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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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大有可为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白栋材
研究提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质量问题,我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振奋革命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十二月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井冈山的纪录片,宣传毛泽东同志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把这件事做好。
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革命斗争历史内容相当丰富,创作素材也相当丰富,有很多东西值得写,应当写。安源大罢工、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在全国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领袖,在江西这块土地上领导过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他们在这里建树了丰功伟绩。瑞金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兴国是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模范县,当年根据地的人民曾流行过两句话:
“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中国外国不如兴国”。江西有影响的人物也不少,比如方志敏和邵式平,他们的斗争事迹十分生动,人又都很有个性。赣州的陈赞贤,也是有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这样多的革命圣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是可以写出很多文艺作品的。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天地是十分广阔的。
江西的作家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小说有《旋风》、《红线记》,电影有《燎原》、《南昌起义》、《血沃中华》。这些作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也有一些表扬的文章。这点成绩,比较起丰富的革命历史生活来说,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作家们给予了一些支持,提供一些方便,作了一些工作,但有计划地组织更多力量去写,还显得很不够。井冈山、瑞金、兴国的斗争,邵式平、陈赞贤等历史人物,都没有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即使有的重大历史题材反映了,但真正采用文学形式还是不够的,长篇小说就少。电影、戏剧当然可以反映重大历史题材,不过它总不如长篇小说那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恢宏的情节结构,纷繁复杂的人物和事件。电影、戏剧可能包含的历史生活容量,是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的。方志敏革命的一生,就需要一部长篇小说去描述、反映。电影《血沃中华》是写方志敏的,主要写他的狱中斗争,里面也穿插了一些其它生活片断,但方志敏的许多重要斗争事迹都没有包括进去。方志敏是一个军事家,能带兵打仗,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写过《可爱的中国》、《清贫》,很有文采。如果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我看是很难全面地写好方志敏的。
有的同志说写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难,说有些历史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还存在意见分歧。提出这种问题的同志,我看是把写文学作品和写党史混同起来了。我认为不能因为某个问题未作结论,影响到某一段革命历史或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文学作品不是解决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不是写党史,也不是介绍具体的历史经验。它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通过人物和故事情节,给读者描绘当年的革命斗争情景,向读者传播革命思想和斗争精神,让读者了解革命的艰难和曲折,从中受到革命理想、品格和情操的薰陶,振奋起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热情。
当然,要写好文学作品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拿出一个有分量的作品来,就更难。对于提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质量问题,我也有些想法。一个想法是,写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选择好一个角度,要有好的思路。如井冈山的斗争,党史上已写了。文学作品就不能象写党史那样,而是要选择好一个角度,一下子把读者给抓住,使读者爱不释手。要通过吸引人、感动人的人物和情节,把井冈山斗争中精粹的东西,描绘出来,反映出来。另一个想法是,作家要提高政治素养和艺术素养。政治素养和艺术素养,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应当同时具备的。从目前来看,有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主要与政治素养有关。特别是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果政治素养不够,就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历史生活和分析历史资料,也就很难写出思想深刻的作品来。还有一个想法,是把一些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兴趣、有研究、写过一些作品的同志组织起来,让他们去了解熟悉这一段生活,我看若干年后是可能拿出一些好作品的。大家也愿意在这方面作出成果。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当前我们都在学习《邓小平文选》。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有些过去没有解决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都一一解决了。有关文艺方针、政策问题,邓小平同志也有多次指示,给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学好《邓小平文选》,我们的创作才能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搞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我们革命老根据地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一是革命历史的资料比较丰富,二是有一批热心这类题材创作的作者,三是大家都有一种强烈愿望,要把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突上去。从我们搞党政工作的同志来说,主要是注意保护这种创作的积极性,也还要继续给作家们以各种方便和支持。革命历史题材和其它题材创作不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不是作家个人力所能及的,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从作家方面来说,除了提高政治素养和艺术素养外,还要深入进行调查、访问工作,在积累丰富的历史素材的同时,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认真感受、体会和联想一下当年的生活情景。
