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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春寄语
人间要好诗
林默涵
除夕的时钟响过十二下，新的一年就展现在眼前了。我们应当怎样除旧布新，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在各条战线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呢？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
前年岁末，胡耀邦同志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送给大家一副对子：“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这两句话不但适用于电影界，也适用于整个文艺界；不但适用于文艺界，也适用于各条战线。这两句话完全符合辩证法。不坚持两分法，就不能更上一层楼；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坚持两分法。坚持两分法，就是说既要肯定成绩，又要看到不足和缺点。不肯定成绩，就会失去信心；无视不足和缺点，就会躺在成绩上自满自足。无论那一种情绪，都会障碍我们更上一层楼，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
文艺战线如何开创新局面？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首先还是要采用两分法来看待我们的工作，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打开新的局面。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园地逐渐恢复生机，文艺创作和文艺事业都有很大发展，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和缺点，就是质量高的作品相对说比较少；事业管理和体制上存在许多问题，亟须改革；文艺队伍需要更加精锐和坚强。所以，文艺工作开创新局面，主要不是增加数量，不是要把剧团、电影制片厂、艺术院校和文艺刊物等等翻两番，也不是要把作品的数量翻两番，而是要着重提高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提高文艺事业的管理水平，提高文艺队伍的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如果说，经济建设方面要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前提，那末，在文艺方面更应该把提高质量放在首要地位。一部优秀作品抵得上许多部平庸的作品，一部好影片胜过许多部平庸的影片，它们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就远不止翻两番了。“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天意”，在今天就是人民的意愿。人民群众渴望好影片、好节目，而厌恶那些脱离生活、胡编瞎凑、粗制滥造、庸俗灰暗的影片和节目。广泛的群众舆论表明这是个事实。
当然，一定的数量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我们还缺乏许多必要的文化设施，应当逐步增加，文化工作的物质条件也应当逐步改善。但创造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生产，主要不是追求数量，而是提高质量。
最近有同志提倡多写长篇小说，这当然是良好的愿望。长篇小说容量较大，可以更广阔地反映生活。但是关键还是要写得好。巴尔扎克一生写过很多长篇小说，可是他早年仿照传奇小说和神怪小说而写的几十部长篇，并没有什么影响，在文学史上不占什么地位。后来，他另辟蹊径，创作了深刻地描绘当时社会生活的宏伟的多卷集小说《人间喜剧》，这才成为法国社会的镜子，成为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史诗。而表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的优秀短篇，例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鲁迅的《一件小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同样为世人所传诵，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作家究竟写长篇还是写中篇或短篇，是由他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决定的，有的素材要用长篇才能表现，有的素材只能写成中篇或短篇。象《红楼梦》那样的丰富纷繁的生活内容，不可能用短篇来表现。而《阿Q正传》，尽管有些人希望作者再往下写，不赞成“对阿Q之收局太匆促”，作者风趣地说，如果当时不是《晨报》副刊的编者离开北京的话，也许他会要求让阿Q多活几个星期的吧。其实，《阿Q正传》写成这样一个篇幅，已经足够，在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现方面都已经完成任务，勉强拖长，多写几桩阿Q的“行状”，不过是画蛇添足，没有必要了。鲁迅说过，他“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当然，他也决不会把只能写成中篇或短篇的材料拉成长篇。艺术贵精练，并且要求完整。歌德甚至规劝青年诗人不要急于写大部头的诗，理由是：“写小题材的优点正在于你只须描绘你所熟悉的事物。至于写大部头的诗，情况却不同。那就不免要把各个部分都按计划编织成为一个完整体，而且还要描绘得惟妙惟肖。可是在青年时代对事物的认识不免片面，而大部头作品却要有多方面的广博知识，人们就在这一点上要跌交。”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恳切的经验之谈。我们看到一些青年作者动不动要写大部头甚至多部头的长篇巨制，而拿出来的成品却往往捉襟见肘，一部比一部弱，缺乏艺术的完整性，恐怕正是犯了歌德所指出的毛病。有了丰富的生活，又有了能够驾驭大题材的艺术本领和创作经验，才能写出完美的巨著来。
