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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问题
冯 牧
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文化艺术战线的中心工作，是不断地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为了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有哪些方面是我们所要迫切加以解决的问题呢？对此，我提出以下一些看法，和大家商讨。
第一，有人认为创作发展提高的焦点是形式，我很难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违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形式当然是重要的，没有形式的不断革新、不断丰富，文学想要提高是不大可能的。但说形式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则不符合事实。有些作品形式很华丽、新奇，但内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任何作家想要提高自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使创作有所前进、有所突破，首先还是不断提高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表现能力。一切作家、艺术家，如果想要对生活中极其繁复和深刻的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有深刻而形象的认识，就必须有敏锐的思想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更离不开进步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指导。这些问题，只靠形式的移植或翻新，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总之，生活和思想，这才是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的具有关键性的问题。
有些作家说：我所以能写出作品来，就是因为我从来不看理论，如果看理论就写不出来了。这话我认为是不合逻辑的浅薄之论。不看理论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世界观、社会观以至道德观。但他们的世界观、社会观、道德观不可能是深刻的、正确的。我们不应当以不读理论或厌恶理论为荣。世界上一切伟大作家，包括我们所尊敬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一些老一代作家，他们有的很早就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思想，有的虽然不是理论家，但决没有轻视理论。鲁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火煮自己的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用它解剖自己，解剖社会现象。郭沫若同志是具有很深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泰纳说：
“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艺人。”外国的大文艺家也是注意理论的。
一个作家，在世界观上，在道德修养上，都应当站在社会的高处和前列，不要站在低处和后面。有些作品使人觉得很不舒服、很不优美，常常是由于作家的思想境界不高，满足于从一隅或一孔、从生活的低处来看待生活的缘故。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主题先行”。现在有的作家把这种说法改了一种称呼，叫做“意念先行”。主题先行也好，意念先行也好，对文学创作来说都是不正确的。作为正常的文学创作，先确定作品的政治思想、政治意念，然后再来寻找人物，编造故事和形象，这样最终是要失败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或意念，不应当是讲出来的。演说式地讲出来的主题思想，不可能产生艺术效果，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作品的思想，只能通过生动的形象体现出来，从而使读者自然地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和影响。恩格斯强调作品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这是反对作品的鲜明的思想性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反对那种简单的思想性，反对那种教训式的概念化的作品。最近我看了大连工人作者邓刚同志写的几篇小说，感到很高兴。我不能说这位青年作者已经很成熟了，但从他已经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有自己的独创性。他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点，除了学习和修养以外，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历，既有工人的生活经历、村镇的生活经历，还有“海碰子”的独特的生活经历，思想境界也比较开阔。我以为，
《迷人的海》是一部迷人的作品。它并不是迫不及待地用某种
“主题”、“意念”，比如所谓“代沟”问题，来教诲读者，虽然作者在创作中可能想到过这个问题。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思想意识和生活遭遇不同，在情感上有很大差异，他们中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在生活的激流的磨练中，他们在矛盾当中互相理解、互相认识了。他们在认识对方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通过对自己的认识也看到对方身上存在的那些美好的素质，最后走到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道路上来。这个主题思想也许并不很深刻，但却引人深思，它的动人的思想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大道理所能讲清楚的。所以，反对“主题先行”不是不要作家的思想高度，而是这种思想高度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讲大道理上，应是贯穿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富有思想性的艺术形象。
