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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五讲四美”同“三热爱”统一起来
本报评论员
赵紫阳总理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党的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爱’活动。它与原来的‘五讲四美’活动，正在汇合成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统一的活动。”把“五讲四美”同“三热爱”统一起来，这种做法好，可以使“五讲四美”活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五讲四美”的口号一提出来，很快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公认的指导原则。“五讲四美”具有丰富的内容，有很强的思想性。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要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文明传统，而且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特点，提炼出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动员群众相互激励，相互约束，共同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而努力。这就是在“五讲四美”的各项具体活动中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前一段各地在开展这一活动时着重解决“脏、乱、差”，是切合实际的。“脏、乱、差”反映了十年内乱造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和社会风气倒退的严重状况，是较为普遍的突出问题。经过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认真地抓了一下，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脏、乱、差”的问题要得到彻底的解决，必须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否则便可能出现突击一过、依然故我的现象。治理“脏、乱、差”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唯一目的，还必须在治理的同时收到更大的思想建设的成果。如果把“五讲四美”活动局限于就脏治脏、就乱治乱、就差治差，那是很不够的。
提高“五讲四美”活动的思想性，充分发挥这一活动在思想建设上的作用，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教育，特别是“三热爱”的教育。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本来就包括在“五讲四美”的内涵里。这是在“五讲四美”的倡议刚刚提出时就讲到了的。“五讲四美”概括了一个中国公民在道德情操上多方面的要求，爱国、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其中最基本的要求。什么叫心灵美？十分重要的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今天的爱国，就是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国同爱党、爱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什么叫行为美？十分重要的是为祖国争光，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心尽力。至于说到讲道德，那么，爱国的思想和行动历来都被看作是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表现，而那种有损、有辱国格的人，向来为国人所不齿。我们可以这样说，抓住了“三热爱”，使人们做到“三热爱”，就是抓住了“五讲四美”最主要之点，抓住了它的精髓。
“三热爱”，特别是爱国主义，又是使“五讲四美”活动能够持续地开展下去，达到更高水平的强大动力。爱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是有长远的历史传统的，这是世世代代培养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一面能够最广泛地召唤起中国人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强大而献身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中华儿女曾经创造了无数英雄业绩。即使是一些暂时处于后进状态的人们，在爱国主义的教育和感召下，也常常会毅然奋起，迅速赶上先进的行列。我们提倡“五讲四美”，美化心灵，美化环境，美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美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时，有无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效果会很不相同。就拿治理“脏、乱、差”来说，就脏治脏，垃圾一时清了又会堆起来；就乱治乱，秩序一时好了又会乱起来；就差治差，服务态度一时改善了又会回原状。如果人们把治脏治乱治差，同改善祖国的形象、维护祖国的声誉、建设祖国的高度文明密切联系起来，情形肯定会大不一样。
进行“三热爱”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许多青年缺乏历史知识，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不了解祖国的前天和昨天，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祖国的今天，满怀信心和激情创造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实践证明，历史教育、特别是近代史教育是“三热爱”教育必不可少的科目。当然，进行“三热爱”教育，不限于历史的题材，还可用眼前随处可觅的现实题材。就大的而言，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到十二大的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伟大的祖国历经艰险，重新走上通途，前景充满光明。就小的而言，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集体这几年不断向好的方向变迁，激起广大群众新的希望和信心。用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创造的成就，教育我们自己加深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党的热爱，是很实际很有效的。总之，我们应当总结已有的经验，不断创造新的经验，使统一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开展得更好，激励人民群众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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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十位母亲倡议
做女儿婚事新办的促进派
希望全市的母亲们在办理女儿婚事时，不向男方要彩礼，不请客，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不收礼，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新华社上海一月五日电上海市有十位母亲一月三日在《解放日报》上联合发出倡议，希望全市的母亲们在对待女儿婚事问题上，做到“六不”：不向男方要彩礼、不请客、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不收礼、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争做树立新风尚的促进派。
这十位母亲中有一名干部、两名教师、两名职工、五名退休工人。她们的十个女儿都在上海灯泡三厂工作。不久前，这十位姑娘和本厂另外四位姑娘一起，向全厂提出了“树立正确恋爱观，俭朴办婚事”的倡议。她们的母亲也受到了很大鼓舞。灯泡三厂邀请十位母亲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母亲们谈到，目前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存在的讲排场、摆阔气等不正之风，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抵制这股歪风不仅仅是青年人的事情，做母亲的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支持女儿们的行动，她们向全市的母亲发出倡议：母亲们也来争做树立新风尚的促进派。
