏曲界要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前进
袁雪芬
党中央最近提出在思想战线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非常及时，意义重大。我们戏曲界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七年中，由于党的文艺方针指引，经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无论在剧本创作和改编、导演表演艺术的提高和舞台美术的创新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这几年来，在戏曲舞台和我们队伍中，都还有许多缺点和弱点，尤其是存在着精神污染的现象。我们深有痛感的，就是有些同志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表示淡漠、动摇，乃至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倒退倾向。
对戏曲工作者来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应当拿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戏。而有些同志却不去区别剧目的糟粕与精华，不顾演出的社会效果，主张想要演啥戏就可以演啥戏。若不赞同，便被指为“僵化”、“极左”。甚至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近年已明令规定不宜演出或禁止演出的戏，有的地方仍然置若罔闻，还是照演不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艺术商品化的错误影响下，一些内容陈旧、格调低下的老戏被翻出上市；有的则把戏改时已经剔除的糟粕又拣了回来；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些早在解放初期被赶下舞台的美化叛徒、诲淫诲盗的坏戏，竟然东山再起，又出现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在上海就有那么一个剧团，公然演出《马寡妇开店》这样的坏戏。类似这样乌七八糟的演出，还蔓延到一些公园，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年的影响非常恶劣。应该看到，戏曲在我国十亿人口中，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演出的混乱，不只是糟蹋戏曲艺术，而且污染社会，污染人的灵魂。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戏曲工作者，怎能容忍这种现象呢？
戏曲舞台上出现精神污染的问题，固然同过去遗留下来的大量含有封建毒素的旧剧目还有很大的影响，以及忽视推陈出新工作有关，但更与随着对外开放，我们队伍中某些同志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向钱看”思想抬头，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错误倾向分不开。有人不是就公开主张要钻开放政策的空子“捞它一把”吗？他们对为人民服务相当冷淡，而对追求金钱却异常热衷。剧团下厂下乡演出，有些人是有利可捞就去，无利可取不干；平时要增演一场是锱铢必较，搞起那种以赚钱为主的承包，场次却是不厌其多；有的拿着国家的工资不上班，还要利用国家院团的牌子出外捞外快；追逐铜臭、唯利是图者不乏其人。还有人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我服务”，追名逐利，不惜降低人格，败坏剧团的风气，以低级庸俗的表演和装饰取悦于落后的观众；甚至还有些人各拉一帮为自己捧场，引起观众在剧场里互相争斗。对于这种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共产主义道德相抵牾的表现，广大观众早有意见，多次提出尖锐的批评，戏曲工作者的大多数也是不满意的。
戏曲界存在的精神污染，反映出我们某些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软弱涣散，存在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的同志借口实行“百花齐放”方针而放弃领导，有的同志为了想搞改革，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必要的试点，就轻率地行动。在上海就有这种情况，甚至出现象《爱，在我们心里》这样有严重政治思想错误的戏。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戏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也是自身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我忘不了五十年代初，党领导戏曲剧团进行“改人、改戏、改制”，不仅废除了剧团中的剥削制度，禁演了坏戏，净化了舞台，而且戏曲工作者本身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过去演员是充当老板手中的摇钱树，被视为供人娱乐消遣的“戏子”。正是党把我们演员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出来，成为受到尊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党的亲切教诲下，我们懂得了演戏是“高台教化”，认识到为人民服务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高尚！回想自己这三十多年来的经历，感触很多，多少年来自己在做人和做戏问题上的求索，现在不是找到最正确的答案了吗？我欣喜地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艺术不再为金钱所役，而以为人民服务为荣；演员不再设法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是从事严肃的艺术创造。新中国的戏曲工作者从政治上翻身了，从精神上也真正地站起来了！时代在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按照党和人民的期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决不能又重新沉沦到旧戏子的地位上去。
我们戏曲工作者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就必须与精神污染作坚决的斗争。这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戏曲界一定会在清除精神污染中，高举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旗帜健步前进，开创戏曲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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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丰美术论集》序
林默涵
江丰同志是文艺界一位老战士，是无产阶级美术家，是我国人民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在美术理论、美术教育和新兴木刻艺术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泯没的。
