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沉痛悼念李世璋同志 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
王昆仑 屈武 朱学范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李世璋同志，不幸于1983年6月27日在上海因病逝世。李世璋同志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长期致力于国共合作事业。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损失。
投身五四运动的激流
李世璋同志于1900年生于江西省进贤县。1914年考进南昌省立第二中学，与邵式平、黄道等同志意气相投，时相过从，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抱负，萌发了他的反帝爱国思想。1918年中学毕业后，李世璋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北上，考进了全国著名的北京大学，以半工半读维持生活。
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学生带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李世璋是一年级的大学生，也追随在许多高年级同学之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他兼任北京《京报》记者，常常写些评论，抨击北洋军阀，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动当局把他看作赤化分子，密切注意他的动向。
1924年，李世璋在北大经济系本科毕业，根据党的决定，继续留在北京，从事青年运动。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后，李世璋又以个人资格交叉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分，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4年底，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不幸身患重病，到北京后就卧床不起。李世璋同志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他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代革命领袖无限崇敬，被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感动。在孙先生卧病期间，他担任了新闻发言人，以《京报》记者的身分，每天将医生发布的病情公报油印出来，分发给各报记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李世璋参加了治丧处的工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各地通过治丧和悼念活动，广泛宣传了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这使北洋军阀和扶植他们的帝国主义大为恐慌。段祺瑞政府罗织了一张黑名单，李世璋同志的名字也在其内。中共北京地委得知这一情况，通知他转移去上海，他在《申报》和《民国日报》担任记者。不久，他就接到广东来电，因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干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25年夏秋之间，世璋又告别上海，到了广州。
跨上北伐战争的征程
李世璋同志到达广州之后，华南区党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分配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在熊雄同志直接领导下任政治教官，主讲《帝国主义论》。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排挤打击共产党人，向革命开刀。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左派负责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政治教官更是无法上课，时刻处在右派的监视之中。世璋同志被迫离开黄埔军校。
1926年初，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工农革命运动极为高涨，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日益成熟，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广东原有的粤军和各地来粤客军统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明令北伐。当时程潜将军的攻鄂军刚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国民革命军共编八个军）。林祖涵（伯渠）同志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调世璋同志为政治部秘书（后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兼十八师党代表）。当时第六军管辖三个师，大多是杂牌军收编的，军内思想混乱，战斗力较差。世璋同志到任之后，协助林伯渠同志，配齐师、团、营、连的政治干部，抓紧进行短时间的军政训练，提高了军队素质，使全军面貌焕然一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第六军根据北伐军总部的决定，担任攻取武汉的总预备队，由惠州出发，取道韶关，进入湘南，集结湘东平江、浏阳、醴陵一线待命。
北伐战争由于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并肩战斗，进展十分迅速。友军7月底攻占了长沙，8月间相继克复了进军武昌路上的汀泗桥、贺胜桥两个军事要地，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眼看直取武汉已无问题，第六军随即改变原定计划，移师向东，进攻江西。第六军由修水进军，出其不意，与敌军恶战数昼夜，长驱直下南昌，迫使盘踞闽浙的军阀纷纷倒戈。在这些战役中，世璋同志随军前进，风餐露宿，与士卒共甘苦，为北伐不辞辛劳。
由于攻克南昌，孙传芳所部陈仪等师先后向革命军投诚，所谓五省联军，此时已土崩瓦解。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伐，同时东征攻取南京。程潜任总指挥的江右军，以第六军为基干，为进攻南京的主攻部队；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三路军议定分兵合击，在南京会师。3月24日，江右军胜利地占领了南京。
北伐军占领了南京，触动了帝国主义侵华利益，他们借口“保侨”，把兵舰调集到下关港口，对准南京城开炮，我伤亡人数达2，000余人。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程潜军长为调停宁汉冲突去了武汉，一时群龙无首。第六军官兵纷纷向李世璋同志请示应付方略。世璋同志根据党和林伯渠军党代表的一贯指示，当机立断，下令开炮还击。这些长期在中国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灰溜溜地将军舰驶离南京港。此举表现了世璋同志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可是，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但不嘉奖第六军官兵的爱国行动，反而阴谋解散了第六军，下令通缉军长程潜、军党代表林伯渠，世璋同志也名列其中。“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有如箭在弦上，已经无法避免了。
在“清党”“剿共”的腥风血雨中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清党”，紧跟着“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从此“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了！
