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张铚秀
（一）
我是江西人，在湘赣苏区参加红军。我跟随红军长征后，只听说陈毅同志留在江西，领导和坚持游击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从设在延安的红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这一年的11月，我在江西省南昌市的八路军办事处——一座旧式旅馆里，见到了陈毅同志。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终身难忘。他中高身材，浓眉大眼，目光灿灿，英气勃勃。穿着很朴素，一套合身的蓝色工人服，胸前佩戴着一枚亮晶晶的为纪念红军参加土地革命战争而颁发的纪念章。当时，这种纪念章只发给红军的团以上干部，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红军的高级干部。他见到我，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对我说：
“张铚秀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又回到南方来组建新四军，热烈欢迎你们到来。”
我是一个在红军中长大的穷孩子，没有上过什么学，当时还是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营级指挥员，因此在去见陈毅同志之前，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一见面，他是那样谦恭亲切，平易近人，顿时间，我那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畏惧之情，也就一扫而光。我坐下来，无拘无束地回答着他向我提出的许多问题。等到他把该问的话问完了，我就向他提出，请求他尽快分配我的工作。
他笑起来，十分诙谐地说：“而今我还是个‘空’军司令，能把你分配到那里去呢？”
接着，他就向我详细介绍江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他特别向我介绍了当时我并不了解而今天许多人都已经知道的所谓陈毅“出山”的情况。他说，为了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他曾到谭余保同志领导的部队里去，向部队宣传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解释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因为有一些同志还不能正确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误会，几乎被“砍掉脑壳”。对于这件事，还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我听着他的介绍，深为他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的行动所感动。
陈毅同志对我说，“你是从湘赣边区出去的，你还回到那里去。你到谭余保同志的部队去工作吧！”
陈毅同志继续说，“谭余保是个好同志”，“我们的许多老同志，一旦理解了党的政策，是会坚决拥护的，党指向哪里就会跟到哪里。你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帮助他收拢和扩大游击队，把部队整顿好。”
我欣然受领了陈毅同志交代的任务。
这时，陈毅同志紧锁双眉，以沉重的语气指示我：“对待国民党，既要同它讲联合抗日，又要有所警惕，提防它搞鬼。最近，广东何鸣领导的那个游击队，千把人刚集中，就上了国民党的圈套，吃了大亏。你到谭余保那里去，一定要注意选择群众条件好而又地形有利的地区，集中整顿部队，将来开进，也要选择有利路线。”
辞行前，陈毅同志还为我们同行的三个人派了一个“交通”，并亲自指定了前往湘赣边区的路线，交代了途中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昼夜兼程赶到湘赣边区，找到谭余保同志，在他的领导下，迅速集中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整编成一个大队，然后将部队带到皖南抗日前进基地，集结待命。
（二）
新四军于1938年1月在南昌正式成立，将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组编成三个支队（江北为四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在安徽省屯溪附近的岩寺集中。为了有力地打击日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命令皖南新四军的三个支队尽快向江南敌后深入，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向上海、南京近郊挺进，以威胁日寇占领区的心脏地带。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为了保障主力部队顺利进入敌后，陈毅同志亲自协助粟裕同志，从一、二两个支队中，抽调部队和干部组成先遣支队，我也被调到先遣支队当侦察参谋。陈毅同志非常重视先遣支队东进的准备工作，亲自向部队作政治动员，布置战略侦察任务。部队于4月28日从潜口出发后，他又通过他在川军郭勋祺部的一些旧交，向川军做了大量工作，使我先遣支队顺利地通过了川军防区太平、青阳、南陵等地。他日夜关切地注视着先遣支队在东进途中所出现的各种重要情况，直等收到先遣支队已全部顺利通过日伪封锁线的报告后，才放下心来，随即着手安排一支队挺进江南的组织工作。
我们先遣支队深入到江南敌后，目睹了祖国大好河山遭受日寇蹂躏的种种情况。日寇占据铁路沿线各要点，尽管兵力薄弱，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广大群众又没有组织起来，少数日军经常下乡骚扰，无恶不作。而国民党的溃军又聚众为匪，有的打着
“国军”旗号自称“司令”、“旅长”，真是三里一“司令”，五里一“将军”，对老百姓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可是见了日寇却闻风而逃。广大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有一支救苦救难的“菩萨军”前来解救他们。我们将这些情况电告军部之后，陈毅同志不久便亲率傅秋涛、张正坤同志的两个团，于5月进入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区。7月，张鼎丞同志又率第二支队的三、四两团，进到江宁、当涂、溧水、高淳等地区。
