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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报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显示了活力
本报巴黎1月2日专电 法国《世界报》去年12月28日发表了题为《经济复苏未能如期实现》的文章，对1982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作了总结。
文章认为，在1982年，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未能实现，危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扩大和加深，欧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苏联的工业生产也降到战后最低水平。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7％，西德下降了1．2％，英国和意大利稍有上升，仅为0．5％和0．7％，虽说日本和法国的生产总值有所上升，也只是分别增加2．5％和1．5％，在这些国家里，看不到复苏的迹象。
文章肯定了中国的经济成就，认为“1982年中国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业部门日益显示出活力。1982年由于中国农业丰收，粮食产量增加了5％。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是在组织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普及并不断扩大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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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克说出访十国是成功的
指出中国是真诚可靠朋友，两国关系正与日俱增
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2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晚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时说，他最近对一些国家的访问使国际上对巴基斯坦的政策有了更好的了解和评价，提高了巴基斯坦在国外的声望。
齐亚·哈克在约一个小时的讲话中总结了他从去年10月到12月访问中国、朝鲜、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苏联、美国和加拿大等十国的印象。齐亚·哈克说，他的访问成功，是促使巴基斯坦政治和经济得到稳定的国内政策成功的反映。
中国是齐亚·哈克访问的第一个国家。他说，中国是巴基斯坦真诚可靠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象过去一样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团结和幸福表示关切，并重申继续对巴基斯坦给予支持与合作。他说，巴中两国的关系正在与日俱增。
齐亚·哈克说，他在德里的停留虽然短暂但是非常重要，为巴印两国关系和相互合作的新阶段铺平了道路。他表示，巴基斯坦和印度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与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避免发生类似过去发生过的痛苦的事情。
在谈到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时，齐亚·哈克说，他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首要问题是阿富汗的局势，双方就此阐明了各自的立场。他重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在莫斯科。
他说，在他访美期间，美国政府曾向他保证，美国同巴基斯坦已经签订经济和军事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将按期实现。
齐亚·哈克在讲话中表示，巴基斯坦要求在和平环境中光荣和尊严地生活，希望别的国家也能这样。他说，巴基斯坦有权采取任何步骤保卫自己的完整和团结，关于巴基斯坦的国防问题，他表示：“我们既不需要别人的劝告也不需要别人的指导”，“象巴基斯坦这样有着特殊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的国家，是不会忘记他们国防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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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加拿大通讯
特鲁多出访亚洲
本报记者 许德迁 马海亮
新年伊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开始了准备已久的亚洲之行。他将于1月4日至19日先后访问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盟五国以及文莱和日本。此次访问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同东盟五国加强联系，在经济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关系。
特鲁多的亚洲之行最初订于1982年7月，因内部意见不一而两次推迟。反对者认为，总理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时候不应离开岗位出访亚洲；支持的意见认为，总理出访亚洲正是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的一项重大步骤。
加拿大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经济贸易上过分依赖美国。为此，加拿大政府提出要实行一种“第三选择”的政策，即在保持同美国关系的同时，力求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便使经济多样化。目前，加拿大的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和欧洲。对于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加拿大过去重视不够。1982年，特鲁多能够顺利进行对欧洲的访问，而他的亚洲之行却一再遭到反对而推迟，正反映了在许多人中存在着这种不重视亚洲的思想。
但是近年来，加拿大各界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不应忽视亚洲经济的巨大潜力，要求加强同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东盟五国作为亚洲地区正在兴起的重要政治和经济力量，日益受到加拿大政府的重视。在过去五年间，加拿大同东盟国家的贸易额逐年有所增加，但一年仍不足10亿美元，不仅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在这一地区的贸易，而且赶不上澳大利亚。这次，特鲁多把出访亚洲作为今年的第一件事来进行，表明加拿大政府决心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以实现其经济多样化。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也是加拿大在外交和经济上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此间新闻界人士认为，特鲁多亚洲之行的目的是要在亚洲人心目中建立对加拿大的良好形象，并引起加拿大企业界对亚洲的兴趣，为今后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铺平道路。在访问中，他将同东盟国家讨论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加拿大计划在这一地区增加投资项目，如核反应堆、石油技术、飞机、运输设备等。此外，特鲁多也将同东盟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交换意见，并在柬埔寨问题和越南难民问题上，继续支持东盟国家的立场。
特鲁多访问的最后一站是日本。加拿大对日贸易近年达到90亿加元，顺差为4亿加元。但加拿大向日本出口的多为原料和半成品，从日本进口的则为制成品。这次特鲁多去会见日本新首相中曾根，将就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还将就日本向加拿大制成品开放市场以及减少日本汽车进口等问题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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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光耀总理说世界经济前景不太乐观
