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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从老“三大件”的盲目发展中记取教训
刘峰昌 宫景隆
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轻工业摆上了重要位置,生产发展较快,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工业发展迅猛。但是,由于我们不大认识耐用消费品工业自身固有的规律性以及与其他轻工业的区别,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致使耐用消费品“热”一浪未平,一浪又起。老“三大件”盲目发展的教训还没有很好的总结,新“三大件”的盲目发展又接踵而来。我们认为,要想使耐用消费品工业经过“七五”计划的改造和建设,基本上达到国际水平,必须总结经验,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老“三大件”盲目发展造成的严重浪费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通常被人们称为轻工业中的老“三大件”,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以前,这几种产品的供应普遍紧张,社会上的呼声很大。而且,由于当时市场上销售的多是沿海老企业生产的名牌产品,成本低、利润大,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对各地的诱惑力相当大,因而,被人们看作是“摇钱树”的产品。尽管当时一再强调要统筹安排、控制发展,一些省市和部门还是在计划外铺了不少点,致使当前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1985年的规划需要量。
仅以自行车为例,1978年,全国只有整车厂38个,1979年以后成倍增加。1981年,经原机械委日用机电产品规划定点会议反复协商压缩,确认定点57个,其中轻工系统46个,军工9个,机械及其它系统2个。但是,这次会议并没能把盲目发展的风完全刹住,截至到1982年底,全国非定点厂已发展到57个,而且从原来的定点联合体中又分解出来26个。在非定点企业中,有轻工系统18个,军工系统19个,其他系统46个。现在,全国已有大小整车厂140个,将近原定点企业数的2.5倍。原规划1985年产自行车3,000万辆,对于这个数字,归口部门就已经认为多了,但为了缓和各部门各地区的强烈要求,只好又增加为3,300万辆。根据最近一年多来的销售情况和市场预测,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原规划调整为2,500万辆,而且这个数字将要维持到本世纪末。1982年底,实际生产自行车2,420万辆,1983年就将突破2,500万辆大关。据有关方面了解,现在全国自行车行业的长线生产能力已经达到4,400万辆,超过1985年以后的社会需要量近2,000万辆。目前,已有一些自行车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对自行车行业是个很大的威胁。
从目前自行车行业一般企业的技术基础和经营管理水平看,生产批量不达到30万到50万辆,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甚至出现亏损。由于一些小厂一直处于无利或亏损的地位,不少企业还是想通过扩建达到合理规模。现在,全国各厂年产量在50万辆以上的只有11个,总产量约1,400万辆。假如其他129个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都达到50万辆的规模,总产量就将达到7,800万辆,超过社会需要量两倍多。对此,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严重注意。
自行车行业损失浪费严重,缝纫机、手表行业的情况也并不好多少。家用缝纫机原定点44个,现已发展到95个,目前已有一些厂由于销路不畅而停产;工业缝纫机原定点19个,现已发展到72个。手表原定点38个,现已发展到77个,问题也比较多。多头领导、盲目发展,使得目前除一些名牌产品供不应求外,大部分企业的产品在销路上都遇到了问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应从老“三大件”的盲目发展中记取哪些教训
在老“三大件”的发展中,我们走了弯路,蒙受了损失,这应使我们在发展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新“三大件”时更加清醒稳妥一些。那么,我们应从老“三大件”的盲目发展中记取哪些教训呢?
