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回忆录〕
丁玲
1938年3月初，正当日寇破娘子关，太原沦陷，侵略军沿同蒲路南下，风陵渡岌岌可危的时候，正当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火烧阳明堡、平型关大捷之后，胜利消息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时候，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从山西乘最后一列火车，搭最后一只木船，横渡黄河，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省会古城西安。由于敌机的频繁扫射轰炸，由于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领导失策，抗战失利，这时西安人心惶惶，到处挤满了南逃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和从前线下来的兵士与伤员。我们奉命来到这里，带来了八路军在山西旗开得胜的捷报，带来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和抗战必胜的信心。红色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旗前导，我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迈着有力的步伐，在古老的西安街道上行进。我们队伍里的女兵，和杨得志同志送给我们平型关缴获的10件日本军大衣特别引人注目。街旁商店里的店员、顾客和马路上的行人，纷纷挤到路边，有的眉飞色舞，带着压抑不住的微笑，鼓掌欢迎，有的用惊异好奇的眼光，仔细打量或悄悄议论。一路上我们高唱抗战歌曲，走向陕西省抗敌委员会为我们指定的驻地——梁府街女子中学。
这时，抗战已经8个月了。八路军不只在山西河北取得了不少胜利，而且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寇扫荡，坚持华北抗战。一些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和自发的人民武装也发扬了民族正气，为保卫国土作出了牺牲。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却继续执行着一整套导致抗战失败的错误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西战团初到西安，这里的政治环境和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不同，和八路军活动的广大山西农村更不一样。我们应该马上和西安的各界群众见面，我们必须紧紧依靠西安市的各界群众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必然制造的种种障碍、限制，才能在西安站稳脚跟，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的胜利消息、顺利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省市各界妇女的“三八节”纪念会，文艺界座谈会，会见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衮衮诸公，阐明我们的立场与工作计划。同时，准备上演反映山西前线军民团结抗战的多幕话剧《突击》，剧本由南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塞克和作家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等人集体创作，塞克导演。为了争取在短期内演出，我们一面写作，一面把剧本送国民党审查；一面排练，一面进行舞台美术的设计和制作。当时西安的报纸曾经报道说：“西战团的全团同志用突击的方式排演《突击》。”而我呢，就亲自出马，去会见陕西易俗社的社长高培支老先生，去和他商量租借易俗社的场地，作为《突击》演出的舞台。这事看起来似乎不很重要，但却关系着我们在西安第一次演出的成败。当时西安别的剧院都太小、座位又少，几经比较，同志们选中了易俗社。国民党党部在剧本审查等方面，没有办法阻挠我们，但在演出场地或其他问题上，还是可以横生枝节，暗中为我们制造困难，加以破坏的。
第二天，我和王玉清同志一起来到易俗社，走进了社长的办公室。高培支先生是一个教育家，样子很象中国画上的那么一个端庄肃穆、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道貌岸然的老者。我们穿的是西战团的制服，上身是军装，下身是马裤，我还披一件黄色的日本军官的呢大衣。王玉清向他介绍了我，我接着说，西战团是十八集团军的宣传队，说了目前形势与我们在西安应做的工作……他很注意听，并且说了几句仰慕的客套话。接着我把带来的一顶细罗纱的双人纹帐，几盏宫灯式的纸灯，两把画得很美丽的纸伞送给他。我说，这些是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胜利品，不是好东西，送给你表示一点心意，请收下留作纪念。高老先生接过赠品，说道：“我向来不受礼。