江丰同志出身于工人家庭，从青年时代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三十年代初，他和几位同志联合创办了“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木刻讲习会，是我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开创者之一。1931年，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一八艺社研究所”是“美联”开展活动的一个据点。193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美联”执委兼党团支委，并担负上海民众反日会的宣传工作。这期间，他两度被捕，在狱中英勇不屈，曾因殴打叛徒，被加判延长六个月的监禁。抗战初期，江丰同志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教员，后任美术部主任，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北联合大学任美术系主任。全国解放后，江丰同志被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先后在杭州和北京任美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政治风暴以后的二十多年，他历尽风霜，饱经忧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并未消沉停顿，而是继续关心美术动态，坚持做研究工作，完成了《名画欣赏》、《论印象画派》等论著数十万言。1979年改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委任他为文化部顾问、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选他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雨露，使他在古稀之年又焕发出革命青春。他愿以加倍的辛勤，补偿失去的时光，虽受病魔缠扰，仍然奋不顾身，几次在工作的紧张关头病倒。党的十二大关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号召，鼓舞了他，在美协召开的学习十二大文件的座谈会上，他在激动地发言时突然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我们党的一位优秀的老战士——江丰同志，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江丰同志离开我们已一年有奇，他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关于西洋美术的理论专著和许多烙有革命战争年代火与血的印记的木刻作品，而且有大量的关于美术创作、美术教育的论著、报告等等。这些属于人民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已经并将继续给我们的美术工作以多方面的启迪。现在由他的战友和学生们将其汇集成书出版，显然，其意义不仅是为了纪念故人而已。
江丰同志的美术思想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他认为美术的最高任务是为人民。他说：什么是我国当代美术家们所服膺的总的时代精神趋向呢？什么是我国当代美术家们的艺术才华所附丽的根据呢？回答是“人民！”他始终牢记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我们的话：妨碍艺术创作的各种框框一定要打破，但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框框决不能抛弃，因为这个是立场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艺术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要在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前提下，讲思想解放，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艺术与资本主义艺术性质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在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上。江丰同志满怀着信心和自豪的气概宣告：我国美术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荣誉不是“桂冠”，而是在“美术家”的前面冠以“人民”这个用大写字体书写的称号。
我们的美术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该以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主。江丰同志一再呼唤美术家深入生活，到人民群众的沸腾的生活中去，重视对生活的发掘和体现。他认为，美术家应该以群众的生活热情来激励自己的创作实践，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激励群众的生活热情。脱离生活的美术家，纵有才华也势必枯萎，生活空虚必然导致作品苍白无力。江丰同志的木刻，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血肉相连，当年很受鲁迅先生的喜爱。江丰同志厌恶那些蔑视人民群众、关起大门孤芳自赏的艺术，而对于反映人民劳动、生活、斗争以及向往美好未来的优秀美术作品，则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文艺界有少数人鼓吹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文艺的中心问题是形式，不是内容；甚至认为艺术就是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是前者决定后者，而是后者决定前者。这种论调，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其实质是为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倾向作辩护。他们“目中无人”，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只是一些线条、色彩或几何图形的随意组合，而艺术就是这种“自我感觉”的表现。人民不会爱这种艺术，因为它明白地表现出缺乏对人民的爱。然而，这种艺术的形式，也还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它的内容就是冷漠的自我中心主义。正因为如此，这种艺术受到了某些大财阀们的支持和吹捧，他们用高价收买、巡回展览、建立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办法，来扩大它的影响，妄图使人们相信这就是“最新的最伟大的艺术”。很明显，这种艺术不会伤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根毫毛，却大有利于使人们逃避现实，脱离群众，而陷入孤独的自我麻醉的梦幻中去。这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我们并不拒绝对它进行研究，其中某些具体手法技法，或许有可借鉴之处，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楷模，对它亦步亦趋。现在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不仅迷惑了我国一些青年美术工作者，也使某些颇具成就的画家变得糊涂起来，甚至著文加以赞扬。江丰同志对此进行了率直的批评。他指出：“我们的美术在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些美术工作者好以创新、要求风格形式多样化为名，把西方现代画派的货色引进我国，冲击我们社会主义美术。我们赞成创新，赞成风格形式多样化，否则，不能满足人们对美术多种多样的需求。但我们提倡创新、风格形式多样化，必须有个前提，就是为了把社会生活或自然风景表现得更真实、更美、更动人，更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离开了这个前提，如有些作品连事物形象也被抛弃，或者变形变得使人们看不懂的所谓创新和风格形式多样化，我们是不赞成的，必须坚决反对。”
