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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十二大代表段君毅说
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的决策完全正确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十二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说,我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这次大会将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载入史册。
段君毅说,党中央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和各项方针政策,是顺应党心民心,合乎历史潮流的,它必将调动起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投身到这一伟大斗争中去,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可能达到的。关键在于耀邦同志讲的“力争”二字。力争就是要努力,要有点精神。
段君毅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说,我完全同意报告提出的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分清轻重缓急,进行重点建设的决策,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搞上去。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定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一定要实行计划为主。不集中必要的资金,重点项目就建设不起来,就会影响四化的进程,我们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集中是主导的方面,是不可动摇的方面。我们也要适当照顾地方、企业的需要,要继续改善群众生活。我的理解,这就是陈云同志讲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意思。
他说,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市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解放初期平均每个职工赡养3口人,1981年降为平均每个职工赡养0.44人,这是很大的变化。住房、教育、文化等方面,仍然要花一些钱。但这些钱都要靠努力发展生产来解决,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来解决。
段君毅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精神文明建设更为重要,更要搞好,北京市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说,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有点精神。中央提出“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月”以后,北京市和全国一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了显著的进步,这证明事在人为。前一个阶段,我们又抓了六件事: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狠刹大吃大喝、搞“关系户”等不正之风;检查领导干部对子女的教育;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进行了以批评自我批评为中心的总结;改选了基层支部;进行了反腐蚀教育。这些活动,都收到初步的成效。我认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一要宣传,二要坚持,三要不断提高。


第3版()
专栏:

我们党和国家已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联系湖北实际谈一点体会
陈丕显
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十二大所作的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报告第一部分从七个大的方面论述了我们党和国家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我们湖北省这几年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充分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湖北省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全面地进行拨乱反正,这是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的最根本的转变。
近几年来,我们湖北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8月,我们在全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对端正思想路线,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1978年底党的三中全会和1979年2月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几年我们省在工作中始终注意贯彻中央提出的这个指导思想,坚持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大力纠正长时间形成的“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注意排除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我们体会,在指导思想上比较端正、比较明确,这是全省的各项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较快进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中全会以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首先是狠抓了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干部政策,划清了重大是非界限,澄清了思想混乱,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发展。
拨乱反正还突出地表现在大力纠正过去经济工作指导上的“左”的错误。回顾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总的说来,思想认识上是比较明确的,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步骤也是稳妥的,每经过一段时间,工作都有比较显著的进展。1980年8月省委召开的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改革、搞活经济的问题,提出了十二条措施,这对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农村工作,提出跳出大寨框框,扩大自留地、自留山,支持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这对清除“左”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
全省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这是一场伟大变革,因此始终有思想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一部分同志总是看不顺眼,甚至抵触,抵制。这些同志当中,大多数还是认识问题,而对待认识问题又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在推行责任制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强调“方向要明确,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工作要做细”;强调尊重群众的意愿,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强调不论哪一种责任制形式,只要是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正确处理社员、集体和国家三者关系,都应当加以肯定;强调克服“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注意防止出现和纠正放任自流、破坏集体财产的错误倾向。现在看来,发展是健康的、顺利的,总的是在稳步前进。到现在,全省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占总数的97%以上,其中包干到户责任制形式占大多数,而且还在扩大。大量的事实证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大包干以后,广大农民打心眼里高兴,社员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农村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有的社员说:“一年责任制,胜过十年‘大锅饭’。”有的社员在门上贴出对联,上联是“责任制符合民意”,下联是“大包干尤其优越”,横联是“党同民心”。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着重纠正“左”的错误,一方面也始终注意防止和克服右的倾向。对思想战线曾一度出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我们坚持原则,采取疏导的方针,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开展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必要的思想斗争,明确指出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去年我们贯彻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分别召开了多次的小型座谈会和全省座谈会,进行了多次的个别交谈。看来,这方面的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有错误思想的同志,认识了错误,心情也比较舒畅。
