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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陶钝
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很激动。党中央要求我们认真学好文件,积极行动起来,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这对曲艺界也是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将更好地促进曲艺工作的健康发展。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应该承认,曲艺工作这几年是有很大成绩的,创作演出了不少好作品,培养了不少新人。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的影响,演出节目混乱,精神污染相当严重,造成了不良后果。如不及时清除,会把曲艺工作引上邪路。
曲艺是一种流传很久、听众很广的艺术形式,其中有不少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对于这些话,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曲艺中的相声也是有成绩的。但是有些相声演员为了“向钱看”,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以致在演出时台上台下怪声怪相,低级庸俗,不堪入目入耳。这样还不满足,就出现了化妆相声,把听觉的艺术变成视觉艺术,使之丑态百出。化妆相声还不满足,又弄出了相声剧,把其他剧种所不屑扮演的丑恶现象搬上了舞台。1980年我们也曾开过相声座谈会,批评过这些怪现象,但有的人置若罔闻。
曲艺中的二人转,本来是一种受群众欢迎的好形式,可是也有那么一些人,借着这种男女对演的形式,胡乱加进一些打情卖俏、色情淫秽的词句和动作,影响极坏,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曲艺的中长篇书,在抗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如“剑侠图”之类,占据了曲艺场所,毒害人民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管理部门、有识的听众和走正路的演员都反对,那些十分有害的东西已经绝迹了。但近几年来又有些死灰复燃,在北京的街上也曾贴出《雍正剑侠图》的广告。在农村中,中长篇书的内容也被篡改了,有的名目上是《三国》、《水浒》,内容却是剑侠之类,张飞、武松也能飞檐走壁,吐剑杀人。搞这种精神污染的人,有的本来思想就不大好,所以当邪说一来,一拍即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过去是以写作和演出歌颂社会主义受到了群众的欢迎的,今天却忘了这些声誉,拿钱多多益善,生活阔绰,洋洋自得,拒绝善意的批评和劝告。
对于某些有影响的文艺工作者,公然发表不要党的领导的错误理论,当然要批评;但对于公然在演出场所丑态百出,招徕听众,扰乱社会秩序,对公开的精神污染,熟视无睹,放任他们胡作非为,这也是很不应该的。
要制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在农村说长篇书的曲艺演员,要对他们进行具体的引导和帮助,给他们经过去糟粕,取精华的传统书,也给他们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书,如不接受,就要批评教育,以至于必要的制止。另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应当培养新人。现在有的县办曲艺学习班,招收农村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青年学习曲艺。首先要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培养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相信党的领导。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再让他们学习现代内容的新书和经过整理的传统书,半农半艺活跃在农村,深入到穷乡僻壤,以健康的思想取代精神污染。走上了正路,正气树立起来,就可以堵塞邪路。
我们广大的曲艺工作者要认真地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加强认识,提高觉悟。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使曲艺为四化建设,特别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7版()
专栏:

贵州省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本报讯 去年三月以来,贵州省作协、音协、摄影协等组织,先后举办了六次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讲习会或读书会,每期十五至二十天,每次参加十五至三十人。
贵州省委有关领导部门和文艺界的有关领导认识到,文艺战线之所以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不能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客观实际。他们深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心在这一点上下力气。
他们举办理论讲习会的作法大体是:一、制订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的,争取在有限时间内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两个问题;二、学习中以读马列主义的原著为主,以自学为主,结合组织专题讨论;三、搞好辅导,组织经验交流。
贵州省一些文艺协会采取具体措施,理直气壮地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通过报刊及时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他们正在总结经验和找出差距,准备把这种类型的读书会搞得更好。
(文讯)


第7版()
专栏:

扬州评话出新篇
——谈《挺进苏北》
罗扬
夏耘等同志集体创作的扬州评话《挺进苏北》(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既可作为评话演员说书的底本,又可当作文学来读的好作品。
