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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无缝钢管厂重视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素质
企业越办越好 效益年年提高
本报讯 记者高集、石德连报道：天津无缝钢管厂在连续5年产值和利润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今年头八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总产值增长25．2％，利润提高74％，上交税利增长1．15倍，成为天津市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过去5年，该厂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2．4％，利润平均增长68．2％。今年不仅产值、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大幅度增长，而且能耗降低8．1％，成本下降2．91％，成本中工资的含量下降22．8％。
这个厂取得这样好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因为整顿了领导班子和采用了现代化管理方法，建立和完善了经济责任制。特别是实行了厂内的“买卖”制度，把每个科室、车间都变成经济核算单位，发动干部、工人参加管理，人人关心国家利益和企业的进步。5年来，这个厂实现大小技术改革措施400多项。前几年，该厂利润的增长主要靠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现在主要靠灵活地改变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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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人员、技术和管理素质
齐齐哈尔钢厂赢利大幅度增长
本报讯 通讯员张彦超、许文华，记者刘允洲报道：8月底，9月初，齐齐哈尔钢厂喜讯频传：鹤鸣牌厚壁钢管获1983年度国家金质奖；为外厂加工的液态铝板轧辊和大型轴承套，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年头8个月，该厂在部分原材料、燃料涨价，钢材销价基本不变并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5．5％。
三年前，齐钢存在管理混乱、任务不足、产品滞销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效益，厂领导带领职工狠抓人员、技术和管理素质的提高。
重视职工培训，改善人员素质。几年来，齐钢舍得智力投资，近8，000名三十五岁以下的职工，已有70％以上的人接受过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电炉车间党总支书记王丕珍和副主任李宝成，到高等院校进修回厂后，制订了一套科学管理的新办法，使今年头8个月冶炼成本降低350多万元。
改造陈旧设备，提高技术素质。近年来，齐钢狠抓技术改造，形成了10条新的生产线，采用近百项新工艺，涌现出7个填补国家空白的产品、13个由国家、部、省命名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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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厂原料小厂吃 无米下锅急煞人
荣获国际金质奖章的重庆沱茶被迫停产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重庆茶厂生产的峨眉牌重庆沱茶，在本月初获得第二十二届世界产品质量评选常设委员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记者得知这个喜讯后，于最近到这个厂采访，没想到工厂却“无米下锅”，机器停转了。
