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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高尚全
发挥中心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这个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努力探索。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战略措施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条条”管理还是“块块”管理进行的，在“你管”或“我管”上做文章，没有跳出行政管理的圈子，没有改变国家对企业管得过死的状况，“条条”与“块块”的矛盾一直很突出。企业归“条条”管，就产生部门界限；企业归“块块”管，就产生地区界限。条块分割，不利于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妨碍技术进步；助长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影响产需结合；不利于资源的综合利用，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总之，条块分割，影响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就条块解决条块矛盾是不能取得良好结果的。现在提出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解决“条条”和“块块”的矛盾，的确是我国经济体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什么特别要着重发挥中心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呢？
第一，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80％以上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城市工商业。城市拥有的工业固定资产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三。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极大。
第二，城市不仅是工业的生产中心，而且也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人才培训的中心。我国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具有强大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是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地。
第三，城市是交通运输的枢纽。由于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并有社会化的贮运系统，自然形成商品交换、物资交流和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可以把生产者的产品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省的费用运送到消费者手里，并把市场需求信息及时反馈到工厂企业。城市的金融事业发展快，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第四，以城市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容易解决“条条”与“块块”的矛盾。城市工业的发展，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本市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外地市场的需要。城市不象地区那样容易产生闭关自守和地区封锁。因此，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生产重复、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导多头的一个重要环节。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提高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益当然很重要，但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如果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从本位利益出发，搞“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从一个小圈子来看也可能得到一时的、局部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越多，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就可能越少。因此，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突破部门、地区、城乡之间的分割局面，真正做到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是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在“跨”字上做文章，才能真正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为了逐步改变企业组织结构的“大而全”、“小而全”和地区分割、部门分割的状况，有必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有步骤地组织各种形式的跨部门、跨地区的经济联合。
就跨部门来说，首先有必要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内，对同类产品，不管是哪一个部门的，都要根据不同情况，按零部件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在同一个城市里，对同类工艺，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所有的热处理、电镀、铸锻、机修等，都要适当集中，打破行业界限，组织工艺协作中心和服务中心，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此外，在同一个城市内，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企业，都要围绕资源的综合利用组织起来，以提高经济效益。
但是，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不能局限在本城市内组织经济联系和协作，更重要的是要跨出城市的范围，冲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逐步形成条块结合，城乡结合，农业、工业、商业、运输、科技、信息和服务等行业综合发展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当然，跨出城市范围，打破地区和部门界限，难度是很大的，但已出现了好的苗头。根据各地初步经验，越出一个城市的范围，实行跨地区的经济联合，需要按照利益均占的原则，照顾到各自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并以名牌产品为“龙头”，形成分工协作的网络。
城市领导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市领导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划分和条块分割，造成了城乡分割、工农分家的局面，既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的开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找恰当的形式，把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为基础、中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经济区，既避免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又有计划地促进农村大批小集镇的建设。
实践证明，在经济发达、工业比重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工农一家的新型城乡关系。
城市带动周围农村，并不是带的范围越大越好，管的县越多越好。它事实上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以适度为好。为此，要考虑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它和农村经济联系的具体情况以及交通运输等条件。超越了它的承受能力，不仅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会遭受损失。有的城市经济实力不强，条件并不好，如果也要让它带好几个县，就会形成“小马拉大车”，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
正确处理中心城市和经济区的关系，避免城市变成新的“块块”
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某些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必然会发生各种经济联系，这是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区的客观基础。中心城市需要周围地区作为它发展的基地，经济区需要中心城市为依托。经济区反映经济的内在联系，不同于行政区划。它靠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向四周辐射，当然辐射有强有弱，从而影响的面也有大有小。城市的经济实力强，就能吸引更多的周围地区，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
