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时刻把少年儿童放在心上
——为《〈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写的序
叶圣陶
到1983年10月，《儿童文学》创刊二十周年了。编辑同志告诉我，打算把《儿童文学》历年刊载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编成一本集子，来纪念创刊二十年。
我说这个办法好。记得《儿童文学》创刊之前，编辑部召开过座谈会，我参加了，提出了不少希望；出版之后，开头几期，我都认真读过，印象不错；“文化大革命”期间跟别的文艺刊物一样，被迫停刊了十年左右；复刊以后仍旧很受读者欢迎，可惜我视力衰退，不能逐期细看了。创刊二十周年，扣除停刊的年月，实际是出刊了十年。不管二十年还是十年，编这样一本选集作为纪念书册总是很有意义的；对于读者来说，可以读到《儿童文学》历年发表的所有好作品；对于作者来说，他们的好作品再度传播，影响更广了；还有《儿童文学》的编辑同志，也正好趁此机会回顾和检查一下这许多年来的工作。
记得《儿童文学》创刊的时候，编辑部给自己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给少年儿童提供文学读物，丰富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促进他们健康地成长；二是为新作者提供发表的园地，培养他们，团结他们，依靠他们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在创刊前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就这两方面说了好些想法，尤其着重后一方面。我认为发现新作者，鼓励新作者，培养新作者，就刊物的编辑工作者来说，不仅是工作的方法，而且是应有的工作态度和应尽的社会义务。所以编辑同志谈完了编选集的计划，我就询问近来《儿童文学》稿件的情况和作者的情况。编辑同志告诉我：《儿童文学》每个月收到的来稿大约二千件；每期发表作品三四十篇，其中大约一半是从投稿中选出来的，所以刊物上经常出现陌生的名字。二千件投稿中选用20篇左右，只占1％，比数不算大；但是从每期发表的作品来看，投稿占50％左右，比数就不小了。编辑部还为新作者组织座谈会、讲习班，每年总有一两次，给他们提供交流经验和学习提高的机会。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的好几位新骨干，他们的名字就是最先出现在《儿童文学》上的。编辑同志说到这里，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我听了也十分欣慰。我问编辑同志：新作者都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干什么的都有，工人、士兵、农民——主要是知识青年、技术人员，最多的是中小学教师，占40％以上，不过他们中间有一些已经离开教师的岗位了。我也是小学教师出身，后来离开了这个岗位。我有这样的体会：给少年儿童写东西，中小学教师最为适宜，因为他们干的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又最熟悉少年儿童的生活。在《儿童文学》出现的新作者以中小学教师为多，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如果有志于儿童文学创作，最好不要离开教师这个岗位，理由大家都知道，不须我多说；即使不得已非离开不可，也要时时刻刻把少年儿童教育放在心上，并且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接近少年儿童，跟他们共同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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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夯歌
李直
回到故乡的第一个晚上，说什么也睡不着。
朦胧的月色把斑驳的树影投在窗上。窗外，那株粉面含笑的夹竹桃，罩着一层淡淡的月光，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时而近，时而远的虫鸣声在伴唱哩；忽上忽下的小萤火虫，提着一盏盏神奇的小灯笼在巡逻哩……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传来一阵歌声，每唱一句，便是“嗵！”地一声响。那声音在这寂静的月夜里显得那样响亮、那样深远。莫非是谁等不得天明，连夜还在打夯？我索性披衣下床，寻着这声音走去。路上，我不由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的故乡琉璃村，四面环水，整个村庄仿佛就飘在那绿琉璃似的水皮儿上。外人都夸这里是“仙境”，可是住在这个“仙境”里的人，过去比地狱里还苦呢。说起吃的，这里十年九涝，连河边的苇根子都是难得的主食。说到住的，那就更甭提了。好一点儿的是土坯房，大多则是用干草合泥堆起来的泥窝窝，也有不少是用草编、木棍儿支起来的“人”字形的破草棚，还有连这也住不上，到处串房檐的呢。所以我们村除一两家财主外，盖房没有打夯的，自然也就极难听到夯歌。夯歌，在我们这一带，成了穷人唱不起的“富歌”了。
