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学习安子文同志的坚强党性
李楚离 帅孟奇 王甫 陈野苹
我们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
安子文同志生于1909年。他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党。1936年以前，他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他曾四次被捕，在敌人面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1936年，在华北抗日斗争的形势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党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经验，能够坚持党的路线，熟悉当地情况，并且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来组织和领导华北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但是，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包括子文同志在内，当时还在狱中。党中央决定，通知北平党组织尽力设法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出狱后，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成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子文同志调离北平，参加了北方局组织部的领导工作和晋冀豫、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工作。1943年他到达延安，任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党校教育长。1945年8月到1956年，他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兼任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长、中央直属党政军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1956年党的八大时，安子文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一年，为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和不懈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安子文同志组织性纪律性是很强的。他对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从来都是认真贯彻、坚决执行，当好党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参谋。1948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子文同志十八年如一日，认真坚持了中央规定的这一组织制度，从不间断，从不越权。
安子文同志常说，我们做组织工作，必须以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依据。每当党的政治任务确定以后，子文同志总是遵照中央的决定，同中组部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及时地提出相应的组织工作计划，切实贯彻执行。抗日战争结束后，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子文同志和中央组织部同志一起，全力以赴地组织和抽调大批干部火速进入东北开展工作。全国胜利前夕，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为了迎接全国解放，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准备好大批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彭真同志领导下，中央组织部由安子文同志主持精心组织了准备5．3万个干部的工作，并采取开办各级党校、干校、训练班，充分使用社会上原有的人才，放手争取他们来为革命服务等办法，培养训练干部，组织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展新区工作。建国以后，又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随时组织和调配干部力量，转上工业建设和文教、政法、外事等战线。当时调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共有16万多人，其中为165项重点工程建设选调的领导干部就有3，000名。这些工作，对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建国以来，党成为领导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安子文同志十分注意领导大家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1950年3月，安子文同志分析了党内的状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召集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来讨论党的建设问题。为了准备开好这次会议，中央组织部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由安子文同志主持，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开了两次准备会议，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酝酿讨论。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正式召开。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1955年8月，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就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状况和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1962年秋，中央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执政党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的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指出，执政的党对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执政的党，必须认真地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
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团结爱护干部
安子文同志经常强调做好干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反复强调要熟悉了解干部。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场合，来熟悉干部，了解情况。每次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找各地领导同志和干部谈话，了解干部情况和组织工作情况。他脑子里装了许许多多干部的情况，对他们的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分析。中央经常让子文同志物色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人选，他能随时提出几个对象，全面地介绍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供中央考虑选择。由于子文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能及时地准确地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赞扬。
