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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
吴敏
党的十二大开创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美好大厦奠基。客观形势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任务。
共产主义信念不可能自发地确立和坚定起来。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因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批判地吸取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行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创建的。任何个人单凭狭隘的实际经验，不可能真正理解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没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共产主义信念是难以坚定的。或者会被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所利用，或者会在发觉受骗以后陷入信念崩坍的深渊，就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人曾经经历过的情形那样。唯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信念，才能经受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战争年代，无数先烈唱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踏上敌人的刑场，进行最后的战斗；“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受辱，处境异常艰难，但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于共产主义神圣事业的信念。他们能够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有着牢固的理论基石，是他们不断地加强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彭德怀同志临逝世时身边还保存着《反杜林论》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主义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它们对于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都是必要的。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有同志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研究客体的，是研究怎么搞社会主义的。这个看法不够全面。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社会主义，同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前者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语，后者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为科学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是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的事。在此以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词是通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明确地把他们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也早在1913年。那个时候科学社会主义是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要确立共产主义信念，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修养的重点。或者说，共产主义信念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信仰。
相当一个时期来，不少人的共产主义信念渐渐淡漠了，感到共产主义很渺茫，似乎就象天上的日月星辰一样可望而不可即。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里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系统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建国初期，我们曾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学习的马列主义基础课，对广大干部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教育。后来停止了这门课程。二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明确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程。直到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在他的倡议下，才正式设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课程。显然，长期忽视乃至放弃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们要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从根本上做起，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仅靠自己狭隘的实际经验，仅靠一般性的号召和先进人物的感化作用，共产主义信念是不可能真正确立和坚定起来的。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给我们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我们党不仅已经完成了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大任务，使科学社会主义真理重放光辉，而且通过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通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旺盛的青春活力。在这种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已经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这对于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修养是非常有利的。此外，党中央要求全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求在机构改革中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制度和轮训制度，做好职工教育工作，也从组织上为我们加强理论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是，客观条件再好，如果没有个人的主观努力，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也是不可能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并将理论学习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锻炼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结晶。我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修养，还必须努力去理解和研究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须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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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
方克立
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网上的纽结。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7页）这话完全符合思想史的实际。中国哲学在佛教传入以前，完全是独立发展的，早已形成一套特有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它显著地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也不同于古代印度哲学。印度佛学曾给汉唐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强烈影响，但是它如果不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相结合，就决不可能在中国生根。所以，宋明以后的哲学除改造和吸收了少量佛教哲学范畴（如“能”与“所”）外，基本上还是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哲学的一套概念和范畴，自成系统，独立发展，直到近代以前均无改观。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具有内容丰富而又极有特色的概念、范畴体系，就它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所反映的哲学思维水平来说，决不逊于其他任何国家、民族的古典哲学。
可是，在我们过去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对范畴这个重要方面恰恰注意不够。我国传统哲学中有哪些主要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本来涵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对于这些一直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对中外哲学概念、范畴的异同也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因而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发展水平。