每一个经济区和中心城市应各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搞成什么都是以我为“核心”的全能区、全能市。每一个经济区、中心城市发展什么优势产业或优势产品，要根据具体条件，以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准来决定，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每个经济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去交换自己的劣势产品，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城市是否会变成新的“块块”？这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从实际经济生活中已出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不少城市都想“以我为核心”，自成体系。有的不愿意同外地联合，有的中断了与外地的协作关系，把外加工件、外购件安排在本市工厂生产，并且下令不准本市企业择优选购外地的协作配套件。这些作法，并不能正确发挥城市的作用，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不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是与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
为了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避免城市变成新的“块块”，必须在体制和政策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完善利改税的制度，逐步改变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上缴各级财政的办法。经过改革，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变成税收的关系，就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中央和地方交纳税金，避免部门、地方由于自身经济利益强加于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利改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使现行的以划分企业利润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逐步过渡到以划分税种为基础的各级财政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就可以更好地发展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密切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促进企业按经济合理的原则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进行必要的改组联合。这样既有利于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的蓬勃发展，又有利于防止中心城市和经济区变成新的“块块”。
第二，逐步实行政企合理分工，改变“市长管企业，厂长管社会”的不合理状况。城市管理企业，要从现在的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活动，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主要靠运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好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改组、联合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搞好科学技术、文教卫生和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加强城市的综合服务，为生产和流通提供便利条件，促进企业之间的各种横向联系。
第三，发挥行业和职能部门的作用。为了避免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好行业规划和区域规划。通过行业规划，搞好地区的分工协作，克服地区分割，避免地区、城市自成体系；通过区域规划，克服部门分割，避免部门自成体系。企业改造规划必须服从行业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要求，避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行业规划、区域规划、企业改造规划要密切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衔接配套，更重要的是都要从全局出发，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与此同时，要发挥国家综合部门的职能作用。为了避免重复建设，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要由国家计委直接下达，不要按“条条”或“块块”下达；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不经批准，不得新建、扩建工厂；历史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的协作关系，不经批准不得随意中断。
第四，逐步改革考核指标和统计制度。在计划指标体系的设计上，要从以实物指标为主，逐步改变为以价值指标为主。目前按产值、速度、利润考核各级政府的制度，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容易造成“大而全”、“小而全”和自成体系。一些先进城市到外地投资或实行联合，但按现行统计制度规定，产值、速度、效益都统计在所在地，这就影响了先进城市与外地联合的积极性。为此，在考核制度未根本改革前，对参加联合的有关城市，其产值、产量和利润应根据合同协议进行分成，分别计算，返回各自的单位。跨地区、跨部门联合投资的银行贷款，应允许调拨。通过考核指标和统计制度的改革，使城市与外地发展联合和协作的成果也能得到正确的反映和评价，以促进跨地区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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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湖南师院学报载文笔谈
对左宗棠的评价
1983年第3期《湖南师院学报》，发表了八篇“笔谈左宗棠”的短文。该刊编辑部在按语中说，希望通过切磋争鸣，对左宗棠作出切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赵世培在《不必替左宗棠找“帽子”》一文中说：左宗棠的前期，是个杀人盈野、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是统治集团中一批重要的反动人物之一；他的后期，是个顺乎人心、功在民族的爱国者，是统治集团中少量可数的进步人物之一。显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其后期是主要的。作者认为，必要时应当对他的各个方面作出具体和切实的评价，但不必当作帽子戴。
王承仁在《左宗棠的“亲法派”帽子应该摘掉》一文中说：左宗棠在前期，有勾结和依靠法国侵略者的一面，有亲法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亲法派”的程度。他在浙江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镇压太平军，这是当时清政府“借洋兵助剿”的反革命政策的一个表现。福建船政局创办时，左宗棠重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使船政局出现“事资洋员、制资洋法、料资洋产”的严重情况。但左宗棠在主观上确有“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和“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指导思想。他在主观上还不是为了迎合法国侵略者的需要，而是企图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军事工业，使中国走上强盛的道路。
左宗棠在对外国侵略的态度上，一贯与李鸿章不一样，是硬骨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不仅反对沙俄、日本、英国的侵略，也反对法国的侵略。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行动证明了他不是“亲法派”，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皮明庥在《左宗棠功大于过》一文中说：这两个侧面，一为反动派，一为爱国者，却统一于左氏之一身。人物总是立体的、多侧面的，而不是平面性的。一种片面、僵硬的推导——封建统治者即卖国者、儒家必然卖国等等，曾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其实，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有镇压或统治人民的共性，并不具有对外卖国的共性。对于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为祖国领土完整而作出了历史贡献的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就象不能认为岳飞镇压了杨么，而否定其抗金的作用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捻军，而否定或降低其在恢复新疆中所建树的历史功勋。
崇汉玺在《左宗棠是改革者》一文中说：在收复新疆的事业中，左宗棠也是一位改革者。进军前夕，他首先抓了精兵这个关键。在收复新疆军事行动过程中，左宗棠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改革工作。政治上的改革，首推对新疆建省的筹置。新疆建省，虽然完成在左宗棠离开西北之后，但基础的奠定和条件的成熟则是在他收复新疆之时。左宗棠在政治上的改革，还表现在提出了平等待回的主张，提出“以平待回”的民族政策作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策。在恢复新疆经济、减轻人民负担方面，他也提出了富有改革意义的一些政策。一是实行“听民自占”无主耕地的政策，二是改革税制，将田分九等，革除丁口税，代以“按亩升科”的十一税一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革除了教育权掌握在阿訇手中的那种只有宗教教育的老办法，指令各地兴办文学，废除只读宗教经文的教育内容，多次颁发与内地蒙童学习内容一样的课本，他对西北地区科举录取名额也加以扩大。