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原本在闽、浙、赣、湘、鄂等省的高山峻岭之中，打惯了游击战，一进江南的水网地带，看见到处都是江河、沟渠和湖泊，夜晚行军，不断有人掉进水田里。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在这样的地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争，部队能不能生存和发展。陈毅同志非常了解部队的思想情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部队进入江南敌后不久，他就在溧水的竹箦桥，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反复讲明在敌后的江南水乡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他说，江南地区虽然是水网地带，没有深山密林，但这里有广大的抗日人民，有了广大的抗日人民，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人造的“深山密林”。我们战斗在由人民群众组成的“深山密林”之中，就能生存和发展，就能打胜仗。陈毅同志这篇重要讲话的精神，很快传达到全军，教育了全军指战员，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在那段时间里，陈毅同志特别注意抓好部队的纪律，并处处以身作则，每到宿营地，总是夜不入户，铺开一块油布，撑开一把雨伞，就席地而睡。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都能指挥部队揪住敌人狠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有的同志把陈毅同志的作战指挥概括为
“稳、准、狠”三个字，这是对的。陈毅同志指挥过的一些著名战役，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我只举出两个还不为大家了解的战斗或战役的例子，来说明陈毅同志作战指挥上的特点。
1938年7月1日镇江附近的新丰车站一战，所以能获全胜，就与陈毅同志重视战前侦察分不开。战前，陈毅同志多次派出侦察分队前往侦察，了解到50余名日寇虽然驻守在用钢筋水泥建筑的车站内，但因天气炎热，晚上除哨兵外，其余的全部睡在楼外的吊床上。经过反复侦察，陈毅同志认为，车站大楼虽然坚固，日军的武器虽然精良，并擅长拚刺，但由于未遭我沉重打击，骄惰疏忽是可寻之隙，离楼野宿是我可乘之机，决定采用夜摸偷袭的战法，先袭杀敌哨兵，除其耳目，然后消灭乘凉野宿之敌于混乱中。为了防止少数敌人窜入敌堡顽抗，还准备好火攻器材。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军侦察员扑上去捕杀敌人哨兵时，惊动了其他乘凉睡觉的敌人，突击分队便一跃而上，手舞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大部分敌人死于我军马刀之下，少部分逃进碉堡，又被我军用火攻烧死。这一仗，除三名日军侥幸逃命外，其余全被我军消灭。
陈毅同志面对强敌而能积极寻找战机，大胃口地吃掉敌人，还表现在解放战争初期歼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攻占峄县之战。当时，我华东部队刚在苏北结束宿迁战役，全歼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四个旅，苦战之后部队未及休整补充，蒋介石便令其第一快速纵队的一个坦克团、一个榴炮团以及八十师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疾速猛进，越陇海线突袭临沂。陈毅同志当即令地方部队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同时调动我苏北主力部队杀一个回马枪，全歼敌第一快速纵队。而后又乘敌惊魂未定，挥师峄县城下，用刚刚缴获的美式105榴弹炮轰击敌阵，又全歼蒋军马励武所部整编二十六师。至此，华东蒋军拥有的第一批美械105榴炮48门，全部落入我军手中，为我军装备了两个榴炮团和一个坦克大队。这些，就是我华东部队用来祝贺1947年新年的贺礼。
（三）
陈毅同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非常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队每到一地，他总是喜好走访各阶层人士。他交游甚广，无论是开明的、不那么开明的，甚至有些反动的人士，只要政治和军事上需要，只要条件允许，他都愿意与之交往，或者来者不拒。由于他学识渊博，气度宏伟，待人诚恳，言必有信，因而深受有识之士的敬佩。就是对于某些顽固不化的家伙，他也常常能博引古今，晓以大义，披沥肝胆，诚挚相待，使对方往往愧颜相对，无地自容。由于陈毅同志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我军无论开向何处，都深受各方拥戴，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许多有利条件。
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在江西南昌筹建新四军时，陈毅同志在中共中央东南局的领导下，与国民党的各种官员多方周旋，为新四军的集结和整编，争取了时间，扩大了影响，以后在开进途中还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参军，壮大了队伍。陈毅同志亲率一支队东进，由东门渡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高淳县城时，为了给我军以后往来此地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尽管日寇劫后的高淳县城官民惊魂未定，陈毅同志还是设法找到了国民党的县长。我们的部队在湖边焦急地等待着陈毅同志上船东渡，而他却不慌不忙，与那位县长足足谈了一个下午，宣传我军的宗旨和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和前途，把那个本来满面愁苦的县长说得满心喜悦，满口答应要为我军多做些事情。送陈毅同志上船时，他还要随员找来一条“大联珠”香烟（当时最好的香烟）相赠，说是日寇劫后无物相送，请笑纳作为征途消遣。以后，我军人员和伤员经由此地来往，得到不少方便。部队进入茅山地区以后，陈毅同志说服了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使他从消极观望走向积极抗日，向我军助械助饷。陈毅同志还向茅山地区的和尚道士做工作，教育他们积极支援我军作战。江南地区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流散，有的还拥有武器。陈毅同志亲自向他们做工作，使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还将武装交给我们指挥，要求我们派干部帮助他们训练部队。我军进驻苏北，由于陈毅先人一步做了李明扬的工作，分化了蒋顽力量，为黄桥决战的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毅同志与我们永别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他那崇高的革命品德和气质，他为党和国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必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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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陈嘉庚
