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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
本报记者述评
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于1983年9月16日至23日举行。孙冶方同志在《我的遗言》中说：“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遵照他的遗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发起，在孙冶方同志的故乡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了这次讨论会。
孙冶方经济理论的贡献
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致认为，孙冶方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经济理论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
（一）提出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他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要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的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这是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康庄大道。
（二）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效果的综合指标。他认为，社会主义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财富。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抓住了利润指标，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一样，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订价合理，企业通过革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的途径取得的利润越多，表明它对社会提供的物质财富越多。
（三）主张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他认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重点应放在抓好原有几十万个企业的技术改革。新建企业总是只占少数，原有企业才是汪洋大海。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速度就能快，效果就能好。“基数大，速度低”的说法，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不是规律。
（四）提出搞好流通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孙冶方同志是我国最早批判“自然经济论”和“无流通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称为计划经济，不仅仅是因为企业的内部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更重要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供产销关系即流通过程或市场，也是有计划地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流通过程的计划化。
（五）主张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孙冶方是我国积极倡导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还在1956年他就著文主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61年又从理论上论证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明确提出，财经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同时提出它们的权责划分的数量界限。他主张计划管理应当注重价值指标，充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实践性
与会代表认为，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同时又力图把理论化为具体措施，用以指导变革，真正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效地发展。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的理论，是根据过去经济建设中浪费严重、效率不高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还在五十年代，他就尖锐地指出，我们经济建设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只讲效果不讲费用，把“不计工本，不计盈亏”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气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工作“反对讲最小最大，反对讲经济效果，空讲政治挂帅，空讲阶级斗争，结果走到反面，变成了最大最小”（用最大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小的有用效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有远见的。现在，我们党已经明确地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赵紫阳总理说：我们讲经济效益，首先应当明确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与会者认为，孙冶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也是从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的。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我国的经济管理不大注意体制改革问题，即或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也只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上兜圈子，改来改去总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孙冶方同志很早就看到过去经济管理的弊端，并且明确提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提出按资金价值量来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原有资金价值量范围内的事是企业应该管的“小权”，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范围内的事属于国家应该管的“大权”。国家对“大权”范围内的事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而不严，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乱套；而对于企业“小权”范围内的事，国家则不应过多干涉，否则就会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死。这种责权划分的理论，虽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他强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应该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充分发挥几十万个企业的积极性。其次，这种责权划分，有利于改变旧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加快我国生产的发展速度。现在，国家也已经把有步骤地有重点地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
孙冶方经济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石是他的价值论。在“左”的错误思潮发生严重影响的历史时期，孙冶方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一套价值论与“共产风”相抗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孙冶方的价值理论仍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代表认为，这主要是忽视了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在现阶段，无论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还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国营企业之间，国营企业与职工个人之间，都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劳动事实上不能完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产品的个别劳动消耗也不可能直接计算，因此，个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仍然是商品，商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起调节作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包括指令性计划在内，如果不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个事实说明，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和发展。