安子文同志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经常讲：“我们有一句老生常谈：‘一切从工作出发’。在选择干部时，也应从工作出发，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对党对人民有利，就怎么办。从工作出发来选择和分配干部的工作，那才是党的原则。”对干部的安排使用，子文同志坚持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提出能担任什么职务，不能担任什么职务，不照顾迁就，不搞调和。
安子文同志心胸宽广，很注意爱护干部，很善于团结干部。他对干部平等相待，许多干部有话愿意找他讲，有问题愿意找他解决。他经常教育下面的同志，对来组织部谈话、办事的干部，一定要态度热情，工作耐心，对他们提的问题，反映的情况，凡是对的一定要虚心接受，不对的也要耐心说服教育，要使组织部成为“干部之家”、“党员之家”。他对待干部的错误，能够实事求是，做到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对犯错误的干部，子文同志既坚持原则性，又非常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他经常强调，处理干部要十分慎重，宁可不及，不要过分，要留有余地，这样才能避免发生错误，伤害同志。对于一些在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安子文同志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加以保护，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在“反右倾”中许多干部受到错误处理，他能够大胆地、公正地向中央提出建议，给予平反纠正。
安子文同志抱着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精神，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认真做好审干工作，严肃稳妥地处理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为了处理好一些干部因过去条件所限而保留的某些政治嫌疑问题，中央组织部经中央同意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中保留政治嫌疑问题的暂行处理办法》，实事求是地慎重地解决了一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解脱了思想包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建国以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央组织部曾多次召开会议。制订正确的政策，是审干工作中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在审干工作全面展开以前，在中央的领导下，安子文同志组织中组部和各地同志，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反复的研究。最初，对几个有过不同类型的政治历史问题的高级干部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处理意见，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进行汇报，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指示。然后，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各地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制订了《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央审查批准，作为各地处理这类问题的依据。这个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政策规定，是保证审干工作健康完成的重要关键。“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把这个文件污蔑为“黑六条”，作为“叛徒哲学”的“罪证”来批判。今天，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事实证明了五十年代我党所进行的审干工作和所制定的有关政策规定的正确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为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不倦的斗争
安子文同志特别重视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我们党的建设。他强调指出，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子文同志把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坚决维护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强调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要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加以解决，不能走形式，要真正发扬党内民主。提出要加强党内的民主教育，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的纪律，保证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行。在工作中，把研究和检查各级党委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为部的经常的重要任务。在部内，他模范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大事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
建国初期，安子文同志多次向中央报告了各地建党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些报告具体提出必须注意吸收优秀工人入党，以改善党的成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必须注意保证党员质量。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讨论了发展党员的工作，提出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接着，在安子文同志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积极慎重的发展党员工作方针，得到中央的同意。多年来，各级党组织按照这个方针，有领导有计划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安子文同志十分注意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1956年，根据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他主持起草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和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提出要提高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并采取具体措施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切实克服关门主义倾向，着重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各地相继接收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入党。