江丰同志尊重民族美术传统，但他不是唯古是崇的保守主义者；他也重视借鉴，但他不是盲目仿效和照搬外国艺术。他积极倡议筹建中国民间美术馆，以继承和发扬灿烂的民族民间美术，又主张派出专业美术人员去西欧临摹油画名作，以供我国美术专业学员的学习参考。他反对把西方美术的糟粕引进中国来，他认为抽象派之类的美术，不符合中国实际需要，背离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不能真实地表现人民的生活和形象，把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产品——现代派艺术及其理论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是犯了一种时代的错误。
江丰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原则的执着，是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他不因个人的得失而稍微改变这种精神。他心口如一，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因而有时获罪于人。当然，他的意见难免有偏激或不周之处，但他的大公无私的出发点是无可非难的，他的基本观点，也已经和还将由事实来证明是正确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江丰同志也不可能没有缺点。然而鲁迅先生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而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我们是珍重和宝爱战士的遗戟的，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新的战斗。
1983年9月于成都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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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为人民做什么？
张君秋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着重提出在思想战线消除精神污染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当前，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我们每一个戏曲演员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要为人民做些什么？
为人民做些什么？这是一个艺术演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效果问题。是把艺术当成攫取个人名利的商品，不顾艺术质量，甚至演一些坏戏搞精神污染，还是努力提高艺术质量，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戏曲演员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谈这个问题，我总要联想到新、旧社会戏曲演员社会地位的对比。在旧社会，艺术是商品，演员受歧视，凡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演员对此都有切身的感受。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尊重我们，称我们为“文艺工作者”、“人类灵魂工程师”。我感到，戏曲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仅在于名称的变化。重要的是，在党的教育下，广大戏曲演员逐渐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艺术不是供人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物，而是鼓舞人民团结向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我们自觉地把自己在旧社会演出过的剧目进行一番清理，放弃了那些即使是自己拿手的但对社会却是有害的剧目，整理、演出了内容健康的优秀传统剧目，努力创作、演出了大量的优秀历史剧目和现代戏。这样做，就使得我们戏曲演员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认为，这是建国以来党领导戏曲改革的重大成绩。“四人帮”搞极左，一笔抹煞了这个成绩。我们批判“四人帮”，就要充分肯定这个成绩，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把戏曲提高一步，努力为人民创作出最好的精神食粮，推进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近几年来，一些戏曲团体在恢复演出传统剧目之后，演出了一些本来已经放弃不演了的坏剧目，为了抓钱，不顾演出质量，甚至演出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剧目。我想，这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因而使得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做为一个戏曲演员，谁也不愿做供人消遣的所谓“唱戏的”，但是，要使人们尊重自己，首先要自重。我们自己演什么样的戏，这个行动本身就决定了我们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因此，我认为，每个戏曲演员都应从我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自己辨别艺术上的精、粗、美、丑的能力。要自己把好关，检查一下自己为人民演什么样的戏，是为个人名利，还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搞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搞精神污染？我最近在《戏剧报》同戏曲演员同志们协商，提出了两点倡议，初衷正在于此。
我已经年过六十了，不能和中、青年同志在一起，象他们那样长期坚持舞台表演了。我把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写在这里，是为了和大家共勉。最近，我曾经参加了慰问引滦入津工程的演出活动，在那里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我感到，人民哺育了我们，要给人民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素质，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毕生要坚持做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我愿和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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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谈近几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
