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三中全会精神指引我们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周子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这次大会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精辟地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这次大会的任务和全党今后的努力方向。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六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作出胜利的总结，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目标，是我们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
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宣告：我国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已经实现。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充分说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取得拨乱反正重大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个历史性的转变，符合全国的实际情况，也完全符合我们安徽的情况。自从1977年下半年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派万里、顾卓新等同志来安徽主持省委工作之后，安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肃清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万里同志到中央工作后，张劲夫同志主持省委的工作，省委在已取得的胜利基础上，继续贯彻执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特别在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了大好形势。
回顾历史，几年来，省委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坚决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从各个方面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具体部署上，紧紧抓住两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推动整个形势的发展。
一个根本问题是，在政治上坚决按照中央的部署，为解决十年内乱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力量抓了四件事：第一，深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排除一切干扰，以高屋建瓴之势开展揭批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第二，及时地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到目前为止，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已复查结案的占99.86％，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第三，调整、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经过几年的检验，大多数领导班子是有战斗力的。在1980年发生的洪水灾害，特别是今年出现的超过1975年8月的特大洪水灾害面前，各级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决站在斗争第一线，带领广大群众同洪水灾害进行搏斗，确保了淮河大堤和各个水库安全渡汛，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第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断同各种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抓住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和某些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的典型案例，向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党风党纪的教育，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正由于在这些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几年来，安徽的政治局面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这是取得拨乱反正重大胜利，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个根本问题是，在经济工作中，紧紧抓住农业这一环，坚定不移地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过去犯“左”的错误，根本问题就是脱离中国实际；三中全会之所以正确，根本问题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安徽情况来看，安徽在经济工作中克服“左”倾错误，首先从农业突破。这对于带动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以至政治形势的好转，都起了重大作用。四年来，我省农村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实质，是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大的调整，也是对农业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大的改革。这个调整和改革，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持续地、深入地对“左”倾错误的农村政策进行了批判，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省逐步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全省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队数的97％。近年来，在完善责任制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建立经济合同制、扶持贫困户、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干部岗位责任制等方面，已经总结出比较系统的经验。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了加强，各地建立很多文化中心，这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大作用。去年以来，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向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现在，整个农村责任制已进入稳定完善阶段。在完善生产责任制过程中，不少地方已出现了专业户、专业工和各种新的经济联合体，时间虽然不长，却已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特别可贵的是，当今年遇到严重洪水和内涝灾害时，广大农民群众不顾自己家庭的安危和生产上受到损失，上百万人上堤抗洪抢险，日夜奋战在江堤、水库上；行洪区的群众，顾全大局，及时开闸、破堤分洪，确保了淮河大堤的安全。事实说明，那种认为搞包产到户，水利问题无法解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8％，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6.5％。198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63亿斤，创造安徽历史最高水平。1981年度全省交售粮食94亿斤，比1978年增加33亿斤，商品率由1978年的20.4％提高到26％。三年来，全省净上调给国家的粮食37.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12.6亿斤，比1963年到1978年十六年平均调出量6.16亿斤增长104.4％。今年尽管遇到了特大的洪水灾害，我们力争上调给国家的16亿斤粮食不减少。凤阳县从解放以来到三中全会以前，粮食总产量每年一直在1.7亿斤上下徘徊。实行“大包干”的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粮食总产6.4亿斤，交售粮食2.35亿斤，商品率达36％，每户平均交售2，500斤。这在凤阳的历史上是个奇迹。近年来，全省的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也有较大的发展，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81年人均收入（包括家庭副业）199.69元，比1980年净增71.26元。