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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要为实现宏伟目标多作贡献
汪道涵说，就胡耀邦在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实事求是的，上海将大力生产社会急需的、代表发展趋向的产品和传统的名牌产品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党的“十二大”代表、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说，上海要为国家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汪道涵就胡耀邦在“十二大”上的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在战略部署上中央把这个奋斗目标分为两步走，前十年作准备，后十年振兴，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状况的，是实事求是的。他说，上海将结合本地的情况，研究和制订实施这个总目标的具体规划。
上海1981年的工业总产值为647.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八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汪道涵说，上海现有大中小企业8，000多个，其中大多数企业的设备比较陈旧，要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必须对这些老企业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
他说，上海市的技术改造以自力更生为主，也将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一批中小企业。
根据上海市的技术改造规划，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至1985年）期间，上海主要抓棉纺、毛纺、食品、自行车、电视机、电站设备、造船、仪器仪表、电力、电讯、热加工和电镀等30个行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使这些行业的主要产品、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先进水平。
汪道涵说，鉴于上海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今后将逐步压缩一般产品，大力生产社会急需的、代表发展趋向的高档精密新技术的产品和传统的名牌产品，其中包括计算机、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优质钢材、大型船舶、石油化工产品、轻工业、食品工业及纺织品等。
他说，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上海将改造和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文化发达、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商业城市和我国的重要口岸之一。
汪道涵指出，上海三年多来经济稳步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政策的正确性。从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中，上海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1％，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4％。
他说，在过去三年中上海在改革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组织了一批跨行业、跨部门和工贸结合的公司。并根据“取长补短，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国内发展了跨地区的经济联合体。目前，上海已同江苏、浙江、安徽、湖北、云南、广西、黑龙江等17个兄弟省、自治区采用合资经营、技术合作等形式，搞了200多项经济联合项目（不包括无偿的技术协作项目），转移了3，600多项科技成果，既支援了兄弟地区发展经济，也增加了上海短缺物资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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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如冰在十二大分组讨论会上说
坚持实事求是，发扬攀登泰山精神
搞四化建设，必须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怕苦、不怕累，百折不挠，顽强奋斗，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山东省代表白如冰，在分组讨论会上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攀登泰山的勇敢精神，就一定能够全面开创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白如冰说，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作的报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全面地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我们完全拥护。这次大会，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完全可以预见，随着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我们党的战斗力一定会大大提高，党一定能够率领全国人民全面开创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白如冰说，从我们山东的实际情况看，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1981年同1978年相比，农业总收入增长52.8％，多种经营总收入增长87％，社员人均集体分配达到125.5元。特别是鲁西北四个地区，由于突出抓了农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大幅度增长，去年社员人均分配比1978年增长了两倍。全省工业总产值，三年增长18％，达到335.8亿元。取得这些可喜的成绩，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白如冰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我个人体会最深的一条，就是端正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对过去的问题拨乱反正，自觉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汲取经验教训，工作就会有生气，局面才能打得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注意了从领导做起。对于省委和我个人过去受“左”的错误影响，工作中出现过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上报下达，带动全省各级统一了思想认识。
