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清除精神污染 努力表现新人
——从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塑造谈起
邓仪中 仲呈祥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加强思想战线工作，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想结合近几年来的文学创作，就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自从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于在创作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已经出现的一批描写新人的优秀作品，以其新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之“新”和性格之“活”，强烈地感染着广大读者，鼓舞着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去。
但同时，也无庸讳言，我们的作家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的努力，还不能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还不够多。有一些作者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有一些人还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就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来说，真正具有活的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还不多。在这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有碍于塑造具有丰富性格的新人形象的偏向：一是在追求新人性格的丰富性时，忽视了新人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即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脱离生活人为地制造性格的复杂性，把丰富性变成了随意性，复杂化变成了芜杂化，以至损害了新人形象；二是在强调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时，又重复过去的弊病，冒出了同样是脱离生活的把新人性格简单化、脸谱化和意念化的苗头，从而削弱了新人形象的艺术感染力。这两种偏向说明，在塑造具有丰富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既要防止人为地复杂化，污染新人的性格，又要防止简单化。这不仅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创作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能“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而应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他们结合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反复阐明要按照对现实关系真实、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去塑造典型，描绘人物性格，不仅要表现人物做什么，而且要表现人物怎么做，表现出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他们指出，一方面，要防止在创作中“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把人物性格内核分裂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并且明确地提出，在性格塑造上，应当力求做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与个性描写的丰富性的统一。很清楚，这正是我们今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所应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美学原则。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首先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即新人的质的规定性。人物的性格有了这个特点，则无论如何丰富、复杂，都有了重点。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新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这个本质特征，就具有了“新”的特色和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譬如，作为新时期改革者形象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和丁猛（《三千万》），前者雄心勃勃，刚直果断，锲而不舍，勇于进取；后者刚柔相济，粗中见细，讲究胆略与策略的结合。两人的气质、品格、风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和求实精神。他们身上闪耀着体现社会主义信念和精神的光彩，这正是他们堪称新人形象的根本所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淳朴、忠实，既严以律己又诚挚待人，很少豪言壮语，苦恼时还曾有过“干脆转业”的个人考虑；靳开来心直口快，一腔热血，但嘴头子上常说牢骚话，也闹过要转业；……可是，一旦大敌当前，祖国召唤，他们身上因党和人民长期哺育而流灌在血液中的革命信念和爱国情操，便消融了平时显露的各种消极情绪，迸发出夺目的火花。正是因为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活脱脱地展示出这些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可信；也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新人闪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因而使读者从中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可见，深刻地表现新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新的时代精神，确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首要条件。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作品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失误。有几部描写“青年探索者”形象的小说，从作者那赞赏的笔调可以判断，作者主观上是把笔下的人物当作“新人”来塑造的。