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临湖轩记盛
姜德明
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显得特别热闹。
人们在那里迎候一位老人，他从事文化、教学工作已经六十年了。今天北大为他举行一个庆祝会。这就是著名的翻译家曹靖华同志。
曹老八十几岁的高龄，因不慎摔伤而住院多时了。多年来他少问译事，却提起了散文之笔，甚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亦奋笔而书。我去北京医院看望过他，那铁床上系了一条红带子，是病情严重的标志吧。他握笔是要付出极大的精力的，每次只能在白纸上零乱地写下几十个字而已。但是，老人战胜了疾病，文章终于一篇篇写成了，他亦胜利地走出病院。那个令人忧虑的小红布条早就无影无踪了。
曹老来了，人们很自然地在临湖轩外排成一条夹道。最先跑上前去的是俄语系的一位女同学，她把一束鲜花献给曹老。当年北平东北大学的学生们，献上了画家许麟庐作的一幅国画。不知是谁送给曹老一个瓷制的老寿星。当曹老走过我跟前时，我只能献上刚出版的一本散文丛刊《绿》，我说：“望您象万年青一样地常绿；愿您还不断地写散文。”
在临湖轩里，正在迎候曹老的有李伯钊、朱光潜、王力、吴组缃、姜椿芳、冯至等先生。曹老的座旁，一边是诗人臧克家的献诗，最有意思的是他写到曹老梦中捉特务的事。另一边是当时的北平文学青年、现任卫生部顾问的黄树则写的：“铁流红万里，无处不飞花。”结合曹老早年翻译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晚年写散文《飞花集》，这条幅的内容还是很贴切的。
邓颖超同志派专人送来一个美丽的花篮。花篮里鲜花的香味四溢，上面还轻柔地飘着红色绸带。那位代表宣读了邓大姐亲笔写的一封贺信，并说因工作和身体的关系，不能亲来致贺，请曹老谅解。我们的党就是这样关怀老作家的。曹老一再轻声地对那代表说：“向邓大姐问好！”
我忽然想到，就是在“四人帮”肆虐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邓大姐也是惦记着老作家的。有一天，曹老送我一小包蘑菇，的确不很多，但却非常珍贵。曹老说，这是邓大姐派人送来的，并问候曹老的起居。我想这正如当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把从延安带回来的小米，分送给进步文化人的那种作风一样。曹老说，别人送给邓大姐一点蘑菇，邓大姐舍不得自己吃，分送给老朋友。而曹老，哪怕再少也要把这种温暖分送给别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文艺界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而举行诗歌朗诵和音乐会，邓大姐特意给曹老送来一张好票。这是一种多么平易近人的作风。
头发雪白的李伯钊同志坐在曹老的身旁，她向曹老祝贺，并站起来宣读了杨尚昆同志写给曹老的贺信。曹老又轻声地说：“老学长，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我们的老学长！”
当年东北大学的同学代表，如今也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他们挤坐在一起，推出一位如今当副部长的老同学来讲话。他说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未名湖畔，举行追悼高尔基的纪念会。那时我们请曹靖华老师来讲演，我们把这次纪念会开成控诉国民党的会。当时站在我们学生一边的是曹老师。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曹老师也指导了我们。我们还记得，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在课堂上敢于讲十月革命，敢于讲鲁迅、瞿秋白的，只有我们的曹老师。后来我们这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大部分到了延安，在硝烟炮火中，我们常常想到当年曹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同学，邹鲁风同志就是通过曹老的介绍，去上海找鲁迅先生，才把北平的党的关系同中央联系上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老师的教诲。我们过去是曹老的学生，今天仍然是，今后亦愿意不断得到老师的教诲。
曹老望着当年的学生说：
