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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大钊的哲学思想
李振霞
今年10月29日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同志九十四周年诞辰。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正确主张和光辉的实践活动，经常被大家谈到。李大钊也是在中国比较早而且比较全面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先驱者。本文试就这方面作一点介绍。
一
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何者是第一性的？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始，就批驳了唯心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时期，发生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主张玄学，反对科学，当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主张发展科学的资产阶级学者，只用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些唯心主义哲学来反对玄学。例如丁文江说，“物同‘我’都是同样原质（感觉）所成功的复杂体”（《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王星拱认为，“只有感触是实在的”，“宇宙是不能离我们而独立的”。（《科学概论》第270页、第13页）胡适也声称，宇宙是一种“实在”，但这“实在”不是客观的，而是人造的，“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第2卷第105—106页）
李大钊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宇宙是一种客观实在。这个“实在”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大自然的客体。他说：“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李大钊选集》第79页。以下此书的引文只注页码）“宇宙的运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第433页）他认为，这种流动，不是由人的意志安排的，而是大自然的固有秩序。“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第165页）李大钊还指出，比起这种大实在来，我们每个人显得十分渺小。所以，人的主观意志不能决定宇宙的存在和发展，相反的，人们只有随着客观实在的变化而前进，才能有所发展。吾人的“我”，“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第95页）
他不仅坚持了物质世界客观实在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而且还阐明了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结论。他告诉人们要注意求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求真的态度”，“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史学要论》第六节）他自己身体力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提出“再造中华”的方案。他还告诉人们要珍惜现在，面向未来，坚决反对复古主义和复古运动。要人们“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致力于青春中华的创造。
二
李大钊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晨钟”之使命》、《新的！旧的！》等文章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阐明了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
他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他谈到：“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他说：“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第334—335页）
李大钊既分析了“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第485页）的道理，又结合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指出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这种生活，最容易起冲突。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会觉得不安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参见第97—99页）
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展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到了他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参见第375—376页）
进化到革命的过程，走的不可能是一条笔直的路。李大钊明确指出：“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第90页）革命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运动。他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问题指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就不容我们徘徊审顾，而要一往直前。只有承认事物发展是螺旋上升的过程，才是一种进步的世界观。
三
李大钊对于人们的认识和认识过程，以及思想的作用，都作了论述。
李大钊历史地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阐明了观念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他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中说，人类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宇宙自然的法则的支配。
李大钊还依据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论述了认识的有限和无限问题。他说，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但是，世世代代历史人物智慧之积累，人类的历史观则越来越高，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参见第87页、第290页）
李大钊很重视精神、意识或思维的力量，尤其强调先进思想的作用。他认为，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和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而先进理论则是指导实践的工具。
但是，理论一定要同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第230页）但是，李大钊在论述先进思想的作用时，也有强调过头的地方。比如，他认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第217页）。当然，对于革命先驱者“未必精当”之处，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待。
四
李大钊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特别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他正确地指出：“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第506页）。他还分析了唯心史观的社会作用及阶级实质，说此辈史学家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它使人们“麻木不仁”，“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只能发出“‘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第506—507页）
在1924年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时候，李大钊高度地评价唯物史观，并提出要注意唯物史观的实际应用。他说，我们在这一天，应该细细地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解救出来。
李大钊针对当时充斥思想界的唯心史观，着重强调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当旧的社会组织束缚、妨碍生产力时，生产力越向前发展，矛盾就愈激烈，其结局是这个社会组织的必然崩坏。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来后，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它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它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相容的程度，那个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的。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李大钊作了阐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历史理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第177页）他强调社会改造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他还明确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第397—398页）
李大钊鲜明地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说：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李大钊在中国比较早地将这个伟大精神武器送到中国人民手中，其功绩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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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世界 必须了解世界
——谈谈学习外国历史
陈翰笙
今年，邓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的国庆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高瞻远瞩，用义深远，堪称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教育大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固然是体育战线提出的响亮口号，却实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心声。我们不仅体育运动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经济力量、国防力量也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正是表达了我们这一志愿。
要走向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而且要了解世界的昨天和前天。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邓小平文选》第55页）我们知道，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概括，不论是一个具体政策的制定还是大政方针的确立，都需要了解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确有一个向历史借鉴的问题，特别是向外国历史借鉴的问题。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还这么穷，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别国的历史，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因素。我们闭关锁国，孤陋寡闻，重复了别国犯过的一些错误，不免走了一些弯路。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她能够生存下去，并发展起来，就一定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族活力，就一定有我们可资借鉴的优点和长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他们在短短的时期内，硬是起死回生般地把被军国主义分子推向毁灭深渊的日本经济重新振兴起来。他们缺少资金，自然资源不足，靠什么振兴经济呢？靠的是战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靠的是美国大量的短期贷款；靠的是日本政府重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逐步实行了管理的现代化；靠的是对广大青少年乃至成年职工卓有成效的培训和教育。德国出口的机械设备、精密仪器，以其技艺精湛、质量可靠而著称于世，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政府特别注重教育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法国的教育也有我们可资借鉴之处。在那里，中等学校的教师都要通过国家的考试才能正式聘用。匈牙利也很重视教育，据1982年统计，匈牙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60％以上的社长和技师都是受过大专院校教育的知识分子。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这方面，匈牙利的农业改革搞得很好。三十五年来，他们兴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社员的自留地提供各种方便，而这些自留地的面积几乎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总产值竟达全国农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合作社帮助社员为自留地制定生产计划，用机器代耕，并提供种子和化肥，代销农产品。这样，农业合作社已经把自留地经济纳入了集体经济的范围。我想，匈牙利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不是也有可以效法之处呢？