这个厂沱茶生产能力为年产两万担左右，近几年因原料缺口越来越大，产量由1979年的17，000多担逐年下降，今年计划生产只有7，000担，还很难完成。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茶叶产区的地方部门、农村社队及农工商企业争相兴建小茶厂，“吃”掉了大量好原料。据了解，仅重庆市所属几个产茶区、县，就办了40多个小茶厂。小厂生产条件落后，加工的沱茶质量差，销售难。目前仅重庆南桐区小茶厂生产的“丛林”、“云峰”两种沱茶，在市茶叶土产公司仓库就积压了4，000多担。相反，市场畅销的重庆沱茶，却因缺少合格的原料不能多生产。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市经贸局及所属茶叶土产公司的负责人建议：计划部门除根据国家大茶厂的生产能力向产茶区下达交售数量外，还要根据生产需要明确规定各个等级毛茶所占的比例；产茶区未按数量、等级、品种完成派购任务的，无论是地方部门、农村社队或农工商企业，都不能兴办小茶厂，已有的也要停止生产。发生小茶厂与国家大茶厂争用好原料的情况，当地政府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要负责做好工作，对解决不力的，要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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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好林，护好树，提高群众造林积极性
贺家庄大队实行林木保险
本报讯 陕西省合阳县坊镇公社贺家庄大队农业实行大包干以后，群众植树的积极性很高，但担心没法管护，树木保不住。
针对社员管护树木的实际困难，解除群众的这一顾虑，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今年3月研究决定，在原护林队的基础上成立林木保险公司，把林木管护改为企业经营，承担全大队农田林网、村旁、渠旁和路旁的47，000株树木管护任务。公司对每个成员定地段、定株数、定任务、定报酬，完成任务的奖，差的罚。责任区树木丢失，照价赔偿。保险费根据树木栽植年限、树种、价值高低确定。今春新栽的泡桐，每株交保险费一角，杨树每株交二分，去年栽的泡桐每株交二角，保险费由集体和社员向公司一次交纳。
林木保险公司成立后，社员顾虑消除了，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更高了，今春新植泡桐、杨树17，700株，全大队“四旁”树达到4万多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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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岱尹下大队造林十多年，蓄积林木价值近二百万元
昔日荒山变成“绿色银行”
本报讯 通讯员毕宪明报道：河北省围场县岱尹下大队，十多年来造林10，000多亩，如今大部分已成材。
这个大队植树造林注意质量，他们实行责任制，定地段、定任务，保栽保活。大队、生产队设质量检查员，除特殊干旱年份，造林成活率，一般都在80％以上。大队制订了护林公约和奖惩制度。全大队林木蓄积量达15，000多立方米，价值近200万元，昔日荒山变成了“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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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评论
山愈青则水愈秀
尹韵秋
黄河是世界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年平均流入黄河的泥沙约16亿吨，如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堤，可绕地球赤道27圈。由于泥沙不断淤积，河床平均每年升高10厘米左右，堤坝也随之加高，有的地段已高出地面几米、十几米，最高达15．6米，成为“悬河”。一遇暴雨，洪水猛涨，决堤成灾。根本原因是黄河两翼5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山川缺少植被，水土严重流失，地表被冲得千沟万壑。
水是一条龙，先在山上行。治水，既要自下疏导，更要追溯其源，从山上治理，尽快植树种草，改善生物植被。山秃则水恶，急而混；山青则水秀，缓而驯。如果只用工程措施，就水治水，不是治本之法。比如，1975年河南省的大水灾，虽然受害的是平原地区，但洪水主要是从山区急流而下，冲垮了水库，致使水灾加重。据了解，日本山多水急，修建水库时，要先在上游造林，以保障水利工程长期安全无恙。
治水必须治山。绿化荒山，要实行乔木、灌木和草相结合，高矮结合，长短结合。除了发展水土保持林、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也要发展灌木和草，这样才能使“黄龙”变成“青龙”。