十位母亲和十四位姑娘敢于向旧风俗挑战，在上海市激起了强烈反响，她们已收到全市百封来信表示响应和支持。灯泡三厂许多职工纷纷以她们为榜样，婚事新办，有的退了彩礼，有的退了筵席。老工人高兴地说：大家都来当促进派，社会上不正之风是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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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婆媳如母女，妯娌赛姐妹
——访北京市顺义县北兴大队侯桂芳一家
张雷 刘希成
元旦前夕，我们到北京市顺义县城关公社北兴大队社员侯桂芳家里作客。一跨进侯家的前院，坐北朝南三间半瓦房首先映入眼帘。后院，一拉溜六间新盖的瓦房和三间西厢房，镶着明亮的玻璃窗。室内，沙发、大衣柜、电视机……布置得体。
好客的主人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侯大娘居住的正房。刚一落座，立刻被墙壁上的一张北京市“五好家庭”奖状吸引住了。我们不禁赞叹：“大娘，您老这个家可真不简单哪！”
“同志呀，”年过花甲的侯大娘一边给我们倒水，一边乐呵呵地说：“党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咱也不能落后，要家里、外头一个样，建设文明之家啊！”
侯大娘家上有年过八旬的婆母，下有儿孙，一家十七八口人，四世同堂。婆媳如母女，姑嫂、妯娌赛姐妹，一家人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形成了一个新型家庭。侯桂芳就是这个“五好家庭”中的“四好家长”。
提起建设文明之家来，侯大娘禁不住向我们夸起坐在一起的老伴赵忠来。老赵已经六十开外，可样样能跟上时代的步伐。1975年，赵忠的父亲不幸去世，当时农村土葬成风，可赵忠决定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并且谢绝社员们张罗白事。
他说：“要是老人活着时不尊敬他，死了再折腾，岂不是瞎胡闹！”
在这个家庭里，晚辈尊敬长辈的内容，除了要尊敬老人、赡养老人以外，还必须按老人的正确主张办事。侯大娘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在喜事怎样办的问题上，曾出现过小小的风波。公社科技站技术员、侯大娘的大儿媳王凤兰向我们夸起了婆婆：“1968年，我和希源结婚时，我认为总该热闹热闹吧！没想到我妈啥人也没请。全家人只吃了顿团圆饭，喜事就算办了。孩子他二叔、大姑和二姑结婚时，我妈也是不办酒席，不要彩礼。兄妹仨都是喜事新办。”
侯大娘的儿女们不仅做到喜事新办，还响应政府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二儿子和大女儿都有了一个男孩，高高兴兴地领了独生子女证。可二姑爷有个女孩，总想再要个男孩。为了作通二姑爷的思想工作，大娘一家人费了不少心思。现在杨各庄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的三姑娘希鹏风趣地说：“当时，二姐夫思想不通，我们大伙儿就‘围攻’他，男孩女孩都一样。你瞧，咱两个哥哥不在家，还不是嫂子和我们姐儿几个照料奶奶，帮助爹妈。你呀，该换换脑筋啦。大伙儿这么一‘攻’，他那个‘堡垒’就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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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灵宝县用计划生育先进典型教育群众
人口增长率连续三年千分之五点五
据新华社郑州1月5日电 河南省灵宝县党政领导人亲自抓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1980年以来，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控制在5．5‰以下。
灵宝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都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县委书记王清明、县长雷克义等，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宣讲计划生育的战略意义，还利用有线广播发表专题讲话。为了大造计划生育的舆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高胜灵还亲自编写了一份4万多字的讲义，分15讲在县广播站陆续播讲，向群众宣传人口理论。主管计划生育的副县长常桂荣，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灵宝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还十分注意运用典型，以典型带动全面。西阎公社西邱大队由于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模范执行计划生育政策，1975年以来年年保持人口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全大队无一人计划外怀孕。县里抓住这个典型宣传后，在全县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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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涞源县银山口公社计划生育协助员张艳国，热爱计划生育工作，积极钻研业务，走家串户做思想工作。这是她（左）与育龄妇女谈计划生育好处。张英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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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1983年度贸易议定书在京签订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1983年度中国和古巴贸易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订。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代表王品清和古巴外贸部副部长何塞·德拉富恩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将向古巴出口大米、纺织品和其它工矿产品，古巴将供应中国原糖。
签字仪式前，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会见了德拉富恩特副部长率领的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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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新闻代表团离京赴埃及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新华通讯社顾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曾涛率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埃及进行访问。
在访问埃及之后，曾涛将率领新华社代表团去印度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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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日报》△经济调整给钢铁工业带来五大变化
《工人日报》△上海市部分工交企业举办脱产政治轮训班，提高青工政治素质
《光明日报》△薄一波就我国建立专利制度发表谈话
《解放日报》△上海研制成功快速电镀液，能修复万吨轮、大型客机等因磨损而将报废的零部件
《湖北日报》△评论：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做
《南方日报》△深圳特区三年来工农业生产每年成倍增长
《经济参考》△上海开展怎样提高产品竞销能力的讨论
《中国农民报》△山西原平县阎庄公社实行党、政、经分工
《天津日报》△蓟县第一个农商联营鸡场成立
《陕西日报》△镇坪县选拔10名大学毕业生担任县社领导干部
《辽宁日报》△丹东电子工业公司实行新的承包责任制，对厂级干部重奖重罚
《解放军报》△向守志、王汉诚、杨超谈抓好培养军队地方两用人才这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四川日报》△平武县古城公社两户社员承包80亩集体茶园，茶叶产量增长3倍以上