这部书,是革命历史的生动纪录,又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优秀话本。作品描写陈毅同志奉党中央之命,率新四军挺进苏北,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终于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和开明士绅的同情支持,以及国民党部队中一部分中间势力的中立,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势力,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开创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
这部书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的光辉形象。作者善于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作者也写陈毅同志的心理活动,但总是与故事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作者在第一回书陈毅同志“进香”甘露寺所发生的一连串情节中,就巧妙地表现了陈毅同志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英雄胸怀,以及他的诗人的气质和文采。在以后的几回里,通过首战大桥、保卫郭村、打破敌军封锁、黄桥决战等场面描写,更生动地表现了陈毅同志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家的韬略、素养和气魄。全书共四十回,作者把再现陈毅同志的形象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随着故事的逐步开展,以浓墨重彩和精雕细刻相结合的手法,多方面地表现了陈毅同志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光采照人的形象。
这部书中的其他人物,有些也写得有血有肉,生动感人。张有福是一个老交通员的典型。作者通过他护送陈毅过江与敌人遭遇的描写,在小庙里与陈毅一席对话,以及从汉奸陆少云嘴里智取情报的故事,他忠实积极、胆大心细、勇敢机灵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人物不但是故事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对陈毅的形象也起了有力的衬托作用。还有一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也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评话主要是说给人们听的,要求开书后很快就能把听众抓住,并且非连续听下去不可。这不但要求说书的内容能够引起听众的关心和兴趣,在艺术上也必须匠心独运,巧妙安排。我认为,《挺进苏北》在结构、表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作者既注意学习和继承了传统评话艺术的许多好的东西,又有所革新和创造,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全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注意在每回书开头时简单回叙一下上回书的主要内容,在结尾时安排好“关子”,把全书紧紧地连起来;同时又注意保持每回书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作为若干个中篇或短篇书来讲说和欣赏。整个故事发展脉络自然,层次分明,交代清楚,疾徐相间,疏密有致,藕断丝连。书中有一些穿插,都与主题、人物、故事紧密结合,有助于听众、读者欣赏和理解书的内容。书中有些噱头写得自然、风趣,耐人寻味。如第二回东洋马叫的描写,就很精彩,很能增加书中活泼的气氛。我认为,书中有些噱头和轻松的东西是很必要的,因为人们听书是为了娱乐,即使是内容很严肃、矛盾很尖锐的书,也不应当老是板着面孔,使人提心吊胆,喘不过气来,而应当穿插一些轻松、风趣的东西。又紧张,又轻松,才符合人们欣赏艺术的要求。
就扬州评话来讲,还有一个如何恰当地对待“方口”与“圆口”的问题。如何把语言问题解决得好,《挺进苏北》做了可贵的探索。它采用的基本上是“方口”,既是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又是经过提炼加工的文学语言,并且尽可能少用方言;同时,也吸收了“圆口”中一些好的东西,以增强作品的地方色彩和扬州评话的艺术特色。作者长于叙事,善于抒情,而且善于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交锋,来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比如《陈毅访贤》、《陈毅拜客》等回目,行动少,对话多,好比《三国》中的“舌战群儒”,《说岳》中的“虎帐谈兵”,写得相当生动感人。
这部书当然还有缺点和不足。陈毅同志率部挺进苏北,困难挫折很多,作品是注意描写了,但对当时环境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苦性,还可表现得更充分一些。有些人物的性格还不够突出,不够丰满,象聂扬、惠平等正面人物,都还缺乏细致的刻画。有些篇章,如进军泰州、攻克黄桥、撤离姜堰、歼灭李守维等正面描写打仗的场面、情节,还显得简略、一般化。作者准备继续加工修改,尽可能地把这部书的思想与艺术质量再提高一步。


第7版()
专栏:

战友和诤友
——从马克思与海涅的友谊谈起
叶廷芳
海涅与马克思的友谊是欧洲文学史上的美谈。虽然两人的直接接触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彼此结下的友情却是十分深厚的,以致1845年初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前夕写信给海涅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海涅也说:“我们只须用几个符号就可以彼此明了的。”
海涅认识马克思的时候,已经是蜚声欧洲文坛的名诗人了,但他对刚露头角、年龄比他小二十一岁的青年批评家马克思十分尊重,有时候几乎每天都去马克思家,向马克思夫妇朗诵自己的诗作,征求意见。他有的诗作就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参与下,共同修改、推敲达无数次而成的。