白如冰说，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山东的各级党组织要带领全省人民，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是可能的，也是非常艰巨的，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抓好三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已经被我们认识和掌握，但也还有不少问题我们并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完全认识。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视调查研究，及时抓住并解决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二是要下大力抓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搞四化建设，必须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要有攀登泰山极顶的大志；必须有不怕苦、不怕累，百折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必须胸怀全局，做到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集体；必须有争先恐后，勇往直前的精神，要在四化建设中走在前头；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讲究“登山”的艺术。党员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
三是要抓紧改革领导机构，把各级领导核心搭配好，建设好。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个自然规律。我们的事业，需要比较年轻的一代来继承、担当。新老干部交替，是革命事业发展、历史前进向我们提出的战略任务。我们要本着这个精神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让一批年老体弱的同志退离工作的第一线，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标志，是一件大事。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的四化建设就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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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科技事业必将迅速发展
钱学森在十二大小组讨论会上说，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听了非常兴奋，更增强了信心。我国科技人员可以向党保证，决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解放军代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向我国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光荣的任务。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有能力攻克科学技术上的许多重大难关，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必将获得迅速发展。
在今天举行的小组讨论期间，钱学森说，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听了报告后，非常兴奋，更增强了信心。有些人对我国科学技术能不能较快地发展抱有疑虑。这是不必要的。我很同意聂荣臻同志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蠢，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也不蠢。中国科技人员的勤奋努力，是世界同行们公认的。我们前进的动力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不甘心落在人家的后面。有了这几条，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夜以继日，努力工作，就不怕不出成果。
钱学森说，我1955年回到祖国，二十七年来形成一个总的看法：不管什么样的科学技术难题都难不住我们。我们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组织力量，集思广益，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发扬科学技术民主，所谓难题就解决了。原子弹、氢弹、卫星、导弹，不是都研制出来了吗？靠谁呢，靠我们自己。当然，总的说来，我们毕竟起步晚，队伍比人家小，应该承认落后。但是，这种落后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
钱学森说，要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机构体制、组织管理等方面都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科技工作的步子是会迈得更大一些的。他说，使我们高兴的是，现在党中央重视了这些问题，正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只要这样做下去，可以预期，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就是指日可待的。我国科技人员可以向党保证，决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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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瑞环在讨论十二大文件的小组会上说
到本世纪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完全可能
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强的党中央的领导，有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我们有信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党的“十二大”代表、天津市代市长李瑞环指出：实现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在天津市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李瑞环对能否实现胡耀邦同志提出的二十年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列举的四个方面是：