与会代表指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不可能终结真理，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也不例外。他的理论有一些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有一些是正确的，要付诸实施还要创造若干条件；有一些理论虽然有若干正确的成分，但又存在某些不周全的观点；还有一些则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作某些修正。所有这些除了方法论上的原因之外，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因此我们应该把孙冶方的理论加以发展。事实上，孙冶方同志本人也是在这样做的。他根据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对过去关于利润分成、奖金问题的观点作了修正，对一些理论观点（如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品实现问题）作了新的发展。他在理论研究和探讨中，强调“存同求异”，提倡指名道姓地批评，其实质都是要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向前发展。本着这个精神，与会代表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社会主义商品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流通、固定资产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企业权限、社会主义价格形式和生产价格、统计制度和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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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点民国史》序言
李新
编者按：1982年6月18日至今年9月30日，本报开辟了“学点民国史”专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些文章经过补充与修改后，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汇编成册出版。
现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新同志撰写的《学点民国史》一书的序言。
关于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谁如果不洞悉旧中国的黑暗和腐败，他就很难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深刻的理解。对革命的胜利是怎样地来之不易，如果知之不深，那么对建设事业中的艰难险阻，也就不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意外的挫折，就容易意志消沉而丧失前进的勇气。要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当然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而近代史的学习，可以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具体、更深刻，因而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大力提倡，人们对近代史的学习已经比较注意，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学习中也有缺点。这首先表现在教材上。那就是给学习者具体的历史知识太少而灌输的空洞概念较多。这在党史和革命史的教学中最为明显。对于我党我军的情况，讲得还比较多一些；对于敌党（包括敌国）敌军和友党友军的情况，则讲得很少很少。无怪乎在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的常识测验的答案中笑话百出，有人竟把阎锡山当作华北的一座大山；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也茫然不知。试问，对旧中国这样无知的人，他对新中国能有深刻的了解吗？即使他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马克思主义思想怎能在他的头脑里生根呢？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才坚决主张开展对民国史的研究，并且提倡大家都来学点民国史。
《人民日报》适应读者的要求，特辟“学点民国史”专栏，约我们民国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撰稿。在报纸上写专门性的通俗文章，本应该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来执笔，才能做到深入浅出。这样的文章，表面看来很浅，其实根柢很深。因其研究深入，所以才能浅出。因其深入浅出，所以才能雅俗共赏，人人读了都觉得津津有味。我们从事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不用说登堂入室，就是真正入门的也不多。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我们的要求是：深入浅出最好，浅入浅出也可以，但只不要“浅入生出”。什么叫“浅入生出”？那就是自己本来没有深入，要深出不可能，而浅出又不甘心，于是故作高深，把“深出”异成“生出”，而随心所欲地写了出来。“深出”虽然不通俗，不易懂，但毕竟还有学问，可供专家们品尝。而“生出”则根本无用，甚至有害，譬如没有煮熟的饭菜，吃了是会闹肚子的。我们所说的浅入，仍然是要有根有据地写文章，这就要有一定的研究作基础；我们所说的浅出，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绝不是为了迎合低级趣味，而随意地去摭拾些奇闻逸事。总之，我们要求通过明白易懂的文字，给读者以虽然比较简略但却是可靠而有益的历史知识。
根据和报社商定的计划，我们写了55个专题，都在“学点民国史”专栏上发表了。从读者的反映来看，大部分文章受到欢迎。对有些文章中的缺点和错误，读者和专家们都热情地指了出来。对于所有这些鼓励和批评，我们都十分感谢。现在，根据读者的要求，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趁这次出书，我们认真地汲取了一切正确的批评意见，并切实地加以改正了。不过，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虽经修改，书中的错误和缺点仍不会少，希望读者和专家们还要不厌其烦地再加指正！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写专门著作难，写简短而通俗的文章也不容易。我们这次的作品写得不好，却是费了一番力气的，没有人在写作中偷懒。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到家，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今后我们将更加专心致志地去钻研民国史，务期按计划完成民国史的几项专著。到那时，我们将再来写一些通俗的作品。我们相信，那时的作品即使未必就能达到深入浅出的境界，但肯定会比现在这本小册子强些。现在这本小册子未取书名，仍用专栏“学点民国史”这个不象书名的名字，其原因就是只想用它来填补当前这方面的空白，以待有较好的作品来取代它。谁能早日写出书来取代它都好，我们无不竭诚地欢迎。若没有别人的作品来取代，我们自己也将写出作品来取代它。但愿它存在的日子愈短愈好。这不是谦虚，而是向读者说老实话。就以此权当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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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创刊号1983年第1期，已于9月出版。这一期刊登了于光远的《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代发刊词）、苏绍智的《立足当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廖盖隆的《要全面地看中国国情》、黎澍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意义》、张友渔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宋则行的《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和漆琪生的《〈资本论〉的创作和出版》等文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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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出版