我们体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反对“左”的和右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并且要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注意把这个原则把握好,坚持有什么倾向克服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指导任何工作,都要注意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做,本质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工作、党的事业始终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抓经济工作,根本地也是要把指导思想搞端正,这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努力全面正确地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体会,要始终注意处理好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经济调整和发展的关系。不能只抓一个方面,也不能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就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贯彻调整方针,要使经济结构在前进中逐步趋于合理,使国民经济能够稳步地持续发展。
二是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这就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有一个较好的速度,这对湖北来讲更应当是这样。国家把一些重点大型企业摆在湖北,湖北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应当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速度和效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讲效益,速度是虚假的;没有一定的速度,在总体上也不可能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这几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总的讲是有成效的,发展趋势是好的。
三是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关系。我们体会,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核心问题是要从全局着眼,从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兼顾国家、企业、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利益,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着重纠正长期以来统得过多过死、忽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利益的“左”的错误。实践证明,这是必要的、正确的。结果是调动了积极性,搞活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当然也不能偏到另一方面去。如果损害国家和全局的利益,到头来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及时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认真贯彻调整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始终注意坚持上述指导思想,因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农业,调整内部结构,坚持抗灾斗争,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今年夏粮达85亿斤以上,油菜籽588万担以上,都创历史最高水平;早稻82亿斤以上。如果9、10月份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工业,我们先后重点抓了能源、交通和轻纺的发展,以及重工业的调整,在工交战线接连打了几个大的战役。总的是:抓电促轻,以轻促重,以重扶轻。1981年底同1976年底比较,全省火电装机容量由64.97万千瓦(1975年)发展到140.31万千瓦,发电量由75.50亿度发展到137.16亿度。同时还新架设了5,794公里长的输变电线路。其中,包括长达396公里的全国第一条50万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新建变电站的新增容量为512.1万千伏安。在改善交通运输上,除了继续加强公路建设,在1978年,我们下决心一次给山区地县提供了1,500辆汽车;去年又用二汽的5,000辆“东风”车更新了老旧车。去年突出抓了轻纺,抓产品质量、品种,抓适销对路,轻纺工业产值由1976年的54.89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到去年的127.91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其中去年一年就增长20.31亿元。同时,也注意了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协助国务院有关部门帮助二汽和武钢解决生产上的几个难关,打开了产品销路。1976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是110.38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计算),去年达246.53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其中,1978年到1980年,每年平均递增18%以上。去年尽管在能源、交通、原材料等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仍然增长了10%。财政收入,去年完成36.5亿元,比1980年增长7.4%,同时完成了中央财政借款4.67亿元和购买国库券1.4亿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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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大代表周惠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要继续注意解决好农民问题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十二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在十二大小组会上说,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实现工农业年产值翻两番的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把八亿农民的问题解决好。
他认为,首先要下大力量把“双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落实好,使之不断提高和完善。他说,这是农业生产经营上的一场重大改革,实际上也是生产关系的一场重大改革。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象过去搞土改和农业合作化那样,一个队一个队去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真正作到象胡耀邦同志讲的那样,“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
周惠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上不去,翻两番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各个经济部门都应为农业着想,特别是解决农村的能源、交通问题和商品流通问题,以继续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城市要多为农村服务,多为乡里人帮点忙,这对于我们边疆地区尤为重要。
周惠接着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武装八亿农民,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没有八亿农民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提高,就没有现代化。因此要在农民中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最近耀邦同志在内蒙古视察时提出要使科学技术通俗化、大众化、实用化,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落实,中小学也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他还说,要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把这种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八亿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我们的民风就会得到根本好转。