第二，要想使我们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作家艺术家应当养成一种不断丰富生活积累和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习惯。我发现，有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写了一些好作品以后，他的新作中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淡薄了，使人产生一种捉襟见肘的感觉，使人感到，他不是由于生活对自己有所触动和启迪，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他是由于某种写作“欲望”才来进行创作的。他的作品常常使人感到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生活印象的连缀。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编故事。他的创作不象是形象思维的成果，而只表现为某种粗糙的工艺产品。一个严肃的作家，总应该有所追求，这种追求只能建立在自己生活的基础上。没有打过仗的，写打仗就有困难。在某种情况下，有时也可能写出不错的作品来，但总不如第一手的生活积累所孕育出来的形象、语言使人信服和感动。当然，除了生活积累以外，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艺术上的武装。谁要是拒绝向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珍品借鉴和学习，谁要是拒绝向现代的一切有助于我们反映生活的流派的长处，包括现代派中某些流派的长处借鉴和学习，谁就是一个保守甚至是愚昧的人。我们决不全盘否定“现代派”；只是不赞成在借鉴过程中把它的世界观、艺术观体系也一股脑儿吸收过来；只是不赞成用存在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更不赞成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来代替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把现代主义文艺中那些破坏艺术规律的东西当宝贝吸收进来。为了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得更快，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健康的、对我们反映现实生活有帮助的新的方法、技巧和手段。反对借鉴的政策是愚蠢的政策，但我们也不赞成为了止渴连毒药都喝进去的作法。我们要消化世界上一切新的、对我们有营养的材料，而不应当被他们所消化。有些青年同志理论修养不足，书读得不多，因而很容易被人家所消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的现象吗？
第三，谁也不应当否认，现在我们的创作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否定我们的创作正在走向繁荣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创作的主流是好的，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少数作家和作品中，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时代感，有某种程度的减退和削弱，这恐怕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些作家为了所谓“保险系数”，宁肯绕过矛盾，寻找一种安全的途径来写作，从而出现了相当多的反映旧时代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写得非常精彩，象珍珠一样，也有一些则有着明显的陈旧色彩，好象箱底翻出来的旧马褂。几年来，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极左的文艺观点，一个时期创作上的简单化、概念化大大减少了，但近一两年中，图解式的，简单地为某些政治概念、政治口号服务的创作现象又有所抬头，特别是电视剧。这是简单地看待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在创作上出现的苗头。在少数作品中，出现了偏离社会主义，偏离我们的革命传统，甚至出现了否定阶级分析、颠倒阶级是非、歪曲革命历史、丑化人民生活的倾向。有少数作者为了追求发表率，一味追求低级趣味，迎合某些水平不高的读者的需要。胡编乱造的风气现在还在发展。闭门造车，把外国作品改头换面抄来的现象，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有一些同志甚至宣扬这样的观点：创作如果想要传世，不致于被迅速淘汰，只有走远离政治的道路。这并不是什么新思想。过去就有人宣传“间隔论”和“远离论”。“间隔论”包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比如，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极其尖锐复杂的生活现象，只有过了一定时期，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有些生活现象，只有经过冷静的回顾和深刻的剖析，才能够准确地加以概括和反映，才能提炼出好的作品来。但所谓间隔，是指从自然形态的斗争生活到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要经过一段较长的观察、酝酿的过程，要经历时间较长的间隔，不是要作家和现实斗争生活间隔起来。如果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斗争生活，对此不关心、不观察、不酝酿，那么时间隔得再长，也创造不出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远离政治，就必然远离人民。因此，为了提高和繁荣创作，还要和种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进行斗争。我们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出现了自觉地有意识地绕开政治和脱离政治的现象。个别同志甚至把它概括为：背靠现实，面向内心。这些作者的生活视野越来越窄了，政治热情越来越减退了。我以为，政治热情对于作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政治热情，不论写当前或过去的生活，都是不可能反映时代精神。
第四，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现在有人写文章公开否定民族化、群众化的提法，这显然是同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的。
我们既要不断吸收西方的好的营养，也要不断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民族风格。没有民族特点，我们的文学根本不可能进入世界。有些同志认为我们现在的作品所以不被西方所承认，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世界文艺”的“新潮流”走，比如不大力发展中国的意识流、荒诞派、抽象派，诸如此类。而我所遇到的一些善意的外国朋友却说，假如你们中国作品只是重复走西方走过的道路，一味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走，你们永远也不会被世界所承认。你写意识流永远写不过詹姆斯·乔伊斯，何况这些流派及其手法在外国也过时了。西方作家也在不断变革。所谓“现代派”，可能包括了几十种不同的流派，他们的思想不大一样，艺术特色也不大一样。但据我们所接触和读到的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优秀作家的作品，不管采用了什么样的新奇的现代派手法，其基调却大都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基本上还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主义，一个是具有强烈的、浓厚的民族风格。