我们在江西几十年了,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今后力争做得更好一些,和文艺界的同志一起努力,拿出些有分量的作品来。
(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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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评论要有一个大发展
——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的出版谈起
顾骧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的出版,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出版界,都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这套丛书由文艺评论家冯牧、阎纲、刘锡诚同志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是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评论选集汇编,第一辑已出版了荒煤、冯牧、罗荪、王元化、胡采、萧殷、洁泯、黄秋耘的代表作结集八种。第一辑计划出版的还有几位知名文学评论家的评论选集。其他一些老、中、青年文学评论家的选集将陆续成批出版。为当代文学评论家出版成套丛书,这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仅此一点,也弥足说明,文学评论事业毕竟获得和将会更多获得热心人士的关怀和扶持;文学评论事业毕竟有了长足的进展。
建国以来的文学评论工作,和文学事业的其它方面一样,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绩。毋庸讳言,建国后十七年的某些时期,文学评论工作受到左倾思潮的危害,产生过偏差与失误。文学评论从属于政治批判运动,常常成为政治运动的先声。进入动乱的十年,“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搅和在一起,给文学评论的声誉带来极大损害。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完全可以说,文学评论的状况已一改旧观,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文学评论一路呼啸前进。在扶植文学新作方面,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文学评论除障碍,破樊篱,战果卓著。一个时期是评论先行,创作后继,这是我们大家所亲历亲睹的事实。然而在蓬勃发展的文学新作面前,在纷至沓来的文学思潮面前,当前文学评论确实显得有点落后和无力了。要适应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局面,文学评论要有一个大发展,文学评论队伍要有一个大发展。周扬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曾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对于包括文学评论在内的整个文艺评论在文艺事业中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还不能说已被我们充分认识。科学的文学评论,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反映群众的审美需要,评论作品的得失,阐述文学发展的规律,能够影响作家掌握文学的性质、特点,帮助作家提高创作思想与艺术,对文学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说文学评论对于创作不发生作用,与事与理不合。
每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繁荣一般要伴随着文艺理论的发展。而正确的、先进的文艺理论一旦出现,又必然要反转过来对文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古希腊时期文艺的繁荣,产生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时期文艺的繁荣,产生了贺拉斯的《诗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雄霸了欧洲二千余年。贺拉斯的《诗艺》对西方文艺影响之大,仅次于《诗学》,甚至有人认为还超过了它。莱辛的《拉奥孔》从理论上辨清诗和画的界限,使得“造型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分别了然自明”,歌德认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深,把他“从贫乏的直观之域吸引到思想的自由自在的田野了”。至于果戈理写出《密尔格拉得》、《小品集》后,遭到反动批评的围攻,别林斯基奋起保卫,使果戈理感到很大宽慰并加强了走现实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茅盾当年对茹志鹃《百合花》的评论,肯定了茹志鹃的创作风格,使茹志鹃坚定了创作的信心。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文学批评史的佳话。
文学评论还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正确的文学评论,能够在欣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作出深刻的逻辑判断和细致的形象分析,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价值,影响读者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使文学作品更有效地发挥其教育、认识、审美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也是帮助读者正确认识生活,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审美能力的有力武器,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要看到,文学评论的重要作用,还常常超出文学范围本身,成为一定时期整个政治思想战线斗争的一部分。1908年—1911年列宁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评述托尔斯泰的论文,不仅科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同时也是对当时旧俄反动势力,歪曲利用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观点,反对暴力革命的企图的回击。围绕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是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列宁的文学评论文章,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号召和舆论动员。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工作对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以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何等重要意义!
