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美，属于中国杂技
本报记者 易 凯
1983年1月18日夜晚，位于巴黎东郊的“格鲁斯”马戏团马戏棚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当“第六届国际明日杂技节”评委会代表、法国拿·比斯蒂马戏杂技协会主席莫克莱尔先生宣布：中国的《转碟》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中国的《蹬技》获得“文化部长奖”、中国的《高车踢碗》获得“巴黎市长奖”时，全场掌声雷动，人们吹起了口哨，挥动着花束，欢呼中国年青的杂技演员取得的优异成绩。
此次比赛，群英济济，鸾翔凤集，18个国家的优秀杂技演员表演了45个精采节目。以夏菊花为领队的中国杂技小组表演了三个节目，都获得成功，夺得全部五块金牌中的三块。这个消息，震动了国际杂技界，一时成为巴黎杂技迷竞相传诵的佳话。
“中国杂技美极了，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看到这样美的艺术了”，“真正的杂技艺术是在中国”，“中国杂技富有诗意美，简直不可思议”，法国的观众们用这样美好的语言赞叹道。法国文化部一位官员握着夏菊花的手说：“感谢中国派来的杂技艺术小组，否则我们的比赛是很难取得这样的成功的。”
我国的三个杂技节目，充分发挥出中国传统杂技难、奇、巧、美的艺术特长，演员表演镇定自若，舒展大方。那恬静、典雅、含蓄、东方艺术特有的魅力和美感，犹如一股春风，吹散了巴黎冬天那绵绵阴霾，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你看，杭州杂技团吴民等六名姑娘表演的《转碟》，把观众带入那神奇的梦幻般的世界里……阳光下，六只美丽的小孔雀在抖动它们绚丽羽毛。忽然，孔雀变成了一朵朵山花，引来无数蝴蝶上下飞舞，扑朔迷离。最为精采的是，吴民一边双手抖动十二个瓷盘，一边用牙咬托起钢架，钢架上一个小演员在表演着“下腰叼花”。每到此处，观众席上的掌声完全压住了《三潭印月》的伴奏声。难怪主持人每次都要把这个节目作为压台戏排在最后。黑龙江杂技团王虹表演的《蹬技》，使巴黎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阿拉伯神话中飞毯的“魔力”。只见那玫瑰色红毯在王虹灵巧的足尖指挥下，旋转着，跳跃着，不断交换它们各自的位置，在空中交织出一幅幅动人的图画来。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还能跃身倒立，在眼睛完全看不见红毯的情况下，仅凭足尖的感觉，准确无误地抛接着红毯。沈阳杂技团高进的《高车踢碗》也有一手绝活。他能用一条腿，将五只碗，同时踢到不同的高处，然后依次落到自己的头顶上。当他最后将小小的壶盖踢到茶壶上时，那茶壶一歪，从壶嘴流出晶亮晶亮的清水来，观众们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美，属于中国杂技，属于那些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年青演员们，属于那些培育新一代的老师和教练们。（附图片）
王厚林摄
第5版()
专栏：访问记
艺术创造离不开生活
——访电影老导演凌子风
张明堂
彩色宽银幕故事片《骆驼祥子》为什么能够将半个多世纪之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图景，描绘得如此真切动人？不少观众提出了询问。
影片《骆驼祥子》的编导凌子风同志告诉我，他之所以决心把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拍成电影，就因为对其中描写的生活特别熟悉，由此产生了创作冲动。他说，对原著改编不是就小说拍小说，改编需要创造，而创造离不开生活。
凌子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今年65岁，他具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他自幼生长在北京，青年时代曾象祥子一样，拉过人力车，后来，曾为王府井大街几家大商店画过广告。艰苦的生活，使他不仅对北京的过去有着直接的感受，而且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也比较了解。建国以来，他先后导演过十多部影片，其中有《中华儿女》、《春风吹到诺敏河》、《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母亲》、《草原雄鹰》和《李四光》等。