海涅刚认识马克思的时候,虽然他的“精致的文学”早为马克思所赞赏,但他的诗主要仍停留在对爱情和夜莺的歌唱,显然不能适应面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批评他沉湎于这种“无止无休的爱情的怨诉”,要他“最后放弃”它。海涅不是对一切批评都乐于接受的人,尤其是市侩们那种岂有此理的批评使他十分气恼,有时竟跑到马克思夫妇面前去哭诉自己的委屈。但这位一心要在“地上”建造起人人有饭吃的“天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听到马克思的意见后,决心另走一条路,写出“具有更高的政治气息”的作品。就在和马克思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写出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杰作:《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随后不久又写出饱含革命激情、有些甚至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政治讽刺诗集《时事诗》。海涅因此获得了“政治诗人”和“革命鼓手”的称号。他以这些诗的“火”和“剑”“加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斗“队伍”,成为他们忠诚的战友,而这一战友资格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这位诤友的指导和帮助。所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梅林指出:“海涅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就可以表明,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多么巨大。”这种影响在与马克思深交过的其他诗人如弗莱里格拉特、韦尔特等人的创作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马克思和海涅的友谊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革命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互相尊重、真诚合作和取长补短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但目前我们有些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还不那么融洽,甚至可以说有点紧张。有的作家爱听恭维,忌讳批评;有的青年作家在成名前需要批评家为他开路,一旦功成名遂,便视批评家为多余;个别同志甚至一听批评便火冒三丈,兴师问罪,如此等等。这些同志似乎应当学一点海涅的气度和胆识。不难设想,如果当时海涅对马克思的批评也采取这种态度,因而不改变他的创作方向,可以肯定,他是不可能取得作为伟大诗人的历史地位的。这里就有反面的例子:曾经跟马克思也有过深交的拉萨尔,他在《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的创作过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坦率而中肯、精辟的批评意见采取与海涅相反的态度,尽管拉萨尔也不乏才智,但他这种自负的、非科学的态度注定他成不了真正的作家。
有的同志借口我们的文坛没有“别林斯基”而轻视批评家。不错,名家往往拥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但并非所有的真知灼见都在名家手里。何况所有的名家也都是从非名家起步的。其实,古来真正有出息的作家都是从善如流,而不怎么在乎别人的名号的。如果当年海涅也唯“斯基”是求,那么他就不会把刚刚走上论坛、名气比他小得多的青年批评家马克思放在眼里。然而海涅恰恰从这位“小字辈”那里获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财富!正如狄德罗所说,一个作家“假使他能遇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比他更有天才的批评者,他是何等幸福啊!”海涅获得了这样的幸福,这正是他作为伟大作家的识见之所在。
正常的文艺批评与创作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乃是客观的规律,但现在有的同志表示怀疑,甚至公开表示否定,认为文艺批评只对读者的鉴赏力起作用,对创作则无关宏旨,云云。这种批评与创作无关的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以我国目前的文艺实际来说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与文艺批评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而文艺界存在的精神污染,有些作家陷在错误的思潮里不能自拔,显然也与我们的文艺批评还不够坚强有力,某些作家不能虚心听取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意见有关……。一个作家的世界观、文艺观、文学修养和艺术个性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文艺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有人声称“我不顾及一切批评”,实际上他对批评还是要顾及的,不过顾及的程度不同,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同而已。绝对“我行我素”的作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狭隘的故步自封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态度,不足为训。
当然,文艺批评本身目前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当前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否定甚至抵制文艺批评的倾向,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自从有文艺创作以来,文艺批评就始终与它伴随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文艺运动的不断发展。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在旧时代当然不可能做到始终谐调,但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两者完全有条件建立起新型的关系。他们应该是同一条战线上团结合作的战友,又是同一方向下互相切磋的诤友。当年共同的奋斗目标把马克思与海涅联成这样的亲密关系;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责任感,更应使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结成亲密的战友和诤友的关系。