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没有民族特点，就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并获得举世公认。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化的道路。民族化不等于民族主义，不等于排外，不等于闭关锁国。民族特色也要不断发展，正象现实主义也在不断发展一样。我们要向西方的、特别是西欧十九世纪的优秀的作家学习，向他们的作品学习，向他们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学习，学习他们怎样认识生活，剖析生活，反映生活，影响生活，学习他们如何塑造典型形象。这是不成问题的。对这一点怀疑，那就成了“国粹”派。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珍重自己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珍重“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珍重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以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尽管有些国外学者对我们现代文学的成就采取蔑视、低估和抹杀的态度，但我们自己却绝不可以妄自菲薄。近几年，我读了一些外国作品，也去过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我认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同世界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的许多优秀作品至今并不为世界所知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同时恐怕也是由于某些人的傲慢和偏见。有些人借口我们的文学有过于强烈的倾向性而加以拒绝和抵制，其实，欧美的许多作家，特别是那些比较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的。我们的作品还没有被他们所认识，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评介和文化交流工作。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美国作家很少知道当代中国的作品，甚至有的人连鲁迅、茅盾、巴金也不知道。相比之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多得多。基于这种了解，我们才能够说：我们能够创造出得到全世界承认的文艺作品，能够攀上人类文艺的高峰。对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和信心，也要有谦虚的精神。我相信，在本世纪末，正象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产水平翻两番一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也能取得与此相适应的成就。我们相信，我们的精神文明将会和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步前进。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优秀作家、艺术家身上，寄托在现在刚刚走上文艺道路，但已经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决心的广大青年作家、艺术家身上。
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坚定地沿着群众化、民族化的道路前进，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的。
（本文是作者即将发表在《文艺研究》第十期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和提高创作思想艺术质量问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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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心里的话
——写在闻一多学术讨论会举行之日
臧克家
闻一多先生是我崇敬的师长，相处虽仅短短两年时间，但心灵交通，函件往还，怀念之情，萦系于怀。解放后，我四次去青岛，每去，必登上“一多楼”，缅怀过去，留连徘徊，并于门前留影纪念。对于一多先生的性格、人品、思想变化、治学与创作态度，我自信是有个轮廓认识的。
我常对朋友们说，也在文章里阐述，要了解一多先生的为人和他治学与创作的精神，要紧紧抓住两条线索。一是热爱祖国，二是关心人民。一多先生，学贯中外，博大渊深，创见迭出，为学术界人士所赞颂。但，我们要追问一下，他为什么足不下楼，目不窥园，孜孜不倦，兀兀穷年？他是为了求得学术名家的头衔吗？他是为了作一名出类拔萃的教授，在众人皆穷我独享高薪，安乐以度岁月吗？
我看，都不是。简单一句话，他潜心致志以至忘我地从事学术研究，全是为了一个目的：要为我们衰颓的民族开一个起死回生的文化良方。这一点，他在1943年给我的那封剖心沥胆、感人至深的长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封信，《闻一多全集》中载有。他手下的那支秃笔，解剖刀似的在解剖、分析、辨别一切古代典籍，用一副锐利的目光给它一个崭新的看法和评价。研究古代，是为了现在。读古，不为旧说所囿，别有蹊径，另辟天地。今天，我们研究一多先生一生的丰富学术遗产，一定要抓住他是为了给祖国找出路这一点，始可以得其用心。
一多先生，从读中学时代起就参加爱国活动。以后为了给混乱破败不堪的祖国寻求出路，他也与《大江》、“新月派”发生过关系，有时也迷惘过，但他的品质与志向是与众不同的。他留学，不是为了镀金。他去美国，在芝加哥一下地就对美帝国主义大为不满。他身在美国，心怀祖国，那时候他写下的许多爱国主义名作，今日读之，犹令人同情，令人昂奋，令人钦佩。
一多先生，热爱祖国，当然关心人民疾苦。国家的安危、强弱，政治制度的优良与败坏，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一多先生一生爱国爱民，不论是参加团体活动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文艺创作，都是以此为中心。我们研究他的学术著作，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一多先生是学术名家、著名诗人，但他更为人民所敬重的是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一位人民英烈！这三者，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的。此为一多先生人格的写照，伟大精神的体现。今天，我们研究他，决不可用单纯学术眼光去看待。
我跟一多先生学习，仅在诗歌创作方面略有所得，五十多年来如果说有点成就的话，那是受到一多先生的教导、培植与帮助的结果。而抱愧的是，对他学术方面的著作，毫无研究，更谈不到有所得了。