我们面临着伟大的历史任务：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拿出大量高水平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来，使人们树立信心，鼓舞人民群众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目前有些文艺作品质量不高，担负不起这个光荣的使命，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生活不足和知识不够。群众指责我们的某些作品“不真实”、“虚假”、“索然无味”，有些历史题材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有部电视片竟让东汉时代的人读线装书（东汉时期虽然已经会造纸，而刻版印刷却到隋朝才发明，线装书更是后来才有）。这说明我们文艺工作者加强学习和深入生活是何等重要。耀邦同志号召干部要读大约两亿字的书，假定一册书二十万字，约计是一千册书。作为从事思想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比一般干部读得更多一些才好。我自惭读书太少，知识贫乏，现在年纪老了，许多方面还得从头补课。另外一种必须读的“书”，就是生活。这本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书”，每一个人只要去读它，都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而搞文艺的人更必须认真、刻苦、永不休止、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去阅读它、认识它、研究它、思考它，因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切用文字、线条、色彩、音符写成的书，都是发源于它，由它派生的。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来，适应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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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红线女与粤剧《昭君公主》
李紫贵
1980年，红线女同志来京，邀我去执导根据曹禺的话剧《王昭君》改编的粤剧《昭君公主》。在几个月的排演过程中，红线女及广州粤剧团的同志们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线女，原名邝健廉。三十年代末，开始其艺术生涯，舞台活动遍及东南亚一带。她的音质优美、音域广阔，又善于吸收京剧、昆曲和西洋歌唱方法的优点。其演唱感情真挚，吐字清晰，行腔圆润，板式衔接自然，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红腔”（又称“女腔”）。为了实现自己对粤剧艺术的改革和创新的抱负，1952年，她在香港组织了“真善美”剧团。1955年又毅然回到广州。几十年来，她为祖国的粤剧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十年代蜚声国内外的《昭君出塞》，是红线女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以哀婉凄凉的曲调，唱出了一个弱女子远离故土、被逼和番的悲怨之情。而新编《昭君公主》中的王昭君却是一个自愿请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美德的形象。从塑造得成功的悲剧人物王昭君，转变到塑造自愿请行的王昭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首先就要有不怕失败的勇气。红线女将排演《昭君公主》的消息传出后，很多喜爱“红腔”的观众颇为她担心，曾劝她放弃这个打算。她虽很感谢观众的关心，但认为创造一个“自愿请行”，为民族和睦做出贡献的昭君形象，具有现实意义，在艺术上也是新的探索。
《昭君公主》不仅在剧本上要把“自愿请行”写得合情合理，舞台艺术处理上也要下很大功夫，要唱得动听，舞得优美，要超过《昭君出塞》，这样才有吸引力。如《昭君公主》中“出塞”一场，就没有把“自愿请行”的王昭君的思想感情简单化。一出场，在“南音板面”的乐曲中，昭君怀抱琵琶背身上场，跟着在温敦的配合中几个踮蹉步法，描绘出“雕鞍危生”，怀抱琵琶马上弹的形象。一曲南音唱段，唱出了昭君远离熟悉的故土，来到这生疏的广阔无垠的草原，看到这漫漫的黄沙，产生了对汉宫姐妹、故园慈母的怀念和故土难离之情。这段唱腔不悲不怨，有些伤感之情。这伤感之情对一个古代少女是很自然的。她怀着思念故土的心情，行走在陌生的地方，看到夕阳，唱出“无言悄悄下，只剩得魂销紫塞，梦断京华”，恍然有所失之感油然而生。这正是没有把“自愿请行”的王昭君简单化的处理。
下面紧接着是“新曲阳关三弄”，三次马蹄声碎，心乱如麻的重复，节奏逐渐加快，刻画出昭君此时“穹庐帐底人，可亲抑可怕”和“和番百年欢，成败一霎那，我怎担下”的忐忑不安的心理状况。
从“南音”到“新曲阳关三弄”是《昭君公主》中的主要唱段之一。为了与《昭君出塞》中被誉为“马上凄凉，马下凄凉”的唱段媲美，红线女与黄继谋、文卓凤、刘熹三位作曲者（也是主要伴奏者）反复研究琢磨，从开始创腔到响排、彩排，一次一次地录音，试听修改；公演后，又听取了观众的意见，再次修改。终于使这个剧的主要唱段既刻画了人物，而又优美动听，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王昭君的音乐形象。
不久前，红线女率广州粤剧团赴美、加、港、澳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最近，他们又到北京、上海演出，使北京、上海的观众有机会一睹“南国红豆”＊的艺术风采。
＊南国红豆——1956年，周总理观看红线女的演出后，赞誉粤剧艺术为“南国红豆”。（附图片）
曹禺祝贺红线女演出成功
张桂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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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文讯
一部介绍中国作家的美国影片
袁先禄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时钟雯教授编导的一部介绍当代中国作家的纪录片《回春之曲》，去年年底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放映，受到了美国舆论的重视。
1979年美国作家阿瑟·密勒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谈到美国人对当代中国作家缺乏了解，时钟雯教授读了这篇文章后感到，她作为一个美籍华裔的学者，有责任也有条件为向美国人民介绍当代中国作家作出贡献。于是，她请了一位摄影师同她一起来到中国，访问了茅盾、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五位作家，并广泛搜集了各种有关资料。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她得到关心中美友谊的各方人士的支持，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制成了美国第一部介绍中国当代作家的纪录片。