但是，读罢这些作品，读者不能不在其中的“青年探索者”形象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上打个大问号，因为他们或从宗教教义中探求“人生的真谛”（《晚霞消失的时候》）；或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中寻找“人性复归自然”的出路（《近的云》）；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获取追逐利己主义目的的精神力量（《在同一地平线上》）。这样的人物的性格的主导方面偏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倾向，是决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样的人物进行了错误的审美判断，以丑为美，倾注了不应倾注的赞赏，这不仅有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正是歪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给人们以严重的精神污染。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是某些优秀之作里的形象，如果用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的高标准来衡量，似乎也还可以更精益求精。《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刘思佳未必堪称新人，他是朝着新人方向成长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的典型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掩卷凝思，似乎觉得作品在表现他性格的复杂性时，恰切地表现他作为向着新人方向成长的人物的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方面还嫌不足。例如，作品用过重的笔调描写他对汽车队女副队长解净的反唇相讥，以及写他对现实的冷漠观望甚至看破红尘。这些，在表现性格的复杂性上固然有其特殊的艺术效果，但由于未能站在应有的高度表现他向积极方面逐渐靠拢的“现实生活过程”，以至与后来的救火壮举显得不那么和谐一致。不是说不能描写新人或向着新人方向成长的人物身上的缺点，写了缺点就违反了新人的质的规定性；而是说这里有一个
“度”，有一个艺术分寸感，超越了这个“度”，就势必违背生活的辩证法和性格发展的逻辑，损害艺术形象的美感。为什么某些读者总感到刘思佳身上有那么一点令人难以言状的不快之感，原因恐怕正在于此。至于刘思佳形象之后，某些作品争相依傍和模仿，出现了一批“刘思佳式”的形象，其中不少平时放荡不羁，甚至违法乱纪，而一到抗洪救灾、与歹徒搏斗等关键时刻，都无例外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种人物的性格显然有一种人为的复杂化或二重性，缺乏新人的本质特征，是难以起到鼓舞人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的。
当然，在强调把握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时，切不可忽略或伤及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如果说质的规定性是灵魂，丰富性则是基础。离开了灵魂的基础势必虚飘，丧失了基础的灵魂难免伪饰。活的人物性格都必然是真实的性格，而性格真实的关键在于真实地描写性格的客观实在性，即人在现实关系中形成的性格（包括情感、心理状态等）的本来的丰富性、复杂性。新人如果只有一种信念，没有独特的喜怒哀乐，没有丰富的情怀，不食人间烟火味，就会成为信念的传声筒，变成某些政治概念的演绎物。这方面，切莫忘记和重犯我们过去往往把英雄人物性格简单化、理念化、脸谱化的错误。
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就要在把握性格的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同时，准确描写性格的诸多方面。黑格尔曾联系阿喀琉斯这个英雄典型说，只有描写这样的多方面性才能使性格具有生动性。这里所谓的多方面性，包括描写人的缺点、错误以至创伤。这样的描写也是生活本身决定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生活中的人如此，作品中的人物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集中概括，但决不能脱离生活而“拔高”。今天，我们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情感、行为，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别是经历了十年动乱这样的非常时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们身上往往会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与其它非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激烈斗争。真实而准确地描写这种斗争的特点并展示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趋势，就必然增强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和时代特色。《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燕儿窝之夜》中的“红姑娘”，《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这些人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称许，就在于其性格具有多面性融合而成的丰富性。他们富有理想，积极向上，又有各自的缺点，甚至都有特定环境造成的心灵的创伤。他们的性格具有歌德所主张的“单一的杂多”。这种“丰富而有重点”的立体化的性格，真实而可信，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诱人的艺术魅力。
表现新人性格的丰富性，还要在把握性格稳定性的同时，注意写好性格的发展变化。新人性格在横截上是多面的，在纵向上则是发展的。马克思说过，作为新的经济形态及由此决定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体现者，“本人也变化了，他们显露出新的品质，自身为生产所发展，所改造，形成新的才能和新的思想，新的交际方式，新的欲望和新的语言”。新人性格的这种发展，包括了不断克服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成长过程。许多成功的作品，都注意了写好新人性格的发展过程。而《祸起萧墙》和《明姑娘》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过自己作品在这方面的不足。傅连山、明姑娘形象，总的还是比较感人的，其所以还有点不太真实可信的“理想化”的痕迹，主要便在于没有写出人物性格日渐成熟的发展过程。《祸起萧墙》的作者说：“我只写了傅连山面临的客观上的掣肘，未能挖掘他主观上的局限性，而这种包括思想、眼界、学识和业务能力的局限，使他不可能具有点石成金、手到病除的‘神术’。他应该有一个复杂的痛苦的成长过程，不断地认识并努力从昨天给予的局限中挣脱出来，勇敢地跨向明天。我未能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写好人物性格的发展。”这，确实是新人性格塑造的经验之谈。
