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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发扬十二大精神
周 扬
提要：十二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开得很成功的会议。十二大的报告中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非常重要。要爱惜人才，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或轻视。文联要做好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改进文艺团体的工作方式，包括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对于“双百”方针，不要有任何怀疑和动摇。一方面，要提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责任感；另一方面，领导机关要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特别是艺术上的必要自由。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在大的方向，方针政策方面，而在学术、艺术问题上要给予充分自由。学习和贯彻十二大精神，要见之于行动，落到实处。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应迈出新的步伐，作出新的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十二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开得很成功的会议，是空前团结、民主的会议。从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其它有关文件的讨论，到选举中央及其他有关委员会，都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讨论，真正做到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同心同德，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许多同志都说，十二大是七大、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七大以后我们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七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没有七大，不可能有全国的迅速解放。八大路线也是正确的。但当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估计不足，提出的正确路线和许多正确主张，后来在实践中也没有能坚持和认真贯彻实行。十二大迥然不同了，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一，十二大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了团结和民主的方针，恢复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七大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延安整风，全党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十二大同七大比较，当然情况不同得多。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党内第一个总结历史经验的文件。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又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去的那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起草的，现在的这个决议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民的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刻地对党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某些错误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作自我批评，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所不容易办到的，是我们党高度成熟的表现，党有了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同志们切勿看轻了自我批评，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不用说一个大政党，就是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大胆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也并不容易，这需要有很大的科学勇气。我们许多同志在文化艺术战线上工作的时间很长，有的同志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有必要把五四以来的历程好好回顾一下，看看哪些问题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基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都应该适当地加以总结。做错了的事情，当然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有个人的原因。现在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使我们自己变得更成熟更聪明一些。
这次大会能够开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的同志说，十二大的会上，还有某些犯错误的同志没作自我批评。没作自我批评的可以等待；或多或少作了自我批评的，就要欢迎。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劳，有的甚至很有功劳，所以还是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他们是正确的，我就投了他们的票。我认为，这次十二大比过去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自我批评都作得好。七大会上，王明没有作自我批评，但毛主席仍然劝说大家投他的票。毛泽东同志说，阿Q浑身是缺点，三风不正十分严重，但同志们不要忘记，他是被反革命杀死的。毛泽东同志当时把敌我是非界限分得很清楚。党的正确的路线应当如此。
第二，十二大所以开得好，还因为发扬贯彻了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种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广大群众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对十二大的精神作了高度概括的、非常精辟的阐述。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党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情况，用概括性的语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也正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而且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前进。坚持走自己的路又是多么不容易啊！当然，过去毛泽东同志也讲过类似的话，但这次党中央是在新的情况下作出的新的概括，包含的内容和深度不同于从前。开幕词还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也是讲得很精辟的。我认为十二大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这样两句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两点是十二大精神的精髓。
应当看到，这个经验得来不易。党成立以来，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做到了走自己的道路，而是经过许多的摸索和追求，在总的前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局部的失败和挫折。启蒙主义者曾试图走的西方道路，它虽比封建主义要进步，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决不是要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中学和西学诚然是有区别的，但对于如何救中国来说，不应该是中学、西学之分，而应该是进步、保守倒退之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中学，而是从外国传来的，它是普遍真理，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后来我们学苏联，又把第三国际的话看成句句是真理。我当时就曾是这样认为的。这也因为中国革命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有点象不大会走路的孩子，当然就要学人家的。我们不能责备小孩学步。同样，对尚处于不成熟状态的革命者，也不应嘲笑。革命的发展，建设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由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以及积累大量经验的过程。现在党中央这样讲，正是对长期历史经验的概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单有教条主义而无个人崇拜还好一点，这二者一结合，就有产生专制主义的危险），意义是很深远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对“两个凡是”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我们党才有了三中全会的正确的路线，使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实现了安定团结，出现了人们向往已久的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不是说，今后一切都一帆风顺了，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曲折和困难肯定还会有，只不过路线正确了，就为克服困难、避免更大的曲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这也是总结了长期的经验教训后取得的辉煌成果。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报告，就是无数老一辈革命家鲜血的代价换来的。