第7版()
专栏:

加强电视剧队伍的建设
马联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视剧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是,电视剧的思想艺术质量不稳定,特别是今年上半年,质量似有下降趋势,平平者居多。不少同志批评部分电视剧质量不高,甚至有某些精神污染,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节目主题泛泛,缺乏足以惊醒人、感奋人的思想力量。有的节目脱离生活,生编硬造;个别节目不顾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追求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所谓“朦胧的诗意”。部分节目缺乏独特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落套,满足于图解人物,说明政策。凡此种种,究其原因,无不与创作人员的思想水平、业务修养和生活积累有关。
为了进一步推动电视剧事业的发展,提高电视剧节目的质量,我以为,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电视剧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与业务修养,是根本大计。
加强电视剧队伍的建设,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建设。电视剧是对现实生活具有敏锐感触力的艺术,它反映迅速,普及面广,面对城乡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观众。因而,电视剧担负着及时反映生活前进的脚步,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光荣使命。这需要广大电视剧工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及时地准确地捕捉现实生活中一切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萌芽的事物,塑造和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真实地深刻地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矛盾,通过艺术形象正确地回答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电视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责无旁贷,要在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部分电视剧质量不高,一个重要表现是思想内容方面的平庸,人云亦云,缺乏创见,有些节目图解政策,也有个别节目离开了正确思想的指导,流露出不健康的思想情绪。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实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对于广大的电视剧工作者来说,努力做到这一点,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加强电视剧队伍的业务建设,也是当务之急。几年来,生产电视剧的单位已经由几个发展到几十个,无论从整体或者从局部看,都暴露出一个问题:创作与制作电视剧的队伍不配套,专业化程度很低。剧本是一剧之本,不少电视剧质量不高,关键是剧本的文学性差,但电视剧的编剧力量严重不足。电视剧生产的技术性很强,需要加强科学管理,而恰恰制片力量较弱,不少担任制片工作的同志不谙业务,不善管理。因为节目的需要量大,常常供不应求,大多数电视剧工作者又被任务压得没有进修和深入生活的时间。据了解,有的同志名为电视剧导演,却不懂摄象机的基本性能,不会写分镜头剧本,有的同志拍了几个反映工业题材的电视剧,但没有认真地去过工厂。这些问题不得到切实解决,提高质量将落为空谈。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满怀热情地关心这支队伍,采取多种措施,创造各种条件,培训这支队伍,有计划地提高这支队伍的业务能力与艺术素质,并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到生活中去,汲取营养,积累素材,保持与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逐步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化的电视剧艺术工作者的队伍,需要骨干。骨干会从现有这支队伍中不断涌现,同时还需要从专门的学校里培养。单靠一支专业的队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发动、组织和依靠广大文艺界的力量,动员文学界、电影界、戏剧界有更多的文学家、电影家、戏剧家、理论家参加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和理论研究工作,共同扶植电视剧艺术这棵幼苗。在电视剧艺术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上,我们也应当走一条自己的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团结合作的大军,为提高电视剧节目的质量,把社会主义的电视剧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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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提高电视剧质量笔谈

大力发展自己的儿童电视剧
马光复
孩子们喜欢看电视,更喜欢看反映他们自身生活的电视剧。因此,大力发展我国自己的儿童电视剧和提高儿童电视剧的质量,是当前迫切的任务。