项南
时间的流逝是很快的。如果陈嘉庚先生还活着的话，他今年该是一百零九岁了。就是他亲手所创建的集美学校，也已七十周年了。
陈嘉庚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国界。福建人敬仰他，中国人敬仰他，华侨和外籍华裔也敬仰他。
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早年经历过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段屈辱的历史，不得不飘零海外，成了一个出色的实业家；也不只是因为他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人民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主要是指他的整个一生，总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事业一边。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头，他的这一品质表现得尤其突出，陈嘉庚亲自撰写的《重庆与延安》、《所闻与所见》①，就是最好的见证。
陈嘉庚的全部历史，都是同华侨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②。他始终“以办教育为职志”③，寄希望于下一代，在这方面几乎耗尽了毕生精力和全部财产。他在国内和海外兴办的教育事业，如今已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愈益显示出他重视智力开发的远见卓识。
要争取事业的胜利，首先要做出牺牲。这是陈嘉庚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份重要精神遗产。他选择了一条决无安逸可言的生活道路。论他的产业，是家财万贯；看他的生活，却又淡泊清贫。他坚持真理，不畏权势，实践了他自己提出的“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④的立身之道。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
陈嘉庚是爱国华侨的光辉旗帜，是革命事业的忠诚朋友。他受到全国人民和千百万海外华人的尊敬和爱戴，决不是偶然的。
1983年5月于福州
①③④均见《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 香港草原出版社出版）
②陈嘉庚：《1918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附图片）
竖立在集美归来堂前的这座铜像，是为纪念陈嘉庚创建集美学校七十周年而塑造的。
归来 作者潘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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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争年代的勇士 建设时期的实干家
——回忆张连奎同志
吕东 韩纯德 郑汉涛 王立
连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他把一生献给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事业，谱写了一个忠诚革命战士的光荣历史。
（一）
连奎同志是山西省定襄县人，生于191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他组织了“和平门体育联合会”，通过体育活动，团结爱国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和平门游行大军的组织者之一，手擎大旗英勇地走在队伍的前面。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党组织决定连奎同志回山西。他历任定襄县委书记，北岳区党委二地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等职。他与晋东北军分区负责同志密切配合，放手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减租减息、除奸反顽、开展对敌游击战，迅速打开了局面，使晋东北根据地很快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40年后，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晋东北根据地以滹沱河为界，分为河南、河北两区。连奎同志兼任河南区分委书记和区队政委。1942年，分区的主力部队转移，形势十分严峻，连奎同志说：“我们党组织是做群众工作的，没有群众就没有根据地，斗争越残酷，就越不能离开老百姓。”他率领分委机关和区队，坚持就地斗争，与敌人周旋。为扭转局面，他率领区队深入敌后的敌后——阳曲、寿阳、榆次，成功地开辟了新区。1944年攻打定襄县城，他率先登城，活捉了伪县长，缴获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连奎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党派他参加军调部太原中心小组工作，任中共首席代表。他与许光达等同志一起，代表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军区首长，在谈判桌上同美、蒋、阎的代表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连奎同志转向军事工作。历任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六十六军副政委、政委。他参加领导的部队在华北地区南征北战，纵横千里，先后参加了忻定、察南、保北、石家庄、平津张和太原战役，屡建战功。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他亲临前线，组织突击队首登城垣，荣获“登城先锋”首功。军长肖新槐同志生前常说，连奎同志是大学生出身，打仗却是勇敢的。1950年10月，他所在的部队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由于仓促应战，首战不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部队保持旺盛的革命士气和必胜的信念。在第二次战役，特别是突破三八线的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的五音山阻击战中，连奎同志所在部队都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受到志愿军总部和彭德怀同志的表扬。1951年10月归国前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连奎同志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二）
