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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无可争辩”的争辩
临风
有什么不好的文艺作品出现,也往往会出现与之相应的理论,彼此唱和,这已经是被文艺运动中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近几年来,伴随着一些不健康的和错误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为之辩解的似是而非的言论,说什么群众的欣赏趣味变了,文艺创作和演出就要适应这种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有什么具体内容,是向着什么方向变化的?则语焉不详。不详就有漏洞,拿西方“趣味无可争辩”的话是堵不住的。
如果说这种“变”指的是同林彪、江青一伙霸占文艺领域时的情况相比而言,那就不合逻辑。因为在林江作乱时期,说不上有什么正常的健康的欣赏趣味,那时只有强迫,根本谈不上欣赏,形象的比喻是“捆绑不是夫妻”。打倒了“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群众才恢复了欣赏文艺的正当权利。
群众恢复了正常的欣赏文艺的正当权利是一回事,而利用这个条件搞精神污染则是另一回事。文艺创作当然要适应群众的欣赏趣味,群众的欣赏趣味也影响着文艺创作。但是,从根本上讲,文艺创作不仅生产作品,同时还创造能欣赏这种作品的欣赏对象,这是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文艺工作者之所以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同群众处于简单的出售与购买物品那样的关系,就是这样确定的。群众的欣赏趣味是客观存在,但要分清楚什么样的趣味。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健康的欣赏趣味要适应,要满足,要提高;不健康的、低级的、庸俗的欣赏趣味,则不仅不能迁就,还要进行抵制、批评,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之提高。否则,有意识地迎合后者,就只能是搞精神污染。
关键正在这里。为什么有些受大家欢迎的好作品反被某些人所冷淡,所轻视,所反对,有些不好的作品却被某些人所欢迎,甚至为之辩护?强求在欣赏的范围内完全一律固然不对,但趣味之有高下,也是不容否认的差别,因为欣赏趣味和欣赏者的整个生活情趣、思想感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不健康的外来音乐和舞蹈能在不少青少年中风靡时,也正和他们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怪发型的生活情趣很一致,和他们对政治的冷淡、缺乏信念、精神空虚无聊也很一致,而同大多数有志气、有抱负、奋发有为的青少年却格格不入。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笼统地讲欣赏趣味的变化是不行的。用不健康的作品去迁就前一种人,那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些青年对坏作品的批评,正是反映了后一种人的高尚的欣赏趣味。
的确,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传进来。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残余和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在政治思想薄弱的地方,也会抬头滋长。不清醒地看到这些复杂的实际情况,把不健康的欣赏趣味的出现,也当作应该适应的对象,岂不是臭味相投?
为了达到个人的名利追求,而去迎合社会上不健康的欣赏趣味,污染人们的灵魂,是不道德的。这也反映了迎合者自己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能力的低下,灵魂是不美的、不高尚的。因此,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无论是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都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革命情操,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心,而首要的是文艺创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变了,欣赏趣味和审美能力提高了,免疫力增强了,即使再有不好的东西想渗透进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第8版()
专栏:晨光短笛

湖区芦笛声
赵海洲
在洞庭湖区,人们喜欢折下芦苇,做一支芦笛,吹奏起有节奏的歌。我偶尔拾来,记下了其中的两曲……
牛 车
湖区,委实是浩渺无涯,无遮无拦,有阡陌纵横的田亩,有浓荫翳翳的堤间,有轧破洪荒大地的车辙。
“橐橐!”一头铁毛水牯拉着一辆牛车。那牛车的大轮轴足有一个人高,转一个圈儿得大半天。它行驶在田垄之海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驾车人手臂上,一绺一绺的肌肉,隐约显出长年劳损的痕迹,他的腿肚上的青黑的粗筋,仿佛是爬满了一条条经过风霜的蚯蚓。
过去,在湖区,你可以编芦为屋,可以吃菱角为食,但少不了这牛车。
牛车,是他从上湖南逃荒到湖区开荒的旱船;牛车,是他的妻子生下儿子的产床;牛车,是他运载的工具;牛车,载着春夏秋冬;牛车,载着他的苦恼与欢乐,坎坷与坦途……
“笛笛!”一辆卡车赶上了牛车。
卡车上的小青年,嘴角上淡淡的茸毛,还闪着稚嫩的亮光,“笛笛!”卡车的汽笛,一声比一声更响,似乎埋怨古老的牛车挡住了它前进的道。
腿肚爬满蚯蚓青筋的老人掉头一瞧,抛过来一句话:“狠什么,你不是在牛车上生下的?”