在谈到这些影片的创作时，他非常不安地说：这批作品很少有自己感到满意的。比如《红旗谱》，前半部分还过得去，后半部则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仍然是生活底子不厚的问题。导演没有这些方面的生活，就不能真正理解作者和他的作品，就无法将文学形象化为生动具体的银幕形象。说到这里，他沉思了许久，然后兴奋地介绍说：“比较起来，《中华儿女》倒还有些可取之处。虽然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部影片，当时，对电影艺术也并不太熟悉，但是，我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生活有深刻的感受，有饱满的激情，有丰富的部队生活的体验，因为我在部队滚了八年，进城后军装还没来得及脱，身上的泥土味、火药味以及战斗生活的气息都带到影片中来了。记得张铮饰演的主角胡秀芝，穿鞋还系上小绳呢，一看就象个抗联战士。正因为如此，所以影片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凌子风指出搞创作最怕的是失掉生活。他说：“象《骆驼祥子》的创作，几乎把我一生的生活储存都拿出来了。”比如影片所要刻画的人物，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有的甚至象他当年的好友，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个性特征，他都能够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同时，对人物的命运及遭遇也比较理解。有了充分的生活依据，有了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思考，他不仅使一个个独具光彩的艺术形象跃然银幕之上，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不少新的创造。象影片的结尾部分，人们看到穷困潦倒的祥子被年轻车夫撞倒在地的情景，也看到车夫老马暴尸街头的场面。这两个细节，一个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祥子的过去，一个很自然地使人想到祥子的未来，影片的这种构思，集中体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产生了深刻的控诉力量。为了使影片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凌子风根据影片内容的需要，精心选择了一些富有特点的事物加以表现。如街上反复出现的煎饼摊，虎妞在炕上跪着走，小福子的弟弟修牙签，警察听虎妞与祥子吵嘴，新房糊白纸等等，这些，很自然地把人带到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
电影导演是靠镜头说话的。凌子风说：没有生活，就不知道镜头怎么用才最合适。象拍摄祥子和虎妞在新房里争执的一场戏，由于自己对北方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等较为了解，所以在通过镜头表现的时候，一会从里屋拍摄外屋，一会从外屋的虎妞摇到里屋，在镜头的运动过程中，就能较自如地把他们的家庭生活、两个人物的感情变化、北方住房的特点展示出来，使人感觉到角色是在这里生活，而不是演戏。
在访问过程中，凌子风同志一再强调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重要作用，他说：“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必须首先从这一点做起。过去我拍摄的一些影片质量不高，并不是因为我的导演功力太差，关键还是缺乏那些方面的生活。”他决心结合创作需要，不断投身到生活中去，努力拍摄出具有民族风格、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真正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银幕新作。（附图片）
凌子风给扮演祥子的张丰毅说戏
北影供稿
第5版()
专栏：知识角
“国际明日杂技节”
