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文艺界的光荣职责
张光年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刚胜利闭幕。文艺战线的同志们，正在同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共享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光荣和愉快，并且热心地学习十二大的文件。文件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激动人心的奋斗目标。这些文件，内容十分丰富深刻，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鼓舞着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热情。我也是开始学习。我只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文艺战线的重大职责，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文明与高度民主；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这些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并且互为条件的。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二者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帮助人民进行思想建设、帮助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反映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除旧布新的斗争，真美善与假丑恶的斗争，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激发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热情；同时给人民群众以健康的丰富多采的文化享受，寓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正是这样，文学艺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使自己发展起来，繁荣、壮大起来，成为新兴的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从这方面看，我们已经做的，正在做的，比起党和人民热望于我们的，差距还是不小。我们应当急起直追啊！
我们的文学艺术，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作斗争，特别是同那种力求摆脱以至反对党的领导、摆脱以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突出表现，固然为数很少，但是危害极大。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一定要自觉地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士。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如果丧失了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及其它妨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东西作斗争的能力，它的生命力必然日趋萎缩，直至丧失了它存在的根据。
还要看到，有一种不顾事实、不负责任、任意夸大文艺界以至整个思想战线资产阶级自由化声势的言论，似乎资产阶级自由化满天飞，似乎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在摆脱以至反对党的领导，摆脱以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言论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按照这种错误估计动手动脚，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种错误估计，与党中央对文艺战线、思想战线的正确估计和热情期待，毫无共同之处。
十二大的报告及其它重要文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始终贯穿着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我们学习钻研的时候，这也是应当反复注意的。
党的十二大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动员令，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条战线都在摩拳擦掌，积极行动起来。眼前是一片兴旺发达气象。这是又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火热斗争。各条战线的创业者们都在向文艺界发出热情的召唤。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钻研十二大的光辉文件，联系自己的工作总结经验，改正我们思想上和工作上一切同新形势不相适应的东西；加强文艺界的大团结；大力投入各条战线开创新局面的火热斗争；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以及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工程中做出新的贡献；并且以持续不懈的共同奋斗，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局面！
〔编者附记：本文原载《文艺报》第10期，现征得作者同意，转载于此。〕
第5版()
专栏：
做人民所需要的演员
李维康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的京剧演员，能够出席党的十二大，真是感慨万端。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党对我国戏剧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更是对我们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与期望。
艺术本来就是精神文明的产物。一出戏的成功，固然是演员才能的体现，但更是所有从业人员共同协作的成果。关于这方面，我自己切身感受很多。尽管自己是三团的一名主要演员，的确没有任何妄自尊大的理由。相反地，我从中体会到集体的作用，集体的温暖。
党的十二大再一次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伟大的号召，是非常正确的。这不仅对于各行各业，而且对于京剧事业，也是一场及时雨。今天的京剧事业，可以从中找到明确的奋斗目标。如果说京剧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么，在京剧界积极开展继承、革新运动的同时，大力提倡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挽救这个危机的良方妙药。毫无疑问，我们只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才能创编出有正确思想内容的（不是落后的、诲淫诲盗的）剧目，也只有这样，才能以完美的（不是低级庸俗的）表演手段把它呈现在舞台上。同时，我们也只有树立共同协作的集体主义的（不是“唱角儿”或“傍角儿”的）思想，才能在艺术革新上，获得新的突破，创造出能够符合今天观众的审美要求的新的京剧艺术。这样，京剧的中兴才有希望。
