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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学习孙冶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好学风
刘国光
孙冶方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久以前,赵紫阳总理到医院看望他时说,他在研究工作上是很有成绩的,中央是充分肯定的。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他的观点,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的文章。一位经济学者的工作得到党和政府这样高度的赞许,这在我国还是少见的。这件事反映了我们党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对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同时也说明了孙冶方同志以自己坚苦卓绝的工作,在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做出了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研究成果。
孙冶方的主要经济观点
孙冶方同志的主要经济观点和主张,大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由于“左”的错误影响长期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但是终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一些什么观点和主张呢?它们主要是:
——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既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这一思想是针对过去社会主义经济中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者只讲效果不计费用的观念和做法提出来的。它曾经被斥为同“阶级斗争为纲”相对抗的修正主义“黑线”。但是现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中它已经被作为一个中心思想提出来。把整个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计划工作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思想是针对过去长期把价值规律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视为互相排斥的观念和做法提出来的。它曾经被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但是现在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明确规定,不但作为国家计划补充的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部分,要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而且国家计划内的产品生产和流通部分,也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为计划管理服务。
——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按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来正确处理国家同企业的关系。这个思想是针对过去经济管理中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企业因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权而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它曾经被扣上“修正主义企业自治”、
“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帽子而受到斥责。但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突破口来进行的,新的投资(主要是扩大再生产)和原有企业的挖革改(主要是简单再生产)也作为划分国家与企业管理权限的重要依据之一进行研究和考虑。
——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范畴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用平均资金利润率来考核企业,并据此决定产品价格即实行“生产价格原则”。这个思想是针对过去用总产值指标考核企业所带来的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以及资金无偿占用所带来的忽视资金效果等弊病而提出来的。它曾经被扣上“利润挂帅”的罪名而受到反复围剿。现在,社会主义利润范畴已经恢复了名誉,资金效益问题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生产价格”作为理论价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被用来在价格改革的准备工作中进行测算。
此外,孙冶方同志还为改革经济管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例如在固定资产的管理上,为了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他主张把固定资产的基本折旧基金下放给企业,并且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不久前他在病榻上写了一篇文章,还联系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必须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问题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了赵紫阳总理的好评。
孙冶方同志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不只以上几点,这里不过是举几个主要例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冶方同志的所有经济观点和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完满无缺,他的某些观点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目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二十多年来,他长期坚持的理论观点和改革主张,尽管在一段时期中“不合时宜”,但终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需要的。而这一点无论是赞成他的同志或者反对过他的同志,现在是几乎一致承认的。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孙冶方同志能够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中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为什么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生如此重要的影响?这是同他在研究工作中既重视实践,又重视理论,能够紧密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并且又具备着勇于探索真理、变革现实的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这样一些特点分不开的。
不唯书,不唯上,从实际出发
孙冶方同志从十五岁起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作为一个革命者,当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研究理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中找出需要研究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十年代初期,王明宗派集团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一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比重,反对党转入武装的土地革命。“托派”与王明相呼应,公开散布:中国是国际财政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是违背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荒谬理论。孙冶方与薛暮桥等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加了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农村的社会经济调查,用实际材料论证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孙冶方还用大量材料指出国际资本的统治和封建生产关系的相依为命,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残迹,用事实痛斥了“托派”和王明“左”的谬论,捍卫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同志先后在上海、华东和北京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统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并曾到苏联进行经济考察,这使他对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现况和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许多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如管理权力过分集中,管理上的实物化倾向,吃大锅饭,忽视效益,等等,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他深感这些问题有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必要。为此,他在1956年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这两篇文章中肯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病,他后来坚持的一些有真知灼见的经济观点在这里基本上都提出来或者以萌芽状态出现了。在以后的实际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中,这些观点得到继续发展,逐步形成孙冶方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改革意见。