一、要充分认识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基本特点。
顾名思义,耐用消费品必须具有耐用性。但作为耐用消费品工业,与其他轻工业比较,则还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是技术要求高。耐用消费品工业,基本上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它的部件多而较小,工序繁而要求严格,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因此,如果没有较多的技术骨干,没有一批技术熟练的操作工人,没有一套较科学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要想生产出为消费者欢迎、站得住、叫得响的耐用消费品是相当困难的。
二是竞争地域广。耐用消费品不同于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的轻工业品。它体积小、价值高、便于储运,可以按照它的声誉大小发运到极远的地区销售。在统一的国内市场,对耐用消费品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严格的地域界限,不管你自觉不自觉,每个生产企业都毫无例外地要被卷入到全国性的激烈竞争中去。有的同志总想根据本省的需要量,规定本省发展耐用消费品的规划,事实上,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只要本省的产品不如外省的产品,消费者宁愿舍近求远,或储币待购,也决不肯购买本省产品。这就是名牌产品在全国长期供不应求,而有些省的产品却滞销积压的一个重要原因。谁在建厂前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会在事实面前吃大亏。
三是市场容量有限。耐用消费品不同于一次性消费和其他低值易耗的消费品。从我国今后一二十年的消费水平看,一般地说,不管你市场上供应的产品再多、再好、价格再低,在产品还不到应当报废的时候,是很难刺激他们弃旧换新、重复购买的。如果发展规模超过了一定时期社会可能接受的数量,就必然造成产品滞销积压。同时,又由于生产能力已经形成,不继续生产,会造成生产能力的巨大浪费;继续生产下去,又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到这时,便不能不进行新的调整,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被动。
四是建成后难于改产。耐用消费品工业与一般机械工业不同,仅仅通用设备不能适应产品加工的需要。一个能生产合格产品的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其专用设备一般约占全部生产设备的70%到80%,这些设备只能生产同一种产品,不能改产其他产品。所以,在产品一旦供过于求,企业再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时,大部分设备都要报废,投资将付之东流。正因为这样,在确定新建或改扩建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企业时,一定要十分慎重,决不能离开统筹规划盲目发展。
五是适于按经济合理与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生产。耐用消费品有可分性,一般都有几百个零部件,上千道工序,需要各种各样的专用设备和熟练工人。一个生产厂要包揽所有零部件生产并将其配套组装起来,很难过好批量、品种、质量和成本关。对于那些技术基础较薄弱的新建企业,尤其是这样。目前,我国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多是以市为单位组织专业化协作的,事实上有些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应当根据各种产品的工艺技术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所有生产厂统一组织起来,按照各自的长处,合理分工、同步生产、统一配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较大的批量,较多的品种花色,较好的内在质量,较低的生产成本,真正做到经济合理,物美价廉。
二、要真正做到扬长避短、量力而行。
发展轻工业,也和发展农业一样,要因地制宜,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优越条件,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沿海一些大城市,农产原料缺乏,但有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横的协作条件也好,适于发展那些体积小、价值高、便于运输的高精尖产品,并创造条件向外挤,把一般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留给内地和边远地区;内地和边远省区,可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和技术基础,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多发展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在质量成本上站得住脚、打得出去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和日用品工业。这样,就能使轻工业有节奏地稳步地发展起来,取得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后,在发展新“三大件”和其他有前途的轻工行业时,决不能再象发展老“三大件”那样,一见有利可图,便一哄而上,更不能强调“地区自给”,什么都要求搞上一点;脱离计划轨道。
三、要搞好综合平衡、归口管理。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轻工,大家搞比独家搞有比较,上得快,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管谁搞,都应当纳入统一的计划,并实行严格的归口管理,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否则,必然要象老“三大件”那样,一哄而上,而又一哄而下。这个问题不解决,宏观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提高的。但是,这要有一个比较权威的部门来统,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统一各部门的规划,统一布局定点,统一技术标准和效益标准,统一并严格贯彻执行控制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最好的办法是成立日用机械公司和家用电器公司,把主要企业收归公司,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或者象上海经济区那样,在全国统一规划的指导下,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以名牌产品为中心,组成经济联合体。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大大提高耐用消费品工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四、要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从最近几年发展轻工业的实践看,凡是利大或税大的产品,发展都比较快,而且容易出现盲目发展;凡是税小利微的产品,发展都比较困难。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是我们没有运用好经济杠杆对生产的调节作用。税收、价格、利率是可以起控制和扶植作用的。对某些产品在需要控制其盲目发展的时候,应当提高银行利率、税率,压低产品售价;对于本小利微的产品,在需要鼓励其扩大规模增加生产的时候,又应当降低税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产品售价。
五、集中资金扶植建设大厂,把小厂盲目发展的路堵死。