“国际明日杂技节”又称路易·曼尔兰国际杂技比赛，是由拿·比斯蒂马戏杂技协会组织的。这个协会的创建人有法国香舍丽剧院经理阿斯吐克、女作家哥罗蒂、马戏团团长汉锡和报社记者路易·曼尔兰等。宗旨是：组织国际杂技比赛，为年轻的马戏杂技演员提供演出方便与经济资助，从而促进马戏杂技事业的发展。1958年，该协会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杂技比赛，并命名为“明天的杂技”。从1976年起，为纪念已故主席路易·曼尔兰，专门设立了“路易·曼尔兰奖”，并规定参加比赛的演员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下。前四届国际杂技比赛，我国没有参加。
1981年，第五届国际明日杂技节比赛在法国夏尔特尔市举行，来自14个国家的85名青年演员参加了比赛。在巴黎的最后决赛中，代表中国参加比赛的广州杂技团戴文霞表演的《滚杯》荣获个人首奖，获“夏尔特尔市长奖”；戴文霞、蔡淑慈、饶祥生表演的《顶碗》荣获团体首奖，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在第六届国际明日杂技节比赛中，我国又获得三块金牌。 （新 人）
第5版()
专栏：
全国电视剧导演座谈会强调
努力提高电视剧质量
本报讯 记者丁浪报道：由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召开的全国电视剧导演艺术理论座谈会1月29日在京闭幕。参加座谈会的有部分省市电视台、电影厂及话剧院、艺术院校一些较有成就的电视剧导演，共六十余人。
会议期间，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到会讲话。他指出广播电视是一个规模最大、观众最多、时效最快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应当充分利用它来更好地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服务。电视剧是观众有着共同兴趣的一种新的艺术，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各方面的支持，发展很快，预计今年可生产三百六十五部，力争每天有一部新电视剧播出。当前要注意提高质量，加强思想性与艺术性，努力增加农村题材和青少年题材、特别是少儿题材的节目。他希望与会导演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电视剧节目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
中国文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寻在讲话中说：要提高电视剧质量，剧本是基础，导演是关键。电视剧导演队伍是一支年青有为的队伍，要虚心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总结，摸索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规律，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努力开创电视剧的新局面，把电视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文艺界知名人士曹禺、马彦祥、张庚、吴雪、孔罗荪、白杨、吴祖光、李超、牧虹、欧阳山尊、蓝光等出席了会议。他们对如何繁荣电视剧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电视剧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中肯的批评，勉励电视剧导演要有事业心，要有紧迫感，深入生活，勤奋学习，从量中求质，努力拍摄出一些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水平的电视剧。
为了培训队伍，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在这之前还专门举办了全国电视剧导演艺术研究班。
第5版()
专栏：诗画配
“兼职导演”
石河诗 王复羊画
有的演员为了尽快“成名”，分发门票拉人捧场……“明星”金牌哪里来？全靠大伙使劲抬！“新秀”桂冠何处找？观众掌声不可少！搞来门票几十张，请了老袁请老方，今晚登台来演戏，还望诸位多“鼓励”！鄙人出场手一摆，大家赶快来喝彩！鼓掌别怕掌心疼，本人保证不脸红！台上台下演双簧，何愁彩声不满堂！演员若怕成名晚，有条捷径：当“导演”！（附图片）
第5版()
专栏：
生活中才有艺术矿藏
计红绪
