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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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清退“农转非”
我县的“农转非”(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问题,闻名全省。一九七九年春天,县委以“照顾干部”为名,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一批家住农村的县、社领导干部家属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问题。指示下达后,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农转非”就达一千五百二十五人。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多次向上级部门写信揭发。几年来,地委几次派调查组来安乡,省里也过问了这件事。一些不合政策的“农转非”户口本应清退,但县里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对付,结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真不明白,清退“农转非”为何阻力这样大?
湖南安乡县 纪正 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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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能让这样软抗硬顶上级决定的县委“过关”吗?
本报记者 金德龙
收到纪正、郑风同志的来信后,1982年10月,记者去湖南调查。就在这时,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安乡县清退“农转非”的“经验”。一个月以前,湖南省委纪委的《纪检通讯》上,刊登了安乡县委纠正“农转非”等不正之风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缺口越冲越大
1979年开春前后,安乡县委指示有关部门“抓住时机”,把领导干部的亲属从农村迁入城镇,而且“办得越快越好”。不久,县委常委会同意县委组织部提名照顾的24名干部子女由农村迁入城镇。第二天,县委常委会又指示公安局、粮食局再将48名领导干部的亲属转为非农业人口。
开始还是县委常委会讨论定名单,不久,县里几个负责人就自己批开了条子。光县委副书记余斌批办的不符合政策由农村转为城镇户口的就有15人。县委领导人可以批,公安局、粮食局负责人也可以批。上级这样干,下属跟着学,一直发展到公社党委书记批,粮站站长和粮站支部书记批,甚至粮食系统的计统员也批了起来。你批,我批,大家都批,“农转非”风愈刮愈大。
这些干部亲属“农转非”的“理由”是什么呢?县委常委张元生要将二十五岁的侄女转为城镇户口,“理由”是其兄5个儿女“没有一人参加工作”;县委常委汤胜保强调十八岁的儿子“生活无人照料”,就要改变他的农村户口;……真是无奇不有。干部的这种作为,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些长期逗留城镇的农业人口要求解决城镇粮户关系;在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要求进城;已在农村安家的知青要求回城;部分复退军人已作过一次性安置,也要求“农转非”;……缺口越冲越大。群众十分不满,纷纷向省、地领导机关反映。
只是口头应付
1979年6月,常德地委纪委组成调查组来县调查,认为不符合“农转非”政策的共1,530人。调查组认为,凡不符合政策的,一定要限期退回。地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在调查组的督促下,县公安局、粮食局联合发出通知,首批清退了616人。8月7日,地委纪委调查组撤离了。
就在调查组撤离的第二天,安乡县委常委学习省里的有关文件时,竟然曲解文中“可办可不办”的精神,认为除骗取城镇户口的83人应清退外,其他人都“合法”。因此,尽管地委纪委三天一次电话催问清退进度,县委只是口头应付。
9月19日,省里几位负责同志研究了常德地委纪委的调查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批评了安乡县委处理问题不彻底。省纪委说明了“可办可不办”,就是按国务院的文件办,不合政策的一律要清退。这时,安乡县委常委会才作出决议:“坚决执行省纪委的批复。”可是,11月15日县委向省、地委写的检查报告中,却修改了上述决议,说什么要清退的人中,427人有实际问题,要求不再改变他们的城镇粮户关系。地委对此未置可否。县委当即指示有关部门给另一部分人下发了清退通知。
通知虽然下了,下面执行得如何?县委根本不加过问。县委纪委多次要求检查清退工作,县委有关领导人却说:“这坨屎放着不臭,何必挑起臭呢!”