1952年，连奎同志转业到国防工业战线，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局长、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第五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等职。
连奎同志主持兵器工业工作时，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关键阶段，要求兵器工业生产更多更好的武器弹药，供应前线。然而，当时的兵器工业基础微薄、条件简陋，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连奎同志动员机关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重点地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经过不长时间，整个兵器工业出现了增产支前的新气象，品种、质量和数量指日上升，战争急需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不久，我军装备要实现制式化，而兵器工业原来的生产条件和工艺技术，远远不能适应。连奎同志率领兵器工业全体同志，对所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全面更新技术。按照引进的技术资料，从原材料、零件到成品，一丝不苟地试制鉴定。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企业面貌焕然一新。第一批制式武器定型生产，装备了部队，改变了我军武器装备“万国牌”的落后局面。
1953年底，连奎同志任二机部副部长，主持国防工业基本建设工作。当时我们缺乏大规模基本建设的人才和经验。连奎同志从抓班子入手，组织起勘察设计、设备安装和新厂筹建的队伍，做好建设方案论证，组织选择厂址、勘测设计、工程施工等一系列的前期工作。从1955年起，开展了大规模基本建设工作，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先后建成了我国第一批航空工厂和配套的电子设备、武器工厂，并在这些工厂中制造出了我国第一代喷气式飞机、第一代坦克以及火炮等重要军事技术装备。
1958年初，一、二机部和电机部合并，组成新的一机部，连奎同志协助赵尔陆同志分工主持国防工业的全面工作。他大力组织专业教育机构的建设，有计划地培养专业人才和轮训老干部。在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中，连奎同志积极组织企业发展民用产品的生产，沟通供产销渠道，很快生产出工农业急需的大量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部化肥设备的空压机、第一辆小型越野汽车，都是在国防工业企业里诞生的，填补了一批空白。
（三）
连奎同志的一生，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光明磊落。他的一言一行以维护党的利益为准则。从战争年代到经济建设时期，他历任许多部门的领导职务，当“班长”，他是以身作则的好带头人；当副手，他是得力的好助手。他坚定地贯彻集体领导原则，从大局出发，积极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统一。他襟怀坦荡，无私无畏，坚持原则，总是严于律己，不居功，不诿过。
连奎同志一贯忠实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搞小圈子。他几经调动，从不带干部到新的部门去。他为人正派，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一视同仁，诚挚相待。他爱憎分明，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在艰苦的反扫荡中，一位同志患空洞性肺结核，生命垂危，连奎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仅有的一位随队医生留下，责成他全力抢救，使这位同志脱离了危险。
连奎同志一生听从党的安排，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战争年代他就书不离身，认真掌握革命理论，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组织上给他的马匹，成了驮书的工具。走上经济工作岗位后，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钻研技术和管理知识，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复习基础理论，学习新知识。每到一个工厂、研究所，他总是虚心地向工程技术人员、业务干部和工人请教。由于他刻苦钻研，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管理国防工业的专家。
在“文化大革命”中，连奎同志尽管遭到冲击，身体被搞垮了，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千方百计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林彪篡夺国防工业领导权后，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借机搞庞大的军事建设计划。连奎同志从实际出发，不畏强暴，坚持原则，提出意见。为此，遭到了极不公正的非难。林彪一伙的一意孤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损失，也给兵器工业带来很大的混乱和后遗症。对此，许多同志深感痛心。回忆往事，无不认为连奎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敢于直言，主动做了大量补救工作的负责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粉碎“四人帮”后，连奎同志被选为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虽然病魔缠身，还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惦念着兵器工业的整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连奎同志生前说，一个人能对党有所贡献，就是最幸福的人。这正是他一生遵循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