一是从建国后的历史看。1957年到1980年的二十三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7.6％。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需要每年平均递增7.2％，比前二十三年的平均年递增率还略低一点。当然，我国现在的工农业情况同过去不同，要保持二十三年的平均递增率难度会大一些。但也要看到，前二十三年工农业的增长是在经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折腾、大挫折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大折腾、大挫折。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以每年平均递增7.2％的速度，到本世纪末把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决不是高不可攀的。
二是从国外经济发展情况看。根据已知的资料，有些国家经过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做到了把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国现在的条件不比这些国家当年的条件差，用二十年时间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应该是可能的。
三是从现在的经济状况看。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到本世纪末把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物质保证。特别是我们的经济效益目前还比较差，发展的潜力很大，只要抓紧企业整顿，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技术改造，就一定会充分发挥现有物质技术基础的作用，实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四是从我们国家的政治条件看。我国已经结束了多年动乱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安定团结。我们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强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有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样好的政治条件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它使我们有信心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李瑞环也谈到了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能源供应不足，交通运输紧张以及其它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他认为，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必须正视，认真加以解决。他说，值得高兴的是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充分地估计到这些困难和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切实有力的对策、措施，这就使我们对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更加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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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浏阳人民的长工
——访问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陈再仁
本报记者 林里
应了读者的要求，我来湖南访问陈再仁。
陈再仁，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湖南省劳动模范，浏阳县委书记。
他，浏阳龙潭人，在基层工作多年。他，身强力壮，心宽体胖，谈笑风生，豁达开朗。那黑红黑红的脸庞，那黑红黑红的臂膀，说明他承受了过多的阳光照射。他，脚蹬胶质草鞋，裤腿挽到膝盖以上，一副随时随地都能下田、开工的架势。那满头白发，该是操劳过度的象征吧！？其实，他才五十二岁。
从十三岁开始，他给地主放牛，给富户打工，直到浏阳解放。
现在——人们说他是浏阳人民的长工。
1977年，陈再仁走马上任，做了浏阳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当他发现牛石公社问题较多，群众生活还有困难的时候，他去了困难最大的花树。他走进一户农家，看见三个孩子，围着一锅野菜，当饭充饥。孩子的父亲，外出打工，谋生去了。孩子的母亲，病倒床头。陈再仁细心观察，耐心询问，才知道他们已经断粮。
陈再仁走进另一户农家，黑洞洞的房间里，三个孩子偎依在一张床上，没有被褥，没有蚊帐。大一点儿的女孩，一眼看见来了干部，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直扑到陈再仁脚下。孩子的父母双亡，生活陷于绝境。
花树，这个小小山村，41户当中，竟有29户缺粮。
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陈再仁当然清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灾难是如此深重，如此令人痛心、不安。陈再仁向县委汇报，说了自己的感受，还建议组织工作组。他背起行李，到花树蹲点去了。
陈再仁长期在基层工作，养成就地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来到花树，他跟群众一起，犁田、播种、育秧、割稻、打谷……农民干什么，他干什么。连送公粮、卖余粮，他也挑着谷箩，把亲手收获来的稻谷，送到收购站。
插秧时刻，花树的三个插秧能手，要同陈再仁竞赛。他们讲好标准，谈妥规格，同时下田，同时起步。结果，陈再仁最先插完，第一个上岸。
中耕季节，农事较闲，陈再仁回县开会。会议结束的那天，陈再仁见天色尚早，便担起粪桶，掏满粪水，把满满两桶粪肥从县城挑到花树，行程24里。
陈再仁带给花树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力。他是县委书记，他在这里指导全县工作，动员人民，组织群众，向困难挑战，向生产进军。同时，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落后的花树，在推广优良稻种上走在前面。陈再仁自己经营的那块杂交稻，成了花树周围所有稻田当中最好的一块。连路过花树的汽车司机，也停下车来，品评一番，赞美一番。
于是，“县太爷”挑大粪，“县太爷”送公粮，“县太爷”下田插秧等等消息，传遍浏阳，成为美谈。
陈再仁在花树蹲点的头一年，稻谷产量由上年的14万斤，增长到22万斤，人均收入由38元增长到67元。第二年，稻谷产量高达28万斤，人均收入96元。