从《潜影》到《春兰秋菊》的创作回顾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生活中才有艺术的矿藏。
在拍《潜影》过程中，我曾在公安部门深入生活，接触到许多优秀干警。他们工作繁重，待遇不高，却任劳任怨，一心要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但是，构成影片中心事件的一系列情节，即“怪影现身”、“呼唤怪影”等，则是虚无缥缈的。这是根据报刊上的一些材料虚构出来并加以发挥的，缺乏应有的生活基础。
在创作《春兰秋菊》时，我到了沸腾的生活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的英勇斗争和各种新事物新矛盾，产生万千感触和创作激情。1981年秋天，我到北京市一个羊毛衫厂深入生活不久，便被卷入生活激流。尽管我是个军队创作干部，对工厂不熟悉，但也抑制不住要用文艺形式来表现它，于是开始了《春兰秋菊》文学剧本的创作。
这个工厂的生活怎样吸引了我呢？这里讲一件事：他们生产的雪特兰羊毛衫，款式质量均佳，在国外也受欢迎，但有关部门不予支持，无法外销。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内销，但有关部门习惯于老款式，也不予支持。厂里眼看十几万件毛衣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银行贷款利息一天天增加，全厂发不出奖金，急如星火，只好把工厂变为“商店”，在街头摆几个摊摊自己卖，又派人分别去东北几个城市卖。岂知那年热得早，那几个地方也不大买毛衣了！一位副厂长苦笑着对我说：“外贸、内销、摆摊，三面墙都堵死了，只留一条小胡同让我们自己跑，跑呀跑呀还撞墙！”这个厂的干部都是搞羊毛衫的行家，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工资待遇低，每月拿的奖金比看门人还少，但是一个个都在拚命干，寻找货源，组织生产，开辟市场；工人们勤奋刻苦，遵守纪律，涌现出不少全国三八红旗手、市先进生产者和生产标兵，有的公社办厂用重金来挖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硬是不去。三年困难时期，全厂咬紧牙关拚命生产，为国家偿还外债作出自己的贡献。十年内乱中，干部白天挨斗，晚上生产，工人坚守岗位，一直没有停产。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做出新的成绩，创造了全国名牌产品——“牡丹”牌羊毛衫！就是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个厂，却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都是由于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踢球扯皮、不正之风以及体制问题等造成的人为困难！亲眼看到这些，怎么能不使人感慨万千，从而卷进生活的激流？怎么不使人感到要为工业的改革说话呢？这就是我写《春兰秋菊》的创作冲动的源泉。
离开羊毛衫厂已经一年了，如今提起笔来，还似有千言万语绕在笔端。这个厂的干部工人给了我深刻教育。而回顾《潜影》和《春兰秋菊》的创作，也使我更深刻地懂得了这条真理：只有在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才有文艺创作需要的矿藏，否则一定要走弯路。
第5版()
专栏：山川风物
绿岛赋
陈俊山
时不凑巧，我们到达厦门的时候，视野全披上了浓郁的夜色，一点也没有看到这个海滨城市的轮廓。
热情的东道主把我们送到市区。绿莹莹的霓虹灯，亲切地显示着一个名字：“绿岛饭店”。多么美好的名字啊，绿岛！厦门，您的别号叫“绿岛”？
翌日，当天宇抹上第一笔朝霞的时候，我急不可待地推窗远眺，打算印证我来厦门的第一个印象。是的，这里的确是一个“绿色的王国”：万石岩、鼓浪屿、南普陀、街道、窗口……到处都是葱葱茏茏，绿树掩映，连大海、远岛、高天、空气都被染绿了。啊，厦门——绿岛，祖国的骄傲！
然而，祖居厦门的同志向我们介绍，厦门古称“鹭岛”。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是白鹭栖息的地方。成群结队的白鹭，从大陆衔来南国花木和嘉禾的种籽，透过蓝天、白云，撒播在碧波、雪浪之间，使祖国海岛的沃土，日益花木繁茂，香稻丛生。至今登上厦门最高峰俯瞰全岛，它的形状还象一只白鹭伫立于碧波苍海之中……
这个古代的传说，切实而美丽。它也被写进一本《厦门风光》的新书里。