假清退的内幕
1981年4月,《湖南日报》将反映这个县粮食局局长严钦泽问题的群众来信印成清样,寄给有关部门,县委纪委这才着手调查。严钦泽于1978年7月任县粮食局局长,在任职期间,他有8名亲属违反政策“农转非”了。严钦泽的问题还未结案,又有人揭发了粮食局副局长贺苗的问题,还把这个县假清退的内幕全部揭露了。这一年7月,地委再派调查组去安乡。他们发现,贺苗在1979年清退通知下发后,又擅自批准24人“农转非”。在他的影响下,粮食局单方批准48人“农转非”,其中39人是已经清退的。同时,调查组还发现不少领导干部的亲属应退未退。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汤胜保、王立祥、张元生、李涛白的亲属不仅应退未退,还都被招为国家正式职工。县财办副主任周国瑞在任公社党委书记期间,将妻子和4个孩子全部“农转非”。清退通知下发后,他用迁往外地、招工等办法一个未退。县委办公室主任汪海波弄虚作假,将在农村参军的儿子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单位。
上面如此,怎样去纠正下面呢?安成、安德等6个公社,应清退267人。除名义上清退26人外,其余均由所在公社党委批准,陆续恢复了城镇粮户关系。被清退的26人中,有20人改吃各种供销粮。
8月,地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重申了地纪委提出的关于处理安乡县“农转非”的意见是正确的。明确规定:凡是当时确定清退的,一般都得维持原议。地委副书记郭春荣当即给安乡县委书记李才鉴打电话,转告了上述意见,责成县委处理好这一问题。
但是,安乡县委并没有付之行动。一个月后,地委书记刘佳时把县委书记李才鉴、县长罗贻斌找去,敦促他们解决“农转非”问题。10月上旬,地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派了两个同志去安乡,又蹲了一个星期。在地委的督促下,县委有关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汤胜保、王立祥、张元生、李涛白、汪海波等人的亲属的城镇户口、粮食关系和招工指标被注销了。群众高兴地说:“这下皮匠的锥子当针(真)了!”
又搞了一次骗局
可是,安乡县清退“农转非”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似乎清退了几个县里领导干部的亲属,工作就结束了。群众深感不满。1982年2月,群众继续向省委纪委写信,反映安乡县委又搞了一次骗局。3月,地委书记刘佳时率领13人的工作组去安乡。刘佳时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县委。工作组离开安乡时,县委领导同志表示:坚决处理好“农转非”问题。
省委纪委得知安乡县委注销了大批人的城镇粮户关系,6月份派专人赶去总结“经验”。但是,省纪委的同志前脚刚走,安乡县便由“大清退”变为“大回收”。7月2日,县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竟批准154人“农转非”;8月2日,又同意了223人转为城镇户口;9月24日、10月6日,又让129人迁入城镇;加上以前批的,共有521人恢复了城镇粮户关系。还有101 人也经县委清理“农转非”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农转非”了,准备报县委审批。直到记者调查时,县委才决定停止审查。现在,申请保留城镇户口的报告有600多份,只有11份签了“不同意转”的字样。
安乡县委清理“农转非”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三年来,安乡县回到农村的只有136人。但他们的吃粮性质、去向均不清楚。现在,除了地委纪委审定要清退的1,530人外,又有大批人没经“合法”手续而“农转非”了,已发现转为城镇户口的就有126人,其中35人已被招了工。
为了解决安乡县“农转非”的问题,上级可谓下了大功夫,花了大力气。可是,安乡县委却敢于我行我素!好象他们已经有了“经验”,似乎“顶住就能过关”!真能过关吗?象安乡县这样,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对上级党组织软抗硬顶,难道对他们就毫无办法吗?难道真让他们“顶过关”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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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建立城市卫生报警和抢救系统
我在医院实习时,曾看到一些突然发病的病人,由于不能及时进行现场抢救或不能及时送往医院而导致死亡。尤其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发病突然,不及时抢救,死亡率很高。报纸上也有这样的报道。
据了解,全北京市只有4个急救站,由于大多数人不知道急救站的电话号码而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全市大小97个地方医院(军队医院除外)中,只有一部分医院配备有救护车,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首都建立了卫生报警和抢救系统,使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它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用户打电话(专用号码,与火警、匪警等专用号码相似)给计算机中心站;计算机中心站根据病人电话所属地区,自动通知距病人最近的医院;医院派出救护车和抢救人员到用户。这样,就能保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现场抢救或送病人入院。