但这是从抗战前方带来的胜利品，来之不易，我拜领了。我要把它们放在客厅，供大家欣赏。谢谢你了。”这之后，我们便进行租借演出场地的谈判。我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体谅易俗社同人工作生活的不易，我们愿付出场租。我又说我们西战团是宣传队，没有演出经费。八路军在前方抗战，军费奇缺。我们团员每人每月只领用津贴两元，我希望他们站在抗战立场上，给我们的演出以支持、帮助。我还讲了一些我们在山西前方的工作和群众的热情拥护。我真希望他能为我的陈述而有所感动。他虽然肃然起敬地聆听着我的讲话，间或还要问一两句，但是，我以为他的心就象他的面孔一样，是很难动容、很难打动的。他听了我说了那么多，只是重复地说那几句简单明了的答话：“我们的场租是固定的，不管是那个剧团，每天两场，租金是250元，一个钱也不能少，这是惯例。如果我们自己破坏了，我们今后不好办事。”
自然，他这话是有理由的，但是我心里仍有不服。我一心认为我们是抗战最坚决、生活最艰苦的18集团军，山西人民对我们无限敬爱，特殊照顾，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如此顽固，我真有点想不通。我心里明白没有什么可以再商量的了，但总舍不得立即离开，好象还有所等待一样。可是这位老先生却站了起来，摆着一副送客的样子。我只好也站起来，同时脑子里忽然有一个新的东西钻了进来，我心里想：“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十八集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家才不肯减少一个子儿的租金。对，可能就是这样。”于是我伸出手来，爽快地说道：“社长先生！好吧，我理解你，场租就按照你们的规定。我们马上来人装台、布置会场。今后仍请关照。”他一听我说得痛快，好象轻松了许多。他说：“我通知下面办事的人，你们随时可以来。”接着，他亲切地问道：“你们的门票定价多少？”我回答说：“4角和两角两种。”他即刻说：“太少了，定价太低了。你们这个剧团的名气，完全可以卖1元和8角。要不，你们要赔钱的。”我诚恳地答道：“我们是做宣传工作，不是营业演出，为了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能来看戏，我们的门票只能定这个价钱。”他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就分手了。
这以后，我们的同志就天天去易俗社布置舞台剧场，易俗社的一些演员、学员、工作人员，三五成群，站在远处好奇地望着我们，慢慢地走近来交谈，最后还有人自动地来帮助我们。那时西战团除了做事务工作的同志如炊事员、勤务员等外，包括拿笔杆的记者和诗人在内，男女团员只有三十多人，大家忙了两个星期，塞克导演的话剧《突击》就上演了。三天演出七场（其中有一场是专门慰劳伤兵的），场场客满，掌声雷动，轰动了战时的古都。尽管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但阻止不住潮水般涌来的观众。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团队，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里，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阻挠，用艺术武器，胜利地宣传了党的抗战纲领。我们知道，这正表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与忠诚拥护。我们全团同志都为此兴高采烈。但是，正如高培支先生所预言的，我们赔钱了。门票收入虽然够付剧场的租金，但其他的演出开支，如布景、道具、服装等等，却一时没有着落了。我的心里悄悄地有些愁闷。
演出一结束，我特地带着750元，再去易俗社，会见社长高培支先生。我亲手把场租钱交给他，并且对他们工作人员对我们这次演出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谢。我刚从挂包里拿出手巾包，他就伸出一只满是密密麻麻的皱纹的手，压住我的手道：“我看得出来，你们这次公演赔钱了，我不要你们的场租。三天，你给我两百元，够我们的开销就行了。这种开销，我们没有办法补贴。”我手不能动，看着他的脸，一副肃穆的样子，两个干枯的眼睛却显得有点湿润润的。我开始还不理解，但当我们都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之后，我的眼睛也有一点湿润润的。他把手挪开了，对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又象是对着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们这样的剧团。来我这里演出的剧团、戏班可多了。你看，这就是他们的团长，她是有名的女作家，可是成天台上台下，和团员一起，什么事都做，同吃一样的饭菜。真令人奇怪，几十个人象一个人那样，不分高低，抢着干活，成天乐呵呵。我少收他们的场租，不是因为他们拿不出来，也不是我们钱多。我只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们易俗社的子弟都能象他们这样就好。”他又望着我说：“不是我夸你们，我是不当面夸人的，可是你们剧团，你们这些人都是平凡人，都是好人。你给我二百元就行了。我只收这样多，决不多收。”易俗社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在旁边说：“高社长说了只收二百元，他向来是说一不二。他少收你们的租金，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们就领情好了。”