林木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因此要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千家万户治山造林种草的积极性，给农民多划些自留山、责任山，发展林业专业户、重点户。签订合同，长期不变，允许继承。政策对头了，落实了，治山的步伐就会加快，河水就会早日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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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骨气·信心·事业
——记深圳的两个基层干部
本报记者 林里（一）
美国作家约翰·普特曼，对我国的四个经济特区做了考察。他在搭乘深圳——香港的水翼船，路经伶仃洋返回香港的一刹那间，忽然想起上个世纪的鸦片战争。他在报道中写道，那时，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的史学家洋洋得意地说：“……东方人现在可以正视西方人，不必在黯淡的城墙和实弹的大炮后面观看，而是友好的接触和彼此美好智识的增进……停滞的时代已经终结。”约翰·普特曼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不同意英国史学家的观点，认为“那是一种说得太早的预言”。因为事实已被百多年的近代历史所戳穿。约翰·普特曼根据他在四个经济特区的见闻，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说“现在中国开放门户，是按照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在大炮的威胁下实行的。”然而，他又说：“或许这一次的历史家预言终将兑现”。意思显然是说，大炮轰不开的门户，可以用经济渗透来实现。
推开报纸，我的眼前浮现出伶仃洋的壮丽情景。我仿佛看见，文天祥站在风雨飘摇的船头，慷慨激昂，吟歌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镜头一转，出现了鸦片战争的画面：关天培骑着高头大马，冲向入侵者的阵地；林则徐怒发冲冠，点燃了大英帝国用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火烧鸦片的所在地——虎门，正好在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的背后。林则徐当年建造起来的赤湾炮台，就在如今的蛇口码头的附近。约翰·普特曼由此登船，抒发情思，可谓触景生情，意义非凡。
我的眼前，闪现出战斗和生活在深圳的两个基层干部的形象，一个叫吴伯森，一个叫周德仔。他们是文天祥、关天培、林则徐事业的继承者，经济特区的主宰。要是约翰·普特曼也认识认识这些活着的人，我相信：他会在他的预言旁边，也加一个“太早的预言”的注脚。
（二）
吴伯森，家住深圳市罗湖区，距离罗湖桥不远。原以打鱼为生，五十年代初期，他反潜返，抓特务，是远近闻名的义务哨兵。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流窜到港澳那边的政治集团和社会残渣，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我们的内陆，无时无刻不在妄图重返业已失去的天堂，他们偷偷摸摸地越过边界，鬼鬼祟祟地潜回内地。然而，所有路经吴伯森村庄的敌对分子，都被吴伯森一一俘获。吴伯森成了保卫边防的勇士。当然，也就成了敌对势力仇恨的对象。他们决心干掉吴伯森。在吴伯森的家门前面安装定时炸弹，在吴伯森的船头投放水雷……。吴伯森一次又一次取起定时炸弹，一次又一次扫除即将爆炸的水雷。敌人的进攻，都被勇敢、机智的吴伯森所击退。这时，敌对分子再次施展阴谋诡计，居然贴出“悬赏告示”，说是，如果有谁砍下吴伯森的脑袋，悬赏一万元港币；对于活捉吴伯森的人，赏钱加倍、翻番。可是，吴伯森毅然直立，丝毫没有因为敌对势力的威胁而后退。敌对势力眼看硬的不行，再度变换手法，来了软的。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原要吴伯森首级的政客，忽然派来使者，要对这边的灾民进行救济。吴伯森一眼看穿了个中奥秘，正颜厉色地回答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当。”硬碰硬地把来人顶了回去。
十年内乱，给宝安沿海带来了新的灾难。一次大逃亡，使宝安县的十一万劳动力，有三万人漂洋过海，远走他乡。吴伯森的小儿子，也被恶浪狂风席卷到香港。吴伯森又气又恼，驾起小船，硬把儿子拉了回来。他怒不可遏地申斥：“是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骨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新的经济政策。吴伯森走在前面。他那35户人家的小小渔村，最先富起来，最先进入小康之家。到1982年底，已经连续两年，户均收入逾万元，被荣称为“万元户村”。