执政党的地位和特点，要求我们经常地做好党的整顿和建设工作。1950年5月中央提出，对所有党的组织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一次整顿。各地在经过充分准备以后，先后开展了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到1954年春，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这次整党是比较成功的、健康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通过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在这次整党中，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他经常向中央反映情况，总结典型经验，提出工作意见，还亲自写文章做报告，推动整党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安子文同志坚持党的原则。长期以来，他同各种反党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53年，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当时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进行非难和攻击。子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一方面对工作中确实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作了检查，对某些情况作了说明；另一方面对饶漱石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他把发言稿事先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和批准。在高、饶反党活动开始时，子文同志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子文同志诚恳接受批评，深刻检查错误，并且告戒我们，要提高思想水平，增强识别能力，警惕党内的阴谋家和野心家。
安子文同志同阴谋家康生的反党活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多年来，康生搞乱中央党校，对两任主要领导人进行陷害和打击。子文同志针锋相对，坚决保护受迫害的老同志。康生多次背着中央妄图插手中组部，也遭到子文同志的坚决抵制，使康生的阴谋未能得逞。“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对安子文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进行了种种诬陷诽谤，对子文同志残酷迫害，子文同志坚持真理，忠贞不屈。九大前夕，子文同志身在囹圄。康生为了陷害刘少奇同志，派人用“给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子文同志写假证明。子文同志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大义凛然，拒绝利诱，宁可挨毒打，决不做欺骗党的事情。康生、“四人帮”的这种卑鄙的行径，连续三次遭到安子文同志的严正训斥和拒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同志彻底平了反，党中央作出决定为1966年前的中央组织部恢复名誉，为一切受过牵连的同志全部平反，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的。
积极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最重要的组织保证。安子文同志目光远大，他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不忘记考虑战略问题，把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作为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1963年上半年，安子文同志派副部长赵汉同志到某省调查，发现在干部队伍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年龄较大，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少。子文同志根据赵汉同志的意见和他本人与一些干部谈话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作调查，向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后，子文同志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大量培养提拔优秀年轻干部的要求和措施，向中央作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子文同志提出，为了大胆地、积极地、破格地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就必须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他说：“要选择几个标兵，做个榜样，说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他首先从中组部机关做起，按照中央提出的选拔一批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参加省一级和中央部一级领导工作的要求，选拔年轻干部当中组部副部长，还挑选了一些更年轻的同志担任厅、局级领导干部。同时，还从地、市班子中物色了一批年轻优秀的同志到省、市委担任领导工作。
子文同志常说，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组织部门和干部部门的同志，都要做伯乐。他提出：精选几百个特别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县里去锻炼。按照这一要求，各地从1964年和1965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了1，000多名优秀分子进行重点培养锻炼。子文同志和中组部其他领导同志亲自带领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进行培养锻炼。通过全面的培养和锻炼，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在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子文同志在身患不治之症，卧病不起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安子文同志建议，我们每一个老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党认真物色和负责推荐确实优秀的年轻干部。他说，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在逝世前，在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自己的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他再三要求中央不要考虑他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他说，应该把自己的位置腾出来，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
我们纪念安子文同志，就应该很好地学习他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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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朱程烈士
崔田民 张承先 杨泽江 陈阜 夏川 门镇中 赵天德 牛星斗
1943年9月28日，是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日寇对我冀鲁豫边区进行最后一次疯狂“扫荡”，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旅长朱程同志，英勇牺牲了。