本报香港1月2日专电 记者周毅之报道：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1983年世界经济前景不太乐观，新加坡必须在心理上作好准备，以便应付突如其来的严重挫折。
他说，198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许还要调低到2％—3％。尽管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的经济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但是，过去他们也曾预测1982年复苏，结果是落空了。他指出，只要一个或多个大负债国无法偿还债务，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就极有可能陷入严重混乱，使国际贸易受到破坏。
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民要对这种威胁作好准备，继续埋头苦干，提高生产力，增强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的竞争力。
李光耀总理是在1982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献词中说这番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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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拒绝苏联裁减核导弹建议
密特朗说法国一枚导弹也不减
据新华社巴黎1月2日电 法国总统密特朗今天在法国电视二台发表谈话说，法国拒绝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裁减欧洲中程核导弹的建议。他表示，法国不会减少自己的导弹数目。他说，“我们一枚导弹也不减。”密特朗在谈话中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处境与法国的处境没有直接联系，美苏日内瓦谈判与法国无关。”
他表示，法国的核力量虽然花费很大，但是必要的，这支力量将保持在独立威慑所要求的最低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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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人怀着不安的心情迎接新年
本报联合国1月3日专电 记者陈忆村报道：在1983年姗姗到来的时候，美国人民在欢庆之余，又不得不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纽约时报》12月31日这样写道：“去年2月，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说，‘当前的衰退可望于1982年早期结束’。然而衰退并未结束。对到来的一年的一个重大不安是，现已接近11％的失业率将继续保持在接近这个水平。”
这段话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在迎接新年来临时复杂而不安的心情。的确，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美国，使千百万人感到压抑和忧心忡忡。尽管有些人对1983年的美国经济前景表示乐观，但多数人却持保留态度。美国官方和民间的经济学家所描绘的经济图景也是一片暗淡。据正在编制财政预算的里根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预测，1983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极为缓慢，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低于2％，而不是去年9月所估计的3．1％。通货膨胀率仍将达5％，失业率仍将停留在10％左右。这些经济顾问还估计，1983年度联邦预算赤字将达1，800亿到1，900亿美元，而从今年10月1日开始的1984年度财政预算赤字将达1，950亿美元。有些经济学家指出，1983年美国经济将继续陷于萧条，而不是复苏，这种萧条大概要到1984年终才能到底，1985年才能开始缓慢的复苏。1984年以前，失业率不可能下降到10％以下。据报纸估计，1982年美国对外贸易入超额将达450亿美元，而1983年将增加到750亿美元，这势必要影响经济的复苏。
（附图片）
美国持续经济衰退，生产下降，企业破产，致使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这是芝加哥的失业钢铁工人在征集食品支援失业者。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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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荒野里的呼叫
席林生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题为《一个价值观念问题》的文章，很值得一读。
美国正处于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一些美国人士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光靠物质、经济力量是无法解救美国危机的，需要“重新提倡文明礼貌”，“发动一场精神革命”，促使美国在“道义上和精神上的觉醒”。因为“如果不是首先加强美国人的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动力的话，美国几乎不能使它的经济得到复苏”。
这其实并非新见解。十三年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就这样说过：“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非常精确地到达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混乱中。……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都是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他把这称之为“精神方面的危机”。
所谓精神文明，实质上就是在崇高的理想的激励下，人们所抱有的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相互关系。两百年前，当西欧正在冲破封建制度的时候，美国脱颖而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民主、自由”的口号唤醒了蛰伏于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人民群众，纽约港口的“自由神”成为渴望自由的人们仰慕的象征。美国人民也在传播“民主、自由”的理想激励下，开拓边疆，扩张海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少数人成为富翁，“民主、自由”成为他们在美国和全世界进行垄断和控制的武器。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逐渐丧失。它失去了理想，失去了能把全体人民统一起来为同一个崇高目标奋斗的精神力量，陷入了“各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混乱局面之中。
这就使美国成为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割裂、相矛盾，使社会畸形发展，分崩离析。然而这一切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应该说，那些敦促美国在“道义上和精神上觉醒”的人士，多少看到了这个表面上闪光而内核则腐烂的社会的问题之所在。他们希望人们懂得，对于象美国这样一个被人们视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精神文明”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这些善良的愿望多少反映了美国广大人民在苦闷中寻求出路的愿望的话，那末，人民终究是会觉醒的。他们会从空虚和苦闷中找到自己的正确方向。但是在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里，个别人的善良意愿和行为，很难普遍地为人们所效法，因而扭转不了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的趋势。这就难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篇文章要慨叹，某些美国人士关于恢复精神文明的呼吁，就象“荒野里的呼叫”一样无人理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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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英国通讯