在社会购买力急剧增长和人们对某种产品的需要量较大的情况下,经济效益高的大厂产品如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众多的经济效益差的小厂必然应运而生。这似乎已为老“三大件”、新“三大件”和啤酒等行业盲目发展的现实所证实。因此,在对某种产品的社会需要量做好中长期预测之后,就应当根据产品的具体特点,尽快制定出布局定点规划,并按照其合理规模,集中资金有计划有步骤不失时机地组织建设。凡是适合搞大批量生产的,都应当建设大厂,并且早投资、早见效,以大批量、多品种、高质量、低成本的综合经济效益参加国内外竞争。这样,既可把小厂盲目发展的路堵死,又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轻工业是多行业的生产部门,而且各行业之间投资的大小、见效的快慢、利润率的高低、原材料来源及其加工的方式,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往往千差万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一个角度来衡量轻工所有各行业。因此,在我们总结老“三大件”盲目发展的教训时,决不能误认为其他所有各行业都有盲目发展之嫌;在我们提出自行车的生产能力超过社会需要量的问题时,决不能认为整个轻工产品都发展多了;在我们制定控制加工工业盲目发展的政策措施时,决不能把发展税小利微和市场短线产品的路也给堵死。如果这样,不仅对保持市场供求平衡和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利,而且还会扼制轻工业的发展,导致农轻重比例重新失调和再次出现市场供应全面紧张。三十多年来,我国轻工市场时松时紧的经验教训很深刻,这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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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坚持历史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发挥历史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有极大的意义。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就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展开了讨论。
现把这一讨论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历史研究与现实有紧密的联系,“为历史而历史”、与现实无关的研究是没有的。
张友渔在《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近代史研究》1981年4期)一文中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研究的是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好象同现实无关。但是它并不能脱离现实,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系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定阶段。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人们总是为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的,所谓“鉴往知来”、“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研究历史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任何历史学家总要受时代的制约,他们所写的历史著作总会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尹达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中州学刊》1982年3期)一文中也认为,历史学科,尤其是古史研究,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制约,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要求。古往今来,有成就的史学家或史学著作,哪一个不是着眼于现实呢?刘大年在《历史与现实》(《近代史研究》1981年4期)一文中指出,为历史而历史,与现实无关的研究是没有的,区别只在于如何联系现实。
(二)既要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又要分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
孙思白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历史研究》1982年6期)一文中认为,历史研究既要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就不但应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还应分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可以进一步说,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为了“用”,明确两者的区别也是为了“用”。因为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和本来就包含着“联系”与“区别”两个方面,不能得出联系等于有用,区别等于无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实际情况是,每当发现它与现实生活关联的同时,也就在阐述着两者的区别,所以说,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用处,不仅在于阐明两者的联系,也在于辨析其区别。
(三)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口号如何提法,而在于明确历史研究的中心和基本目的,明确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
刘大年认为,现在的问题决不在于发明什么口号,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必须有中心,有基本目的。在今天,这个中心,这个目的,是要注重结合党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阐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清除唯心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用科学历史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增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把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推向前进。胡如雷也认为,每一个历史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史学发展规律的作用,客观上必然会向当时历史学家提出发展历史科学的中心任务。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认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力争很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中心使命。在他看来,自“五四”以来,史学阵地的中心使命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历史,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在这方面力争有所作为。
(见《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日)
白寿彝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上说,史学理论中有一个很要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这就是怎样说明史学跟现实的关系,说明史学在革命、建设和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是史学工作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实践问题。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迫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了没有呢?还没有。举例来说,有两个问题是要思考、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他认为,史学工作者只有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不断地研究并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史学工作,不论是在理论建设上,还是在具体领域的研究上,才会有广阔的前途和巨大的生命力。(见《世界历史》1983年3期)(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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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意开张 预测先行