1957年孙冶方同志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根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同志关于经济学研究要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指示,提出了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我国实践中的应用。1962年在以孙冶方为首的经济所领导小组拟订的一份报告中说,经济学研究工作要把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思想斗争服务和从事学科建设这三项任务结合起来,关键在于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并且指出,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也建立不了有战斗性的科学理论。在孙冶方的倡导下,为了给研究人员结合实际创造条件,经济研究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呈请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当时情况批准经济研究所由国家计委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指派研究人员参加计委、统计局等经济业务部门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河北省昌黎县设立农村调查研究的“试验田”,等等。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中,冶方同志自己身体力行,亲自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不懈地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孙冶方在调查研究中善于把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研究。1958年,他到一个地方去调查,看到有些人在大炼钢铁中完全不计成本,就问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回答说:只要有了钢和铁,亏损和盈利都无关紧要,社会主义要的是使用价值。他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偏见,社会主义绝不是不讲价值,不要盈利。这类调查,对于他多年致力于价值论的研究,反复强调提高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起了很重要的触发作用,也是他的理论源泉。1961年,他下厂调查,在上海机床厂发现一台美国四十年代制造的龙门刨,效率很低,三台也顶不过济南机床厂制造的一台,而且使用那台旧龙门刨所需的人力、物力、场地,还比用国内新机床大三倍。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那台旧机床呢?据工人说,因为折旧费还未提完,还要经过两次大修理才能报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严重阻碍了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长期不能提高。这类调查,促使他深入研究固定资产再生产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现行财经管理体制的建议。
孙冶方不但非常注意从接触实际中提出研究的课题和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也非常重视研究成果采取什么形式才能更好地为实际服务。他不同意有些同志只承认成本的著作和论文才能算作科研成果的看法,而认为凡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报告,有事实根据和理论论证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等等,也都应该看作是科研成果。他主张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就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鉴于有些政策性问题在一定时期中不宜公开讨论,为了对党负责,向领导机关提建议和意见,他特别强调写内部研究报告。正是在孙冶方的倡议和支持下,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写了著名的《食堂报告》(1959年),等等。在孙冶方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内部研究报告也占了一定的比重,例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文集(1979年)收辑了二十篇作品,其中向领导机关提出的内部研究报告就有五篇,包括著名的《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的报告,《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报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报告,等等。这些报告针对现行政策的失误之处从理论上加以剖析,提出改革建议。孙冶方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就是在这些内部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
孙冶方的经济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他是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而进行理论研究,把实践当作形成理论观点的源泉和检验理论观点的尺度,不断地从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理论。所以,他的理论观点也就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多年前形成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反对经济理论界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孙冶方同志的经济研究工作,不但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且有高度的理论性。他非常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既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的学风,也反对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华中党校讲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时,就批评了党内曾经存在过并还在一部分党员中继续存在的轻视理论的偏向。为此,他在1941年7月13日还特地写信给刘少奇同志请教。当天,少奇同志就给他回信,充分肯定了他的看法,同时还详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有名的《答宋亮同志》信。孙冶方深受鼓舞,以后无论在党的教育工作岗位,或在经济工作岗位、经济研究岗位,都勤奋地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为在中国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而进行不断的努力。
五十年代,孙冶方在接触和研究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国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有深刻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长期统治经济理论界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所讲的经济理论界的唯心论,就是指那种“唯意志论”:否认或者轻视客观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过程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和国家的政治权力随意摆布,不是用客观规律去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反过来用政治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他所讲的经济理论界的形而上学,就是指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象原始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或者把整个国民经济看成象一个企业那样内部没有交换的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劳动的两重性,产品的两重性,只讲使用价值不讲价值。孙冶方把这种观点叫做“自然经济论”。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不铲除这种思想理论上的病根,就不能有效地治理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弊病。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反复地对国内外经济理论界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不是偶然的。
经过长时期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接触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经济情况,孙冶方深感社会主义经济中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基本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解决。他就是抱着这个志愿到经济研究所来的。在强调经济研究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思想斗争服务的同时,孙冶方在前述1962年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中,明确肯定经济研究所要着重基本理论的研究。为了系统地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一方面组织研究人员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其中包括有系统有组织地抓全所人员的《资本论》学习。他认为:《资本论》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规律,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有不少直接的说明和启发我们思考的论述。我们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那套经济管理的弊病,也可以说与违背了《资本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关。孙冶方同志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但是他仍然经常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狱中后期又通读了全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近几年因病卧床后,他还是手不释卷,联系实际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