英国参加共同体十年
本报记者 梁丽娟
1983年1月1日，是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整整10周年。10年前，为了庆祝英国参加这个欧洲大家庭，英国全国组织长达半个月的活动，介绍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各方面深厚的历史渊源。当年，英国各大城市悬挂共同体的旗帜，举办欧洲国家的电影节、文艺演出会、展览会、招待来自其他共同体国家的客人，确曾热闹了一阵子。
相比之下，今年这里迎接这10周年纪念的气氛却似乎显得有点冷淡。也许是10年来彼此交道打得多，脾气也摸透了，毋需再费力气去解决什么英国的“欧洲意识”了吧。
但是，英国是带着矛盾的心情参加共同体的。共同体希望英国更加“欧洲化”，也就是逐渐割断与英联邦的联系，摆脱英美“特殊关系”，而这正是英国认为自己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不愿轻易放弃的资本。另一方面，共同体的两大支柱——共同农业政策和关税同盟对共同体的其他国家比对英国好处更大。西德工业实力强，从关税同盟和取消成员国工业品关税中已得到不少好处，而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则从共同农业政策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农业基础较好的法国最为受惠。因而，随共同农业政策而来的英国对共同市场预算应承担的份额，是英国在共同体中一直争吵不休的问题，一些国家因此送给英国“坏欧洲人”的绰号。
英国强调，按人均国民收入算，英国在共同体十国中倒数第四，但在预算中所摊份额仅次于西德。共同体每年总开支130亿英镑中，70％为农业开支，这对法、意等农业出口国有利。英国每年要向共同体缴纳相当共同体总收入约五分之一的款项，但获得的利益仅为8％。现在执政的保守党政府要求共同体全面考虑英国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共同体的贡献，磋商一个长期的或今后五年的摊款办法，并增加退回英国多缴的款项。工党则叫嚷要退出共同体。
十年来，共同体确实给英国带来经济上、政治上的许多好处。英国与共同体的贸易在参加时仅占英出口额的29％，现已达43％。1980年英国向共同体出口的工业产品总值为1972年的480％，向日本、美国的出口分别是1972年的237％和234％。除希腊外，其他共同体国家都是英国12个最大出口国。共同体还为英国带来了大量非共同体国家的投资。250万英国人的工作依靠直接与欧洲的贸易。英国的农业也得到好处，从1972年到1980年，英国自产食物从63．3％增加到74．8％。从1973年到1982年7月，英国还从共同体的地区基金、社会基金中得到贷款及赠款共78．71亿英镑。
共同体对外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以联合力量维护它们在超级大国争夺中的独特利益和地位，特别是在争取解决诸如中东、阿富汗等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两次洛美协定以及其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合作也扩大了共同体和英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最近以来，由于面临共同的经济衰退，共同体国家在欧洲经济遭到外来威胁的几次大的国际争执中采取一致立场、顶住外来压力，如与美国的钢铁、天然气管道以及农产品贸易的争执等。
尽管英国目前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处境还不够理想，埋怨“共同体还未起到与其潜力相应的世界作用”，但是，英国参加共同体后的10年来毕竟在各个方面得了一定的好处。而且10年来共同体国家间垄断资本的互相融合、政治上的互相支持，已使英国成为这“欧洲俱乐部”中不易摆脱的一个成员。英国人自己说，“退出只能是经济上的自杀”，“英国需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退出也威胁到这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连工党一些坚定分子私下里也承认要在下次大选中使英国退出共同体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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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一个价值观念问题》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2年12月16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一个价值观念问题》，摘译如下：
振兴美国经济是大家近来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分析许多文章评论的问题是：美国为什么陷入如此之深的经济衰退？美国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经济改观？
但是，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改变又如何呢？这种改变的意义更重大。美国的不幸的根源是否可能追溯到一些价值观念的衰落？这些价值观念长期以来一直对社会起指导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念，经济不可能回升。
提出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们。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对美国社会的素质感到关切。在美国社会中，诉讼案件之多达到空前的地步，一些公司野心勃勃地互相并吞，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着政权。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把现代的局面称作“牛仔资本主义”，他说，必须重申保证彼此公正对待，恢复彼此的信任感。
象阿米泰·埃齐奥尼这些独立的社会批评家也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深信，如果美国的个人、家庭和机构的面貌不焕然一新，美国不会恢复活力。但是，他感到担心的是，人们越来越只考虑个人而不考虑社会，“极度的个人主义”，追求“满足自我利益”，其结果是家庭削弱，学校不能培养学生自我约束的能力，甚至州与地区也分崩离析。
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呢？埃齐奥尼博士认为，解决办法不在于增加政府的工作。他敦促恢复“互助”观念（承认美国人需要互相联系以便互相支持）；他还敦促重新提倡“文明礼貌”，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关心。
这位社会学家认为，美国更加需要的是道义上和精神上的觉醒。
共和党人马克·哈特菲尔德泰然自若地谈论设法“发动一场精神革命”。另一个坦率的看法是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亨利·罗索夫斯基提出来的。
他最近对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西方企业家会议说，教育界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价值观念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去——我们希望补充说明一点，这一任务在美国也是极其重要的。
这些看法可能象荒野里的呼声一样无人理睬，但是不应把它们当作耳边风。
可以把现在的经济弊病归结为缺乏投资、或者生产率低下、或者工业设备快要过时。但是，这些可能是某种比较带根本性的东西、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认真考虑的某种东西呈现的表面现象。这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是人们如何对待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的问题。如果不是首先加强美国人的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动力的话，美国几乎不能使它的经济得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