有些外国哲学范畴，本来是按照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过来的，如“范畴”的译名本身就是取《尚书》“洪范九畴”之义；而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人们逐渐养成一种习惯，即按照西方哲学范畴或现代哲学语言的涵义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这样不仅抹煞了中西哲学范畴的区别，而且也容易忽略古今哲学思想的不同特点。
我们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对照和学习、借鉴西方哲学史是很必要的，开展中西哲学概念、范畴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东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有共同性，使用的概念、范畴也有许多本质上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又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历史传统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具体道路不同，它们所包括的内容和涵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时候，就不宜拿西方哲学范畴去生搬硬套，而必须具体考察它们的本来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找出和西方相类范畴的同与异。只有科学的比较研究才是认识中西哲学范畴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效方法。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出一个与之完全相当的概念、范畴来，甚至也难以用现代哲学语言准确地翻译与表达，如天、道、理、气、神、诚、太极、太虚等等就是如此。它们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里有很复杂的情况。有的范畴如“道”，和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意义相近，但是，这两个范畴在中西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语言文字的多义性，也造成了某些中西哲学范畴涵义的差别。如“神”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至少有三个涵义：一是指鬼神、神灵之神；二是指宇宙间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三是指人的精神，与形体相对谓之形神关系。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中讲的“神”，一概理解为西方宗教神学讲的人格神，那就难免要闹笑话了。中国古代的许多概念、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往往有不同的涵义，很难和某个西方哲学范畴完全相当。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就明显地有自然之天和意志之天的区别。讲天人关系至少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指人和神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邵雍语）可见“天”与“人”这对范畴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表述方式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概念和范畴，它们的涵义和西方相类的概念、范畴基本一致，如有无、动静、心物、形神、名实、知行、同异、因果等，大体上相当于西方哲学讲的存在与非存在、运动与静止、意识与物质、形体与精神（身体与灵魂）、概念与实在、认识与实践、同一与差别、原因与结果等范畴。但这还只是语言形式和基本涵义的相近，而它们在中西哲学不同的发展道路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的，通过对这类范畴的具体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认识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水平。例如“知”与“行”这对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认识与实践的意义，但却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我们今天讲的认识与实践。它不仅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特殊的伦理学的意义。从孔孟到程朱陆王，他们的知行观都主要是讲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伦理学的意义超过了认识论的意义。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则比较重视知行范畴的认识论意义，强调行先知后，知是从行中来的，又必须接受行的检验。但是，从荀子到王夫之，他们的知行学说都未能摆脱封建道德论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当他们把认识论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滑向唯心主义。只有发展到近代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才具有比较完全的认识论意义。我们从知行范畴的历史演变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它是和伦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的先哲历来以涵养为致知之道，致知的目的又在于道德的提高，以求达到圣贤之域。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主要是和自然科学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则主要是和道德修养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二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中国哲学史上还有一些概念和范畴，往往也很能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水平。例如“体”与“用”这对范畴，自从魏晋时期明确提出以来，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认识世界的一对重要范畴，特别是成为他们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对范畴。体即本体或实体，它是指永恒的、内在的、根本的东西；用即作用或功能，它是指从属于“体”的、可变的、外在表现的东西。王弼最先用“体”“用”这对范畴来论证“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命题，范缜则提出了“形质（体）神用”的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一切作用都是实有其体的东西 （物质）产生的，提出了“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的认识论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体用论的科学精神。西方哲学中没有体用范畴，但是有与其意义相近的实体与属性这对范畴。中国古代的体用范畴，除了本体和作用、实体和属性的意义之外，还有根据和功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全体和部分、主要和次要等多重涵义。这对范畴在魏晋隋唐时期被突出地提出来并加以广泛运用，说明那时中国哲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思维水平。
一些同志提出，挖掘中国哲学的特点必须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通过具体范畴的分析研究，才能把握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及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中，朴素的辩证思维是很发达的。中国人看事物，注重它的发展变化，把它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多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去规定它的特殊本质。这大概就是李约瑟博士所说的“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这种“辩证逻辑”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的发展演化和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复杂图画展示出来的。我们从一些重要概念、范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事实上还常常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依次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它们的涵义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联系、对立、依存和转化，前后递进和继承、扬弃的关系都搞清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也就揭示出来了。列宁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我们相信，开展和加强对我国传统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深入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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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民族英雄与杰出的历史人物