〔摘自《人民戏剧》一九八二年第九期，原题为《当好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京剧演员》〕
第5版()
专栏：
文学的思索
刘梦溪
文学在思索。
文学思索什么？首先是思索生活。文学反映生活，同时也在思索生活。思索就是认识和理解，只有认识和理解了生活，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活。
生活是什么？大千世界，万象纷呈，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但是，生活有如奔腾的江河，尽管一泻千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终究有它的相对稳定的流向和流量，有自然形成的节奏，如观察得更细致一些，还会发现在不同的地貌上有主流、支流之分和深谷、浅滩之别。我们的社会制度还是不完善的，它的躯体上既有已经逝去了的时代的痕迹，又不断滋生着属于未来的萌芽，但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着这一社会制度的不容置疑的质的规定性，就历史的发展来说，它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本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国家，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的人民是经历了巨大曲折之后变得愈益成熟的人民。现在，值此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变时期，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而四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远非一帆风顺，前进的道路上有繁花和茂树，也有急流和险滩。党中央坚决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为建设新的生活秩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欧风美雨势必袭来，使各种思潮蜂起，矛盾错综复杂，脚跟不坚实的人会感到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到底什么是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是哪些力量？各阶层人民群众正在感受着和思考着一些什么问题？他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理想、愿望、情趣和要求？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相比，现在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在心理上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是否已有所不同？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于这一切，作家有责任进行深入的思索，并通过自己创造的艺术形象予以多方面的反映，如果还不能立即作出回答的话。
应当承认，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的文学，对时代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的。“四人帮”被粉碎之初一段时间，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恶和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成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随后，追溯“四人帮”产生的历史根源，描写由于长期的左的指导思想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造成的各种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从中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又为作家们所一致关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之后，一些作家，开始把目光投放在四化建设者创造的业绩和实现四化遇到的阻力上。文学的发展和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党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往往也是作家最着力探索的问题。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我们从新时期文学的面貌中约略地看到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然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和获得的评价自然也不尽一样。因此回过头看这几年的文学，有责任感的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反躬自问：我写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真实吗？准确吗？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吗？有没有粉饰生活？包括党和人民的信心和力量，工作的成就和失误，事业的曲折和风险，是否都作了如实的毫无讳饰的描绘？就一篇具体作品而言，公诸于世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起到了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还是相反？是鼓舞人们奋发向上，还是诱使人们消极悲观？如此等等，这是文学思索的第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身的思索。文学思索生活会加深文学对生活的理解，文学思索自身会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