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只有在社会矛盾的冲突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我们所处的伟大变革时代，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尖锐。置身其中的新人尽管信念一致，但生活道路和修养、阅历各不相同，在解决不同的社会矛盾时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塑造新人形象就要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展示他们性格中新的特质，只有这样，才能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蒋子龙笔下的“开拓者家族”，大都是在改革与守旧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丰富、复杂、明确的性格的，因而独具风彩，激人奋发。陆文夫的《围墙》虽不是正面描写波澜壮阔的斗争，却是通过修造围墙的小事，透视出变革的推动力与阻碍变革的习惯堕力的尖锐矛盾，并从中刻画了实干家马而立的丰富性格。与这些作品相反，某些作品背对现实，面向“自我”，脱离社会矛盾而醉心于“自我”的“小小悲欢”和所谓“潜意识”，故弄玄虚地臆造所谓复杂的心理和病态的人格，散布动摇、悲观情绪，污染青年读者的心灵，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注意防止和清除这些消极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性格塑造的美学原则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巧问题，它关系到作家的世界观、美学观以及对生活的积累、认识和评价。作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树立高尚的美学理想，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新人的特质，敏锐地发现新人的闪光；作家只有把创作的视线投向生活，才能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从而塑造出具有丰富性格的新人形象。时代和人民呼唤文学创造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我们的作家一定要知难而上，担负起新时期赋予的历史重任，注意清除精神污染，创造更多具有丰富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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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根则枯
——谈音乐中的不良倾向
曾刚
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著有一部名叫《根》的小说，畅销西方。书的内容是为黑人寻他们种族的根，让人们不忘先祖的痛苦来历和勤劳斗争精神，以便“拯救黑人的自尊心”。
这倒引起了我的一点思索。
水有源，树有根，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这是人们熟知的道理，一点都不深奥；这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无根的现象，不论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领域都是不存在的。然而说来奇怪，“数典忘祖”的现象并未绝迹。于是，我想到了文艺，想到了文艺中的音乐。
文艺源于生活，生活是文艺的根。任何传世的杰作都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中，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历史已作出了这样的回答。音乐不是语言艺术，它不象文学也不象绘画那样，用具体的、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生活，但却并不妨碍它用自己特有的手段表现人生。社会生活同样是音乐的根。1875年，列夫·托尔斯泰听了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中《如歌的行板》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说：“我已经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曲子是怎样产生的呢？大约是1871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正在他妹妹卡明卡花园旁的屋子里写《水妖》管弦乐谱的时候，外边一个园丁唱起了一首民歌，新的乐思激发了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感情，于是写成了这首后来成为柴可夫斯基代名词的杰作。纯音乐作品尚且如此，声乐曲就更不要说了。我国革命音乐的先驱聂耳、冼星海的根，更是深扎于人民群众之中，和人民的关系水乳交融，他们的创作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这段话极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并告诫我们忘本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们应当身体力行。
近年来，我国的音乐事业，一扫动乱年月那种“万马齐喑”局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以《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相继产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的根深扎于人民生活的泥土，并且受到民族传统艺术的哺育。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社会上的确出现了某些用形容词（音调上则表现为装饰音或变节奏的滥用）掩盖着生活空虚的歌曲。这类作品，音乐上搞得花花哨哨，内容却平庸乏味，甚至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这类作品不仅游离于人民生活，也背离了民族传统。它们开始虽以“新奇”获得一些听众，后来呢？终为人们所厌腻而遭到冷遇。音乐上的这种离根的境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无因。有这样的人，他们对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发生了摇摆，于是，向生活学习的空气淡薄了，向传统借鉴的劲头低落了。