1927年9月，李世璋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脱出虎口，离开南京，到上海隐蔽起来。“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左派反蒋人士也先后来到上海。当时，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流亡国外。谭平山、彭泽民、朱蕴山等同志，发起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团结各方面的左派人士，以重整革命旗鼓。最初取名为“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左派联合办事处”，以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李世璋同志参加了这个组织，当选为中央干事，兼任过组织部长和机关报《行动报》的主编，从事反蒋爱国活动。
1928年春，蒋介石再下通缉令，林伯渠和李世璋同志都列为首要案犯，此时林伯渠同志已去莫斯科。李世璋仍滞留上海，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经与谭平山等人商量，他决定去日本避风，在东京帝大研究院主攻国际问题及条约法律，同时自学马列主义基本理论。1929年离日回国，继续从事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在国内各派反蒋势力间进行联络工作，与蔡廷锴、冯玉祥、杨杰、张学良诸将军都有过交往。在十年内战的白色恐怖下，李世璋同志始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也拒绝胡汉民“抗日与剿共并重”的反动主张，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坚持了一个爱国者、革命者应有的立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头的炮声，揭开了全民抗战的战幕。李世璋同志怀着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渴望，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风尘仆仆，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是年9月下旬，程潜将军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李世璋同志担任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在此危难之际，周恩来同志应世璋同志的请求，派朱瑞同志前来协助工作，由世璋同志推荐为政训处上校主任秘书。他们两人密切配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利用当时战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在新乡组织豫北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很多地方都派人来参观学习。司令长官部撤退到郑州后，有一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天寒地冻，衣食无着，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李世璋同志建议，给这批学生发了救济粮和棉衣，并对他们进行了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给以“民运指导员”名义，派到河南各县。他们深入农村，宣传抗日，组织民众，保卫家乡，成为河南省各地抗日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李世璋同志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安置了一批共产党员进一战区工作，拒绝执行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并将该材料交给党组织。有的党员遭受诬陷拘押，李世璋挺身作保，保护了一些好同志。
对这一切进步活动，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却引起了一小撮勾结日寇、鱼肉乡民的CC和复兴社分子的嫉恨，他们到蒋介石面前“告御状”，竟说政训处是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下令解散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撤换了李世璋同志的职务，并调他到重庆。蒋介石亲自传讯他，质问李世璋同志：“这几年你干些什么？”“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李世璋同志据理申辩，面无惧色。
从1940年以后，为了摆脱“雾重庆”的政治低气压，李世璋同志迁居綦江县乡下。他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张轸的支持下，创办了渝南中学，自任校长，延聘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教职，前后五年，培养出一批爱国青年。他以不与蒋合作的姿态，表示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议。
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独裁的加剧，大后方民主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943年，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等同志在重庆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是国民党民主派较早成立的一个组织，也是后来在北平举行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的组成单位之一。李世璋同志参加发起这一组织，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民联与中共密切合作，团结国民党民主分子，积极进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政治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夏，民联中央迁至上海，李世璋和民联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来到上海。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到处调兵遣将，再次燃起了内战的战火。李世璋经常到马思南路“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同华岗、吴克坚、张执一等同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以聚兴诚银行总秘书的合法身分奔走各地，利用过去的历史关系，与程潜、张轸、杨杰等密切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程潜将军、张轸将军、杨杰将军都先后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对此，李世璋同志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49年，祖国大陆解放了！李世璋同志为之奋斗的新中国诞生了！李世璋同志出席了首届人民政协，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被任命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以及国家编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监察人等职，对于建立国家监察体制和制度多有建树；以后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人大代表。三十多年来，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参加国家大事的协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李世璋同志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民革江西省委会主任委员，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不幸逝世，对我们来说，是失去了一个多年来共同奋斗的战友；对民革组织来说，是失去了一个威信久著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难于弥补的损失。