我认为新时期文学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集中的思索期。这是几年来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现在不仅作家在思索，读者也在思索。无法否认近几年来文学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因为这些成果太明显了——文学刊物竞相出版，文学作品遍地开花，文学新人大批涌现，各种形式的创作不只数量多，质量也日益提高。总之，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思潮，不仅存在着，而且发展着，虽然在发展中也有过少许的回流或逆流，但主流始终是健康的。然而，经过深入的思索之后，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又都有一种不满足感。时代前进了，人们要求文学跟着时代一道前进。读者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及时地谛听到时代的音响，希望不断看到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各种问题固然希望文学能够给予解答，生活中的缺陷他们也愿意从文学中得到补偿。就象作家进行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的发现一样，读者阅读作品也希望从中找到自己。如果作家满足于拾取一些已经写得烂熟的题材，重复那些早经讲过千百遍的家喻户晓的故事，表现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主题，艺术技巧又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者还会高兴花时费力阅读这样的作品吗？文学不能够脱离开社会生活单独发展，不能够脱离开欣赏艺术的公众孤立存在。生活的潮流汹涌流淌，文学潮流自然不会一成不变。作家不能用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站立在生活潮流的尾端，无论如何看不到生活的整体面貌，当然更无法窥见潮头。因此，时代在发展，读者的艺术需求的变化，使文学必须随之寻找新的出路，以便在思索中不断前进。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在文学的百花园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出现了艺术上向多元发展的趋向，已不容易找到文学发展的共同轨迹。前两年那种每隔一段时间文学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现象，基本上成为过去了。应该说，这并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单一往往归于凝滞，散乱的发展反而可以导致多彩多姿。问题在于向哪里发展，进行什么样的探索。我认为现在作家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向哪里去的问题。把新时期的文学笼而统之地叫做伤痕文学，显然是不确切的，但前一个时期许多作品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横行和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作了比较集中的反映，则是客观事实。后来作家不愿意继续那样写了，希望从伤痕中走出来，寻求一条新路，这便是当前文学的思索的焦点所在，也是一个时期以来创作轨迹显得有些纷乱的原因。
只要细心观察一下当前的文学创作就不难发现，在回答文学走出伤痕以后向哪里去这个问题时，有些作家的探索是成功的，令人感到欣慰，有些作家的探索则让人感到不安——他们的有些作品程度不同地流露出一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企图脱离开时代的意向，具体表现在创作中又有种种复杂情况。有的转向写历史——我这样说绝非否定历史题材的写作。历史题材永远是各个民族文学创作的宝库，主要看选取的题材是否真正有意义，开掘什么样的主题，能不能表现一定的时代精神。现在的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确实有点太滥了。有的作家则满足于记述一些奇闻轶事，或抒写一点个人的情怀，不敢面对生活实际。当然，这样的作品只要写得好，也不是毫无意义，有的还可以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但若长期满足于此，难免会发生与时代的隔膜。
还有的回到内心，走向自我，祈望从自我表现中寻求文学的出路。不是有的同志称这种文学主张为新“崛起”的“美学原则”吗？实际上，这种主张并不新鲜，早在本世纪初，欧洲文学史上就不断有人倡导过，我国新文学运动中，附和此说者亦不乏其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又是作家的艺术创造，不经过作家的心灵温暖过的生活，即使写出来也不会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没有一部作品不烙印着作家的主观的印记。因此讳言文学创作中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必要的，包括艺术形象的构成，也带有作家的主观色彩。至于诗歌这种以抒发情感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样式，主观性就更强烈一些。尽管如此，提出文学就是“表现自我”的口号，仍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特别把“自我”强调到与广大人群相脱离的地步，和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对立起来，显得更加有害。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流露出宗教情绪的作品吗？认为现实是荒谬的，历史完全由偶然性支配，只有漫游到生活的彼岸世界，人的精神苦痛才能得到解脱。这种人生的空幻感，与表现自我、走向内心的文学主张有没有一定的联系？
关于如何看待现代派文学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不反对借鉴和吸收国外现代派文学的一些技巧，用以丰富我们的文学表现手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需要不断革新。恩格斯就曾说过，古代作家的性格描绘在我们的时代里是不够用的。不同国度的文学只有互相交流，才能促进各自的发展。对欧美现代派文学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只进行批判，而不加以介绍和研究，这种简单化的方法，再不应重复了。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外现代派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所依据的世界观是落后的、腐朽的以至反动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观点则是直觉主义、非理性主义或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在吸取他们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时，决不能连同他们的世界观和美学观也简单吸收过来。同时，要防止因过分夸大技巧的作用而导致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产生。革命的现实主义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最主要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同志对国外现代派文学作了不适当的评价，以为只有走向现代派，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才有出路，否则就不能在世界上立足，这种看法显然是失诸偏颇的。这些同志忘记了，中国文学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借鉴外国也需要和民族传统结合起来，才能勃发出创造性的生机。对于我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来说，没有民族特点的作品，无法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文学的真正出路，还应该到生活的深处去寻找，特别是要解决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映当前这个伟大时代的问题。时代的音响是最能震撼人们心灵的音响，离开时代，回避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矛盾，只能使文学走向毫无声息的道路。让我们的目光更多地去注视我们伟大的时代，注视多彩的现实生活吧！我们的脚跟永远坚实地立在现在，而我们的心则憧憬着未来！
