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敬悼冯乃超同志
锡金
突然接到乃超病逝的电话，便和适夷等同志匆匆去探望了声韵。看到素来柔弱多病的声韵那样镇定自若，从从容容地和她的亲属商议着料理乃超的后事，我不敢以自己的哀戚感染于她。
回想我和乃超的最后一面，是8月中旬的事了。那天，穆立立打电话来要我们去与乃超夫妇合影。我们去时，乃超正在吸氧。他说：“没有关系，一会儿就好。我耳朵能听，嘴巴能讲话，可以谈天嘛。”我遵命坐下，他又嘱咐声韵拔掉鼻子里的插管；声韵有些迟疑，他说：“没事了，我完全恢复了。我自己知道。”声韵就给他把管子拔下了，我们一起把氧气罐搬回卧室，由立立用闪光给我们合摄了几张照片。乃超的最后一篇遗文，应该是他给《社会科学战线》写的《悼木天》，写的是他们在东京时的交谊，这是他在今年春天力疾完成而发表了的。他的还有一篇未发表的遗文，则是由我代笔的《文学革命运动、左联的点滴回忆》，约二万余言。
说到我和乃超的相识，那很偶然。那时是1935年（他是1932年冬奉党的命令荫蔽在武汉的，我是1934年冬到武汉就业的），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我的得识乃超，是由于我那时在财政厅当第一科科员，乃超在民政厅当选举股股长。两个厅的大办公室都在大楼正中的二楼，总门正好相对的。门一开，乃超的办公桌正好与我的办公桌相对。我那时的工作，只须把各县的囚粮与恤金的报销册子转去审计处审核，填写些油印的公文，所以很清闲。我每天有五份报纸，三份是当地送的，另外订了一份上海报一份天津报，此外还有零星各地寄来的书刊，桌上经常有一大堆，闲着就喝茶、抽烟看书报。乃超的选举股也没有什么经常的公事要办，——国民党那时哪里搞什么选举？我只记得他筹备过一次什么选举，那还是到鸡公山去搞的，他曾来信要我陪同声韵到那里玩。——他闲着，便走过来向我借书报看，这样我们便认识了。那时他叫冯子韬，我还不知道他就是乃超。
我们相熟了，他便邀我去紫阳湖他家中过星期天。记得第一次他从书架上抽一本商务版的蓝皮金字的《汉译世界名著》本法国安德烈·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让我看；是不是傅雷译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后来为了莫罗阿我和傅雷吵过架，虽然我们一直是很好的。乃超故意说这本书写得好，我读了说不好，这样便发生了争论。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争论会，人员三人，还有一人便是声韵。她有时在乃超一边，有时在我一边。他让我读的书还有《马哥博罗游记》之类。我们还一同过江去看外国电影
（那时我们不看中国电影），回来接着开争论会。现在想起来，乃超是通过这个方法，对我作了悉心的培养的。那时我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他比我大十四岁），十分博识；声韵也是对我亲切关怀的大姐，所以自己写了些习作也送去向他俩求教。乃超告诉什么应该写，什么不要写。我们也谈到些有关现代文学的问题，我觉得他对创造社的事情特别熟悉。有一次我问他：那位冯乃超不是后来“穷愁潦倒，跳黄鹤楼自杀”了吗？他笑了，说：
“那是不知道什么人造的谣言。我活着，就在你面前，我就是冯乃超。”我问他鲁迅在《文艺与革命》末尾引了他的剧本中的小偷和妓女的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又笑了，说：“那时我们很幼稚，也狂妄，想教育鲁迅，是鲁迅教育了我们。那个剧本也幼稚，它的末尾是从一个外国剧本抄的。怎么能靠小偷和妓女来干革命呢！鲁迅一把抓住了，他抓得好，抓得对。”我本来对党是有认识的，由于乃超的缘故，就和党更接近了。这样，在抗战发生后，我们进行了多次合作。
我还应该记下乃超对我的另一次教育。李伯刚同志那时也在民政厅工作，担任什么科的科长。他买了些旧木料盖了个新居，我那时未和他相识，由乃超来邀我去他家饮新居落成酒。我是听乃超的话的，去了，席上只有三人同饮。我喝多了酒，不知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狂言。第二天，乃超在路上问我伯刚同志给我的印象如何？我说：是一位恂恂长者。乃超说：“你自己说了些什么还记得吗？”我说忘记了。乃超说：“伯刚嘛，是老前辈。”他问我知道二七大罢工吗？知道谁谁谁吗？我说当然知道。乃超说：这些可尊敬的革命者，在二七大罢工中都是由伯刚领导的。我说：“啊呀，我说了什么？你告诉我，我以后不这样说。”乃超笑了笑：“你自己去想去。以后要学伯刚那样的谦逊，年青人切不要学会狂妄！”乃超一直没有告诉我那天说了些什么。伯刚同志后来还来找过我，我问他，他也只是笑笑，不肯说。这个烙印给我打得很深，直到现在，伯刚和乃超同志都先后成了古人，他们留给我的谈笑风生的音容是不可磨灭的，总是那么谦和，总是那么慈祥。
1983年9月24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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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陆文婷出院之后
李百臻
警世之作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巨大的。有时连作者也很难相信“余音”竟会“绕梁”多久。据说这是艺术魅力使然。但是艺术是食人间烟火的。新中国婚姻自由的青年大概很少有人写信询问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近况；李连杰也绝不会替唐吉诃德担忧。我据此断定，好多知识分子之所以至今耿耿于本文标题中的问题，大概还在于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现实中某些点和面的投影。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遂援《水浒后传》、《红楼后梦》之例，构思一篇《陆文婷出院之后》，附于凤翼骥尾。