舒信波
粉碎“四人帮”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表现在作家的视野开阔了，作品的题材更加多样，人物更加丰富，表现手法也有新的探索。
一些作家已经注意到在自己的作品中，尽可能地在有限的历史和生活场景中，容纳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力求跳出单纯地描写一个事件、一个战役的过程，或一个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的写法，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生活，纵横交错地融汇在一起，以恢宏的生活画面，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示了时代的风云、阶级的搏斗，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作家生活视野的扩大，作品中的背景拉得更开，笔触深入到生活的细小角落和人物的心灵深处，作品也就具有开阔感和纵深感。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旋风》、《黄河东流去》、《漩流》、《瀑布》、《堡垒》、《决战》、《上党之战》等都在这方面作了探索。
人物形象的多样化是又一显著的收获。作家们在人物塑造上，不再单纯地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对立双方去寻找代表人物，而是从历史生活的整体中去观察和分析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在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由于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经历等形成的人物思想性格上的差异，这样，作品中的人物就显得千姿百态。不仅如此，作家们还力求从人物的心理、习惯、爱好、情趣等多方面去丰富人物的思想感情，展现其精神面貌和行动的依据，人物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朱佳富、于而龙、芦花、徐秋斋、凤妹子、韦步平、方红薇、桂之瑶、文超尘……，这一系列艺术形象，丰富了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在人物形象的丰富多样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明显的变化：普遍重视了对普通人形象的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和妇女形象得到了更多的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已不象过去作品中那样拘谨，作家敢于放开手来从各个侧面去揭示其生动的个性了。
此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新的探索和尝试。如人物描写的心灵辩证法，情节结构上的时空交错与电影蒙太奇的运用，以及梦境、幻觉、联想、闪回镜头的广泛采用等等，都对增加作品艺术感染力起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上述创作的成就，还仅仅是反映在一部分作品之中，从总体来说，突破还不够大。因此，当前面临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艺术贵在创新，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的多数作品中还是存在着老主题、老人物、老故事的通病。这些作品的作者，缺少对历史生活的深入思考和表现角度的新的探求。他们习惯于轻车熟道，按旧的框框和老的程式进行创作。结果是人物面貌似曾相识，故事情节公式雷同，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寻找到新的角度，就能取得“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只要我们有新的艺术构思，就能打破已有的格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历史进行再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已经达到的和可能达到的新的认识水平，在对革命斗争历史作出有别于前人的认识，从而在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有新的发现，新的角度和新的构思也就有可能实现。
从一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出，现在有的作家创作上避难求易，缺乏一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对如何走出老套子，特别是如何写出具有史诗性的作品考虑得不够。因此，满足于从一个侧面或一个小插曲来反映历史。诚然，我们并不否认那些从一个生活侧面，一个斗争小插曲中，反映革命历史风貌的作品，但这类作品过多，就容易使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挤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就不可能有大气磅礴的历史纵深感。应该看到，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事件、重大战役，牵动着当时的整个社会、亿万人民，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波澜起伏，万象纷呈；斗争的严酷，生死的考验，也往往把人的内在的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强烈的色彩显露出来。因此，对这些重大事件、重大战役作画面广阔的全景反映，对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进行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的艺术概括，作品就有可能在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突进一步。人们期待着作家写出博大恢宏，深邃浑厚的史诗性作品。