这种报警系统的建立并不很复杂,只要和电话局配合,仅需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再根据电话分布情况和医院分布情况编一套程序,就可投入使用。据估算,全部费用约需15万元。至于抢救网,则需要一些投资,主要是配备救护车及一些抢救设备、药物和人力。
以北京市以及另外一些大城市的现有条件,只要积极筹建和科学管理,这样的卫生报警抢救网就能很快建立起来。
北京中医学院七八级
学生 钱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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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这样浪费钱财的音乐会还是不办为好
“西北音乐周”是西北五省、区文化局、音协联合举办的,每年依次由陕、宁、甘、青、新轮流主办音乐会。1982年首届由陕西主办,故名“长安音乐会”。为了举办这次音乐会,西安市的几个大剧院全被包下了,还包了三个大饭店和招待所。音乐会于1982年10月8日开幕,但房间早在10月1日就租下了。这次音乐会雇用出租汽车20多辆(不算各单位的车子),仅汽车费就花了6万多元。东道主陕西文化局为主办这次音乐会,花了18.8万元。
据说,这次音乐会的宗旨是:“促进西北五省、区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尽快地出作品,出人才。”其实这五省、区的音乐界早就常来常往,进行着交流与合作。而这次音乐会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过去演过的。会上,对演出、演员、作品不进行评比与讨论,即使有一些见诸“会报”的“评论”,也只是些介绍性文字,不少是各代表团之间互相溢美之词,绝少有指出不足的。这何以能促进“尽快地出作品,出人才”呢?戏票绝大部分白白给了“关系户”,收入还不够付场租费。
参加这次音乐会的总人数为3,100多人,其中专业演职人员为1,628人。有的人名为参加音乐会,实为参观“秦俑”,游览“三陵”。不少人吃住在会,白天游览,晚上欣赏音乐,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例如,全国广播系统共有53人“云集”西安,说是来采访、录音、制作节目,但大都未带录音机具,有的连磁带也没带,节目全由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代为录制。陕西台为接待兄弟台的来客,专门抽出十几个人,包了饭店的房间,派出大小轿车,陪着这些人游览参观了20天,光住宿费就开支7,800多元。还有三对旅游结婚者,也以参加会议的名义,吃住在会,甚至连他们的交通费用也由会议出据报销。当记者与有关同志谈到音乐会花钱太多时,有的同志说:“咱这不算大,全国这样的音乐会有的是”。我对别的音乐会不了解,不可妄言。我也并不反对举办音乐会,但象“长安音乐会”这样浪费国家钱财,我看还是不办为好,要办,也要节省开支。
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赵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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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紧急呼吁

北京猿人遗址旁不应建水泥厂
北京郊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南邻,是周口店公社水泥厂。这个厂经常是浓烟滚滚,粉尘弥漫,噪音隆隆,每逢南风吹来,烟尘飘浮上空,笼罩北京猿人遗址及展览处,影响很不好。最近,这个厂又在紧靠围墙处兴建规模更大的车间和烟囱,新厂房建成投产后,将会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对遗址的保护极为不利。特向有关领导部门紧急呼吁,请速谋解决。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
部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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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紧急呼吁

少林寺壁画遭雨冲令人真痛惜
1982年11月下旬,我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游览时,发现壁墙上那幅《十三棍僧救唐王》的著名彩画的中部,被雨水冲出好几道淡淡的浅沟,右墙角上塌落了一大块壁土。这真令人痛惜!从壁画基部的(显然近年刚刷过)黑灰色粉墙上浅黄色雨道的清晰度和新鲜度来看,这漏雨的情况当发生在当年。猜想其原因,不外是屋顶瓦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所致。
切盼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不能光考虑十几、二十年的权宜之计),妥善保护和抢救这一艺术珍品。
福建省商业厅汽车队 卢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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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这里的牛羊奶卖不出去
读了你报1982年10月26日《“喝奶难”不难解决》一文,很有感触。有喝奶难的地区,也有卖奶难的地方!