促进文学评论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不可少的条件,是报刊、书籍出版部门为文学评论提供必要的阵地和园地。这一次,湖南人民出版社系统地编选出版当代文学评论著作,是对建国以来的文学评论进行的检阅,是对文学评论资料的积累,是对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支持和鼓励。正如编选者序言中指出的,这套大型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从而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书籍出版比较容易,而文学理论、批评的书稿出版则十分困难。原因之一是,出版文学评论读物,有一些不仅无利可图,还要蚀本赔钱。在被一切“向钱看”污染的时风之下,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能够按照列宁所说的,不把出版物当作个人和集团的赚钱工具,不以缪司女神屈从于赵公元帅,肯作赔本的生意,表现出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出版家的气魄,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眼光,堪可钦佩。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出版社热心此项工作,不仅出丛书,而且出评论集;不仅出知名评论家的书,而且出一些青年评论工作者的书。文艺界一位我们所尊敬的领导同志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中国的别林斯基,但是我们可以产生集体的别林斯基。我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能为促进集体的别林斯基的诞生创造条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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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憎爱寄乐章
——纪念民间音乐家阿炳
袁静芳
今年9月,是我国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诞辰九十周年。阿炳又名华彦钧,江苏无锡人。他是雷尊殿当家道士华清和的亲生子,但却以义子和徒弟的身份生活在亲生父亲身边,向父学艺。
年青时的阿炳,就在社会上赢得了赞誉,被称呼为“小天师”。华清和去世后,阿炳继任为雷尊殿的当家道士。但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严重的眼疾而双目失明了,被迫走上了流浪卖艺的生涯,人们称他瞎子阿炳。作为一个民间盲艺人,他深受恶浊社会的迫害,饱尝人间的凄惨苦痛。但他在黑暗中顽强地奋斗着、挣扎着。面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阿炳坚决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穷苦人民一边。他的早年作品如《二泉映月》,在委婉、动人、柔美、恬静之中,潜在着哀伤悲愤之情,揭示了阿炳的内心世界。
1927年3月,当北伐军来到无锡时,阿炳在苦闷与彷徨之中,似乎感到了前途的希望和光明,他在琵琶上奏出革命歌曲《打倒列强》和热烈欢快的《龙船》,以表达自己兴奋激动之情。但事隔不久,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血洗无锡总工会,阿炳也曾奋起演唱,揭露敌人的残暴。
在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的时候,阿炳也编唱了赞扬奋勇杀敌的歌曲。这一时期,无锡人民在街头巷尾,茶馆车站,经常听到阿炳用胡琴演奏《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进步歌曲。阿炳的二胡曲《听松》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借古喻今,用南宋时期岳飞击败金兀术的历史故事为假托,表现了他的抗日爱国思想。乐曲结构短小,构思新颖,它以铿锵有力的音调,跌宕起伏的节奏变化,磅礴的气势,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民族气概。四十年代,阿炳又编唱过《金元券,满天飞》,讽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阿炳的作品是他个人一生经历的概括,但又不是单纯个人意志的表露,因为这一情感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升华,也正是综合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贫苦人民的遭遇、向往、追求。因此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今天仍不失其动人的艺术力量。阿炳的器乐作品中有丝竹乐旋律的柔美丰满,锡剧音乐的明快风趣,十番锣鼓节奏的抑扬顿挫,江南民间音乐明媚的旋律和健朗的气质,这一切都十分协调地融于一体,使人亲切地感受到江南民间艺术的泥土芬芳。然而阿炳的创作虽立足于民间音乐,但他并不是民间音乐素材的简单堆积和翻版,或呆板地墨守师承和技术上的单纯模仿,而是随着灵感的爆发,开启了他自己在创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阿炳演奏技巧娴熟精湛,具有较深的艺术修养,特别注重“功夫与神韵”的结合。在二胡演奏上,他突破了江南民间音乐传统多用一个把位内的音域的习惯,恰当地交替应用二胡各个把位音色、音域、音量的对比色彩,丰富了民间音乐旋律的变化,为情感的表达和逐步深化开掘了有层次的阶梯。它的旋律在艺术上的巨大魅力,使多少国内外的艺术家为之迷恋、赞叹!他的器乐作品不愧为我国民间音乐中最有生气、最富于生命力的部分,对于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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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数民族歌舞展新姿