杨春旭
商业部系统开展市场预测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市场预测工作仍然是个薄弱环节,我们的业务经营还没有转到经常性的调查研究、周密预测的轨道上来。企业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市场预测的重要性,注意抓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一般地说,仍然是事务缠身,十分繁忙,近明远暗,里清外昏。真是“购销调存皆辛苦,生意难做有谁知”。这是我们的业务经营与客观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反映。
过去我们企业领导人练出了一套合理分配商品的本领。过去消费品少,是“雪里送炭”;现在和今后,消费品逐渐丰富起来了,只有“锦上添花”,才能感动上帝(人民群众)。但是“锦上添花”,也要根据人民群众的购买能力和具体需要,不能乱添花。添什么花,添多少,何时添,花的价钱是多少,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摆脱“生意难做”的局面。因此,开创新局面,就要把市场预测工作做在业务活动的前面。也就是生意开张,预测先行。所谓学会科学经营的本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掌握现代市场预测和决策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把情报和预测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搜集情报和科学预测提供了理论、技术和方法。当然,这些理论、技术和方法还在不断发展。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节奏不断加快。过去凭经验可以办事,现在光凭经验就不行了。因为,商品要更新换代,经验和知识也要更新换代,否则就会陈旧落后。要办好现代的事情,既要凭经验,更要靠科学。靠老经验老科学不行,还要靠新经验新科学。从办好企业来说,科学管理或管理艺术就是必修课,而科学管理的基础工作就是搞好市场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化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十分重视情报问题,它们把科学预测和正确决策视为企业的生命。在竞争中是否会取胜,有无经济效益,主要看预测和决策是否正确。情报战和市场预测的斗争在世界上已经发展到非常广泛、无孔不入的地步。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剧烈市场斗争,都说明信息、市场预测的强大威力和决定企业存亡的重要作用。
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建设的环境中。我国实行的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于世界上正在发展着的情报预测战的现状,决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我们本身来说,近两年普遍感觉到生意难做。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就难在情况不明,路子不清。一句话,心中无数。主要是对发展趋势心中无数,因而举棋不定,难以决策。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市场预测。
如果说,我们企业领导人手中需要掌握什么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就是市场预测和决策。科学预测是新式武器,是“洋枪洋炮”。如果我们还是老一套,用土枪土炮对付别人的洋枪洋炮,肯定是招架不了,非吃亏不可。如果说现在做生意有什么诀窍的话,这个诀窍就是科学的市场预测和决策。讲生意经,传统的生意经要念,但是不够,还要念一本新式的生意经,这个新式的生意经就是市场预测和决策。
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赵紫阳总理又一次指出:“加强经济预测工作,逐步建立科学的计划决策、编制、综合平衡、考核和责任制度,健全和完善计划体系。”我们商业企业近期要抓好的首先是市场预测工作。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优势,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开展经常性的市场预测工作,并且不断总结经验,形成我国自己的市场预测学,创建社会主义商业市场预测工作体系。
第一,要把我国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看作客观存在的信息网络。包括10多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几十万个企业单位的经济网络,具有公有性、统一性、计划性和多渠道四大特点,这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内市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国内市场优势。我国商业部系统有18个专业公司,不仅各专业公司之间是兄弟单位,可以互通信息;专业公司内部是一个完整的企业系统,更可以互通信息。我们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运用这些信息网络,因而它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要作出规划,订出时间表,和兄弟单位密切联系,互通信息,交换情报。这要形成制度,养成习惯。
第二,发动全体职工,利用一切机会收集信息。商业系统有一千万职工,大部分是营业人员,他们每天接触5亿多人次的消费者,要主动收集消费者的意见、要求、批评和意向。一要自觉(把信息当财富);二要敏感,不能熟视无睹;三要细心和耐心,摸透顾客心理;四要及时反映;五要领导鼓励。我们出售一次商品,不仅要把人民币换回来,而且要把信息拿回来。
对于企业干部来说,要利用经理会、供应会、展销会、集市贸易等有意识地收集信息。
第三,要利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成资料和研究成果。第四,进行现场调查。第五,整理历史资料。第六,建立数据库。第七,建立商品档案、用户档案及货源档案。第八,收集国外商品的样品,以开阔眼界,引导生产。第九,订阅报刊资料,购买工具书。第十,培养预测人员。第十一,改进预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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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资本论〉研究》出版
许涤新主编的《〈资本论〉研究》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近年来我国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对《资本论》研究的深化程度。这本书的内容涉及研究《资本论》的现实意义,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地位,以及对国际资本主义新形势、新矛盾的剖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新问题的探讨,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不同意见等等。
(善)


第5版()
专栏:书讯

书讯
△苏绍智、冯兰瑞主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光)
△齐振海、甘葆露、李春秋合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概论》一书,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对大学生和广大知识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教材。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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