小青年毛茸茸的嘴唇张开了:“破车老牛拖,哪天走得完八百里洞庭?”
老人语塞了,小青年也不敢否定老人揭他的底。
如是,卡车在金稻银棉的田野上飞驰。牛车也仍然蹄星迸溅,铃铎叮当;不过,它是慢吞吞的,尘烟滚滚中,青年人投来鄙夷的一瞥,而驾车的老年人眯着眼,陷入沉思……
五盘花
那么峭寒的朔风,扑打着你,啃噬着你,你只轻盈地摇曳着身躯,你的脸蛋儿,没起一星半丝的霜纹。
那么冷冽的连脚雪,拂击着你,裹压着你,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把你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你从空旷的田野消失了,田野白茫茫一片,寥廓无涯。
春天的阳婆露出笑微微的脸靥,你象捉迷藏的小孩,倏地从哪里拱出来了,穿一身绿茵茵的春装,缀一盘琥珀也似的紫花冠,风姿绰约。
浩垠的田野,铺展开一幅色彩斑斓的织锦。
蝴蝶飞来了,虎斑的,梅花的,鹅黄的,桔红的,伴陪你,跳起多姿多彩的舞。
蜜蜂飞来了,成群结队的,伴陪你,唱着魅人的歌。
村里的孩子们来了,吹着清脆的麦笛,赞美你,折下你,做成璎珞,悬挂在颈脖上、耳朵上;做成花冠,扣在毛茸茸的小脑袋上。那嘻笑,那欢乐,仿佛这世界是他们的,这田野是他们的,这春天是他们的,连你也是属于他们的。
一盘花开了,两盘花又绽蕾了,……第五盘花也开了,开遍了田野。耕牛忙得哞哞地喘气,铁牛也忙得“突突”地吼叫,你又倏地在空旷的田野上消失了。
田野上秧针绿了,满眼是绿茵茵的。农民懂得:是五盘花养育了他们。
但孩子皱着眉头问妈妈:“妈妈,我要五盘花!”
妈妈笑盈盈地说:“秋天,你去问金色的稻穗。”
孩子眨着眼,点了点头,是领悟了,还是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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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鹰抓小鸡”别议
金戈
最近,听一位画家讲,他参加某一次少年儿童夏令营归来之后,有喜也有忧,可谓忧喜交集。喜的是,不少小朋友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还会作画。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忧的是,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出名,机关算尽,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不但自欺,而且欺人。例如画家见到一个小朋友,只会画老鹰抓小鸡,别的什么也不会画。一问原因,这个小朋友倒是比他爸爸诚实,他说那幅老鹰抓小鸡,原本是他爸爸画的,而且他爸爸只叫他描这幅画。若是偶然遇到这么个问题,也许不足引起人们的忧虑,然而,种种怪象,非只一端,据说有的画家居然要把十二岁的孩子拉入美协。就是这一次夏令营中,也有人靠弄虚作假硬将孩子塞了进来的。
我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现在的作家、画家对鲁迅先生也是很尊敬的,然而却并没有记住鲁迅先生的遗训,或者是对鲁迅先生只想“恭敬”,而不想“从命”。
学诗、作画,要追求一种美,可有的作家长的画家、诗人传给孩子的却是一种丑,污染了幼小的灵魂,怎么能指望这样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呢!当然,那种不择手段、投机钻营的人,又何止几个画家和诗人呢?又何止是将孩子往美协里拉、往夏令营里塞呢?有的不是凭借着自己的职权和关系,费尽心机把孩子往领导机关拉吗?有的不是不择手段、不顾影响地把孩子弄出国外留洋吗?社会上这种不正之风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其实,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倒还并不在于这些事情本身,而是孩子们的心灵被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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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真佛无需脸上贴金
石工
1927年,丁文江著《徐霞客年谱》,谈到“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现也”。此说流传很广很久,近在今年8月,一家报纸上发表的科普文章,还称徐霞客“第一个探明了长江源于金沙江”。