朱程同志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矾山镇一个贫苦矿工家庭，七岁上学，十一岁到福建集美学校读书，后又转到温州读书。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因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活动，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一年半。出狱后，朱程回到平阳家乡当小学教员，常和老党员叶挺鹏等同志在一起，并积极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1933年，蒋光鼐、蔡廷锴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在福建建立了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朱程同志当即赶到福州进行联系。
福建革命政府被蒋介石镇压下去后，他不得不离开福建，到津浦铁路谋职。1934年春，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选派他留学日本。1937年5月即将毕业时，由于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野心，他返回祖国，并决心先到已经成为抗日重要阵地的太原。当时，赶巧阎锡山在太原的军官教导团教育长张荫梧也打起抗日招牌，到处网罗人才，朱程遂被张荫梧聘为地形和土木工程教官。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张荫梧乘机建立河北民军，朱程也随他到了河北民军。
1937年冬，朱程同志在河南省林县任民军十大队大队长。1938年5月，民军十大队又和十一大队合并，朱程同志又任十一大队长。
1938年秋，张荫梧率河北民军总指挥部离开山西省陵川县随鹿钟麟去河北，留朱程同志任民军晋冀豫边区办事处处长，兼民十一团（民十一大队扩编）团长。张荫梧一到河北，便不断袭击我军，杀害我党政干部，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嘴脸。朱程、闻允志同志领导的民十一团则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因而遭受到张荫梧的忌恨。1939年春，张荫梧决定调民十一团到河北，妄图加以控制。当时朱程为维护统一战线，团结抗日，便到了冀西。张荫梧用民四团和民十一团合编的办法阴谋吞并民十一团，合编后，名义上仍由朱程同志任民四团团长，在这种形势下，他和张荫梧进行了有力的斗争。首先，朱程加强了和我冀西党政领导机关的联系，求得帮助和支持，并把教导队、少先队送到我冀西专署；其次，和我冀西游击支队积极联系配合；第三，把原民十一大队的学员分配到原民四团的连队担任指导员、政治工作员和政治战士，以加强政治工作。后来，张荫梧又以扩编部队为名，决定调朱程到冀南。因为朱程同志已认识到这是张荫梧将他调近，便于消灭的阴谋，并没有“遵命”前去。张荫梧见朱程不听从他的调遣，便命令民军第五旅吴嘉模部在内丘、邢台交界处消灭朱程。6月15日下午。当朱程由陵川县率一部分干部、部队回民四团团部，路过北店村附近时，突被五旅部队包围。在部队的掩护下朱程突围成功，同行的原民军十大队政治主任安道敦同志却被捉去活埋了。这就是“北店事件”。“北店事件”使朱程进一步认识了张荫梧的反动本质，因而下了脱离民军的决心，经过五昼夜的艰苦行军，将部队顺利地带到了山西省昔阳一带，后又将部队带到襄垣县休整。他在全团大会上，彻底揭露了张荫梧积极反共，破坏抗战，排除异己，不断进攻我党我军和杀害抗日干部群众的罪行，通电全国，宣布正式脱离河北民军。从此，正如原冀鲁豫边区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悼念文章里说的那样，“热情地追求真理”的朱程同志“最后找到了正确的归宿——共产党”。
同年8月，根据我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将民四团改为华北抗日民军，由朱程同志任司令员，闻允志同志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9月，朱程同志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华北抗日民军正式编入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序列，为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兼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朱程同志任旅长兼分区司令员，闻允志同志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张锡珩同志领导的河北民军十三支队也正式宣布脱离河北民军，和朱程同志领导的部队合并，并由张锡珩同志担任了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副旅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从而使华北抗日民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朱程同志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优秀党员、优秀指挥员。他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几年来转战晋冀鲁豫地区，为抗日战争写下了光辉的史页。
他在民军十一大队任大队长时，率领百余名学员去太行南区的博爱县敌占区活动。为了摸清敌情，他亲自侦察。还多次积极主动地带领部队袭击敌伪据点。
华北抗日民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在山西白晋公路上的夏店伏击战。1939年10月，朱程同志带领孙祖涵同志和一名警卫员，化装为去夏店北山大庙进香的香客，沿公路侦察了50余华里，最后选定在夏店附近的狮山设伏，袭击敌人的运输车队。这次战斗，朱程同志亲自指挥，我以伤亡6人的代价，消灭日军百余人，击毁敌汽车11辆，给白晋公路的敌人以重大打击。同年11月，朱程又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没费一枪一弹，消灭了张荫梧设在平城镇的反动办事处，俘获百余人。1940年元月，朱程同志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经过百余里奔袭和两天一夜的战斗，消灭了盘据在河南省辉县西部高山上的顽匪董良俭八支队，俘获人枪各千余，匪司令董良俭被活捉，打开了我军从陵川县东进平汉铁路的通道，而我则无一伤亡。1940年2月，朱程同志率领部队攻打河南省辉县县城。并在被迫进行的反摩擦战斗中俘获顽军朱怀冰部人枪各50余。1940年4月，朱程同志率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随二纵队东进冀鲁豫过平汉铁路时，部队担负着给纵队输送弹药的任务，刚过铁路不久，突破敌人包围。朱程同志率三个连向敌人勇猛冲杀，终将敌人打退，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二纵队杨得志司令员的表扬。
从1940年5月，到1943年5月的三年中，朱程同志领导指挥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及分区所属部队，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开辟和坚持了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朱程同志率领民一团，用不到半个月时间，便先后拔除了内黄县的西马上、阳邵集、魏流河等敌伪据点，消灭伪军400余人。1941年，敌人“四一二”大扫荡中，朱程同志率领少数战斗部队，带领沙区党政机关群众两千余人胜利突围，出色地完成军区赋予的各种任务。同年12月，民一团一个连在顺河集一战，消灭日军12人，伪军百余人，缴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1942年夏，在有名的内黄县东庄战斗中，消灭伪第一路军李英部百余人，并将伪旅长唐海廷击毙，使伪军两个月不敢出寨门。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曾说：“朱程同志率领的华北抗日民军到达沙区后，在与当地群众密切携手下，英勇作战，成为开辟与坚持沙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强大力量”。
1943年夏，朱程同志调冀鲁豫五分区任司令员后，参加了反顽战役，并分工指挥西路部队。他指挥沉着镇静，对于取得反顽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同年9月28日，在山东曹县东南地区王厂反“扫荡”中，朱程同志指挥部队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