这部长约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除报道了五位中国作家接受访问的情况外，还选用了有关五四运动、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和土地改革的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以及中国影片《家》、《林家铺子》和话剧《日出》的片断。这就不仅向美国观众介绍了五位中国作家的经历、文艺思想和作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了解整个中国革命文艺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回春之曲》这次在美国首都首次放映，是由美国电影学会主持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对这部影片作了介绍。不少美国观众反映，这部影片对于促进美国人民了解当代中国文艺有着积极的作用，并且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影片在美国放映。时钟雯教授正在积极联系，准备使《回春之曲》在电视台播出，并考虑继续拍摄介绍中国文艺界情况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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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西藏第一部电视剧
《还愿》是西藏的第一部电视剧，现已由西藏电视台录制完成，即将与广大观众见面。
这部电视剧通过一个藏族老人近年来在生活改善之后，把全部家产变卖，从乡下到拉萨朝佛还愿的遭遇，大胆地提出西藏当前出现朝佛热的社会问题。它告诉人们，要把希望寄托于现实，而不应寄托于来世，迷信并不能使人幸福，只会给人带来种种不幸，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剧中全部演员、执行导演、摄象都由藏族同志担任，扮演父亲的拉巴顿珠和扮演女儿的次仁卓玛表演朴实自然（见附图），摄象艺术显示了富有特色的西藏高原的风光。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对这部电视剧给予好评。（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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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议多创作短小的群众歌曲
最近，听到这样一些呼声：工人感到缺少工人歌曲；农民感到缺少农村歌曲；学生感到缺少自己的校园歌曲，……总之，广大群众不满足于只是欣赏专业歌唱家的演唱，他们还需要一些反映自己的生活、自己能够亲口歌唱的群众歌曲。
有些人认为群众歌曲就必定是齐唱的进行曲，这是一种误解。过去在群众中流传的星海的《二月里来》、《黄河之恋》等；聂耳的《飞花歌》、《梅娘曲》；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马可的《歌唱南泥湾》、《北风吹》等，都属于短小的群众歌曲。
要创作优秀的群众歌曲，就要到群众中去写，并且通过群众自己唱，在群众中经受考验。这就要求词曲作家深入生活，联系群众。靠“闭门造车”是写不好群众歌曲的。
多数群众歌曲的特点是短小通俗，清新多样，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要求作者用精辟、朴实的词句和乐汇来唱出时代的强音和群众的心声。如果说，过去在战争年代的群众歌曲侧重于表现铿锵有力的战斗情绪，那么，今天的群众歌曲，在发扬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就要适当地考虑发展其健康向上的抒情成分。希望我们的作曲家们通过实践，不断探索，为八十年代广大群众提供喜闻乐唱的新歌曲。万卯辰
钟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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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的艺术
迟兵
《纪念柯棣华》一书在纪念柯棣华逝世四十周年的前夕与读者见面了。这本十六开本的图文并茂的书籍，装帧设计精致而新颖，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装帧设计家钱月华同志在设计构思方面独出心裁。该书封面是在充满和平气氛的墨绿底色上印有烫金的柯棣华童年故乡的住屋（见题花），包封是炽热色调中“红十字”几何图形，抽象地说明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革命生涯；在包封右上角，印有柯棣华大夫充满激情的题字——“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努力学习”，真是点睛之作。只有表现了具有深邃思想的设计，才会增强艺术的感染力（见附图）。打开书籍的环衬通栏印在淡湖绿底色上的四个银色大字——“抗战必胜”，这是1941年1月28日柯棣华大夫充满革命信念的珍贵遗笔。由表及里，设计者把读者引向了无限敬佩和怀念的思绪之中。
这本书具有一种整体设计的严密性，设计者并不依靠繁琐形象去说明，只是运用含蓄甚至是抽象的手法体现了自己的意图，这也许就是“设计”不同于绘画的表现特色吧。
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无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需要美的设计。美术设计包罗万象，可以说举目皆是。这本书的美术设计工作给了我们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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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首届全国美术学院版画联展》即将开幕
由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美术学院版画联展》，将于1月10日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开幕，展出作品包括木版、铜版、石版、丝漏版等共250余件，都是从各院校师生作品中精选的。举办版画联展不仅是为了互相观摩，还将在展览期间交流教学经验。（沈希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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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1982年故事片回顾”座谈会召开