一多先生著作等身，方面既多且深，《全集》皇皇四大本。听说将重编新的《全集》，比现行版本，多出两倍。这是何等伟绩！当然，黄金足赤，白玉无瑕，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事探讨、研究工作，一定要严遵科学态度，发扬一多先生之伟大业绩，对他在摸索途中不足与失误之处，也不应为贤者讳。我这是从思想、观点、内容讲的。不论多么伟大的学者和作家，在他一生之中，人生观、宇宙观的确立，是从不断自我斗争，顺应时代、人民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而这种人生观、宇宙观对他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一多先生走过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终如长江大河，涛浪奔腾，东归大海，成为光荣而伟大的战士、名垂千秋的人民英烈！
一多先生逝世三十多年来，令人遗憾的是，对他的研究工作太缺乏了，也不够热情！这情况，我私下常常引以为憾。一般都把一多先生看作诗人，但对他的诗，我感觉也重视不够，尤其近一二年来，徐志摩先生被抬到太不合理的高位，对闻先生则颇淡漠。这也难怪，因为一多先生的诗中有“火”，而有些人却偏爱远离现实、远离时代与人民的所谓纯艺术作品。
至于一多先生的学术大著，我读到的评论、研究文章，真是太少。一多先生的著作，象宝藏一样，有待进一步开掘，使之大放光彩，为祖国争光，高高地卓然立于社会主义祖国学术界之林！
关于作学问的态度，一多先生曾对我这样说过：“别人说了再作，我是作了再说；别人作了要说，我是作了也不一定说。”一多先生勤奋一生，名作如林，他自己不说，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责无旁贷，应该好好地替他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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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民族化的路
——导演《华罗庚》的一点体会
王犁
电视连续剧《华罗庚》，主要描写了这位名闻遐迩的数学家，从小发奋立志，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几经坎坷而自强不息，几经摧残而矢志不渝的历程。剧本现在只写到十九岁的华罗庚发表著名论文《苏家驹教授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为止。
我们为健在的科学家录制电视连续剧是第一次。万事开头难，我们是电视战线的新兵，要拍好这样的题材就更难了。我们想过：作为人物传记片的《华罗庚》，剧中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和他所处的时代，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不应该也不允许虚假与做作；对华罗庚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道路的描述，如不精心构思和布局，很可能平淡、松散，不感动人。前者是原则，后者是我们组接“镜头语言”的警觉点。
由于内容确定了该剧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鲜明的起承转合的主体骨架，因此我们在叙事方法、情与意的辩证关系以及典型环境中的细节安排上，力求符合中国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惯，学习与体现我国民族的风格样式。
每一部电视剧都有各自的叙事方法，《华罗庚》的片头画外音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数学家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虽然他为数学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但我们仍然把他当作普通人来讲述。”这就是我们叙事的出发点和终点。所以，我们采用了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按华老的经历顺序推进，有头有尾。镜头组接一律硬切，没有闪回、时空跳跃与倒叙等手段与技巧，这样有利于我们把“普通人”的故事讲得清晰些，易于被观众所接受。
中国章回小说的“承转”手法，给电视连续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承转”不仅要注意开头，而且集与集之间需承接得好，转折得当，有起有伏才有波澜。电视连续剧《华罗庚》由《酷爱数学》、《初显才华》、《服务勤恳》、《俭学勤学》、《小伙计的坎坷》和《不畏权威》等六集构成。这里的每集命题不一定恰当，也概括不了该集的内容，可是我们在录制中紧紧地把握住一条主线，即“人应该在希望中生活”，着力地渲染华罗庚自觉、自学、自强的奋进精神。分集或按华罗庚的生活程序中断，或在事件展开中暂停，这样既明了又有悬念。
前几年，我参与了一些电视剧的编导工作。其中个别剧暴露出一个弱点。这就是：编导阐明的某种意念，不是通过剧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事件展开过程中而得到自然的流露，却是通过剧中人物的语言说明。这种设立虚境和以“教育者”自居的姿态，观众是反感的。
这次录制《华罗庚》，我们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录制组尽力做到推敲每句台词，斟酌每个动作，寻求那个时代的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及如何去展示当时真实生活中的人与物。我们总想让观众能感到亲切，能够身临其境地重温那个年代。
电视剧一幅又一幅的画面是沟通我们与观众间的桥梁，所以构图的新颖、层次分明和色调统一，给人以美感是非常重要的。一幅优秀的图画，往往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很富有诗的意境。这种意境美，是经过多少世纪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国艺术特有的美。要体现中国民族的风格样式，在创造意境的追求上，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在录制时，我们特别重视了这一点。比如三集的“华姐刺绣”，该场由九个镜头组成，构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意境，迸发出姐弟俩追求美好生活的火花。
画面与抒情需有机的结合起来，触景生情，情在景中，尤其对情的铺垫与刻画要不惜镜头，力求细腻些。录制时我们竭力去展现父子、母子、同窗、夫妻与师生情，这样不仅写了华罗庚，也写了华罗庚周围的人，人各有貌，各有各的性格发展史，我们认为这是人物传记片的一个特点。
我们录制电视连续剧《华罗庚》，是学习与探索民族风格样式的开始，通过探索与实践，使我们更坚定了人物传记片必须走民族化道路的信心。当然在探索中也暴露了自己功力不足的弱点，比如节奏处理不当，有不少地方拖沓了；音乐缺乏整体构思，甚至某些音乐破坏意境等。今后创作要牢记一句话：“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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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军人的“道德篇”
——评中篇小说《绿荫》
西南