关于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孙冶方是这样想的:在同经济理论界的传统错误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深感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地进行斗争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才能有力地同流行的错误传统理论进行较量。从1960年起,他投入很大的力量,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为此他呕心沥血,先后数易其稿,逐渐把他的全部经济观点系统化,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在编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他反对过去那种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成政策汇编、给规律下定义的做法,主张要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过程即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分析清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认为,只有这种对客观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的有系统的分析才能有力地反对经济学中的“唯意志论”;只有把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效果这根“红线”贯串在这整个系统分析之中,才能彻底地反对经济学中的“自然经济论”。在这部著作的编写中和在其他场合,冶方同志经常强调理论工作应当注意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的周密性,因为经济理论的研究“就是要用抽象法,要讲概念,要讲范畴,不要概念不清,范畴不清”。他不同意笼统地讲“避免概念之争”,因为“这将意味着概念的混乱将延续下去”,给实践带来危害。他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流通、价值及与它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利润、生产价格等等范畴作了深入的剖析,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认真的探讨。这些有益的探索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可惜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论》这部费了不少心血的著作,因为历史道路的坎坷和孙冶方本人要求甚严的科学态度,不能尽早问世。然而,这部书的编写过程,却如同一所大学校一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研究人员。我自己也曾在参加这部书编写的过程中受到冶方同志的谆谆教诲。
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无私无畏精神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孙冶方同志在经济研究工作中既重视基础研究,也重视应用研究,并且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应用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以理剖事;而在他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体系的时候,他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抽象,并且用事实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是由于他在经济研究工作中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得比较好,他的研究成果不但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而且受到实际部门的重视,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当然,冶方同志能够比较好地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不能仅仅归因于他的治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的态度来对待经济学研究的。革命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前进的传统观念,为变革不合理的现实在思想理论上开辟道路。而这是需要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的。孙冶方同志正是具备了这种可贵的革命品质。他深知他所要打破的传统理论观点,已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要解决几十年的疑案是要冒三分险的”。他常以马克思的名言、但丁的诗句自励和教育大家:“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孙冶方自己确实这样做了。长时期中,尽管他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改革主张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受到不断的围攻,他自己也受到人身迫害,甚至身陷囹圄,但他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坚贞不屈的品德,他说:“死不足惜,名声败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研究的经济学观点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他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无私无畏精神是感人至深的,是有巨大教育作用的。
孙冶方同志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实践,博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内外群众的爱戴和敬仰,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让我们经济学界和整个社会科学界以孙冶方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努力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光荣任务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5版()
专栏:

再谈长途贩运
映 光
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的孙连成同志的文章《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针对过去把农村的长途贩运叫做“投机倒把”、当做“资本主义”批判和取缔的情况,说明不能笼统地说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国家所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和劳动者个人所有多种形式;农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农村流通渠道除当地集市贸易外,只有供销社一家,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因此,文章指出农村应当有多种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文章也指出,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要加强市场管理,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发挥它在流通中应起的作用。
这篇文章一发表,随即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十几家省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很多农民对这篇文章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经过两年半的实践检验,证明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不但许多地方不愿、不敢放手让个体劳动者进行长途贩运,有些地方甚至把正当的长途贩运当做新的经济犯罪活动加以打击,扣留物资,斗争批判,处以罚款,当事人多次申诉,有的仍不予改正。
原因在哪里呢?根本问题还是“左”的思想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他们看到了许多农副产品“产区无人要,销区买不到”的情况,然而总是以种种理由不让农民进行长途贩运。
一些同志看到长途贩运得到的收入比较多,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允许。这些同志对事情没有进行具体分析。他们只看到这种长途贩运给贩运者带来较多的收入,而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种长途贩运的活动,广大农民的损失将是很大的。而且个体劳动者的长途贩运,满足了消费者的多种需要,使生产出来的产品真正发挥了作用,这应该说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一些同志看到长途贩运者乘车搭船,就说长途贩运妨碍交通,主张加以限制。他们没有看到,长途贩运有造成交通拥挤的一面,但也有充分利用交通工具的一面。现在许多地方的情况是,一方面交通拥挤,货运不畅,另一方面是交通工具没有充分利用,空车空船行驶,到处可见。许多长途贩运的货物,则是利用了这个空档。实际生活情况是,大量的长途贩运,二三百里,三四百里,是用马车、牛车、自行车、手推车,甚至肩挑背背的。如果把整个长途贩运的货物同它使用的交通工具相比较,与国营企业的长途贩运相比,效率是高出许多的。车水马龙,货畅其流,本是一派繁荣景象,我们应当拍手欢迎,不应当反对。
一些同志对长途贩运不能理解,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没有从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公”字。他们不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国营经济,包括国营商业在内,不可能“一统天下”。在农村,目前的供销合作社也不可能把流通领域的事包揽无遗。实践反复证明,在现阶段,必须有国营商业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要有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补充。我们的思想要跟上农村发展的新形势,不但要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新发展,更要看到目前农村重点户、专业户又在开创新的局面。随着重点户、专业户的发展,多种经营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一部分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是必然的趋势。违背这个趋势,加以非难,甚至围剿堵击,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对于长途贩运要采取多种办法加强引导和管理,对于少数人的非法活动要给以制裁,那是自不待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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