最近《电影艺术》编辑部、中国影协电影艺术理论研究部联合召开了“1982年故事片回顾”座谈会。在京的部分电影评论家、文学评论家、编剧、导演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大家对1982年已完成的影片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肯定了1982年电影创作的新进展：题材比较广泛，当代题材的比例有所增加，表现工业题材的影片及儿童影片有了新的收获，电影手法的运用也有新的探索。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病，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雪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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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摄影欣赏
山沟沟里的美
凌翔
谈起反映农业丰收的照片，你也许会立刻想到那随风摇曳的沉甸甸的谷穗，一堆堆与白云媲美的棉山，打谷场上热闹忙碌的气氛，载歌载舞庆丰收的欢乐景象……。然而，在你眼前的这幅《话丰年》，（见下图）却是一个别具风情的画面。
奇特高大的背篓和篓里肥硕的南瓜，既鲜明地点出了主题，又形象地展示了湖北山区的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虽然听不见两位青年农民在交谈些什么，但从他们披在肩上厚实美观的毛巾，右边青年扬起的手腕上银光熠熠的手表以及那神采飞扬的表情和动势，可以体会到他们话丰年、夸政策的喜悦心情，从而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出现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至于对称的构图形式，浓淡的影调对比，夸张的艺术手法，以及弃繁就简的画面处理，无不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符合我国民族的审美习惯。
艺术上的细微突破和创新，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创造性的劳动。《话丰年》的作者杨芳耀同志是个土生土长的山沟里的青年人，他虽然非常熟悉那里的人物和环境，但他拍摄这幅作品时，同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实践，经历了一般化、摆脱一般化、有所创新的过程；既发现了生活的美，更创造了艺术的美。（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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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信箱
建议出版《鲁迅全集》续编
欣闻新版《鲁迅全集》重印，不觉有一点怅惘：象我这样拥有五十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普通职工，再购一套新版的全集，总有点力不从心；如果不购，那么很多旧版未收的书信、序跋、文章都读不到，是多么抱憾的事呵！最好是出几册《续编》。如果暂时办不到，是否趁重印之机，把收有序跋、书信的那几册多印一些分册出售呢？朱承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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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信箱
建议多出些民间文学丛书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资源极为丰富。民间文学短小精悍，乡土气息浓烈，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然而，目前这方面出版的书刊十分缺少。我建议有关部门多出版一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小丛书。石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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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山川风物
京师两古桥
贺海 李祯祥 文并摄影
在北京，除中外驰名、建于金代的芦沟桥外，还有两座古桥。
一座是位于京通公路北侧，横跨于通惠河上的永通桥（因距通县八里，故又称“八里桥”），修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距今已五百余年（见右下图）。这座八里桥，在近代史上也曾经历过一场不寻常的战乱。清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于当年9月间，进占天津后，入侵北京。当时驻守在八里桥一带的官兵，奋起抗击英法联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八里桥大战”。法国侵略军的将领蒙特班由于侵略“有功”，竟被拿破仑第三封为“八里沟伯”。
朝宗桥位于昌平县沙河镇巩华城北，建成于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年），与沙河南面同时建成的安济桥相距四里，在当地称为沙河南北两大桥。
这座古桥取名“朝宗”，还有一段故事。当时主修这座桥的是一位忠臣，名叫赵宗朝，主修南大桥的是一个奸臣，由于赵宗朝认真负责，将桥建得十分坚固，但进度较慢，用的银两也多；南大桥在那个奸臣主持下，偷工减料，完工很快，皇帝不明真象，一怒之下，将赵朝宗推出斩首，几年以后，京北连下暴雨，山洪冲击下来，朝宗桥在洪峰中岿然不动，南大桥则不久坍塌，皇帝方知受骗，误杀了忠臣，于是下令在北大桥的桥头树起石碑，刻上“朝宗桥”三个大字，以示纪念。至今这块石碑仍巍然竖立在那里。
在历史上，芦沟桥及这两座桥合称为拱卫京师三大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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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画配
君子动口不动手，
专磨嘴皮嚼舌头。
消灭鼠患讲运筹，
不妨研究再研究。
有人主张广畜猫，
有人强调多养狗，
有人建议堵墙洞，
有人鼓吹盖高楼，
有人赞成下毒药，
有人坚持用饵诱……
七嘴八舌主意多，
高谈阔论没个够。
从长计议不焦急，
听任耗子满屋走。
天长地久有时尽，
坐而论道几时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