近几年来，朱春雨同志对自己的不少作品，都冠以“道德见闻录”的副标题。他说，他是将兵营生活当成一架道德天平来写的，军人则是这架天平上的砝码。最近，他将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编成了一本集子《绿荫》，其中的中篇小说《绿荫》则是他探索的代表作。
小说描写的是十年内乱时期，我军某导弹研究所围绕一项新的热核综合使用程序的设计方案而展开的斗争。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作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反映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部队生活。因为在这之前，不少作品已从政治的、历史的方面反映了这场动乱，要不落窠臼，是颇不容易的。朱春雨同志经过反复摸索，找到了新的角度——他有意识地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去开掘，在十年内乱这样广阔的背景上，较为细致地剖析了当代军人的道德面貌。
作品中的主人公沈巧，是一位道德高尚、灵魂美丽，并勇于冲击世俗的女科学家。作家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她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情操。首先是从恋爱、婚姻问题上入手。沈巧是研究员唐天虚的助手，当唐天虚在政治动乱中被生活和情人抛弃的时候，她不但没有退避，相反却倾心于唐天虚。但是，当她得知唐天虚要和黄金桃结婚，便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作家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人物的缠绵情趣和角逐之中，而是在炽热的爱情和冷静的道德之间的尖锐冲突中，着意表现沈巧的道德情操——她既不是超凡脱俗的“神灵”，也不是置人不顾的市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对人生意义有着积极理解的女人，这使她能够最终在道德的天平上保持重心而不倾斜。当黄金桃不幸去世，她不仅依然渴望得到唐天虚的爱，还由衷地愿将自己爱的甘霖去滋润唐天虚干枯的心田。这不仅与一般随遇而安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她在婚姻问题上，感情的涨落也不以对方的地位名利为转移。这一切，都表现了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
在作家看来，一定社会、阶级的道德不仅可以通过婚姻家庭生活表现出来，而且更可以通过各种职业生活表现出来。因此，作家很注意让自己的主人公在事业和生活的矛盾中，把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理想的追求统一起来。沈巧是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科学家。她在ε系数上持与唐天虚截然相反的见解，并在《学术通报》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这使唐天虚大为恼火，竟然以调出相威胁。但没想到，沈巧的论文却被善于把一加一等于二也能涂上政治色彩的副所长顾雨时所利用，并以名利为诱饵企图拉她步入科学的歧途。这使沈巧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在她面前摆着两种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昧着良心，以猎取名利；要么忍受同志间的误解，以保持良心的安宁。在这里，作家不仅展现了人物攻克科学堡垒的艰难步履，而且展现了人物在进行科学研究中的精神历程。沈巧坚决抵制了来自顾雨时身上那股物欲、名欲和官欲的侵扰，而且以非凡的毅力克制自己，去做与ε系数截然相违的工作，给予唐天虚全力支持，甚至将自己的全部研究成果都奉献给了唐天虚。沈巧的所作所为，生动地说明了：只有把创造才能同高尚道德结合起来，才能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攀登国防科学的高峰。
显而易见，作家在进行道德探索时，总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让他们作出极为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成了一把衡量人的道德高尚与卑劣的尺子。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作家丝毫也不掩饰和回避矛盾，真实地对我军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审美评价，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去描摹它的每一个波折，致力探索在精神污染之中怎样促使人们去净化自己的灵魂。作家的这种道德探索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他不但从昨天的生活中，更从今天的生活中，探讨如何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培养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守纪律的新一代军人。从这一个意义上说，《绿荫》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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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报》等四刊物组成新的编委会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机关报《戏剧报》以及协会所属《剧本》、《戏剧论丛》、《外国戏剧》四刊物，从今年第四季度起组成新的编辑委员会。十月六日、七日，上述各刊召开了新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向新编委颁发了聘书。
改组后的新编委会，《戏剧报》由刘厚生、方杰任主编，游默任副主编；《剧本》由于雁军任主编，颜振奋、李钦任副主编，凤子任顾问；《戏剧论丛》由赵寻任主编，方杰、杜高、赵寻、柳以真任常务编委；《外国戏剧》由汤茀之任主编，苏红任副主编，汤茀之、苏红、萧曼任常务编委，葛一虹、黄佐临任顾问。
（育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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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电影评论进修班
本报讯 经文化部、教育部批准，北京电影学院于今年秋季开始举办专门培训电影评论人员的进修班。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建院以来，也是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举办的第一个电影评论进修班。这届进修班是根据单位推荐、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正式学员三十五人。学习时间为半年。 （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