董蔡时在《左宗棠晚年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引用了左宗棠的一些言论说，他主张企业商办。第一，左宗棠把办理民用企业作为国家开源厚生的手段。第二，在“教民兴利”而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指导下，鼓励支持商办企业，反对官办企业。这一方面与他的利民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吸取了李鸿章等力主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累遭失败的教训。第三，中国民间资金不足，“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的原则，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作者还举例指出，在经济领域中，左宗棠贯彻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把办理近代企业作为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手段。左宗棠还在1882年坚决反对洋商在中国开办工厂。由于这次保卫祖国权益斗争的胜利，把列强在通商口岸掠夺设厂制造权，推迟了十多年，维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周学舜在《爱国是左宗棠的思想核心》一文中说：左宗棠出生于“寒素”的三代秀才家庭，曾三次赴京会试，累遭落第，才绝意科举。他受贺长龄、熙龄兄弟的教育影响，从十七岁起，就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鸦片战争发生，他力主抗英救国，与前线抵抗派林则徐等同呼吸。后来琦善奸谋误国，他十分愤慨。他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和据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扩充的《海国图志》，更加激发了爱国热忱。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平新疆阿古柏之乱，粉碎了英俄妄图将新疆分裂出去的阴谋。中法战争发生，左宗棠等上书弹劾卖国投降的李鸿章，后来，病死于抗法战争前线。
耿仕信在《为什么会出现左宗棠这样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文中说：这是有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条件的。其一，左宗棠生活的年代，处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时刻。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左宗棠这样的人物。其二，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基本上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萌发，伴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而形成。其三，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界标，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明显的变化。在此以后，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朝廷”，再没有可能出现象左宗棠这样的人物。
杜经国在《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对左宗棠的评价》一文中说：左宗棠力排李鸿章等人主张放弃新疆的怪论，如果不是左宗棠挺身而出，与外国侵略者作殊死斗争，那么，祖国的这一片大好河山（新疆）必将化为异域，沙俄很可能早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
作者还指出，到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内容较之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要从根本上抵御外侮，就必须学习西方，走革新发展的道路。与李鸿章之类的洋务官僚千方百计排挤和压制民族工业发展的做法不同，左宗棠认为官办、官督商办可暂不可久，以后均应交商办。左宗棠在甘肃经办洋务时，还处处强调一个“试”字。左宗棠是完全可以和林则徐并列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羽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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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五十四）
第三部分 做好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各项工作
第十七章 做好金融工作
第五节 做好银行工作，发挥银行的职能作用
组织存款，聚集资金
组织和吸收存款是银行的一项基本业务。存款分活期和定期两种。按照存款的经济性质可分为三类：企业存款、财政性存款和个人储蓄存款。银行吸收的各种存款构成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约占70％左右。银行必须尊重存款单位对资金的所有权，维护存款户的正当权益；同时还要方便存取，记好账，算好账，做到手续完备，账目清楚。
吸收城乡居民储蓄一向是银行存款工作中的重点。随着近几年来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大幅度提高，以及居民消费构成中购买中高档商品支出显著增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在各类存款中上升幅度最快，在银行资金来源中日益显示其重要地位。在储蓄工作中，银行始终坚持“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
人们往往认为银行吸收的存款都是要提取的，是一种短期的待用资金，因而银行只能用于周转较快的流动资金方面。其实，银行吸收的存款中包括一部分长期的存款，如居民定期储蓄和企业定期存款。而且银行通过加强服务和调整利息率，能够引导企业和个人把一部分原来打算短期内支用的资金变成长期存款和长期储蓄。此外，即使是短期内要支取的存款，由于存取是一个频繁交错的过程，在存取交错中会形成一定数量的剩款，从而把不断出现的短期待用资金连结起来变成可供银行长期使用的资金。
发放贷款，促进生产发展
银行所筹集的资金，主要是以贷款形式供企业用于生产。针对工农商企业不同的需要，银行发放多种贷款。这些贷款大体可归为两类：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性质的设备贷款。前者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的不足，用于储备合理的商品物资、收购市场适销的产品等方面。至于设备贷款，主要是支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
银行提供上述贷款并非“有求必应”，而是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有：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择优扶植；贷款必须有适用适销的物资为依据；贷款必须按期归还；贷款要讲求经济效益，等等。
管理货币，稳定市场
银行是投放货币的总闸口，它要供应和管理货币，调节货币流通。
在现金流通方面，首先要满足正常的货币需要。为此要编制现金收支计划，确定货币发行和现金支出的规模；同时做好银行内部现金的调运以及对企业、单位的现金收付，及时满足它们收购适销产品以及支付工资和奖金的需要。在保证供应的同时，还要根据国家现金管理等法令规定，对挥霍浪费、滥发奖金等不合理的现金支出严加限制。
在非现金流通领域，则根据各种交易的不同特点，制订相应的结算办法，并为企业、单位及时准确地办理转账。
组织和管理外汇收支，沟通内外经济交流
所谓外汇，通常是指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用于国际结算的各种支付手段，包括国外银行的外币存款、外币、外币票据、外币有价证券等。
银行经营的外汇收支业务，包括：办理国际间货币结算，举办外币存款，买卖外汇，发放外汇贷款，经办向国外借款，等等。
我国对外汇实行“集中管理、统一经营”的方针。“集中管理”是指一切外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统一经营”是指国际结算、外汇买卖等一切外汇业务，由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统一经营。
（第十八章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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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史知识》将连载《中国历代官制讲座》
我国古代职官制度、职官沿革十分复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古籍和教学工作的需要，《文史知识》从第十一期起连载《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这个《讲座》将以通俗、生动的文字，比较准确、系统地介绍各断代的官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职官机构、职官名称、职能权限、职官产生和消亡的原因、各代职官特点等等。《讲座》还将介绍历代职官的演变，以及有关职官的爵位、品秩、俸禄、致仕等问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