我县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力支持农民个人养奶牛、奶羊,特别是近一二年又发放了贷款,养牛养羊形成雨后春笋之势。有个乳粉加工厂过去三日一开工,常常“吃不饱”,如今“连轴转”也“吃不了”。特别是1982年八九月份,每天不得不扔掉三五吨奶!
乳粉厂为了改变自危状况,一反惯例,试酸法由过去用60度酒精改用72度的,于是,不管什么样的鲜奶一律全变“酸”了。这样一改,就可以只收奶牛场的奶了。个人饲养者为了卖奶不“酸”,只好往刚挤下的鲜奶里加苏打、面碱一类,结果背上了一个掺杂使假的罪名。仅两个公社37家个人养牛、养羊户,一个月就被罚款2,339.50元,利没得到反把本也搭上了!个人饲养者没有办法,只好把羊送到屠宰场;养奶牛的也傻了眼!
本人不是奶牛、奶羊饲养者,但我认为,既要想法解决“喝奶难”,也得想法解决卖奶难。
黑龙江省肇源县豪德公社 牛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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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检查、鉴定何其多,经济效益又如何?
1982年,我厂已先后参加过8次全国和市级召开的产品质量检查、鉴定会。我厂是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厂,生产任务比较紧,每次检查都要派出2至5人参加,真有应接不暇之感。
以我厂一位技术组负责人为例,由于他经常忙于参加各种类型的检查、鉴定会,全年出差5次,每次少则十几天,多则近三个月,共走了20多个省、市,用掉半年多的时间。试想:一个厂的技术组负责人,整天奔忙在检查、鉴定会上,还有多少时间直接投入到产品设计改革和日常工作中去呢?
为了应付检查,不少单位在检查之前,对产品都精细加工,不计工效和成本。但检查一过,一切照旧。有些单位明知自己的产品质量不很好,就采取接待好、服务好(如提高伙食标准、免费提供条件游览名胜古迹)等办法,来换取代表的支持。象这样名目繁多的检查、鉴定,其经济效益究竟怎样呢?
上海减压器厂质量检验组副组长
王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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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变相行贿拉生意太不该
最近,我们厂接到浙江省苍南县某金属工艺综合厂一封征求订货的信。其中除了产品规格、价目表和订货合同单以外,还夹带一张给收信单位负责人的信。内容是,凡订购这个厂产品金额在100元以上者,按总货款的15%发给“奖金”。他们唯恐收信人看不明白,还在信内举例说明:“例如你与我厂订制产品金额200元,那么我厂给你奖金30元。”另外还特别要求收信人写明“汇款地址和姓名”。其用意十分清楚,即暗示“奖金”可以直接寄到收款人家里。这不是变相行贿是什么?
工厂企业要使自己的产品广有销路,应该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以适应市场需要;同时,可以做些广告,实事求是地介绍产品,这才是正道。而苍南县那个金属工艺综合厂拉生意的办法,却是非常错误的。广州袜厂办公室 关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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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虚心接受批评 做好汇兑工作
你报1982年12月1日第八版刊登《但愿这不是制度》的来信,批评我局营业室服务态度不好,我们诚恳接受。连日来,我们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各级领导干部及有关职工参加的会议,认真检查前段工作,严肃批评教育有关的两个同志,并开展了“假如我是一个用户”的讨论。我们还制定了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如:下班时间由17点半延长到18点(市营、一支局电信营业昼夜不停),汇兑款结算时间由15点延长到16点;汇兑营业由专人负责,废除交接班频繁的制度;增加汇兑基金,以满足一般数额兑付款的要求;对大额提款的用户,可由营业员直接提取,做到随到随付。
山东德州地区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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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立此存照

沙堆上的功力
——浙江黄岩县城街头所见
叶心源 摄
阅报栏前为何这样冷清?人们不愿来看报吗?不,人们只是不敢来看报。谁想看报,先要练功:站在沙堆上,弓腰,弯腿,探头,骑马蹲裆式,还要经受若干时间的考验——谁能受得了啊!
读者要看报,行人要路走;建筑部门需要做的则是:把物料收拾整齐,堆在应该堆的地方,象个文明施工的样子。
——编者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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