我们可以向外国借鉴的历史经验很多，以上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其实，资产阶级是很懂得研究别的国家的历史的，欧美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历史就很重视。英、德、法、苏等国专门研究我国历史的人数不少，并发表了许多专门论述我国历史的著作。目前，美国许多大学都设有中国历史课。欧美的历史杂志中也有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可见，他们是面向世界的。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无须研究、无所可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问题在于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改造它、提高它，为我所用。
学习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开阔眼界、培育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外国历史，可以使广大青少年了解世界各民族的兴衰荣辱和历史发展的进程，用以掌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之学习外国历史是起于寻找职业的目的。但学了外国史以后，却使我大开眼界，有许多新的体会。例如学了美国史后，发现美国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少，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比其他国家快；学习了欧洲史以后，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争夺，特别是对巴尔干的争夺印象很深。当时虽然不明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概念，但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要强盛起来，有它的内外因素，对这些因素必须有清晰的了解，才能找到救国的方法。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明白自己对国家、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和学习世界历史不是没有联系的。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今天，就不懂得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自“十年动乱”以来，我们长期忽视了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外国历史的学习。我国广大青少年，甚至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的成年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忽视历史教育，耽误了整整一代人。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1982年的调查：中小学生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尤其对外国历史知识懂得更少。其主要原因，一是“十年动乱”中，中小学普遍取消历史课，少年儿童又看不到合适的课外读物；二是近几年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社会上普遍不重视历史课教学；三是历史教师数量少，质量不高。据统计，河北历史教师现在总数为14，483人，其中学过历史专业的仅有653人，占4．5％，而95．5％的历史教师没有学过历史专业而教历史课，学生学不好历史是可想而知的了。国内对外国历史的研究水平是低下的，难怪我国关于外国的历史著作大部分都是翻译的。
不仅教育部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不重视历史教学，就是出版部门也不重视历史知识书籍的出版发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有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过多，该印的东西却不给印。”（《邓小平文选》第55页）就拿历史普及读物来讲，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原本是要帮助广大中学生、青少年掌握外国历史知识，引起他们对外国历史知识的兴趣和重视，可惜的是，由于出版发行部门不重视，发行量很少，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近，胡耀邦同志指示：“凡属广大群众需要阅读的政治书籍和知识书籍，大概每年也不过上百种，象这样的书，不是印几万册，几十万册，而是几百万册，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众观点。”胡耀邦同志这一指示十分重要。我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一齐来关心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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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新情况
1983年9月21日至2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新会——南海举行。
如何看待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关系，是与会者评议较多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尽管维新派对洋务派有所抨击，而且也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但却不能据此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戊戌维新运动既是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它的作用在于承上启下。另一种意见则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不是沿袭、继承，而是同步并起。因为还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的前一年，孙中山就在海外创建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随之又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是近年来史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与会者又就此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交锋。一种意见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理由是，虽然维新派在手段、方式和途径上，采取了和平的、非暴力的主张，但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兴民权、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提出“以商建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终极目标无疑是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从这种“本质”意义上讲，“变法”具有革命的性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进步的、爱国的改革运动，但把它称作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有待商榷。因为维新派不仅自己不进行暴力革命，而且明确反对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方兴未艾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竭力加以诅咒。所以，它很难说是一场严格意义的革命。还有一种意见则断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其论据在于这次运动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温和的、保守的、渐变的。
怎样恰如其分地评价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活动，是会上讨论的又一个重点。对于康、梁的基本评价，与会者似乎没有多大的分歧。一般人都认为他们当时“变法”的出发点是忧国忧民。作为这一运动的主导者，其爱国精神和革新主张，不仅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借鉴意义。尽管实践证明他们不是成熟的、老练的政治家，但却同时证明他们另一方面的才干——出色的思想家、宣传家。近代中国以资产阶级的西学、新学批判封建主义的中学、旧学运动，是从他们开始的。他们在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立下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不过，当涉及到他们的一些具体主张和活动时，人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譬如，在评价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时，一种意见认为，当时革命民主派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途径，以共和制取代封建帝制，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却在实际上维持了现存的秩序，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它。这显然是康、梁对清政府抱有幻想使然。另一种意见则指出不能笼统认为君主立宪一定不如共和国方案，因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政体能够限制封建专制主义，使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得以分享政权。再如对康、梁“百日维新”期间不再提开国会事，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康、梁倒退的表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康有为等人面对来自各方强大的阻力，暂不把开国会、立宪法付诸实践，未始没有策略上的考虑。平心论之，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召开国会未必能产生积极效果。所以，他们改设制度局的建议倒是切实可行的。
此外，人们还对维新派的阶级基础、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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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毛泽东思想研究》创刊
最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理论学术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将公开发行。该刊力求从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结合上，从党史、党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艺、教育、军事等各学科，探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应用。（哲）
《法律与生活》杂志明年出版
由司法部法律出版社编辑的《法律与生活》杂志，将在明年一月正式出版。它将辟有多种栏目，深入浅出地宣传法律知识，解答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与法律有关的疑难问题。（新民）
《太平天国学刊》出版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辑的《太平天国学刊》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该刊每年编辑一册，主要发表论文，同时也发表一些史料。
（于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