悼念世璋 寄语台湾
李世璋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救国救民的大志，置身革命的前列。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也是改组后最先加入国民党的党员。
李世璋同志八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交织着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和两次分裂。他毕生追求和维护的是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事业。他是共产党的好党员，也是坚持革命三大政策、忠于中山先生革命遗志的国民党的好党员。
李世璋同志衷心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十分关心完成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他经常为此撰写文章，发表谈话，满怀激情，贡献力量。去年6月26日，他为纪念程潜副委员长诞辰一百周年在《人民日报》撰文说：“程潜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他多次著文、写信、发表谈话，寄语台湾及海外的故旧，向老朋友、老部下诉述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初衷，回顾参加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往事，希望他们本着‘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努力。”李世璋同志躬身实行，也正是照此做的。时间过去刚满一年，世璋同志竟溘然长逝。他未能亲眼看见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共庆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天的到来，这恐怕是他弥留之际最大的憾事。
李世璋同志早年在黄埔军校任教，长期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一战区任职，在台湾和海外有不少他的昔日同僚和袍泽。为了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早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期待着台湾当局作出积极的响应。赞成统一，就是爱国。振兴中华，责无旁贷。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心竭力，以告慰那些曾经为国共合作而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先烈，这也是对于世璋同志最好的纪念。
第5版()
专栏：
浩气长存 名垂千古
——回忆陈原道同志
曹瑛 周仲英 孔祥祯 马宾
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多少革命者前仆后继，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陈原道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陈原道同志，安徽巢县青岗人，1901年4月24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19年，他在芜湖“安徽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时，曾写出《重农说》一文，称：“世间实业甚繁，而最著重者，莫农业若也，盖农为立国之本。”
“五四”运动爆发，陈原道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鼓舞下，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这时期恽代英和肖楚女经常来农校讲课，给陈原道以很大教育与影响。他以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经常参加芜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年轻的陈原道，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
1923年，陈原道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共产党员薛卓汉等，组织并领导了芜湖市学生联合会，创办“工人义务识字班”、“职工义务夜校”、“工人子弟小学”等，在工人群众中，普及文化知识。他们发动进步学生，参加芜湖黄包车工人反对军阀统治和抗租抗税的政治斗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把芜湖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阶段。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敌人举起了血腥的屠刀，陈原道等同志以芜湖工会、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各界人民团体，成立了“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接连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党派原道同志去上海参加了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去那里学习政治、军事理论，原道同志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到莫斯科，即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俄语关，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资本论》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因学习成绩优异，兼任过第九班俄文翻译。
1929年初，原道同志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部长任弼时同志不在部里时，日常工作便由原道同志负责，他是弼时同志的得力助手。
1930年2月，原道同志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
1931年1月，原道同志参加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会结束后，党中央组成以原道同志为首的代表团来到天津，目的在于解决顺直省委内部闹分裂的问题，并改组省委。当时顺直省委原书记贺昌同志，被党中央调出未回；张金刃（即张慕陶，后沦为托派分子）乘机纠集曹策、蒋晓海等人，组织非法的“紧急会议临时筹备处”，把持省委领导机构，和托派王仲一等相勾结，分裂省委，对抗中央；党内思想异常混乱，省委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原道同志到天津后，经过调查研究，首先和原省委以及部分地方干部安子文、周仲英、张友清等同志多次开会讨论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方法、步骤。原道同志指出：“由于‘紧急会议筹备处’欺骗性很大，所以我们在方针策略上，既要对非组织的小派别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与揭露，又要团结其中受蒙蔽的多数同志，教育他们明辨是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这是克服目前混乱状况的两个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配备干部，改组省委都谈不上。”按照这个方针、策略，代表团把斗争的重点集中在张金刃等少数阴谋分子身上，给以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原道同志又冒着风险，日夜奔走于各级党组织之间，摸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由于原道同志的出色工作，党内思想基本得到澄清，混乱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天津市委、北平市委、铁总、唐山、保定等地区及省属绝大多数党组织，回到省委中来，一度瘫痪的河北党组织，开始重新恢复并发挥了新的战斗作用。根据党中央决定，河北临时省委成立，原道同志担任省委组织部长。