第5版()
专栏：
内容充实 艺术新颖
——评舒群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彭定安
近年来舒群同志发表了四篇新作，都是短篇小说，数量不算多，然而，却以其思想上的敏锐、内容上的充实和艺术上的新颖，显示了它们独创的特色。
我们如果把舒群同志从1979年到1981年先后发表的四个短篇小说的主题按时间排列一下，就能看到：这位三十年代的老作家的政治热情、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令人注目的。发表在1979年第二期《人民文学》上的《题未定的故事》，写了一位中年厂长刘文钊在三反运动中被错整了，但他对领导运动的党委书记却不计前嫌，在这位老干部后来处于逆境时，秘密地给予帮助。而当打倒“四人帮”后，这位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与刘文钊偶然相遇得知内情向他表示感谢时，刘文钊的回答是：“李书记，想过去，看将来吧。”这篇小说正是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创作的。这时期，各方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自己和别人，正是一个迫切需要注意解决的社会课题。
第二篇《思忆》，写了周恩来总理如何关怀、使用一个曾经犯过重罪被判死刑，但甘心服罪并能悔改的犯人，使他发挥了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服务，对宇航工业作出贡献，并得以重新作人，获得新生的故事。故事是通过一位老干部的生活经历来叙述的。“设法使这种人为革命而有所用”，“而不是割舍或丢弃”，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在发表当时（1979年7月），以至现在，其思想意义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当时，正有大批重新获得工作权利的人走上新的岗位。此时的“思”与“忆”，不是颇令人深思吗？
几乎与《思忆》同时的是第三个短篇《别》。它的题材新颖：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战俘，要回国与老母团聚，而他在中国的家庭却要“分裂”：中国妻子与儿子留在自己的祖国；他自己带着待业的爱女，回到大西洋彼岸。但是，就在飞机票已经买好，临别前夕，女儿决定不走了。她不愿“舍掉母亲和哥哥、祖国和故乡，而远走他乡异国”。事实上，当她同意去美国时，就同父亲约法三章了：“第一、我要保留中国的国籍”，“第二、我要保留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利！”“第三、我要保留从事高尚职业的志愿”。这实际上就是这位待业女青年爱国至诚的表现，她的行动的思想基础。当这篇作品在《当代》第三期（1979年9月）发表时，正有不少人去国离乡，而且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同情这种行动的思潮。这篇作品在当时有点“逆潮流”的味道，然而今天却显出了它的思想光彩。
第四篇《少年chén女》是1981年出现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它提出了我们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严肃的社会问题：如何关怀、帮助、教育曾经受到伤害的年轻一代：既要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现实、理解生活，又要帮助他们解决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十分注目的。
从以上的情况中，我们不是鲜明地看到，作家是如何感受着生活的脉搏、人民的思想，体验着党所关心并着手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吗？他并且用他的作品，反映了这种生活之流的激荡前进，提出了这激流前进中的课题。也许有人反而会以此相讥，认为这不又是“配合任务”，又是为当前政治、为政策服务吗？然而，我既无此意，而舒群同志创作立意之可贵，也不在于此。问题的实质在于，作家确实需要这种现实感，这种热切关心人民生活、社会重大问题的热情、敏感与社会责任感。这正是他们的思想的才能与艺术的才能的高强之处，这正是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当有些同志不免矫枉过正回避这种创作立意与题材之时，当不少作品争写爱情、惊险故事，在这方面争奇斗胜之时，当不少作品在诉说怨苦、哀情，不免浅吟低唱、意趣消沉之时，舒群同志的创作确乎在对比中显出难能可贵之处。
舒群同志作品富于思想意义的主题、他所提出的紧密地结合着社会生活的严肃的课题，都是既来自生活，又用生活本身来“说话”的。他的作品的主题与内容所含的思想，饱含着他所见到的生活和他对生活的感受、思考、分析与评价。作品既是他对生活的提炼，又是他的思想的结晶。他的四篇小说内容上共同的特点是：写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可谓平淡无奇、朴实无华。但是，跳荡着的生活激情却蕴含在对平凡故事的朴实的记叙之中；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正是通过这种记叙透露出来的；作家的重大责任感也正是在对这种日常小事的反映中反映出来的。
这几篇小说的故事确都闪现着舒群同志自身生活的印痕和素材。《思忆》中的老干部也记录了舒群同志自己生活的印痕，周总理的那段故事也是有生活依据的。在《别》中，更是具体地记录了舒群同志刚从逆境中解放出来在北京某大宾馆“待业”的生活情景，那儿，也确是往来着众多的异国朋友和旅客的。至于《少年chén女》中，那位老干部的家事，关于搬家的记事和新住宅周围环境的描写，以及年青的女清洁工的工作、装束的记叙，都是舒群同志自身生活的映写，同样是有些地方达到了“细节的真实”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是想作那种无意义的考证和索隐，而是要从此看出作家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中去提炼主题、发掘社会课题的，看出他如何在身边琐事中就地取材，然而又从广阔的政治与社会的视野上，进行了细密的观察、深入的思考、深刻的开掘，提炼了迫切而严肃的社会课题。我感到，作家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创作方法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尤其是回顾几年来文学创作的状况，更感如此。
正由于作品是这样产生的，好比一枝花，它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饱含着生活的露珠；又如一幅风俗画，它反映了我们都经历着的日常生活，而又作了取舍，提出了我们忽视了的或者是见到想到而未能表达出来的生活的课题。因此，当作品写到关键处，由人物（也可说是作者）发出寓意深刻的话语时，它并不给人以从传音筒里出来的声音的感觉，而受到聆听肺腑之言的感动。这情形见之于《题未定的故事》，也见于《别》，而以见于《少年chén女》中为最精到而动人。这是因为，这些感慨话语，都反映了生活的逻辑，是从生活之源中自然流淌而出的甘泉，是人物经历和性格所产生的心声，带着生活的芳香和哲理，饱含对生活的体验和结晶，不仅可亲可感而且可信。