中央党校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主要供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
（校）
△湘潭大学经济系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消费经济的专著，共分十章，并附有西方消费经济学的评介。（李）
△《新时期与新青年》一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采用讲话形式，论述了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问题。
（青依）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编辑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广播讲座》，已由广播出版社出版。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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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切实贯彻按质论价原则
臧志风 孔敏
按质论价是我国价格政策的重要原则
赵紫阳总理在1982年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贯彻按质论价的原则，不仅实行优质优价，而且实行低质低价，对劣质陈旧产品规定惩罚价格。”按质论价是我国价格政策的重要原则。
当前强调贯彻按质论价原则，首先是为了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我国的生产领域中，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长期存在。近几年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忽视产品质量的思想有所转变，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很不巩固，时有反复。一部分产品质量下降，有些名牌产品质量也一度下降。产品质量不是一般的问题，它关系到经济效益的高低，人民需要满足的程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明确指出，“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为了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其他各项改革的配合下，要切实贯彻按质论价的原则。过去，我国各种不同的产品，虽然都规定有一定的质量差价，但是差价偏小，远远没有反映产品质量的实际差距。许多名牌产品没有实行明显的优价，质量低劣、花色陈旧的产品不能及时降价，更没有实行惩罚价格。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花色品种的增加。正如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就曾指出的那样：“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
其次，切实贯彻按质论价原则，也是发展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要求。产品质量与技术进步有密切联系。产品质量的提高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又是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实行按质论价从长远来看也可以有力地推动技术的发展。可是实际生活中，却往往由于价格不合理而阻碍了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开发。贯彻按质论价原则，既迫使企业有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外在压力，又是使企业有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技术改造、积极进行产品更新换代的动力。赵紫阳总理把按质论价等原则称做“为技术进步开路”的政策，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面临着新的形势，一些产品开始出现了买方市场。群众对消费品的选择性加强了，形成了所谓三不买：不是名牌的不买、不美观的不买、质量不好的不买。1982年底，在228种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占31．3％，供过于求的占28％，而同期结余的社会购买力却有1，000多亿元。这说明上述供过于求的商品，一般不是人们无支付能力，而是因为产品质次价高，花色款式陈旧，人们不喜欢买。所以，实行按质论价可以减少商品积压，加速商品周转，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
有关按质论价原则的几个认识问题
实行按质论价原则是否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说，商品价格的基础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而商品按质论价，则主要是根据商品的效用大小，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使用价值来确定它们的质量差价。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并不矛盾。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商品的价值是以一定的使用价值为物质前提的。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量，是以商品标准质量为条件的。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超过标准质量的产品，即所谓优质产品，一般地说，都代表了较多的劳动量。或因原材料质量好；或因生产者劳动熟练，制作精良；或因设备先进，包装美观，运输精心等等，凡此种种都要付出较多的劳动。商品中凝结了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价格就自然要高。
贯彻按质论价原则会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影响物价稳定？实行按质论价和稳定物价是不矛盾的，相反，切实贯彻按质论价原则可以从根本上为稳定物价创造条件。按质论价不仅仅是优质优价，更不是“缺货高价”，还必须加上低质低价，对劣质产品实行惩罚价格。所以实行按质论价不会影响总价格水平的稳定。
还要进一步看到，产品质量降低就等于涨价，质量提高就等于降价，因此实行按质论价，有利于商品价格的降低。陈云同志曾经说过：“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例如本来应当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在某些消费品有质量下降现象的今天，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会有个别企业借机提级抬价，但是只要严格质量标准，加强物价管理，这种情况是可以防止的。
有的同志担心，实行按质论价会打击内地和后进地区工业的发展。这种担心不仅被广泛议论，而且成了切实贯彻按质论价原则的一个重大阻力。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下，一些后进地区和后进企业，享受了许多优待和保护价格，在同一市场上，不同质的产品同价，全靠行政命令和卖方市场勉强维持生产和流通。这种作法对生产、对流通、对消费都很不利。不少企业长期躺在优待价格上，不求进取，落后面貌难以改变。为了支持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如对一些暂时上不去的企业，当地又十分需要，可以减免税收，或者给予财政补贴。但在价格上应一视同仁，严格实行按质论价，促其在与先进产品的比较竞争中，奋起前进。这才是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正确态度。
建立和健全按质论价的管理制度
要切实贯彻按质论价原则，不仅要统一认识，还必须有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
第一，应该制定一整套明确的各类产品质量标准，作为计算质量差价的依据。掌握好标准品的价格，是做好按质论价工作的前提。产品质量标准应该由科学技术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共同制定，并且使用先进的测试手段与测试技术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确定质量差价。
第二，全面贯彻按质论价原则，关键是要把差价拉开。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差价偏小，起不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可否考虑，对荣获国家金牌、银牌的产品，以及其他名牌产品，适当提高价格。同时，切实执行低质低价，对劣质陈旧产品在价格上进行惩罚。
第三，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既要坚持集中和统一，又要适当下放物价权力，使价格杠杆更灵活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