全省有24个县（市）人均收入达到了300元以上，其中400元以上的有五个县。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就有可能提前实现胡耀邦同志对我省提出的到八五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二、三、四、五”百元各占四分之一的要求。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农业促工业、促商品和促进其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安徽的轻纺工业过去的基础是很差的，近几年来，已有了新的起色。1979年以来，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1980年，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重工业，1981年产值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56.6％。今年上半年，轻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8.3％。流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卖粮难、卖油难以及工业品下乡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经过拨乱反正，认真落实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我们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很多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进一步把安徽的工作搞好。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认真宣传贯彻“十二大”精神，贯彻执行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做到在今后五年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3版()
专栏：
在讨论十二大文件的小组会上
四川代表谭启龙谈三个坚信
第一、坚信我们伟大的党和党的领导核心；第二、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第三、坚信我们已经走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四川代表谭启龙今天在讨论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胡耀邦的报告时兴奋地说，回顾三中全会以来的胜利历程，我体会到，我们必须坚信伟大的党和党的领导核心；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坚信我们已经走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谭启龙说，小平同志的开幕词，言简意深，指出了“十二大”的划时代意义，强调了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使我们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是我们党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斗纲领，是“八大”以来理论性、思想性、战斗性最强最好的报告。
谭启龙说，胡耀邦同志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几条主要标志，条条都符合实际。从四川的情况来说，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都有明显的好转，从1976年到1981年五年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从23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绝对数翻了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80％，平均每年递增12.5％。社员每人平均的纯收入，据典型调查，从94元增加到220元，增长了1.3倍。职工每人平均年工资，也增长了36％。今年上半年，我跑了20多个县，这次来以前，又到几个县去看了看。现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满怀着信心。人们都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解放军好。
谭启龙说，回顾这段胜利的历程，我有这么几点体会：
第一、坚信我们伟大的党和党的领导核心。
我们国家发生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面，领导人民克服艰难险阻，夺取胜利的党中央。党中央领导核心有革命的胆略，有很高的领导艺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稳正确的航向，开展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带领我们不断开拓胜利发展的局面。因此，我们要更加坚定地信赖党中央，政治上保持同党中央一致，沿着党中央指出的道路前进。
第二、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充分说明了共产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共产主义既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我们为实现这个理想而从事的实际运动。党这几年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芒，都使我们更加增强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两年四川部分地区发生了特大的洪灾，广大党员、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奋不顾身，战斗在抗洪救灾第一线；在各条战线上，党内党外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不计报酬，鞠躬尽瘁地为人民工作。指导他们行动的，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当前各项工作同共产主义事业的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渺茫”、“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错误观点。我们要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干下去。在当前，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学习、宣传、贯彻十二大文件，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做好本职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第三、坚信我们已经走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总结历史性转变中，使我们认识到，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现在，尽管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但这条路子已经开始走出来了，而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走对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继续探索和创新，不断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我们要遵循“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第3版()
专栏：
教育·人才·政策
——访十二大代表周扬
本报记者 丛林中 孟晓云
大家一坐下来，周扬同志就亲切地说：“谈什么问题呀？出个题吧。”
从1932年起，五十年来，周扬一直做领导文化、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说：“请您谈谈知识分子问题吧。”
周扬笑了：“这个问题可以谈三天三夜，从哪里谈起呢？”
从教育谈起。周扬说，联合国有一个教科文组织，把教育排在首位，是有道理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各类人才，靠谁去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呢？所以说，根本的问题是教育问题。
周扬早年留学日本。他说：“人们一提明治维新，就讲如何富国强兵，不过三四十年，打败了俄国和大清朝；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也不过三十来年，成为经济大国。为什么？有各种原因和因素，但是重要因素之一是重视教育。”