创作不是从人民生活中汲取主题和情思，而是热衷于自我表现；不尊重人民的艺术情趣甚至鄙视民族传统，有人还公开表示要“向传统发出挑战”，以致于对外来技巧不加选择的使用，甚至模拟港台舞厅、酒吧间的音调等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已经造成了很坏的社会效果，使不少的听众，特别是青少年听众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污染，误以为这就是美，不知其实际上是丑，从而美丑不辨，香臭不分。这种倾向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就会对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损失。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祝辞》中提出的这条道路，是真正使革命文艺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偏离这条道路就会使音乐创作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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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端绪” 着意“引伸”
徐中玉
“史无前例”时期出版的有的《哲学小辞典》中，没有“否定之否定”这个条目。但有条“破与立”。据说，什么是“破”呢？曰：“破就是批判、打倒、革命、破坏等，也就是否定旧事物，促使旧事物灭亡。”所谓“批判地继承”无怪在实际上要统统落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历史发展上的“否定之否定”律，很长时期并没有在我们这里得到真正的承认，不消说会对批判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自以为“最最最革命”者，而发展到要“彻底扫荡”中外一切文化遗产，即是其登峰造极的表演。
在批判继承问题上，如按“否定之否定”律办事，那就应该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存。对这过程，其实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个称法，曰“扬弃”。即有扬有弃，扬中有弃，弃中有扬。这道理很对，但似乎还欠通俗，因为单这样说至少还不够具体。古代文论中已否感觉到存在这个问题？有否接近解说这个问题的资料呢？有的。姑举一例，如清代卓越的诗论家叶燮就在《原诗》卷二中这样说过：
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无可或间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
我觉得这段话极有见地。先是说了文学的发展先后相循，历史不容割断，其间联系是一天也没有中断过的。前有所启，后有所承，不但有所承，而且在继承之中得以增益、发展，加以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来讲，有没有先人积累大不一样，先人积累丰富不丰富、精深不精深也大不一样。在这方面，我们有如此悠久、丰富、精深的文化遗产，不但值得自豪，更是一笔足供我们今后开发、创新的宝贵遗产。其次说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前人由于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和问题，因此没有说过什么话，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应该有信心，在面对新现象新问题时，也能象前人当初对其时的现象、问题说了很多有创见的话一样，自出手眼说出很有价值的话来，不要自馁，不必等待，老想抓住了什么拐棍才敢走路。另一种情况是，前人对类似现象、问题已经说过些话，但已过时，或原就不对，那么后人就可因其不对，接受教训，自己开动脑筋，而提出别样的意见，说出富有新意，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话来。“另为他言”可说是否定，但如没有“前者之言”供研究比较，从中吸取教训，就可能蹈覆辙，走弯路，所以在否定之中，其实是保存了过去的某些经验、教训的，虽然否定，却并未对前人的过时或原就不对的东西“彻底扫荡”，实际是很重视，不过并未照搬而已。后者的后者又遇到了新现象新问题，当然又要进行否定，便是否定之否定，而其“节节相生”、“衰旺相循”、一路“生物”、“成物”下去的密切关系，亦同。这又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丰富精深的文化遗产对我们要建设、创造新的文明具有多么重大的作用。“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怎么可以数典忘祖，搞民族虚无主义？“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故步自封，止足不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创新、发展的历史责任，前贤有知，也会把我们看作不肖子孙的。革命导师们一再告诫我们，不要把他们所说的话当作教条，只会加以引用、注释，表达的正是这种崇高心情。
对叶燮这些话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是否我有点把他现代化或拔高了，欢迎商论。举此一例，只想说明，我们的古代文论中，确有很多精采的议论，而因为能以民族形式出之，不故弄玄虚，不人为艰涩，所以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是远为通俗易懂的。我们无须拜倒在外来的那种艰涩难懂、天书似的议论之前，即使它确有深义，并不是以艰深而可取的。真理一般总是可以、也应该明白清楚地向人民群众讲出来。而且，应该承认，不少真理——包括艺术规律在内，我们的先贤早已有所发现了。重视“端绪”，着意“引伸”，正是我们当前亟须负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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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高山下的花环》送上藏北高原
本报讯 今年八、九月份，乌鲁木齐部队歌舞团、话剧团《高山下的花环》剧组，翻雪山、涉冰河，踏遍藏北高原，热情慰问常年驻守在这里的边防战士和藏族群众。广大军民热烈欢迎，称这出戏是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军民团结的生动教材。
藏北高原海拔四五千米，山高路险，气候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当地藏族群众和边防战士，在这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话剧演出。为了把党的温暖送给边防战士和藏族群众，激励战士安心边防，更好地完成建设和保卫边防的神圣任务。今年七月份，乌鲁木齐部队党委决定，将话剧《高山下的花环》送上高原。出发前，部队领导同志接见了剧组的全体同志。党的关怀暖人心，各族军民闻讯后，奔走相告，象盼望亲人一样盼望剧组到来。剧组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剧组的同志大部分是初次来到高原，有的嘴唇开裂，胸闷气喘；有的腹胀肚痛，上吐下泻，高山反应非常严重，但谁也没叫一声苦，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哪里有战士、有群众，就在哪里演出。扮演梁大娘的四十一岁的女演员李惠琴血压升高，演出中有时在舞台上昏倒，吸些氧气仍然坚持演出。八月下旬的一天，剧组从住地出发后，遇上了山洪爆发，公路冲毁，汽车就在水中探索爬行，连续行军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凌晨一到目的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演出。两个月来，剧组踏遍了高原，翻越十一座冰大坂，行程六千多公里，演出三十五场，观众达二万三千多人。