想着、走着，不知不觉竟走到村头来了。猛抬头，不觉令人大吃一惊：昔日村头大庙后头是一片荒坟，现在全变成了一排又一排整齐漂亮、卧砖到顶的大瓦房，而且竟然耸立着那么多的电视天线！
“高高地起呀——嗵！
使劲地夯呀——嗵！
家家户户盖新房
呀—嗵！
夯得实呀——嗵！
地基稳呀——嗵！
舒心的日子万年长呀——
嗵！”
在排房尽头的空地上，灯光照得雪亮。这一声声欢快的夯歌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那是谁呀？睡不着就来伸把手儿，别光看着眼馋哪！”不知是谁首先发现了我，我急忙凑上前去。
“哈！是你呀，大兄弟！哪阵风儿把你给吹回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突然一把拉住了我。我端详了一下，只觉得眼熟，可就是一时想不起他是谁。
“真是贵人多忘事呀，认不得‘光屁股串房檐儿’的你杜大哥啦！”
经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他姓杜，因为有一条腿跛，都叫他“杜拐子”。他是我们村里最穷的一个，从前黑瘦黑瘦的，跟秫秸秆儿插的人灯一样。从小就到处睡草堆，都十好几了还光着屁股串房檐呢。平时他的话很少，谁一提起“光屁股串房檐”这件事就脸红。如今人变化了，性格也豁亮了，居然把自己脸红的事儿也当曲儿唱。我不禁深有感慨地说：“变化太大了，一下叫我怎么认得出啊！怎么，你也来帮工？”
“帮工？你别把哥哥给看扁喽，照这么干下去，过两年，说不定你穷哥哥敢盖他个金銮殿哩！”
“你也……”我惊讶得差点说：你也盖上了大瓦房？可是我急忙收住了口，改嘴说：“你也……也太性急了，连觉都不睡了？”
“急着要盖房的人家多着呢，都等我们快点去帮工，今天是我，明天是他，一家挨一家，不连夜干能成？再说，白天的时间更金贵，田里的活一会儿也耽搁不得呐！”他说到这儿忽然打住了话头，眨巴眨巴这眼睛，盯着我口袋上戴的钢笔叫起来：
“呃哈！我想起来了，你是喝了不少墨水儿的，给咱快编些夯歌的词儿吧！”
我说：“你们不是编得很好嘛！”
“好我那傻兄弟吔！你可真能寒碜我。我编的那也叫词儿？前一阵子全村盖了几百间房，我们把肚子里的开心话儿都搜寻出来当歌儿唱了，后头还有那么多要盖房的呢，总不能光唱那些词吧？”
逗趣了一阵，夯歌重又响了起来：
“党的政策就是好哇，
夯在咱的心窝里呀……”
这歌声，在这迷人的月夜里传得是那么远，使故乡的月夜更加迷人了。如果说那夯歌——富歌，是党的农业经济政策的赞歌，那么这夯声——鼓声，不正是故乡前进的脚步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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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说选“歪脖树”
杜卫东
看到过一幅题为《选才》的漫画：某领导者视高大笔直的树木而不见，却手持大锯，径直来到一棵歪脖树下，锯倒后当做拐棍一拄，心满意足地走了。
讽刺，是生活的清醒剂。漫画家用犀利的笔，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选拔干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歪脖树”所以被选中，大约是因为正好用来当“拐棍”，用着顺手的缘故。为何顺手，无非是这样的人大都有一套阿谀奉承、讨人喜欢的本领。但“虚伪包裹着的常常是一颗祸心”，猱取虎脑，先装出妩媚的样子给它搔痒痒，待搔得它心花怒放、浑身舒坦的时候，掏个洞，把它的脑子取出来吃掉。喜欢“歪脖树”的人，有几个不是在舒舒服服中遭算计的？
“歪脖树”能投其所好，是因为有人需要“拐棍”。齐宣王爱好射箭，他所用的弓其实不超过三石，但“左右皆引试之”时，却装作把弓拉到一半就拉不动的样子，以此来奉承齐宣王能使九石硬弓。齐宣王“终身自以为九石”，固然是由于别人的阿谀奉承，但主要的还在于齐宣王“说人之谓己能用强”。我们有的人，和齐宣王有着同样的毛病，他们喜欢听恭维话、奉承话，甚至把是否听自己的话当成评判干部好坏的重要标准，这怎么能不给阿谀奉承之人以可乘之机呢？
看中“歪脖树”，根本原因是本身并不直，邪气缠身，因而对那些“高大笔直”的树木视而不见，不能引为同志。大凡是个人才的，往往因为有能力，有主见，比较自信，不随波逐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因而也容易被指责为