话说陆文婷病愈上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春风自然已吹进了医院。虽然一切均待“进一步落实”，“委以重任”、“政治待遇”、“有职有权”诸项也尚属“下回分解”的“后事”，但傅家杰整天念叨的那个“再有六平方”总该有眉目了。从此他再也不会因为占用台灯写论文，必须用书本去挡灯光了。正当我写到傅家杰欣然走向自己那新分到的六平方米小书房时，忽然见到《人民日报》上关于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特许化学家”称号的天津市特等劳模，河北工学院化工系教授邹仁鋆，晚上写书到深夜，其妻只好带上黑眼罩睡觉的报道，我的笔一下子停住了。尽管这类小事不足以成为衡量“落实”的唯一标准，但报纸上披露的江永絮、韩庆生等人的遭遇不是比“黑眼罩”更能反映出一些地方严峻的现实吗？于是我不得不重新考虑：面对着我写就的“花好月圆”、“一帆风顺”的情节，会不会出现什么曲折了。
鲁迅先生写《幸福的家庭》，以主人公的一堆稿纸给孩子拭眼泪和鼻涕告终——那是时代的悲剧。作家谌容从生活的逻辑出发，给《人到中年》一个光明的尾巴，这是令人信服的。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光明的尾巴”变成
“光明的起点”，而社会制度和党的政策正是出现这种光明局面的根本保证。愿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都能自觉地想到陆文婷出院之后，积极地贯彻落实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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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黄河、长城与“根”
——西行随笔
冯并
初秋，塞外已经金风送爽，循着包兰线西去，一路斜风细雨，涤去了炎热，洗掉了尘沙，视野也开阔起来。
转向南行，第一眼望见的便是黄河。正是汛期，河水陡涨，湍急的浪花泛着浓黄色，从桥下飞旋而过，令人感奋，也令人遐思。这里是黄河由南转向东流的河套，下行300公里，就是大西北的北门户石咀山。石咀山南边不远，昔日的明长城历历在目，向西南沿着贺兰山逶迤而去，向东横渡大河插向三边。按照传统的说法，越过这段长城就算进入了“西口里”。所以，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在内的大部分西北地区，与其说是边疆与塞上，莫若说是祖国的腹地。
其实，塞上是个不很确定的历史地理概念，塞上和边疆也不是一回事。王维的《使至塞上》云：“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燕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便把边和塞区别得清清楚楚。在汉代，长城在阴山之北，塞上当然也在那里。在盛唐，边过居延海，塞却可以在远距边疆数千里之南的萧关，因此王昌龄也有“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的诗句。这样，那句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多半是出于艺术联想。在萧关，他是无法看到黄河的，更何言大漠！
倒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更使人动情。顺着流泻不断的河面远望，雨后的轻云飘来飘去，宛若一只只巨大的天鹅，其翼垂天，载着人的思绪飞向河源。是的，从这里可以飞向西北内地，领略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以及她带来的生机的勃发。这是黄河的黄金河段，所谓“黄河百害”，从来与这一段无关，在铁路未通之前，她曾是交通的血脉，如今，她的众多的长峡短谷又将提供上千亿度电力。她是能源之河，也是开发西北的活力所在。
缅怀历史，她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母亲之河。有哪个中华的古代民族没受过她的恩惠？又有哪个炎黄子孙的部落祖先没受过黄河乳汁的哺育？黄河见过生离死别和兄弟姊妹间的龃龉，更见过团聚、开拓和共同文明的发祥。倘若要寻根，我们的根便在她的干流、支流和黄水流经的地方。
在银川，我就遇见了一个寻根者，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师张秉尧同志，骑着自行车，背着画夹，迢迢万里，从黄河入海口走到了黄河的源头。如今，又从源头返回，沿着大河向大海走去。他说：“黄河万里行，既是为了艺术探索，也是为了回顾一下人生道路。”他的话是有所指的：14岁那年，他参军当了卫生员，随十九兵团转战西北，驻守在黄河边上。在银川南边不远的望远桥下种过稻，在黄河的仁存渡口画过第一张画。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忘怀黄河，那是他生命的转折和艺术的起点，他希望穷尽黄河之源，穷尽艺术之源，毅然踏上了新的旅程。在源头，“河尽天亦近”，他痛哭了，这是新的冲动与剧烈的感受，从地隙涌出的泉流正是从蛮荒中起步，走向了文明。他探索到的不仅是艺术与人生，也是民族兴衰的历史道路。在历史上，西北的发展与繁荣，是民族兴旺与国力昌盛的标志，而西北的衰败也伴同着民族的灾难，我们不搞闭关自守，但偌大一个中华崛起，最终还要靠西北，东南乃至东北的经济的发展的平衡。有了这三个立足点，我们就可以鼎立于世，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明。