这几年来，我们的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多样化方面成绩是很大的，但相对来说，英雄人物的塑造却有所忽视和减弱，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许多作品包括一些优秀作品中，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着力是不够的，较之五十年代的同类作品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首先是作家在思想认识上的不足所造成的。有的作家一听到提倡写英雄人物，就误解为又要搞“高大全”，有的作家甚至还提出不写英雄人物。这样的认识和主张，就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作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内容作出深刻的理解和回答，也无法在作品中充分地抒写共产主义理想、情操、品格和革命的英雄主义。应该承认，人对社会的作用绝不会是相等的。“人是时代的产物，人的成长，跟在肥沃土地上的树木成长一样，可是，强有力的巨人却反过来推动时代的事件。虽然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推动时代的事件，但他的确可能滞缓或加速这些事件的发展”（阿·托尔斯泰《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在革命英雄人物身上，萃集着劳动人民的崇高美德，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他们往往代表和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能否塑造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是革命历史题材是否取得了新的提高和新的突破的重要标志。虽然不能要求每一部作品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从总体上来说，英雄人物应当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人物画廊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提高和突破，应该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提高和突破，离开了这个指导思想，就会走向歧路。当前创作中的“非革命化”、“非英雄化”倾向，就是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如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女俘》等就是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倾向。作者对于这一段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不是给予满腔热情的肯定和赞美，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反映。相反，他们沉溺在对历史的消极回顾和对现实的怀疑和迷惘，甚至忏悔的病态之中，以缠绵悱恻的伤感和忧虑取代风云龙虎之气，以柔弱的闲愁淡恨消融刚毅坚韧的革命精神，以共同的人性、抽象的人道主义抹煞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有些作品脱离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把一场尖锐的阶级搏斗，变成抽象的所谓人性、人道的心灵发现。敌我双方都在所谓共同人性的感应之下，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敌为朋友。甚至共产党人竟然会拜倒在敌人的脚下，忏悔起自己是“真正戕害善良的罪人”，悟出“友爱”是做“人”的“真谛”，把一场严酷的两个阶级的殊死决战，变成了阶级调和的试验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美学观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对革命斗争历史歪曲的反映，起到的是腐蚀人们的灵魂，污染人们的精神的危害作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两个阶级、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阶级斗争”“革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千万不能忘记和抹煞这个基本的历史真实，谁要忘记了这一点，就必然会对历史作出歪曲的反映。因此，在我们争取创作上新的提高、新的突破时，对于这种错误的创作倾向，尤其要进行抵制和斗争，决不能让这种创作上的“癌”细胞任其扩散。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我们有十七年的成就和经验，又有近几年的成就和经验，只要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去熟悉和研究革命历史斗争生活，满腔热情地歌颂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就一定能使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有一个大的提高，使文艺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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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革命的壮歌
——看舞剧《高山下的花环》
张苛
最近，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演出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剧《高山下的花环》，是一曲革命的壮歌。它使我们看到新的一代的成长，虽然成长充满了矛盾斗争——和母亲的溺爱、自私自利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矛盾斗争；但是在我们的土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在明媚的阳光——党的培育、教导下，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这是闪光的一代，披着时代的光彩，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彩！这个舞剧是用舞蹈艺术陶冶人们情操的净化剂！
舞蹈创作表现现实题材难，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题材更难。前卫文工团的同志们知难而上，运用舞剧特有的规律，对原作进行了浓缩、剪裁、编织、绘制出有声有色的场面，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扬舞蹈艺术抒情的特长，正是舞剧中几段舞蹈成功的原因。梁三喜牺牲时，时间为之凝止，他和蒙生的双人舞表现了壮美。玉秀的情思，碧水也为之悠悠，她和三喜的双人舞显示了甜美。编导们用优美的舞蹈抒发了美的情操、美的感情。舞蹈揭示内心矛盾是较难的，可是通过四个母亲、八位战士和蒙生交织进行的舞蹈，使观众洞察蒙生的思想斗争。在处理三喜、蒙生同时躺卧、思绪各异时，巧妙地展现了两个人物所处的不同环境，受到的不同影响。编导还运用渲染、对比的手法，如用傣家幸福的生活牵引玉秀的情思，用战斗的凯歌激发蒙生的悔愧。从表现的内容出发，从人物的塑造出发，这些朴素的舞蹈语汇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粗犷的地方秧歌在玉秀和三喜的双人舞中变得柔美；反映战斗的舞蹈，那铿锵的节奏，那迅猛的舞姿，那多变的画面，是感情的激化、升华。特别是调动了多方面因素，如音乐上民族乐队演奏出交响性的效果，舞美上利用分割的天幕造成多空间的表演区等，都为表现现实题材，扩大舞剧的表现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舞剧《高山下的花环》可能考虑到要忠于原作，使人稍有拘泥之感。如果人物再集中些，更充分地发挥舞剧的特长，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相信通过听取意见，修改加工，会精益求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