转眼之间，陈再仁担任浏阳县委书记已经六年。六年当中，他到过五个村镇蹲点。其中，已经结束的四个点上，光是稻谷产量，就增长50万斤。
这些年，浏阳县委每年都要作一次农村调查。每年都要根据调查所得，找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常委们分头下乡、蹲点，直到问题解决才收兵回县，安排来年工作。1980年调查，发现全县有699个生产队人均收入不到60元，而且多在边远山区。县委决定抽出大批干部，分赴18个山区公社帮助工作，同时拨款30万元，粮食200万斤支援贫困队，为改变山区面貌打下基础。
今年农村调查的课题，是生产责任制全面铺开以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包产到户以后，国家干部还要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到哪里劳动？……陈再仁用他的行动作了回答。
县城北面，稍微偏东一点的地方，有个溪江公社。它的新屋生产队，有个67岁的老人，叫陶元佑，是个又瘦又矮的小老头儿。早年当长工，六十年代初期，一场大火，烧掉他多年积蓄下来的东西，他只身来到新屋，在亲友帮助下重建家园，娶了妻。结婚晚，孩子多，夫妇二人加上五个孩子，是个7口之家。前些年的“大锅饭”，确实帮了他的大忙。陶元佑也一心一意为集体。队里叫他做什么，他便老老实实，认真负责做什么，从不挑肥拣瘦，从不讲价钱，是众所公认的好社员。可是，对于包产到户，他就不那么热心了。这也难怪，他已不是全劳力，孩子还没有长大。再说，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好社员，多是听从别人指挥，从不操心谋算。连化肥怎样使用，农药怎样配置，他都不懂。他拥护责任制，但希望再过五年，等儿子长到18岁，再包产才好。……责任制势如破竹，一下来到了新屋。陶元佑勉强包了七亩七分田。怎样耕种？他发了愁。
浏阳县委确定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抓专业户、重点户、困难户。他们开大会，表扬那些养猪的、养鸡的、养鸭的、养鱼的、养兔的、造林的、种树的……，奖励那些一年收入超过一万元的“万元户”和年产稻谷1万斤以上的“万斤户”。一年出售万斤粮的也奖励。对于一造完成全年征购粮、三超粮、爱国粮的，既表扬又奖励。这一来，农村热气腾腾，欢天喜地。农村秀才再次施展他们的创作才能，编了顺口溜：政策好，人努力；富了大集体，活了小自由。还有人写诗：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剩得再多，也归自己。
困难户呢？县委分析，困难户约有10％，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帮一户。国家干部要到困难户家里去劳动。陈再仁首起响应，严格履行党员义务。他跟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秦哲纯，负责帮助陶元佑。
在陶元佑家里，陈再仁不仅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出主意，订计划，俨然成了陶元佑的“管家”。哪块田种稻，哪块田从事多种经营；用什么谷种，买多少化肥；添置什么农具，准备什么农药……这一切，陶元佑这个一家之主，说不出道道，要靠陈再仁代劳。
春耕，陈再仁替陶元佑选种，育秧，肥田，插秧。夏收夏种，又帮他割稻，打谷……。陶元佑家的肥料不足，尤其缺乏土杂肥和有机肥。陈再仁回到县里，找来粪车，把县委机关的大粪，掏在桶里，装在车上，一天运了四次。
陶元佑含着眼泪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县委书记会来帮我种田。”
陈再仁把陶元佑包的七亩七分田，分出三亩八分，试办丰产田。结果，早稻亩产1，050斤，加上陶元佑自己耕种的部分，共得干谷6，578斤，比去年全年分到的口粮多得多。根据晚造种植面积和生长情况，今年，陶元佑起码能收万斤谷。陶元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终于享受到了一造完成全年征购粮的光荣和喜悦。
陈再仁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劳动。
哪里有困难，陈再仁就到哪里蹲点。
陈再仁到哪里蹲点，哪里就增产、增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浏阳县制订了干部《劳动手册》。后又改为《考勤手册》。考勤，还要由考勤员签字。书记、县长，谁都不能例外。考勤结果，还要向全县通报。陈再仁的“手册”表明，他曾有过一年劳动86天的纪录。另一年，稍少一点，78天半。要是用出勤标准来衡量，多数年月是全勤。——为了避免过头话，就说全勤年月多，缺勤年月少吧！星期天，他很少休息，过年过节，也不能全休，因为他是县委书记。
浏阳干部都知道，要是连续开上几天会，陈再仁便坐卧不安，象是缺少了什么东西。他会利用会后饭余，到田间干一两个小时，或者利用夜晚，到他的点上，住上一宿。陈再仁说：“你可别小看这一夜晚呀，一到了点上，群众想什么，县委应当做什么，就全都一清二楚。”
浏阳县推广生产责任制，晚了一年。陈再仁在小会上作自我批评，在大会上承担责任。其实，他也有难言之苦。湖南从1959年起，反右倾，批判“三自一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左”的影响越来越深，群众吃尽了苦头，给基层干部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群众要求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的迫切心情，陈再仁比谁都清楚。但他一想到六十年代的大清查，大动荡，就不能不有所顾虑。生产责任制排山倒海，席卷全国。浏阳，开始在山区试点，在稻田以外的地段上试验。他们要看一看。直到今年，才全面铺开。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陈再仁还是又一次检讨。说责任制搞得晚了，责任在县委，责任由陈再仁承担。
纵观浏阳全局，1977年以来，陈再仁担任县委书记以来的浏阳，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六年时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5，000万斤。今年，粮食总产可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六年间，粮食每年平均增长率为6.26％，恰好和1949—1957年的平均增长率相同。现在，浏阳城乡的群众热情，只有土改后、合作化初期可以相比。
粮食生产快，多种经营发展更快。1962年，浏阳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粮食产值高达81.8％。今年，尽管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粮食产值却降到41％。就是说，浏阳的经济构成发生了变化。工副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阔步前进。
今年，是浏阳全面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的第一年。光是早稻，就增产8，200多万斤，比以往五年全年的增产比例都高得多，出现了许许多多一造超千斤的丰产田，一造完成全年公购粮的社、队、户，比任何一年都多。
六年前，扑倒陈再仁脚下嚎啕痛哭的孩子，如今有了自行车，住上了新房。（附图片）
图为陈再仁（右）在田间调查水稻病虫害。
黎善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