吴伯森的渔村，紧靠边防线。190亩耕地，70亩在线的这一边，120亩在线的那一边；全村82个劳动力，个个都有“过境耕作证”，还有出海作业证；家家户户，都可以到那边从事小额贸易……，要是走私贩私，那可真是得天独厚，易如反掌啊！也因为这个缘故，一些头脑过于发达的人提出问题：他们富得那么快，富得那么高，怕有不正当收入吧？！于是，这个去查账，那个去私访，还有的呢，到海关调查，到边防部队探密，查过来，查过去，没有查出问题。调查人发现，渔村群众对于吴伯森，无不表示感激。因为，还在开放政策刚刚传达、经济特区开始起步的时候，吴伯森便一再提醒乡亲们说，国家要我们“早行一步，先富起来”，我吴伯森双手赞成，衷心拥护，可是，要记住：我们只能正正当当地富，勤劳致富，千万不能走邪门歪道。现在，查到吴伯森头上，吴伯森嘿嘿一笑，说：“政策允许的，我们还办不过来，哪有闲暇走歪道？”这话的确不假。全村82个劳动力，而他们同港商合办的钻石加工厂，竟有80名职工。还有车队，船队，塘鱼队，养猪场，养鸡场，花鸟虫鱼场等等，劳动力不足，早就成了问题。查到这里，人们终于得出结论，说吴伯森是个站在海边不湿鞋的英雄好汉，出淤泥而不染的大丈夫。他有中国人的骨气，没有崇洋贪财的恶习。
今年春节前夕，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深圳看望吴伯森。当他一眼看见这位“万元富翁”依然穿着南方基层干部常穿的陈旧唐装，脚下还是那双胶质草鞋的时候，总书记皱起眉头，把吴伯森着实打量了一番。然后，才轻轻拍着吴伯森的肩膀，说：“吴伯森同志，你也应当穿得漂亮一点嘛！你们村的年轻人，不是都穿戴得很漂亮了吗？”吴伯森又是嘿嘿一笑，说：“我是六十岁的人了，能看见年轻人都漂亮起来，也就心满意足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色，这就是吴伯森的高尚品德。
（三）
周德仔，深圳蛇口人士。他的家乡，在赤湾炮台附近，也就是当年鸦片战争的战场。解放初期，周德仔同吴伯森一样，是保卫边防的英雄。那时，敌人曾用3万元港币，收买他的首级。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周德仔成了拥有上千万元财富的蛇口渔业大队的当家人。
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超越了轨道。人为的狂风暴雨，接二连三，多年不断，把个刚刚出土的幼苗，打得东倒西歪，致使农业生产原地踏步二十年。蛇口的渔业集体，毫无例外地遭到徘徊不前的厄运。所不同的是，在周德仔的领导下，他们很快越过了险滩。当初确定的许多规章制度，包括早被否定了的“八包”之类，也有人出人意料地保存了下来。到八十年代初期，还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他们的“八包”，既不是一轰而起，也没有一轰而散，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完善、逐步兑现。他们是有多大本领，办多大事业；有什么条件，包什么项目。成功的秘密，看来也就在这里。比如说，原来许诺给渔民的包盖新房，周德仔他们是从1972年开始兴建，到1978年才全部完成。就是说，88户渔民的住房，是用7年时间兑现的。他们盖的是双层楼房，每户居住面积92平方米。现在来看，他们的盒式楼房，比近几年深圳地方兴建起来的别墅式小楼，确实逊色不少。但比起内地，就说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吧，也是望尘莫及。何阿梅一家四户，二十来口人就分了四套“92平方米”。渔民们搬到了新居，紧接着是要求新的“四大件”：彩电、收录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周德仔和其他干部毫不迟疑，立即给每家每户各发一部大型彩色电视机，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原来的“八包”变成了“十包”。周德仔，就是这么一位一条大道走到底的硬汉子。
沿海渔民，都发有“出海作业证”。这是捕鱼需要，也是国家给予渔民的特殊优待。在三十多年的漫长日子里，周德仔只
“非法”动用过一次出海证。
那是经济特区创办初期，渔业大队决定利用外资引进渔业机械设备，使古旧的渔船挤进现代化的行列。他们同香港一家公司谈妥，购买500万元港币的捕鱼设备。然后，用补偿贸易的办法，逐步还回本息。合同草签以后，送上级批示。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上面迟迟不肯批复。在周德仔的再三催促下，才有个好心人通风报信，说是“特区刚办，引进工业，引进旅游，都有先例。你们是渔业，要不要引进，还没有决定。对于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谁都不敢负责，谁都怕引进多了，再当走资派……。”没等对方说完，周德仔就火冒三丈，急不可耐地抢着说：“怎么，什么引进，什么不引进，难道还要中央给你开出清单不成？……”眼看春汛就到，一个春汛，等于庄稼人的一个大秋，老天爷不等人啊！周德仔怎不焦急？