话剧《高山下的花环》在藏北高原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边防战士纷纷谈观后感，写决心书，给乌鲁木齐部队党委和领导机关写信，决心以剧中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为祖国人民站好岗、放好哨，为边疆贡献青春。藏族群众高兴地说：“金珠玛米亚古都！”
（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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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普及文艺知识的书
——介绍“文艺知识丛书”
成志伟
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艺知识丛书”前十册，我觉得这套丛书是普及文艺知识的较好的读物，值得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介绍。
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读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阅读中外文学史和文艺作品，提供一些辅助材料。从已出版的十册来看，编者是在努力实践这一目标的。
首先，这套丛书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有文艺的基本原理和文艺欣赏方法的介绍（如《谈美书简》、《诗法举隅》、《文学风格七讲》、《文艺欣赏漫谈》等），也有文学史的片断介绍和文艺思潮与流派的介绍（如《上古神话纵横谈》、《先秦诸子的文艺观》），还有中外历代作家作品介绍（如《〈诗经〉漫话》、《鲁迅传略》、《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对于一般的文艺工作者、文科师生和广大文艺爱好者来讲，这些知识都是应该学习和掌握的。目前书店出售的各种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教科书，固然也可以使读者获得这些方面的知识，而且系统性较强；但由于这类书籍都要求全，对其中各个部分的叙述都比较概括和简略，而“文艺知识丛书”则对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专题介绍，广度和深度都有明显加强，确实可以对学习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其次，这套丛书的写法，一般来讲都注意了深入浅出，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读通读懂。《诗法举隅》一书，密切结合我国历代优秀诗歌的创作经验，吸取我国历代诗话中阐述的一些精辟见解，融汇贯通，突出重点，以传统的赋、比、兴为主，整理出比较常见和有代表性的十几种诗法，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既有知识性，又有一定的理论概括。再如《上古神话纵横谈》和《先秦诸子的文艺观》这类题目，本来是不大好写的，由于作者在写作上作了不少努力，看起来也还通俗明白，不至于使读者望而却步。
再次，这些书的作者面比较宽，既有著名的老学者，更多的则是中青年作者。他们都热心为文艺知识的普及工作尽力，而写作态度又比较认真严肃，使每本书都能具备一定的质量。这与那些粗制滥造、错漏迭出的所谓“通俗”读物，是有很大不同的，体现了作者的责任心。
当然，就已出的十种来看，这套丛书也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选题比较零乱，尚未形成系统。有的书文笔比较呆板，知识性尚可，趣味性不足。对于介绍中国古典作品过程中出现的难字难句，没有附加注音和解释，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难。书的印装是较为精美的，但定价显得高了一些，应力求在不降低印装质量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书价，这对获得更多的读者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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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鲁迅研究讨论会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于十月十八日召集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上，三位同志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许寿裳对鲁迅的研究，有的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与会同志肯定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大家一致希望，努力排除“左”的和右的影响，把鲁迅研究推进一步。
（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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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出版
陈辽同志撰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采取史论结合的阐述方式，力求向读者较全面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并把它们看作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来分析我国的文艺运动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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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姑苏之秋”版画邀请展
本报讯 由苏州市文联和苏州版画艺术研究会等单位举办的第二届“姑苏之秋”版画邀请展，即“全国中青年版画家作品邀请展”，本月中旬在苏州开幕。这次共展出三十二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青年版画家的一百五十余幅作品。展出期间还进行了座谈等学术研究活动。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