在反对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同时，又及时地反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所谓自由化，就是指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倾向，不管这种倾向表现形式如何，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提出十二大的宏伟纲领。这个纲领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就是说，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工作，为十二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在十二大上得到了系统的概括，成为胡耀邦同志向大会所作报告的根本内容。
第三，这次大会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问题，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许多同志在学习文件中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到底有无可能？我看了会议上许多同志的发言，特别是一些作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发言，我对翻两番是信心倍增的。这和过去曾提出的高指标不同。同时还要争取三个根本好转，即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应该说也是有现实依据的。因为中央同时还提出了四项重要保证，有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具体措施。所以说十二大纲领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纲领。我们文艺界都拥护、赞成这个纲领，并愿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十二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单独作为专门问题来谈，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至少是少有的。这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党中央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必要，也很及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适应，两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但又不是绝对平衡，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讲得很清楚的。马克思明确提出过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艺术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与这个基础相适应。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唯物主义。但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不相适应的情况。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文盲还很多，大学生又这么少，这和我国现代化是不相适应的。如何改变这个状况？每次开会，教育、科学、文化部门几乎都提出经费太少的问题，有的地方还不能做到专款专用。这种状况的确不应再继续下去了。我相信，随着十二大的召开会逐渐有所改变。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有物质投资，还要有人才投资。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爱惜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增加必要的文化设施，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我们对人才是不够重视的，不要说“四人帮”时期，就是在开国后十七年，我们对爱惜人才这一点也注意得很不够。搞的运动太多，时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贻误了不少人才。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封建社会尚且知道应该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并解决好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不过2，500万左右，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应该依靠他们，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逐渐落实，他们的工作条件有的已有所改善。但做得还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现在还有人认为不要知识也照样能革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因此应该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过去尊重得不够，这是我们的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面临着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文联这个团体，一定要做好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改进文艺团体的工作方式，包括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都要好好研究。要反对形形色色敌视和蔑视知识分子，轻视科学文化，为愚昧辩护，鼓吹落后的错误论调。文联成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它是党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专业性的又带综合性质的群众团体。这是人民自己的团体，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团体，应尊重它的一定的自主权。如果说政府机关象文化部，应该有自主权，那么文艺团体象文联和各个协会，更应该有自主权。应该保持和尊重它应有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这些团体的负责同志，要善于充当党的助手，善于与党外的专家、群众合作，向他们好好学习。并且与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军队的政治部实行密切的分工合作。要提倡服务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自由散漫的倾向。要帮助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深入到人民当中去，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为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提供一个必要的创作和研究的气氛，提供起码的工作条件。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办不好的。我们的农业战线所以取得迅速的极大的成就，在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要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就在于善于调动文艺工作者（包括专业和业余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如果不是调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就会调到单纯追求个人名利的错误道路上去，这就不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总的方向。