最近，有的同志提出了放宽民族英雄涵义的主张。他们以是否对本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作出重大贡献为标准，把耶律阿保机、忽必烈等都称为民族英雄，甚至认为兀术对金的发展壮大，多铎对清的向南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分别称为金和清的民族英雄。陈梧桐在《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古代民族战争》（载《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作者认为，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确定民族英雄，那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许许多多对各个民族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领袖、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等人物也都可以称为民族英雄。这样，忽必烈和文天祥、兀术和岳飞、多铎和史可法这些互相对立的历史人物，岂不都成了民族英雄了吗？作者认为，所谓民族英雄，是有它的特定涵义的。民族英雄一定是与民族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反抗民族压迫和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气概，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才是民族英雄。离开民族斗争，便无所谓民族英雄。根据这个原则，我们便可以把民族英雄与其他杰出的历史人物区别开来。耶律阿保机、忽必烈对他们本民族以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做出过重大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杰出历史人物，但不能算作民族英雄。同时，对忽必烈与文天祥等相互对立的历史人物之间的是非之争，也可以旗帜鲜明地进行评价而不至于发生矛盾。忽必烈统一中国，并且采取了许多发展和巩固中国统一事业的措施，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他在战争中不仅对南宋人民进行野蛮的军事掠夺和屠杀，而且推行残暴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这种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因此他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南宋军民进行的反抗战争则是正义的，英勇冲杀在这场战争的前线并且献出自己生命的文天祥，则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根据同样的原则，兀术和多铎也不是民族英雄，只有岳飞和史可法才能称为民族英雄。
当然应该指出，研究和评价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必须注意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对民族战争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不能对汉族是一个标准，对少数民族又是一个标准。古代留下的文献资料和史学著作，因为大多出自汉族文人之手，所以往往突出强调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压迫、掠夺和侵犯，而且大肆渲染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的残暴性、掠夺性和消极破坏作用，仿佛正义全在汉族一边，只有汉族才产生民族英雄。这显然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应该认真加以清理和纠正。（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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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八章 从各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节 正确实行按劳分配（上）
前面已谈到按劳分配问题，鉴于按劳分配问题比较复杂，又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就如何正确实行按劳分配问题，进一步加以论述。
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表现为一种必然的、强有力的趋势，要求人们的劳动报酬和他们的劳动贡献相适应，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原则得到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就兴旺，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就停滞不前。
按劳分配这个原则说来简单，但实际做起来非常复杂。这是因为，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影响着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例如，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很低、又必须满足每个劳动者的基本需要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程度就会受到限制。又如，劳动者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中投入同量的劳动，会得到大不相同的报酬，条件好的地区的劳动报酬水平会比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报酬水平高得多，甚至在条件好的地区投入较少量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会高于在条件差的地区投入较多量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在各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各工业企业之间，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虽然没有集体所有制农业中那么显著，但类似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可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最简单的原则，在我国现阶段也还不可能完全实现。
但是，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特别是在同一企业内部，由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密切，而且他们对彼此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因而必须更强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
当前，我国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平均主义现象。平均主义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平等观。持这种平等观的人，主张用削高就低、强行拉平的办法，对消费品进行平均分配。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直到今天，小农思想仍有很大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懒惰的、爱占便宜的人（这些人倾向于搞平均主义），加上以往政策措施和实际工作中的失误，又助长了这种粗鄙的平均主义。这一切，就使平均主义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实证明：平均主义并不能使劳动者摆脱贫困的境地，也无助于劳动人民内部的团结；搞平均主义，只会打击先进、鼓励落后，从而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的倒退。端着“铁饭碗”吃“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在我国劳动工资方面的主要表现。坚决克服平均主义，认真实行按劳分配，这是我们的一项紧要任务。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劳动报酬的过分悬殊。一般来说，人们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量的差异，不可能达到悬殊的程度，所以，只要是真正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的所得就不可能发生过分悬殊的情况。
正确确定按劳分配的形式和计量标准
要通过按劳分配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正确地选择按劳分配的形式，恰当地规定劳动报酬的计量标准。
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在若干种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形式和劳动报酬计量标准的方案之中，作出选择。这种选择，虽然不涉及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类尖锐的问题，但对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作用。
进行这一选择，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为出发点，而选择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正是在于对此作出科学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实际问题。因此，只有依靠实践、依靠试验、依靠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按劳分配的形式，一般地讲，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等。对按劳分配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各基层单位的具体条件，应由各基层单位自己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
劳动报酬的计量标准，要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整个情况，按照兼顾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原则，合理地加以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对全社会的劳动报酬水平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在此前提下，一些具体的劳动报酬的计量标准，诸如计件工资的单价、工分的分值、超额劳动的奖励水平等，应由生产单位自行确定。
在选择按劳分配的形式和确定劳动报酬的计量标准时，要尽可能使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比较直接地和他的劳动成果联系起来。采用这样的分配形式，能促使劳动者关心劳动的成果，从而在生产中投入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劳动。当前，在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工厂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和各种形式的个人经济责任制，之所以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