1931年4月8日，陈原道和一批省、地、市委负责同志，正准备召开重要会议，被叛徒告密，不幸一齐遭捕。敌人将原道等转解北平，关押于草岚子监狱。
原道同志入狱后，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节操。他提出狱中斗争的原则意见，同殷鉴、薄一波、孔祥祯等同志磋商，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把监狱变成了对敌斗争的新战场。
监狱的生活，暗无天日，当局对犯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与折磨。党支部领导大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敌人的暴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不准随意打骂犯人，阅读报刊、书籍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在狱中犯人团结斗争下，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实现。同时，党支部又领导大家，粉碎了敌人的“反省”阴谋。
敌人狡猾而阴险，以“出狱”为诱饵，妄图诱使政治犯写悔过书，叛变革命。原道同志和党支部研究，决定利用敌人的诡计，使之变为一次有组织的对敌斗争，发动难友写自己的苦难家史，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罪行。敌人弄巧成拙，阴谋破产，于是变换花招，纠合法官、天主教神父，来给犯人讲“圣经”，妄想动摇被捕同志的革命意志。党支部指定周仲英等四、五位同志，用先发制人的方法，在神父演讲之前公开发言，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批判唯心主义论调，当场揭露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分子的丑恶嘴脸。原道同志质问他们：“你们既然宣传上帝如何讲究人道，为什么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政治犯百般虐待，连起码的人道也不给呢？”敌人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再也不来
“传教”了。
1932年6月，蒋介石以90个师、60余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围剿”被粉碎后，敌人穷急，愚蠢地用立即释放、升官发财为条件，在狱中出题目，要政治犯为蒋介石的“围剿”献策。党支部在难友中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原道同志告诉同志们：“由此可见，红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我国革命的希望。敌人向苏区的进攻，已遭到彻底失败，现在黔驴技穷，愚蠢已极，想从我们队伍里找叛徒。我们要告诉敌人，他们是白日作梦！”
狱中的环境异常险恶。要经住残酷的斗争考验，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薄一波、陈原道等领导同志，抓紧每一次放风机会，秘密碰头，研究情况，分析被捕党团员的政治表现、思想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育计划，对表现坚强的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持与鼓励，对张金刃等少数动摇分子，则坚决与之斗争。狱中党团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原道同志为保存和纯洁党的组织，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我党为营救被捕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加之，1932年汪精卫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他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9月，监禁两年期满的陈原道和其他一批同志被释出狱，不几天，他即由河北省委派往直南巡视工作，风餐露宿，指导农民运动。
11月，党中央调原道同志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那时的上海，特务横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工作开展极其困难，原道同志的住地经常转移。
1933年1月7日，上海失业工人举行反失业游行示威，罢工总指挥李兰平当场被捕，立即叛变，供出党的秘密联络点唐山路颐乐里16号。特务蛰伏其间，原道同志前来联系工作，遂被捕。不久，他被转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起初，原道化名陈伯康，自称商人。阴险狡猾的敌人找来卑鄙的叛徒当面辨认，身份终于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1月21日在上海《时报》发表消息，宣布捕获了“共产党重要人物”。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原道同志钢筋铁骨，坚贞不屈；对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屡次派人威胁利诱，原道同志嗤之以鼻，报以极大的蔑视；敌人多次组织叛徒“劝说”，原道同志怒火填膺，痛加斥责。原道同志光明磊落，正义凛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在狱中，原道同志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和斗争。他利用牢房的铁栏杆练习拉力，坚持锻炼身体；他爱护革命青年马宾等难友，帮助他们学习俄文和革命道理，并亲自教难友们唱《囚徒歌》、《伏尔加船夫曲》、《上海工人们》等革命歌曲。原道同志编写小剧《审判蒋介石》，组织被捕同志在牢房内演出，并亲自扮演审判官，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动罪行进行正义的审判。他经常用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教育被捕同志严守节操。他经常说：“监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要在这里认真地得到锻炼，更好地认识敌人！”原道同志不放松一切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机会，以惊人的记忆力，给被捕同志讲《列宁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论，使同志们的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时间不长，原道同志很快就成了被捕同志十分信赖和尊敬的精神核心。
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等18位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当时陈原道同志年仅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