然而,事实上我们早在西汉的祖先就已知金沙江在长江上游,不过未以它作为长江的正源,这是把《禹贡》奉为经典,认定“岷山导江”的结果。霞客推翻旧说,自是重要贡献,但并非他第一个探明发现,这是在《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中都可以查到的事实。对此,谭其骧教授在1942年即已考证清楚,指出霞客的功劳不在发现而在正名,当时撰有论文,以后也为部分学术著作所引用。如由侯仁之教授主编,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中,任美锷教授在注释徐霞客所著《江源考》时,即从谭说。但是,至今社会上知道的人似乎还不多。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这种虚美不实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象徐霞客还确有为江源正名之功,事出有因;而有些所谓某人的成就,就纯属讹传。
詹天佑并未发明过火车的挂钩,金士宣教授几十年前就已考证清楚,然而还是不断有文章在告诉说,这是詹天佑发明的,并说因此被称为“詹氏挂钩”。
沈括并未认识到石油有广泛的用途,他只是说,用石油烟制成的墨,将来必“大行于世”,这在《梦溪笔谈》中本来写得很清楚,用不着考证。然而还是不断有文章在告诉我们,沈括预见到石油必大行于世,甚至说成他预见到石油是重要的能源。
对古人如此,写今人也有这类问题。一旦成为“名人”,于是集众美于一身,不是他的成就可以变成他的贡献,诚实者为之惶恐不安;也有人真真假假,受之不愧,后之治史者再要考证也困难了。
可能有这样的心理,如果已广为流传的某项重大功绩,居然被认为不实而被否定,岂不有点“煞风景”。岳飞没有大战朱仙镇,说出来便会有人不高兴的。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真正的学者如徐霞客、詹天佑、沈括均自有其成就;岳飞少一次朱仙镇大战也不失其为抗金英雄,去掉虚美之词,只能使人更加信服。
五四运动前后,人们提出,在中国需要提倡科学精神,“崇实”“贵确”;到今天,看来仍需强调,特别是在宣传历史上的科技成就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更要实事求是。


第8版()
专栏:

命运之马
郭永明
慵困跟着暑热滚下沙丘,晚凉带着一股新鲜的活力攻占了草原。热情的主人忽然牵来一匹高头大马,说是要为客人表演表演骑术。我一看见这匹马,就被它那英俊的气势和高大的体格吸引住了,这不是我们城里看到的那号垂头丧气的挽马,在地里看到的那号精疲力尽的耕马,而是蒙古人特有的生龙活虎、膘肥体壮的草地走马——枣骝马。为了培训这走马的“走”,他们不知花费了多少辛辛苦苦的日日夜夜。骑上这样的骏马,除了赶路以外,还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和享受,这是任何现代工具都无法替代的。前几年除了马倌和队干部以外,草原上很少碰到骑马的人,更别说骑走马了。那时我到这里,总觉得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看不到蒙古健儿纵马驰骋是一种遗憾。今天,党的巨手又把这个民族重新扶上马背,蒙古人特有的那种稳坐雕鞍的骑姿,连成了一组熟悉而又陌生的图画。我的思绪也跟着这马蹄的节奏起伏。我不觉暗自沉吟起来,这才是草原,这才是生活啊!
主人跨下马鞍,轻轻抽打着骏马转起圆圈来。我知道这个时候是不便打扰他的,就索性走到一边,看他那两个孩子骑在刚取下的马鞍上玩耍。这两个孩子,一个刚会走路,一个不满四岁,双双光着身子骑在马鞍上,学着阿爸刚才的样子,斜倾着、摇晃着、呼喊着。落霞把他俩的头影儿,若有若无地投射到草地上,别有一番幼稚动人的野趣。这充满草原特色的游戏,莫非也是跟着骏马一起回来的吗?大人们在骑马,却带着一种娱乐的性质;孩子们在娱乐,却在准备骑马。
一股清凉宜人的晚风,夹着牧野的气息吹了过来,我听见头顶上什么东西哗哗地响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主人新竖的“命运之马”在飘扬。这“命运之马”,实际上是一面红旗,上面画着一匹奋蹄扬鬃、腾空欲飞的骏马。它曾为它的主人驰骋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它死后,人们为了怀念它,便把它画在旗帜上,后来便渐渐蜕变为蒙古族的族徽,被风俗习惯肯定下来,高高地挂在每家牧人的门前,深深地插在牧人的心田之中。在破“四旧”的时候,曾被当作四旧取下来,换上一面小红旗,许多牧民都为此掉过眼泪。主人风趣地对我说:“我不信什么命运,可是事情也怪:命运之马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兴旺。拔掉的时候我们就倒霉。”我深情地望着主人,微笑着,没有回答任何话语。其实,这“命运之马”高高地飘扬在这里,正是党的民族政策所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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