“这是一批冲出火网的革命青年呵。”我朝着当年那批东北大学的同学望去，他们当然都已进入了老年的行列，很多亦是部一级的干部。可是今天，他们在老师面前显得那么谦恭，甚至有点腼腆。我在想象着当年他们风华正茂时在未名湖畔开会时的英姿。
后来的人不断拥到屋里来，窗外挤满了在学的俄语系的同学。不知怎的，我发现女同学特别多，一个个穿着花毛衣，显得年龄是这么小，让人联想到未来和希望。曹老一共教育了几代人呢！北大俄语系的代表和北京大学校长讲话的时候，我暂时移步院内。今天是个好天气，临湖轩小院的草坪上洒满了阳光。院子当中有一条长桌，桌上摆满了曹老的译著。有的书还是当年鲁迅先生替他印的。在《铁流》的初版本上，曹老就写了“心爱书之一”等字样。在解放后出版的《铁流》译本上，我们又看到译者用红色钢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校改墨迹。这哪里是修改，简直是重译。我们看到了一个翻译家的严肃劳动。
临湖轩小院是这样的幽静，阳光又是这么温暖，一时倒让人忘记了屋里热闹的气氛。忽然，从屋里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连窗外的穿毛衣的姑娘们也都鼓起掌来。我想，一定是曹老要讲话了。我连忙跑上石阶，但门前堵满了人，无论如何再也挤不进去了。我只隐约地听到曹老在讲：“过去的那些岁月，以及党给自己多少温暖就是讲一千零一夜，二千零二夜，三千零三夜也讲不完呵……”
198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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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洪水退去之后
张雨生
游子在外，心系故里。今年入夏后，连降暴雨，江水猛涨，故园岌岌可危。我的心随之紧缩了一月有余。后来，长江的水位日渐下降，今年不会再有决堤的危险。但是，近日听家乡来人说，虽然江堤未破，灾害仍然不轻；围湖造田的坝子全破了，早稻荡然无存。时下水退，晚稻插秧迫在眉睫。他们正全力堵口排涝，力争不误农时。
早稻损失晚稻补，这是我能想得到的。不过，来人还讲了一件农民不愿排涝、主张退田还湖的事，却出我意料。
有个湖围子，是几家农民联产承包的。洪水渐退，生产队立即派出抽水机要帮他们排涝，却遭到了拒绝。纠纷闹到公社，这几位农民拍着胸脯说，只要不硬规定他们排涝种晚稻，宁愿今年的包产一斤不减（早稻颗粒无收，包产减少一半），到时候，就是买议价粮也要送到队里。他们如此固执，心里有着一本明白账：这个围子深入湖中，冬季筑坝挖沟，夏季防洪排涝，费用高，收入低。实行责任制后，他们曾提出退田还湖，养鱼育珠，但上级只向湖区要粮，不批准。今年围坝决口，半黄的早稻成了上好的饵料，招引江湖里的鱼成群结队游了进来。这几位农民估计，把这一围子鱼拦起来养到年底，其收入比两季稻的产值还高得多。于是，他们私下计议说：“今年何不跛子拜年——就势一歪，来个因灾致富呢。”
“因灾致富”，此地自有它的特殊性。然而，盲目围湖造田，利少弊多，恐怕就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吧。
长江流域诸省，如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凡是围湖造田最多的地方，今年闹洪水都最厉害。其中的必然性，是专家们早就论述过的。我不懂生态学，但看今年的灾情也明白那道理。湖泊是天然水库，要靠它蓄水防旱，还要靠它泄洪排涝。若都围成耕田，何处存水？如今的许多湖区，机械排涝的能量胜过了降雨量，但是，外湖都围挤得极为狭窄，大江在洪水期又难流泄下去，遇到暴雨，你排我也排，岂不都以邻为壑？这样做，只能是水位愈排愈高，堤坝愈筑愈大，危险性也愈来愈严重。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今年的暴雨教训了一些湖区干部，使他们终于明白这个道理，只好采取紧急措施：暴雨下到哪里就让它积在哪里，谁也不准排涝。这也算是胡涂之后的聪明法子。总之，无节制地围湖造田，索取耕地，是得不偿失的。向湖泊要财富，法子很多，何必非造田不可！留其自然面貌，或者稍加改造，蓄水，航运，育珠，养鱼，栽藕，种莲，采菱，植苇……，其经济效益不见得比造田低。
洪水退去之后，抓紧恢复生产自然是当务之急。但我以为，实在还应该引导干部群众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植树造林、水利设施、围湖造田等问题，联系本地的实际讨论一番。从教训中领悟道理，往往比平时教育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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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欢乐的“多拉吉”