关于“双百”方针问题。“双百”方针是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问题，新宪法草案上已经对这种自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用不着怀疑。“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学术文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不要有任何怀疑和动摇。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责任感，他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就不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了。另一方面，我们主张领导机关要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特别是艺术上的必要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掌了权，如不保证创作必要的自由，谁来保证？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限制得太死或强求一律是不行的。一定要保证必要的自由，必不可少的自由，这不是自由化。只有保证必要的自由才可以更好地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保证这个自由，就可能造成文艺工作者与党的隔阂以至对立。所以创作上特别是艺术风格上是应该给予必要的自由的，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风格进行自由的艺术创造。我们说要保证作家的权益，这就是最大的权益。我引过《易经》上的一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的思想是千变万化的，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框子都框起来。现在有些青年人的思想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你引导可以，竞赛可以，但却不能加以压制。所以《易经》上这两句话对我们也还是很有启发的，殊途而同归嘛！科学家有科学家的途径，创作家有创作家的途径，这个家与那个家的途径都不一样。如果都一样就没有科学了，也没有艺术了，也就没有世界了。我们是要求“一致”、“同归”，“同归”于社会主义，在大的方向上，在根本利益上一致起来。但达到“同归”、“一致”的手段则应该是多样的。你不多样也不可能。要允许多种颜色。毛主席讲过，世界就是多样的统一。所以在艺术问题上应该宽一点。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在大的方向，方针政策方面，而在学术、艺术问题上要给予充分的自由。这并不是自由化。毫无疑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是要坚持的，这是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针，是最受广大文艺工作者欢迎的方针。
十二大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解决了方针路线问题，与此同时在组织上也解决了交接班这个大问题。如果单是解决了方针路线问题，没有组织上的保证，那问题也不会真正得到解决。新老干部交接班，这个问题很大，毛主席在世时就提过，但没有解决好。这次是否解决好了呢？我认为是解决得比较好的。我在顾问委员会讲过这个意见：七十多岁了，还不当顾问？所谓过渡的形式，就是过渡到你不当官了，这才叫过渡。过渡到退休、离休。中央采取的过渡形式，这是一个创举。这样做使人感觉比较自然，比较稳妥。“文化大革命”十年，党内关系搞得很不正常，有些同志对交班感情上有些过不去，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搞好这个交接班。现在这样比较顺利，波动不大。要做好这件事不是个人问题，不是那一个干部怎么安排的问题，而是党的事业，关系到未来的事业。现在主要是要搞好新老合作。搞好合作，是交接班的关键的关键。搞好交接班每个同志都有责任，都要为中央分担这个责任。现在大家担心的是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一再提出的十年动乱中的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反对三中全会的这种人，我们文艺单位怎么样，大概也有这种人吧！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陈云、小平同志一再谈这个问题，讲得很坚决，这几种人一个也不能进领导班子。我觉得我们文联、协会队伍要清理一下，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最后讲一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问题。这是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了这个根本原则，所以才造成了空前的大悲剧。这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搞集体领导，这是防止个人专断的一种有效手段。现在我们的中央就是强调集体领导。一个单位也要实行这一条原则。一个单位民主集中制搞得好，工作就可能有成效，坏人钻空子的可能性就小。因为我们队伍里的问题，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在人民内部除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我们党内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根本制度。
学习和贯彻十二大精神，要见之行动，落到实处。在文学艺术各领域，都应迈出新的步伐，作出新的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文学创作要进一步繁荣，不但要提高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质量，而且戏剧、电影、电视等作品，大都是以文学剧本为基础，也要提高思想、艺术水平，文艺的繁荣，不但要看量多，而且要以质取胜。要在质的方面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电影，特别是电视每天与千千万万的观众相见，是满足群众文化需要、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鉴赏水平的重要工具，要使之逐步提高思想艺术水平，减少以至消灭次品。文学、戏剧、电影工作者，都应与电视工作者齐心协力，携手合作，为发展电视艺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戏剧除继续发展话剧、歌剧外，要对戏曲现代戏和传统戏作进一步的合理的革新，使之适应今天观众的欣赏需要，真正作到推陈出新，移风易俗。
造型艺术，要注意发展雕塑、油画。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这方面都作出了新的成绩。要发展雕塑，一定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整体规划密切结合起来，使之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此，今后要为发展绘画、雕塑、油画创造更多适宜的条件。
音乐、舞蹈及其它艺术，也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但是整个说来，我国人民的音乐文化还不够发展，人民的音乐、美术教育，作为美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民群众需要听更多更好的歌曲，需要看更新更美的绘画。我们要批判和抵制庸俗的、低级的靡靡之音，积极提倡健康的抒情音乐。
要开展健全的但又是活跃的文艺评论，要有互相争辩的空气，要多一些互相探讨，少一些独断专横，要旗帜鲜明，又要互相尊重，反对那种庸俗的吹捧和过分的挑剔。各种文学、艺术创作的评奖是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良好方法，应继续开展并逐步提高。
我们要开创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走自己的路，促使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要做的事情很多。
＊本文系根据周扬同志1982年9月29日在文联部分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整理。《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曾刊载，本报发表时，标题和内容都经作者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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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戏剧界集会纪念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
发扬延安精神开创戏曲事业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易凯报道：文化部艺术局、中国剧协、中国京剧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最近在京联合召开集会和座谈会，纪念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
出席两个会议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延安平剧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党所领导的戏曲改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平剧院成立特刊上的题词：“推陈出新”，确立了党对戏曲改革的基本的指导方针。延安平剧院的革命和艺术实践，为我国的旧剧改革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们创作并演出的《三打祝家庄》等优秀剧目，使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同革命的内容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的抗战热情，活跃了边区的文化生活。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戏剧事业新局面中，延安平剧院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对戏曲艺术的革新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张庚同志在纪念集会上指出：在延安，毛泽东同志纠正了“五四”时期那种对戏曲全面否定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提出要去其封建性糟粕，取其民主性精华的思想，这就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奠定了党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延安平剧院的诞生就是党的这种正确政策的产物。如果说，在延安时代我们有一个解放全中国、改革旧戏曲的大目标，在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比那时更宏大，我们要把中国的传统戏曲发展到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服务的水平，发展到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尚艺术的水平。这是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的。