——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观后
徐尔充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使我们看到这一为群众欢迎、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文艺组织形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通过这次会演,我们看到不少演出队,他们一方面继续保持并发扬了乌兰牧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各族的音乐、舞蹈,集中展现了少数民族多姿多彩、充满着生活气息的艺术;新人辈出,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例如来自祁连山下的甘肃队,全队二十三人,都是一专多能,裕固族女演员雅荷洁斯,开始报幕,接着独唱和参加合奏,最后放下琵琶又翩翩起舞。整个演出内容健康,形式生动,而且组织严密,一气呵成,在这次会演中如异军突起。多年来一直是内蒙草原一面红旗的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在创作和演出方面又有新的进展。独舞演员巴德玛表演的《筷子舞》,感情真切,风格浓郁。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乌兰牧骑的朱朝霞,除在独舞《嬉水姑娘》中成功地自编自演了一位活泼稚气而又热爱劳动、热爱家乡的少女外,还参加编导和表演了三、四个舞蹈,在一个半小时的晚会中,她又跳又唱,出场达六、七次之多。其它舞蹈作品如朝鲜族的《阿妈妮的心意》、壮族的《舂糍粑》、达斡尔族的《曲棍球》、布依族的《响篙舞》、蒙族的《致富路上》、撒拉族的《打墙》、土家族的《粑粑哈》、满族的《阿斯布密玛克辛》(喜歌舞)、羌族的《腰带舞》、藏族的《欢乐的羌塘》、哈尼族的《棕扇舞》、佤族的《猴子舞》、拉祜族的《猎虎》等。音乐节目如贵州队兰婷菊的苗歌、内蒙二队刘萍自编自演的琵琶独奏、湖南队的表演唱《望乡台》、吉林队的对唱和伴唱《老俩口逛商店》等,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本民族独特的劳动生活、传统习俗和人民群众新的精神风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看了这次文艺会演,确实感到乌兰牧骑的创作水平和表演艺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也有不小的发展。这是因为乌兰牧骑式演出队走的是一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它植根于民族民间的土壤之中,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反映群众熟悉的生活,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而做出努力的结果。有的以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和人民新的精神风貌的舞蹈,如表现人民热爱子弟兵的《阿妈妮的心意》和草原新风貌的《致富路上》;有的以健康明朗的情绪介绍了各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丰富了观众的历史文化知识,如蒙族人民赞美骆驼、达斡尔族爱打曲棍球、彝族以黑色为最美;有的在原来的民族形式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使它们的民族特色更鲜明,艺术表现力更丰富、更富有美感,如《筷子舞》《响篙舞》等一些优秀的节目。总之,不论是内容的改造和充实,还是形式的丰富和美化,都没有脱离原来的基础,离开兄弟民族群众的审美要求。只有这样,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艺术才能得到发展和提高,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附图片)
广西苗族芦笙独奏《捶苗布》
新疆集体舞《新生活赞》 本报记者 陈志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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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报告文学《滦河水南流》
元辉
在全国瞩目的引滦入津工程大功告成之际,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反映这一伟大工程的通讯、诗歌和报告文学。我读到一位铁道兵诗作者写在引滦隧道贯通时的一首诗,诗中描述施工部队的激动情绪,用了这样的句子:“悲壮的苦斗感”。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指工程的艰巨和期限的紧迫。打通万米隧道,过去不曾有过,而完工的期限又大大提前,确确实实是一场苦斗。
但是,当我从今年第五期《昆仑》上读到朱振声同志的报告文学《滦河水南流》,我又觉得,对于担负隧道主体工程的铁道兵部队来说,这苦斗的含义还不止此。
这篇报告文学一开篇就点出:“他们实实在在来到了一座分水岭!”这是一语双关:自然界的分水岭和心境上的“分水岭”。自然界的——隧道工程位于滦河水系和海河水系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腹,能否打通,关系到滦水能否南调。心境上的——铁道兵部队面临体制改革,要脱离军队编制,转到地方去,部队思想动荡。铁道兵部队过的那种游击式生活所带来的问题就够叫人伤神的了,操心的了,一旦转到地方,不知道又会带来些什么新难题,思想动荡,应该说是在情理之内。由“铁道兵历史的最后一页”,走向充满未知数的新的一页,这个“分水岭”也是严峻的,不好通过的。两座分水岭,两道关口,同时向身上心上压来,这对铁道兵来说,更是一个艰巨的使命。