《文汇报》△海洋地质专家刘光鼎指出：东海大陆架油气蕴藏丰富，海底盆地面积大，开采前景好
《北京日报》△北师大教师王忠烈出国做研究工作根据祖国需要选课题，获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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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出版园地百花竞放
——访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同志
本报记者 柏生
1983年新春，万象更新时节，北京东郊一座新建的六层大楼里，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正在这里举行。暖融融的阳光，透过白色尼龙窗帏，洒进房间。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廖井丹同志，兴致勃勃地和记者畅谈当前全国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
廖井丹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五十年代初期都曾在一些地区负责宣传出版工作。最近几年仍分工负责出版工作，为耕耘我国出版事业，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爽朗地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对我们出版工作者来说，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几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部门解放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啊！从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到编辑部门的指导思想、编辑队伍的建设，印刷技术和设备的改造，发行渠道的改革，以及整个出版部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都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目前，出版印刷技术还很落后，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十分尖锐。图书出版周期太长。
谈到这里，井丹同志沉思了一下，又继续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论是思想建设，还是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出版工作。出版工作必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劳动者服务，要为以建设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井丹同志边说边从桌上找出一份统计材料给我看。1981年，全国出版的各类图书55亿多册，销了近49亿册，销售额17亿元。各类杂志发行了14亿多份，报纸发行了140多亿份。井丹同志说，几乎全国每个人都要同图书报刊画册画片等打交道。出版事业正象列宁说的那样，不能是个人和集团的赚钱工具，也不是一个人和一个集团用出版来赚钱。列宁的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住。现在有些人总是首先考虑要赚钱，这怎么行呢？列宁说，出版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我们搞出版工作的人，绝不能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这种错误思想一定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应当兼顾图书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但在两者发生矛盾时，经济效果必须服从社会效果，绝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否则势必造成精神产品的商品化，模糊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和资本主义出版工作的界限。
话题转到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井丹同志认为，出版单位的编辑部门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很强，是生产精神产品的，是一种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是为别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编辑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和政策观点，知识广博，学有专长，还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了解学术动态、联系作者的能力。所以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学识、业务能力都直接影响出版物的质量。目前，全国共有图书编辑、编务人员16，000人，队伍比较小，人少，又有“老化”现象，同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这个要求有距离。编辑骨干五十岁以上的占多数，有些年轻编辑业务还不熟悉，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比较严重。编辑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有待于改善。有的编辑部门连办公桌都没有，有的甚至分成两班，轮流使用一张办公桌子。
说到这里，井丹同志笑了。他说，其实条件差点，只要精神状态好也可以。记得抗日战争时期，冬天我们在老百姓家里的锅盖上一面编报，一面取暖。当然，今天环境不同了，能改善的还是要尽量改善。
他又谈到，目前一定要建立和健全编辑工作的责任制，加强党的领导。编辑人员，既要破除思想僵化的“左”的思想，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编辑部门还要加强书刊的评介工作，和根除拉关系走后门等“受职公堂，谢恩私门”的不正之风，对作者和作品都要公道，不要搞吹捧和打击，要实事求是，帮助读者正确认识作家和作品。
时间已近中午，井丹同志兴致犹浓，他又谈起了出版工作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印刷和发行。
他说，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太落后了，现在先进的印刷技术，都是用激光和电子，可我们还是用火和铅。所以，一定要抓紧现有印刷设备的技术改造，逐步更新换代，要有计划的引进一些先进设备，加快改造速度。同时，印刷厂要搞责任制，共同努力缩短出书周期。
据统计，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出书周期1980年是305天，1981年是352天，1982年上半年366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是355天， 1982年上半年是400天，中华书局1981年是393天，现在是408天。科学出版社平均是500天。井丹同志说，这种出书速度，与当前科技的发展，读者的需求太不相称了。我们有许多科学著作和创造发明跟国际有关，我们先印出了就是我们的，别人先印出来就是别人的了。还有许多科学家、作家出国，想带上自己的著作，可就是印不出来，所以出版印刷周期长的问题，必须努力解决。
出版工作的最终效果，还要通过发行体现出来。井丹同志说，现在图书发行，总的渠道是新华书店，这是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发行系统。但同时还可以建立多种流通渠道，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各种经济形式和购销形式加强图书的发行呢？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在北平读书的穷学生，买不起书，那时就有租书的个体经营者，一个星期给送一两次书，看一部长篇小说，收一两毛钱，你把要看的书目开给他，他给送来，十分方便。现在为什么不可以采取这些办法呢？一定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购销形式。现在买书的确难，我这个人有时看一点书，但是等看到广告后再去买，书就没有了。
访问结束时，廖井丹同志说，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出版战线的工作有一个新的改革，出现新的气象，做出新的贡献。（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