翻开历史，日本人是这样写的：“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要振兴近代工业，就要有推进这一事业的人。”日本明治末年，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二次大战后，日本称之为“黑暗时期”，财政拮据，国家荒芜。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直到实现“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之后，日本人总结说：“不论是农业的技术革新也好，还是工业的技术革新也好，这种高水平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周扬和我们一道回顾了日本的历史以后，说：“不管日本教育的内容如何与我国不同，但普及了人民的文化科学知识，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最近日本文部省公然篡改历史，把举世皆知的对我国的侵略，说成是什么 ‘进入’，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国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抗议。这就可见国民教育的宗旨还是头等重要的。”
“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教育问题应该更加重视，也更有远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周扬接着说，“‘四人帮’批判‘知识就是力量’，是十分荒谬的。列宁说，‘知识，是劳动者争取解放的武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化，建设两个文明。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甚至不认识字，不会写不会算，精神文明从何谈起呢？‘五讲四美’很需要提倡，但如果没有普及教育做基础，那就会事倍功半。日本的经验确有我们参考的地方。”
我国三十年来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近几年，中央和地方都比较重视发展教育，挖掘财政潜力，增拨教育经费。但是总的说教育经费还是很低，在一些省市，以各种名义和手段挪用、克扣、挤占教育经费的事，也屡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周扬说：“应该调整物质和精神两种建设的关系。首先要有个恰当的比例。经济是基础，重经济建设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智力投资，没有长远眼光，就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建设。我们是一个大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应有个恰当的比例。”
周扬又说：“教育是传授知识的手段。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表明了对知识的看法。如果以为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也照样搞革命和建设，这是一种对待知识分子，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观点，是极端荒谬的。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在一个文盲还很多的国家里，实现四化是很难想象的。”
话题转到知识分子。这几年，报章杂志对知识分子有不少议论，诸如知识分子的现状，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等等。周扬认为，关键是制定一系列保护人才、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政策和措施。首先要对知识分子现状有正确的估计。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一个大政策。当然还要有各种具体的规定和办法。比如学位制，1958年聂荣臻同志就曾热心搞学位制，没有搞成功。现在，我们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今年给一批研究生授了博士、硕士学位，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想，学位制不仅是学术制度的一个变革，也是干部制度的一个变革。用什么来衡量干部，选拔人才？德才兼备是一个总的要求，你还得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以往也谈德才兼备，有的人实际上以资历为主。学位就是衡量学识。选拔干部不能凭资格，更不能凭关系，而要凭学识。德是最重要的，就是革命化，所以排在干部队伍四化的首位，年轻化指年龄，知识化和专业化呢，就是讲的学识、经验、智慧和才能。”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奖金》，说的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搞发明创造得了奖，妻子正计划着如何用这笔钱。可是等到奖金发下来，中间七扣八扣，名为200元，到手的只剩下15元。周扬感慨地说：“这里就有个政策问题。政策要落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剧所反映的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使人看了有啼笑皆非之感。”
阳光泄进窗帏。周扬靠在沙发上想了想说：“还有一个大政策，就是双百方针。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发生了十分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哪里来？来自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对知识分子，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化才有希望。而最能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这一条，光靠奖金不行。”
“您做了五十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您能谈谈有什么经验教训吗？”我们话一出口，又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唐突。
周扬没有介意。他眯起双眼向远处凝望着，然后轻轻地说：“我常想，为什么知识分子那么怀念周总理？他对知识分子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百般尊重和爱护。他在百忙中关注着一个又一个有成就的，有缺点的，有困难的，受挫折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知识分子眼里，他既是可尊可敬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朋友。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有一个把积极性调动到什么方向去的问题。是调动到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的方向去，还是调动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工作的方向。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他们很敏感，常常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我们要爱护他们，注意他们才能发展的方向，使他们永远保持和人民的联系。”
围绕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周扬还讲了许多意见，限于篇幅，我们想把他的意见概要地表述如下：
第一，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为知识分子正名，平反冤假错案，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提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评定和晋升业务职称，建立学位制，改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目前，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还要继续花力气，做工作，清除这种影响。
第二，“左”的东西不能简单归结于哪一个人，我们老一点的同志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制定和执行了某些“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不论是三十年代，还是建国以来，我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持批判态度。干革命总难免要犯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第三，时代在变化，不让它变是不可能的。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工作，我们只能加以引导，真正做到循循善诱，使之符合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对于我们一时看不惯的东西，也要慎重对待，想一想是别人错了，还是自己保守了？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既要克服“左”的思想，又要反对自由化倾向，经常想一想，警惕自己，有好处。
我们要告辞了。周扬兴致勃勃地说：“‘十二大’有这么多知识分子代表参加，也是新的气象。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地位的提高，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象征，我是很高兴的。这也标志着我们党的事业大有希望。”（附图片）
十二大代表周扬同志。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