我满心激动。高先生给我们的哪里只是少收的那五百五十元钱呢？在他的心里，在我的心里，这都是最高的鉴赏与情感。我拿着留下的五百五十元钱，象捧着几亿人民的希望，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易俗社的大门，和高培支先生郑重握手道别。
这年夏天，在华北各地的人民游击战争方兴未艾；在西安，意料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限制与迫害接踵而来。西安的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联合会等救亡团体。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居然也给西战团来了一纸通令，说什么西战团应该到战区活动，限即日离境，否则逮捕负责人等云云。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支持与领导下，并请示延安党中央批准，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斗争方针。我们用蒋介石自己说的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都有抗战的责任的谈话，驳斥了国民党省党部的谰言，同时提出为了筹措开拔经费，西战团决定，在西安举行第三次公演。当时我们看到，京剧、特别是秦腔在西安拥有广大的观众，因此我们便把京剧、秦腔作为我们第三次公演的主要内容。在我们自己，这还是一次艺术上旧瓶装新酒的尝试，同时，我们也抱有一点希望，希望有更多的剧团、戏班都能用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来为抗战宣传，为抗战胜利服务。在繁忙紧张的政治斗争气氛中，为这次演出选择剧目，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机。我们选中了老舍先生在杂志上发表的两个剧本《忠烈图》和《烈妇殉国》，前者用京剧形式演出，后者用秦腔形式，争取十来天排练完毕，仍借易俗社的舞台演出。那时，我们全团只有夏革非同志是西安人，会几句秦腔，其余的演员都要从头学起。要在短短的十来天里，排好一出京剧、一出秦腔，实在太困难了。在这为难的时刻，我们想到了新结交的老朋友，我再一次来到易俗社，拜会高培支先生。这次见面，我们就象老朋友了，我把我们的困难都据实相告，先生毫不迟疑，非常仔细、非常清楚、非常慷慨地答道：“我们帮助你们，从开排的日子起，文武场面派人来；你们演员不全，我们派人补；导演我们负责……”等等。我们谁也没谈到场租。就这样，在酷热的西安，我们的同志每天到易俗社时，易俗社的先生们都按时等候在舞台上，汪振华、肖润华两先生负责导演。易俗社的其他演员从旁辅导，旦教旦，丑教丑，头牌旦角、有名的“陕西梅兰芳”王天民亲自指导夏革非。着装连排的时候，高老先生就让管衣箱的人把最好的衣箱打开，把最好的行头拿出来，任我们挑选试穿。演出的那天，他们派人为演员挥扇化装、描容，整理头饰；汪振华、肖润华和其他许多人都坐镇在后台，直到夏革非同志掀开帘子，步上舞台，获得满场彩声的时候，他们才和我们一样，放下心来，并且发出会心的微笑。观赏了这次演出的西安观众都赞美夏革非同志是“从延安来的王天民”。这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的最后一次演出，也是最获得声誉，最使人难忘的一次演出。但更加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高培支先生和易俗社的全体同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高压下，对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宣传团队的工作给以如此巨大、有效的帮助时所表现的无私和勇敢。我们西战团的每个同志，都永远记得这种崇高正直的神圣友情。
7月底，我们西战团结束在西安的工作，奉命凯旋延安。我们向易俗社告别的时候，高培支老先生又为我们之间的无私友谊增加了一笔浓重的彩绘，他赠给西战团一套衣箱。他说：“我佩服你们，尊敬你们。送你们的这套剧装行头不是新的。新的我送不起。你们回延安，到乡下，这些也够用了。希望你们一路平安，前程万里。”
现在高老先生已与世长辞多年了，但高老先生正直无私、端庄肃穆的面影仍历历在目。今年是易俗社建社七十周年，我谨以这篇短文，怀念易俗社领导成员之一的高培支先生，并向易俗社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易俗社是我国有成就的最老的剧班社团之一，我希望他们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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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纺车声