说话之间，香港那边也来电催促，要周德仔火速赴港，以便签署最后合同。这时，周德仔当机立断，他要特事特办——边斩边奏了。他随即下令：“开船。”他利用“出海作业证”，很快到了香港。谁知，船到岸边，周德仔却不上岸，在码头上欢迎他的资方代表，一再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但是，周德仔一口咬定，出海证只能在海上“作业”，到香港要有去港证才行。他向资方代表表示歉意，说：“我来得仓促，没有办理正式手续，我周德仔不能违犯国家规定。”
“不是还要谈判，签字吗？”对方问。
“到船上谈。船上不一样可以签字？”
“何必那么认真。这不是已经到了香港嘛，哪有靠在岸边不进香港的道理？”资方代表伸出双手，坦然、真诚地劝说：“来，来，来，上得岸来，走走，看看，喝几杯，再买点什么，人之常情嘛！”固执的周德仔不为所动。500万元港币的协议书，只好在船上签字。
周德仔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
十年动乱带来的大逃亡，在蛇口渔民中也掀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些年轻人，被狂风巨浪弄昏了头脑。他们吵吵嚷嚷，准备去香港。这时，有的干部主张抓人，有的提议扣船。周德仔呢？他一不相信年轻人真的要走，二不同意抓人扣船——对于渔民来说，一身好水性，扣不扣船毫无意义。抓人还要法律手续呀！周德仔了解渔家儿女，犹如了解自己；他相信年轻人，也象相信自己那样坚定不移。他相信，他的渔业集体，比香港的单干户优越。他认为，年轻人吵着去香港，是想看个究竟，凑热闹，随大流……。于是，周德仔说：“年轻人想去看看，就叫他们去见见世面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与其偷偷摸摸去，倒不如公开去。让他们去三天，看看。”就这样，蛇口渔业大队派了两艘大船，把他们的年轻人全部载上。说也奇怪，那些吵闹得最厉害的年轻人，却最先回到集合点，最先上到返回蛇口的船上。三天以后，不光全部回到了蛇口，而且还多了两个人——那是前些年偷渡过去，妄想“捞世界”、“赚大钱”的，可是，哪里知道，香港是冒险家的世界，没有普通劳动者赚钱的余地。
蛇口的渔民，几乎都有亲戚朋友在香港，又几乎全是渔民。当初，那位一心向往香港的何阿梅，跟她的男朋友一起，看望了早年到香港的伯父。70多岁的老人，还得帮人家打工扫地，否则，就没得饭吃。伯父家的两个儿子，三十好几岁了，还讨不到老婆。老人家听说蛇口的渔民养老院还在开办，提出回蛇口安度晚年的要求。阿梅的男朋友，也去看望了他的亲戚。他原以为会有一笔收入，供他在港使用，起码也会有个盛情招待，可是，亲戚只给了他20元港币，才合六七元人民币，够买啥的？亲戚告诉他，没有更多的钱给他。这时，蛇口的渔家儿女，才真懂得了社会主义好。去一趟香港，等于上了一堂两个世界对比的政治课。不过，对于“多出来的人”，周德仔没有给他们办学习班，也没有给他们上政治课，他只是告诉他们：“水是故乡的甜，人是故乡的亲，山是故乡的美啊！”
蛇口渔业大队在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以前，仅有400万元家底。经过三几年的努力，增长了1．5倍，已达上千万元。它们也跟深圳沿海的渔村和农村一样，在衣食住行和其他物质生活方面，全部超过了香港那边的农村和渔村。这是香港——深圳两边的群众所一致公认的。
（四）
前些年，我国有种理论，叫做“富则修”。经济特区的现实，恰好做了相反的回答。宝安沿海的三次大逃亡，都出现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困扰了人们二三十年的“老大难”：偷渡、外流风，恰好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在特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销声匿迹，退到幕后的。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仅没有使他们“修”，而且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增强了巩固边防和捍卫边防的能力。
物质，不是也可以变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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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横跨汉江的我国第一座斜腿刚构薄壁箱型钢梁特大桥，今年7月31日，经受百年来最高洪峰的考验，9月15日这项工程荣获国家金质奖。
马晶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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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深圳街头的“新奇香”经营小菜，昼夜服务，群众深感方便。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