张胜友
我在海兰江畔采风的日子，看见朝鲜族少女翩翩起舞的神韵。窈窕的姑娘，个个是歌舞能手。每年八月十五过“老人节”，她们跳起祝寿舞，媳妇、姑娘们排成行，手执酒盅，情真意切，虔诚地祝福老人们幸福、长寿；……而最使人们难忘的，还是新嫁娘大婚典礼上跳的“多拉吉”了。
那是在长白山下的一个小村寨，我有幸参加了村里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的迎亲仪式。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这个拖拉机手靠勤劳致富，拆除了原先居住的泥草房，盖起新瓦房，还买进一部小型拖拉机，如今又娶新媳妇，真是喜事盈门。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都穿上了喜庆的盛装“契玛”和“则羔利”，做婆婆的阿妈妮则穿上了一身洁白色的衣裙，胸前绶带飘飘，领着众乡亲迎候在村口。少顷，当头系红花的大黄牛拉着彩车缓缓驶来时，由唢呐、长鼓、小锣以及手风琴、单簧管、洞箫、长号组成的小型乐队奏起了欢快的朝鲜族舞曲，婆婆跳着舞迎上前去——这是朝鲜族的习俗，当婆婆的要跳“多拉吉”舞将新媳妇接入门，而且要一直跳到媳妇满意地笑了为止哩。彩车上的新娘头戴花环，满脸羞红，使劲儿低下头抿住嘴，她是邻村的“百灵鸟”，歌儿唱得象百灵鸟一般婉转、甜美。新娘偷偷瞥了一眼正在跳舞的婆婆，几度欲下车都被伴娘阻住了。于是，一些向着婆家的小伙子用彩绳套住牛角往前拉车，马上又有几个向着娘家的小伙子向后拉，双方僵持着，大黄牛被拉得瞪圆双眼，不住地摇头摆尾……突然，大黄牛挣脱了角上的绳索，拉绳的小伙子们一古脑儿跌倒在地上，在乡亲们的哄笑声中，新娘终于“扑哧”一笑跳下车，姗姗步入婆家的门坎。
在布设考究的炕席上，拖拉机手喜滋滋地摘下了新娘头上的花环和披巾。现在轮到新娘跳“多拉吉”了，新郎弹起伽倻琴，乡亲们拍手叫着“早塔！早塔！”只见新娘舒展纤手，轻移脚步，翩然起舞，那优雅的抖肩，配上她那百灵鸟般动听的歌声，引得婆婆、新郎和众乡亲都一齐欢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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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何以对死者？
孔宪阶
有位机关的同志向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干部病故后，迟迟不能火化，也就开不成追悼会。原因是这位老干部的家属子女提出了一连串的“先决条件”——要求给死者加官晋级；必须把外地的子女都调到身边，连儿媳、女婿也得重新安排“理想”的工作；还提出要长期享受死者的住房等等条件待遇……哪一条不答应，也不同意火化。
记得报上登过“三块弹片作遗产”的报道，说的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某军分区司令员陈洛平同志，临终前对家属子女说：“你们不要指望我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留在我身上的三块弹片，看到它就应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李富春同志逝世后，蔡畅同志把两人多年的储蓄全部交了党费。她说：“钱，不应该留给儿孙，应把革命传统留给他们。”
革命烈士王若飞曾经说过：“我是个公开的共产党员，应该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我的行动关系着党的威信和影响，不能使社会上留下一丝不好的印象。”这话代表了为党为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共同愿望，很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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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刁羊图〔中国画〕 黄胄
中国画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