我乘轮渡过鹭江，或站在四十四桥的曲栏边，或走过浴场的沙滩旁，也的确常看到成群的白鹭，悠然地飞掠于浩荡的海面上。然而，我对于厦门的印象，总不能让“鹭岛”代替“绿岛”。并且，我也有些五柳先生的脾气，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绿岛”是“鹭岛”的谐音呢，抑或由“鹭岛”而必然派生“绿岛”？对于这些典实，我都无暇细考，只是由着自己一味地沉浸在美的绿岛境界里。
构成绿岛的树木、花草，在我的眼前都表现出异常鲜明的性格，透露着力的美，它们总是引起我内心的颤动。
就说榕树吧。乍一看去，它象举止迟缓的老翁，长髯飘拂，纷纷洒洒。其实不然。它们常常站在悬崖峭壁之上，裸露着回龙盘虬似的脚髁骨，而它们的脚跟却紧紧地扎入石缝之中，与岩石铸为一体，胜似强有力的龙爪铁锚，一任台风排山倒海，也从容不迫，岿然不动。它们真不愧“英雄树”的光荣称号。
还有体躯硕大的棕榈树。它们的种类不同，但都是全身披挂着凤尾龙甲，跟突兀陡立的峭崖一同站在海边，很自在地欣赏着碧澄的大海。看神采，它们既象庄严的卫士，又象热情的迎宾员。
凤凰木和相思树则又不同了。同游的同志说，凤凰木在五月间开花，红得如火，故而也称为“火树”。凤凰木叶小而花大，花色热烈而晶莹，整个厦门市仿佛披上了朝霞，可以称为“疑是朝霞落九天”了。我没赶上凤凰木的开花时节，深以为憾。相思树，观其体态，近似沙柳，轻盈而秀实，婀娜而缱绻；默默若思，脉脉如盼，实在不免惹起游子的无限乡情。然而，这些深情的树木，也能战胜狂飙横扫、怒水倒立，陪同着英雄卫士们站在祖国的海域，它们的品格同样是伟大的。
在这绿岛上，还有着千万种浩繁的小的花木，簇拥着英雄们。它们都以自己的个性组成美丽的绿岛。
我赞叹厦门，这东海的绿色宝石。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林木之本，花果之源，它使这里的大海、巨轮、港口、浴场、建筑……更加生机勃勃，欣欣向荣。（附图片）
第5版()
专栏：随笔
谈掠人之美
晓 荷
一出好戏，一段精采的相声或评书，一支动听的歌曲，往往赢得满堂喝彩，表演者也随之声名大振，随之步入各种“家”与“星”的行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优秀节目的创作者却往往被忽视，得不到应得的尊重和鼓励。
诚然，演员在艺术舞台上的再创造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剧本、曲本，又经过演员的艺术的再创造，才能有色彩，在舞台上立起来，成为一部佳作。我国戏曲史和曲艺史上也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本子并不特别好，但演员在舞台上处理得好，演唱得好，这出戏或这部书也能抓住观众，甚至成为一部传之久远的剧目或曲目。这就是戏曲界常说的“人保戏”，“人保活”。但是，文艺演出的基础毕竟是创作。没有剧本，功夫再深的演员也难以施其技；没有脚本，纵有三寸不烂之舌也说不出脍炙人口的评书、相声；没有曲子和歌词，金嗓银嗓也唱不出动人的歌。我们的观众、听众和读者只对演员赞不绝口，却不知作者为何许人，当然原因很多，不过舆论界对戏曲剧目、曲目的创作人员尊重不够，宣传太少，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报刊、广播、电视能有一定的位置介绍创作人员，这种现象就会得到改善。
最近大家对“掠人之美”的现象议论颇多，归结起来，也是谈的对创作人员的劳动不够尊重。上边提到的一出戏、一个曲的演出，只宣传演员，而对作者只字不提，是不妥的。
还有另一种情况，可以说是“掠人之美”。一部某某演出剧本选集、曲艺选集问世，著名演员的大名堂而皇之地印在封面上，读者却无从知晓内中剧本的原作者和改编者姓甚名谁。某一相声选集，尽管其中只有几篇为演员本人所作，多数作品是出自他人手笔，却连“演出本”三个字也舍不得印，只在篇末不显眼处注上“根据某人某作品改编”。
更有甚者，新出的传统评书上，作者的名字竟是当今某著名演员，而且“改编”、“整理”的字样全无，好象流传百世的传统评书倒是出自今人笔下。
凡此种种掠古人之美、掠今人之美的怪现象，恐怕也同个别出版社、杂志社一个心眼儿向“钱”看有关。要多出书，多赚钱，当然得靠名人喽！他们看准了这一点。而被当作“摇钱树”的名人们，有的被蒙在鼓里，有的则不肯错过赚钱、扬名的良机，索性将错就错，忍心埋没他人了。
名利是一种危险的腐蚀剂，它不知毁坏过多少人的名誉，葬送过多少人的前途，应该警惕。掠人之美，行为不美。在提倡职业道德的今天，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象爱护眼睛一样珍惜自己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