最后，我还想指出，舒群同志以老年多病之身，而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这四篇小说，可以说在艺术成就上形成几个梯级。如果说前两篇小说还显出停笔多年后在创作上的生涩、迟滞，作品不免平实，那么，到《别》便显出一种跳跃式的前进与提高。笔墨放开了、笔力畅达而洒脱，叙事周密隽永，结构平实中透出巧思。而《少年chén女》则从一个侧面展开了社会生活的画面，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故事于平实中自然形成跌宕，在跌宕中发展情节与人物性格，而语言则更加精熟，显出一种恣肆汪洋的气势。
第5版()
专栏：文艺杂谈
关于写“凡人小事”
滕云
有一个挺好的电视剧叫《凡人小事》。它写一个女教师，住处离学校很远，常常顾了工作顾不了家。后来，新领导亲自出面奔走，解决了她的困难，使女教师和广大电视观众都感到了党的温暖，新时期新生活的温暖。人是凡人，事是小事，写得那样典型，那样真实，那样感人，没有矫饰，没有说教，它的深切的教育意义却渗透了观众的心田。
这样的作品让我们想起列宁对“老一套的政治鼓动”的批评和“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的号召。
的确，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作品表现凡人小事的多起来了。这些作品写家庭，写小院，写邻里，写知青，写售货员，写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快乐、苦恼、矛盾、纠纷。其中，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我们的文艺，日益接近生活，接近人民，与生活、与人民息息相通。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但在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形。有些同志从否定“高大全”的人物，走到否定写英雄写先进人物。有些作者，回避重大的社会主题和奔腾的生活激流，竭力去发现少为人知的生活角落，从中写小小的悲欢离合。有些作品，所写的其实还不是凡人小事，而是不折不扣的庸人俗事，目的不是暴露、批判，而是展览、欣赏。这些，虽然只是个别的文学现象，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现实主义浅化以至向自然主义退化的迹象。
新时期的文学，从总体上说，应该是反映四化建设中的新生活、新人物的文学，应该是和新时期宏伟壮阔的现实与发展前景相适应的文学。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目标，是鼓舞人的，达到目标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却是严峻的。我们要起飞，但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笔直坦平的跑道，航向的前方也不总是晴空万里、日丽风和，需要我们去奋斗，搏击风云。我们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干部，正是这样，在严酷的或平常的环境里，在关键时刻与日积月累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生活地位上，怀着理想，正视现实，工作、生活，奋斗、搏击。这样的现实，不是在召唤着和诞生着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吗？不是在召唤着和诞生着新人、新英雄吗？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已经开始描绘他们，可惜，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而且绝非个别的新人、新英雄，进入文艺作品人物形象画廊的还太少，特别是真正称得起写出了当代英雄的典型的作品还太少。
新时期的新人、新英雄，是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食人间烟火，他们与普通人民的喜怒哀乐相通，他们不是异人而是常人，他们每天工作、生活的内容也并不异于常人。从这一点上说，新时期的英雄与英雄业绩，和“凡人小事”并不截然对立。煤场女工赵春娥，难道不是“凡人”？煤场劳动，难道不是“小事”？但是，在赵春娥这个“凡人”的心灵里，在赵春娥长年累月所干的“小事”里，透发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
写新人、英雄与写凡人小事，不应当互相排斥、取代。我们的文学要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不应忽视对普通人民群众的描写。普通人民群众，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性格和命运，应该成为文艺作品重要的和普遍的描写对象。而且，我以为，这种描写，不应当仅仅作为写英雄与英雄业绩的陪衬，而应当是有其独立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象电视剧《凡人小事》、《新岸》，电影《喜盈门》、《邻居》，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金鹿儿》等并非写英雄与英雄业绩，而是写所谓“凡人小事”的优秀文艺作品受到欢迎，就是证明。
写凡人小事的作品之所以获得独立的甚至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是需要有前提的，那就是作者的眼光不能局限于生活一隅，孤立地写凡人小事，而要具有对社会历史运动、对生活的整体发展的综览能力。作者写凡人小事，不能停留在日常生活的表面，而要透露出生活深处的激流。他要站在比凡人小事更高的立足点上，不是为了叙说庸俗的肤浅的生活哲学，而是为了宣示崇高的深刻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生活真理。
失去这样的前提，热衷于写凡人小事，就会形成将文学从对历史性的变革和重大的社会冲突的注意引离开去的倾向，就会将平庸推向文学描绘的前景位置，遮盖生活的壮丽。
一句话，失去这样的前提，写凡人小事就会变成写庸人俗事。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
第5版()
专栏：
美中作家会议在洛杉矶举行
美国艺术学院和洛杉矶加州大学联合发起和组织的美中作家会议于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洛杉矶举行，中美双方作家就文学领域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围绕现代作家的社会地位和应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不拘形式的讨论和交谈。由团长冯牧和副团长吴强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代表团团员有李准、李瑛、蒋子龙、张洁和袁鹤年）、正在美国访问的我国作家陈白尘、刘宾雁参加了会议。美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著名作家、诗人安妮·迪拉德、艾伦·金斯伯格、弗朗辛·格雷、约翰·赫西、马克辛·洪·金斯顿、阿瑟·米勒、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格里·斯奈德、库尔特·冯尼戈特、约翰·厄普代克、威廉·斯梯朗等人。还有旅美华裔作家聂华苓、陈若曦和李欧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