阿甲、张东川、王一达等同志回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延安京剧活动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延安的第一套戏服，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捐出参加国民党“参政会”所得的“车马费”，共集资2，000元大洋而购买的。在延安平剧院成立的前后，中央领导同志经常看戏，及时给予指导。毛泽东同志还就《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两出戏的演出，亲笔写信给从事戏曲改革的同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及时关怀，延安平剧院是不会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
贺敬之同志在集会上说，文艺界在学习和贯彻十二大精神，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形势下，举行纪念延安平剧院的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延安的革命传统和对戏曲艺术的革新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指导开创社会主义的戏剧新局面。他要求戏剧工作者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发扬延安时期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同时在艺术上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要大胆地改革、创新。
周扬、周巍峙同志也在集会上讲了话。出席集会的还有冯牧、吴雪、魏传统、胡可、马彦祥、张君秋、刘厚生、史若虚、郭汉城、李和曾等。
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的有：当年在延安平剧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文艺界的代表张梦庚、金紫光、袁世海、李紫贵、赵荣琛、李纶、俞琳、荀令香、魏静生、任均、张云溪、肖甲、郭瑞、夏革非、张冶、牛树新、王洪宝、吴瑜、刘秀荣、王树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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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动报告文学进一步繁荣
中国作协决定举办第二届报告文学评奖
本报讯 自1981年夏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活动以来，各地报刊又陆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他们饱含时代激情，向党和人民真实而动人地报道了近几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崭新面貌。为了表彰报告文学的成就，进一步繁荣和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国作家协会决定继续举办报告文学评奖活动。凡于1981年——1982年底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在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均属评选范围。
评选委员会已由作协书记处聘请冯牧、田流、刘剑青、袁鹰、唐达成、葛洛、魏巍（按姓氏笔划排列）组成。评选工作将由《文艺报》、《人民文学》负责，商请《人民日报》文艺部、《时代的报告》和《当代》编辑部组成工作小组具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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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整和加强编辑部后
《时代的报告》今年第一期出版
本报讯 以发表报告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时代的报告》，最近调整和加强了编辑部，由田流任主编、程光锐任副主编。今年第一期已经出版。
编辑部在《致读者》一文中说：“《时代的报告》在一九八○年创刊以来的三年里，发表过不少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然而，由于刊物编辑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涉及全党全国性的方针政策性的一些问题，例如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和所谓‘十六年’的提法发表一些错误的论点，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批评。编辑部不仅没有虚心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错误，影响是不好的。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不久前调整和加强了编辑部，以便使它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成为真正是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问题的刊物。从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起，《时代的报告》进行改版，以新的面貌同读者见面。在这个刊物带有根本性转变的时刻，我们殷切希望得到全国作家和读者的支持和帮助，同我们一起办好这个刊物。”
这一期《时代的报告》发表了夏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丁玲的《回忆潘汉年同志》，张锲、李玲修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和李准、严秀、碧野等人的散文。还有《徐海东将军传》节选及法国、美国报告文学作品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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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蒋子龙中篇小说集》
湘菱
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蒋子龙中篇小说集》。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螺旋》、《开拓者》、《维持会长》、《弧光》等五个中篇，是作者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献给读者的新作。作者把车间、企业置于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大舞台上，敏锐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里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斗争。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仿佛走进了工业战线的长长的“人物画廊”，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一个个都是血肉之躯。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车蓬宽、解净等一批献身四化、立志改革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蒋子龙长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以主人公、建设者的姿态生活在群众之中，因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气势磅礴、豪放粗犷，主要人物身上，大都具有英雄气质，爱憎分明，感情十分强烈。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饱和着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可以清晰地触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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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者来信更正编辑同志：
拙作《周立波的创作道路》（载贵报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所谓文学的重大的战斗意义，历来就包含着给人以教育和影响，知识和欣赏，陶冶和娱乐各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倒恰恰感到在我们的短篇创作中，给人以赏心悦目和高尚娱乐的小巧轻松的作品太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文学上的齐白石？不能借鉴于古代的传奇、话本和《聊斋》上四百三十一篇作品中对种种鬼狐的不同写法？”这段引文，我当作了周立波同志的话，其实是康濯同志说的（原文见一九六二年《文学评论》第五期）。我引用时没有查对原作，以致出现了这个严重失误。请贵报予以更正，并向康濯同志和广大读者致歉。上述引文的意思，周立波同志也表述过。他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散文特写选》序言中指出：“在斗争里，工作间，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须有一些调剂。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佳作，也都向往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这种轻松、愉快和优美的小品，不但不会松懈我们的斗志，消蚀工农的干劲，相反地，欣赏之后，人们多半会生出一种清新的感觉，并且会带着饱满的体力和神态，去迎接新的战斗和劳动。”请允许我将这段话作为我的失误的一个更正性的补充。宋遂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