周惠说,回顾历史,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失败,都同是否正确解决了农民问题有极大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曾经过了很多曲折,毛主席抓住了农民问题,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才把民主革命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碰到了这个问题。由于较长时间“左”的错误的影响,妨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了,接着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周惠兴奋地谈到,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广大农民多年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过。”这句话把农村形势以至整个形势表达出来了,把广大农牧民以至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反映出来了。周惠说: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来看,农牧民的情绪确实好。我到这里工作整四年了。刚去时,牧民没有奶茶喝,炒米和肉少得很,现在喝奶茶不成问题了,炒米和肉也多得多了。农民现在手里有粮,十户中有六七户、七八户有余粮。今年许多农民到了春天还在卖余粮,这是过去没有的事。据调查,1981年与1978年比,内蒙古全区每人平均收入,牧民增加了137元,农民增加了102元,今年畜牧业又有发展,牲畜总头数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夏粮收成好,秋季作物也不坏,再有半个月不下霜就保收了。虽然少数地方有灾,但总的看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为什么这样好?根本的一条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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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大代表霍士廉在小组讨论会上表示
本世纪末山西工农业年总产值定能翻两番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全国能达到,山西也一定能够达到!”这是十二大代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山西省其他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表示的信念。
霍士廉说,完成这个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有这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山西情况看,我们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利条件。山西省工业基础较好,又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其他矿藏。在工业中,重工业比重较大,特别是冶金、机械工业基础雄厚,这对于搞好工业技术改造、建设山西能源基地、发展农机具以装备农业,都有重要意义。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我省工业发展的潜力很大。目前,我省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相当落后,以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例,我省名列全国第23位,如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即可增加产值50亿元。只要我们作出认真的努力,是能够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霍士廉说,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要有相应的部署和办法。发展山西工业,一要开发利用好煤炭资源,保证完成煤炭外调任务,这是解决全国能源问题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责无旁贷。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煤化工,搞好煤的综合利用。二要从内涵上下功夫,着重抓好企业技术改造和经济体制改革,搞好企业全员培训,开展好学沿海、学先进活动,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三要建设山区工业。四要加强对工业工作的领导,搞好企业整顿,特别要整顿好企业领导班子,注意把朝气蓬勃的“明白人”选入领导班子。
霍士廉说,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打好农业这个基础,要抓紧粮食生产,争取早日实现粮食自给。要从山西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出发,坚持以土为首,土水林综合治理的方针。要在继续完善、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抓好农业科技的研究、推广工作。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支持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尽快增加农民收入。
霍士廉同志说,为了保证上述经济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必须按照中央部署,有系统地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四件事中,关键是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进一步端正党风,在今后五年内实现三个根本好转。只要我们全省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在二十年内全省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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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大代表刘杰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解放思想 勇于改革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十二大代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在小组讨论会上说,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且开始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勇于改革。
刘杰说,在农业上,我们打破过去的老模式,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要求出发,顺应群众的要求,推行了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由之路。在工业、财贸和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我们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各种改革,收到了成效。这就给我们以很大启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不能只从现状出发来算账,应该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刘杰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某些改革还只是初步的,不用说在工业、财贸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就是农业也仍然有许多环节急待我们继续进行改革。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力和资金,专业户、重点户大批涌现,经营方式不同、规模大小不等、多样化的新的经济联合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农民对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要求日益迫切。而当前农村经济体制,包括为生产、购销、信贷、科技、生活服务等部门互相分割,很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广大农民群众正在探求一种新的形式来全面综合组织农村生产和经济生活。正如胡耀邦同志报告中所预料的那样,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发扬优势,有利于大规模采用先进生产措施,形式多样的更加完善的合作经济。所以,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要从实际出发,勇于实践,勇于改革。
刘杰说,工业方面的潜力比农业更大。这几年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一些好的经验,例如,最近对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试点,也就是恢复了过去自负盈亏、浮动工资、民主管理的办法,结果一些亏损单位很快转亏为盈。我们有些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益如此之差,为什么就不能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某些有效的办法推广到全民企业中去呢?总之,在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问题需要改革。我们要善于发掘和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把各方面的潜力开发出来,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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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月2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在小组会上讨论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
这是冯文彬同志在发言。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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