“骄傲”、“清高”、“不听话”。按这样的逻辑去选拔人才，只能看中“歪脖树”，只有选“拐棍”。
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靠“歪脖树”是根本不行的，必须选拔大量的高大笔直的树木。要选好选准人才，首先，选才的人本身就要正直而不歪，否则，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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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文谈
菲律宾文坛点滴
申奥
据今年7月8日《亚洲周刊》报道，菲律宾现代文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菲律宾语（他加禄语）文学，另一部分是英语文学。在较长一段时间，菲律宾语文学不及英语文学兴旺。原因之一是发表作品的园地少，自1940年以来只有一家《黎明周刊》刊载菲律宾语的诗歌和小说，其他刊物很少刊载本国文字的文章。因此，菲律宾作家的作品很多是发表在大学的出版物上。
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人们日益重视本国语言文字。一些用英语写作的老作家如约瑟·彼得·拉卡巴、马纳·拉诺特、阿玛迪斯·格勒罗等都改用菲律宾语写作。菲律宾大学菲律宾语言文学系主任尼加诺尔·提翁松说：“……菲律宾人的感情和思想只有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著名诗人兰伯托·安东尼奥说：“用菲律宾语写作不再是一种‘感情上的选择’，而是压倒一切的需要。”他说菲律宾语特别是运用在诗歌中，是很丰富的优美的语言。
安东尼奥在1980年出版了诗集《野草声沙沙》，描写乡村景物和农民生活。诗人出生在中吕宋的大平原，他熟悉家乡的土地和人民。在他的笔下，宁静的草原湖泊，潺潺的溪流，一望无涯的原野和端庄的棕色皮肤的少女，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美丽图景。
除安东尼奥外，其他杰出的菲律宾作家还有短篇小说作家琼·克鲁兹·雷耶斯和剧作家本温尼多·诺里加。雷耶斯在1981年出版了《国王的敕令及其他》。在本书的七篇短篇小说中，有五篇获得了巴兰卡文学奖。作家熟悉马尼拉的贫民窟生活，掌握了下层人民的语言。他的故事往往是通过中途退学的学生叙述的，反映了有关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许多情况。诺里加在过去十年中写了二十个剧本。他在《巴延巴延南》一剧中描写了一群流落在瑞士的菲律宾人。他们中有些人思念故国，把返回菲律宾当作美好的理想。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还不能回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财致富，还不能衣锦还乡。诺里加描写的大多是为野心所驱使的人们，还有在物质引诱下失去清白和恩爱夫妻被拆散等等，这些平凡的题材被作家以讽刺的手法表现出来，显得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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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方，一串金黄的歌
黑龙江富锦县 葛诗谦油菜花开了，麦穗子黄了，北方，走进了秋天，跳起一串金黄的歌。蝈蝈，机敏地蹦上麦秸，用明亮的“镜”儿，弹奏起一支清脆的曲子，——催人采撷，——催人收获。北方，走进了秋天，跳起一串金黄的歌。田头，站着一个老汉，嘴里不断溜儿地哼着，
哼着，欢快，代替了土地一样的缄
默，激动地搓捻着成熟，
颤抖地搓捻着，把积蓄了一个春夏的心血，用手，小心地捧着，象捧着从土地里挖出的宝贝，生怕长膀，飞了，哦把眼眉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思量着什么哪？是不是要把这金子一样的消息贴上邮票，寄给在远方当兵的儿子，和儿子常常来信叨咕的那个——哨所？呵！九月，北方跳起一串金黄的歌，——一串大自然孕育的芬芳的
歌，——一串由咸涩质变的甜蜜的
歌。那是不是哨所的眼睛，在为这支歌守护着不倦地守护着，真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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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市大吉〔中国画〕
王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