“即将解甲,又受命去冲锋陷阵”,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作者透过表面现象努力捕捉本质的东西,他发现了:这尖锐矛盾引起的不只是烦躁,不安,泄气,埋怨,不只是难吐之苦,难言之隐。不,占主导地位的,是“慷慨当歌,勉赴其难”的奋斗精神,是“世界上,有高楼也有帐篷,……一个十万万人口的大国,总得有一些人到处游击,修补地球”。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有苦自己咽着”的忍苦负重,是“背水一战”的壮志豪情。正是这尖锐矛盾造成的情势,激发出某种壮烈感。谁说只有真枪实弹的战争,才能给人壮烈感呢?在作者眼里开山打洞是“勇敢者的事业,是角斗士的舞台”,其壮烈程度,其撼人心魄的力量,“不亚于火线上的拚搏”。这并不是夸张其辞,请看作者笔下的大量事实:三百个日夜,六百次塌方;营长陈正金,一年工夫掉了二十五斤肉,每天在517级斜井台阶上爬上爬下;丈夫倒下了,妻子替夫下隧井,奋勇抢塌方;儿子牺牲了,父亲不事声张,不求报答,临走时绣一面旗子送给连队:“前赴后继永向前,引滦入津做贡献。”……看了作者描述的这些壮士群像,我们是不能不同意作者这个评价的。
《滦河水南流》立意新颖之处,是把两个“分水岭”交错起来写,从这交错描写中,表达作者的一种评价。这评价,不止是对引滦工程本身——这是毋须多讲的;也不止是一般地着眼于施工者的功劳和贡献——这也不必多讲,看来作者更感兴趣的是这支铁道兵在双重考验下何以自勉,何以处难,何以走向新的征程。“穿上军装不一定就是战士,脱下军装也不一定不是战士。”这是“老铁”们心中的主旋律。这其中的精神力量是更带根本性,更值得加以阐发的。从这个角度评价他们,更能激起读者的敬佩。作者显然还有一层题外之意:为“老铁”们说说心里的苦衷,让人们对“老铁”们作出的牺牲有一个公正的看法。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的。文中写到:引滦工程总指挥、天津市长听了“老铁”们的苦衷,代表天津人民慷慨许诺:“一支为国为民游击一辈子的部队,起码要有个落脚点哪,不嫌弃的话,就落在天津!”读到这里,不是“老铁”,也得和“老铁”同洒知遇之泪。是的,我们这支可爱的部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作出的牺牲,广大人民是理解的。但也不容否认,由于社会上某些角落价值观念的变化,导致了对屈己负重、忍痛奋进者缺少应有的理解、尊重和关心,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令人痛心的。所以,作者在文章结尾时大声疾呼地仗义执言。从文章的命题和结构看,这似乎有点岔出来了。但作者显然是积梗在胸,一吐为快。在知情者看来,这决非赘笔。不是在“老铁”们身上倾注了满腔热爱,文章的语调是不会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色彩的。
随着国家建设的蓬勃发展,这样的“硬骨头”将不断呼唤报告文学作者去啃。有些作者遇难而退,不愿去花这个力气。但是,有声有色的现代化建设,不是很需要更多翔实的、有特殊鼓舞作用和教育作用的文学纪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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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田汉论创作》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编选了田汉同志有关论述创作的文章六十三篇三十六万余言,分为三辑。其中如《我们的自己批判》、《创作经验谈》、《影事追怀录》、《快马加鞭发展话剧》等论文在当时就有相当的影响。《田汉论创作》一书,大体上反映了这位文学前辈文艺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轨迹。(华)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艺理论译丛》。
本书是不定期的丛刊,它的前身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本丛刊主要介绍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以及外国各种文学流派的介绍性资料或评论等。在第一辑中,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卢那察尔斯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的文章,有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文章,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资料等。(山久)
△《简明外国文学史》(林亚光主编)一书最近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系统地评介外国文学历史发展的知识性读物,按照全面概括、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编著原则,介绍了世界各国自上古至现代、当代的文学状况。(钟毅)
△继《李广田散文选》、《李广田诗选》出版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李广田文学评论选》。这本《评论选》共分五辑,第一辑是文艺理论、创作理论方面的文章,第二辑是文艺杂论,第三辑是作家作品评论,第四辑是作者为一些文集、诗集写的序言,第五辑收集了作者为自己的散文和小说集写的序、跋。书前有方敬写的序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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