黄河的子孙们怎么能忘记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土地，怎么能忘记自己的母亲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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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谭震林同志
莫文骅壮志战貔貅，奔腾数十秋。枪林救民厄，锱铢为国谋。挺腰伸正气，怒目抗横流。品德常作鉴，功勋贯九州！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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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也谈正册和另册
何音
杂文要用比喻，但要用得恰当，要有深意，也要深得在理。北京市公安机关决定给“刑满释放”等四种人换户口卡片，取消其“刑满释放”等字样一事，引出了一篇杂文《正册和另册》
（载《人民日报》7月5日八版）。文章肯定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将这些人从“另册”改成“正册”了，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德政”。应该说，这个立意是好的，用“正册和另册”这个比喻也未始不可；但把它理解为和封建等级制度完全是一回事，而且还运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道理，这就和立意——宣传法治精神相悖了。
关于“正册”和“另册”的说法，曾见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面这样说：“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当然，封建阶级所确定的好人坏人以及分入正册另册的，自有它的阶级的标准。初期农民运动中认为应该入另册的坏人，也不一定个个都定得很准。但所谓正册另册之分，也就是好人坏人之意，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封建阶级的所谓好人坏人，和它把人分成严格等级，如所谓“君子”和“小人”，是有不可分的联系的。可是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却不能够把好人坏人以及正册另册之分完全和封建的等级制度混同一体。
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反封建的。但它也不是一切人的救世主和恩人。在它那书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字样的旗帜背后，有着资产阶级的鲜明的好人坏人的标准。国王路易十六不就是这样被送上断头台的吗？当时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罗伯斯比尔在举行投票时，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对压迫者是铁面无情的，因为我对被压迫者深表同情”，并坚决主张判处国王死刑。但是一到法国的劳动群众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立即把昔日对付封建阶级的武器转而对付劳动人民了。劳动群众和起义人民，不是都被“入另册”了么？
所谓正册、另册的提法，在今天不见于我们的法律条文，也不是我们的法律用语。它的比喻的含义就是指好人和坏人。法律对好人要保护，对那些曾经犯了法的坏人，在经过服刑和改造之后，确已悔悟自新，从而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这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但对真正的坏人，对那些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则必须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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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音
记台州发电厂总指挥
祁放秀美而陌生的港湾，我漂泊了很久，是你稔熟的乡音，引我到这电网交叉的地方。你站在翠绿的山坡上，风吹起，半敞开的蓝工服，也拂动你开了线的裤脚，象旗帜般飘扬。你的面前是海的大门，身后是繁华的城市，和褐色的土地上，绿油油的未来。你是总指挥，乡音里，我听见：浙江有电，就有了富裕的脊梁！为此，千万年淤积的泥沙，几百载拦路的高山，都挡不住你！象挡不住你寻找光明的当年。你的手掌宽厚而有力，在你目光停落的远处，一群白帆正扇动着翅膀，而你的海一样的心胸里，也无时没有，时代的潮水落涨。我为你骄傲，还想帮你，把开了线的裤脚，用一缕乡情缝连，我从家乡来呵，家乡，飘拂着炊烟的小村庄，一位白发积顶的老母亲，正在把秋日里摘下的红枣儿，深情地用酒醉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