这些年来,我们的儿童电视剧有了较大的进步,但还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的要求。因此,国外的阿童木、雷欧、尼尔斯等等成了孩子们最熟悉的名字。有时,孩子们饥不择食,只好跟着大人一起看那些外国的什么“三四郎”呀、“敢死队”呀等等,常常受到某些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很难在一个短时期内加以清除,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电视工作者的注意。
儿童电视剧是为孩子们制作的电视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脱离儿童的年龄、智力、心理特点,并要尽力反映儿童所关心的事物,为孩子们所乐于接受。有些同志以为儿童电视剧只要做到浅显易懂就可以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淡如白开水的作品,肤浅、贫乏、简单,成为干巴巴的说教或图解思想。
少年儿童有着自己的富于幻想和追求的生活天地,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每一个成年人都经历过而又不知不觉淡忘了的。他们与成年人一样,要求反映自己生活的电视剧,要真善美,尽管他们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来。如果以为“稚童好欺”,那可是千错万错了。特别是当今的少年儿童,他们的小脑袋瓜儿可不是只有一根弦!有一部电视剧,描写一个孩子为了帮助一位病重的老奶奶,将自己也已病重的爷爷的药端给老奶奶喝。孩子们马上提出疑问:“助人为乐好,可也不能让自己的爷爷死掉呀!”由于年龄、生活阅历、知识面等原因,孩子们在对待客观事物的认识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去动物园看熊猫,大人去一两次也就够了,可孩子不同,去上十次几十次也不厌烦。在解决生活中千变万化的矛盾时,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态度。成年人吵了架,可能几天不说话,可孩子们即便是动起手来打得不可开交,不大功夫也许又在一起开心地玩起来。他们的语言更是富有特色。在电视剧中,努力去表现孩子们的真情实感和他们的天真、纯朴、甜美、稚嫩,自然就会有儿童情趣。这儿童情趣应该是儿童电视剧必须具备的美。没有这种儿童情趣的美,电视剧就不可能以情动人,不可能叩响小观众的心扉。
目前,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当然也需要童话片、神话片、历史题材的和译作),这是因为它和孩子们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最接近,最亲切,因而也最容易感染孩子们,使他们受到教育。但是,不管是什么题材的儿童电视剧,都不能不重视儿童情趣的追求。我们应该在这种追求中,创造我们自己的众多的典型形象,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去影响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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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冽的水 甜润的歌
——读《引滦诗选》
陈惠方
《引滦诗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军内外39位专业和业余诗人献给这一宏伟壮美的工程和功勋卓著的建设大军的深情的赞歌。
如果说,引滦工程建设是一首黄钟大吕式的浩歌,那么,这本诗集里的诗恰如那婉约柔和的小唱,轻松自如的和声。它如同滦河水那样甘冽,如同津门用滦水泡沏的“龙井”那样甜润。“五百一十七级台阶”,对于懦夫来说,是望而生畏的不可逾越的“台障”,而在诗人的诗中,战士却把它比作琴键、塔尺,比作诗行、画幅,比作登泰山的“天左一柱”、珠峰的绝顶。这是战士心情的真实写照,十分恰当而又形象传神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压倒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老诗人田间雄心犹在,也赶来助唱,其诗如喷珠吐玉:“我们打进地球去,引滦不过是一关”“不怕死自有斩山剑,为四化自有焚石山”“滦河滦河你行,战士引你起身!”引滦工程的成功,离不开滦水所经之处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他们为了全局的利益,不惜舍卒保车,表现了可贵的顾大局、识大体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当滦水行将淹没那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丰饶的故土时,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战士诗人徐明德的《故土》,表现了他们“滦河水呀,你慢慢上涨……”“滦河水呀,你还是快些上涨吧……”这种微妙、复杂而又可以理解的心情。乡亲们是眷恋自己的故土的,但是他们更懂得当全局需要的时候,作为新时代的农民应该怎么做。家在滦水之滨的刘章在《大黑汀咏思》中写道:“故乡流水照我影,此时此地倍动情,山重重,水重重,心事千万重:为天津百万同胞,饮水永绝海咸和鱼腥;愿做故乡峡谷风一缕,推波助澜长相送!”恰如滦河源头的泉水叮咚,感情真挚,琅琅上口。
“引滦,也引出诗的新风吧,不再是催眠一曲,朦胧一片。”火热的引滦工地,是诗的源泉,是诗的熔炉。诗作者和创业者打成一片,和伟大的建设事业熔为一体,诗风也随之一变。诗作者和建设者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歌是献给四化的奋斗者的。创业者大都战斗在喧嚣的工地,沸腾的矿山,嘈杂的车间,熙攘的商场。他们忙碌了一天,紧张了一天。在工余,需要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需要松弛神经,恢复疲劳,需要积聚精力,以利再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诗歌作者来说,应该给他们送去怎样的诗歌呢?
通过体验,通过感受,通过探求,通过测试,诗作者们懂得,此时不宜站在创业者的旁边。虽然这些诗作者创作的手法不同,风格迥异,但都不约而同地按照战士的审美观,努力追求明快清新、质朴无华、活泼诙谐的艺术风格,这就是这些反映时代斗争生活的感时之作的特点和基本格调形成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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