——吴伯箫同志二三事
张志民
吴伯箫同志离开了我们，我又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战友，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
和伯箫老师相见，是1954年的事，那时候，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伯箫同志曾是我们的主任。其实，认识他的时间，还要更早些，远在解放区的时候，从他的散文中，对这位老师，就已经深有印象了，知道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特色的文学家。
他的文章质朴、味厚，他把深厚的感情，揉进朴素的文字里，从不使用什么华丽的词藻，从不多加一点可有可无的装饰。那简洁的语言、淡雅的叙述，象一位身穿土布裤褂、家做布鞋的村姑，她脸上没有脂粉，但那种自然的美、那种天然的健康，比艳丽的浓妆，不知要胜过多少倍。
五十年代初，伯箫同志就已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在我的面前，自然是个长辈。每同他谈话，我不免带一点后辈的拘谨，但这种拘谨，常被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一扫而光，几句话之后，你会感到他和你之间，并没有隔着年龄或师生的距离，全然象是自己的朋友。
可惜的是，这段时间内，我们私人间的来往并不很多。伯箫同志成为我真正的朋友，还是近些年的事。
或许正因为“近”吧！他的逝世，使我越发感到突然。摆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伯箫同志逝世的讣告，我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些昨天的情景，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伯箫同志坐在他十分简朴的办公室里，他不吸烟，不饮茶，自己喝着一杯白开水，但与我相谈的兴味，却浓过任何香茶、醇酒。他直率的言词，他深沉的思索，他敞心的憨笑，他醒人的警句……每次相谈，都给我很大的教益。
“不要给人民添任何麻烦，不通知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这是讣告中发出的他最后的遗嘱！多么象他的语言，象他的人呵！我噙着眼泪读了这几句遗言，只恨自己，在外出之前，虽然写了信给他，却没能设法去看看他。尽管有人告诉我，怕打扰他的情绪，影响治疗，不准探视，但站在窗口望一眼，也总不会成为永生的遗憾啊！
夜深了，我打开书橱，检点着伯箫同志给我的书信，“相识二十四年，昨天得获第一次畅谈，是新春佳节一大快事……”
我看着伯箫同志那苍劲有力的手迹，看着那封信的日期：1978年2月14日。
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我和伯箫同志的接触，日渐多起来。我们相谈的话题很广，人人事事，岁月流年，从个人的历史到十年内乱，讲到各自的遭遇，但均无悲戚之诉。伯箫同志以风趣的语言，向我叙述着，当他无处可交党费的时候，是怎么用红塑料布，在床头的墙壁上，钉下一个装党费的口袋，每个月，他向这个无人管理的口袋，投一次党费。
说到这里，伯箫同志收住了自己的笑容，从事过语文教学工作的伯箫老师，是很注重语言简练的，他用两个字，概括了那场灾难：“胡闹！”
我们的交往日深，而且，就在这段时间内，我俩多次一块开会，有一次，还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朝夕相处了。
这时，伯箫同志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由于教科书的编审任务很紧，他每日半天在宾馆开会，半天回机关办公。两地相距甚远，他每天跑来跑去，连午觉都不得睡，常是匆匆吃几口饭，撂下饭碗，提上文件包就走。这时，伯箫同志已年过七十了，我感到他很辛苦，原以为这位文研所的领导同志总会有车子接送。后来才知道，他很少要车，老人每天去挤公共汽车，途中要行走近一小时。
有一天，他刚刚出门，便下起大雨，机关打来电话，要伯箫同志等一下，马上派车来接。我手里的耳机还没有放下，隔窗望去，老人披件雨衣，在瓢泼大雨中，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了！
熟悉一个人，确非一朝之事。和伯箫同志相识二十几年，他可亲可敬的形象，是我从一件件小事、细节，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完臻的。伯箫同志是我们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仅在我国文学宝库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作为一位老同志、老党员，他作风正派，表里如一，对同志诚挚热情，不愧是我们的师表。许多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读过我的《边区的山》，他写过一封十分热情的、鼓励我的信，信中还引了一些诗句，这封信，我读过几遍，最后一遍，才发现他在一个“啊”字旁边，用铅笔轻轻地写下两个小字：“可省”，这件事，给我很大教育，七十几岁的老人，竟是这样仔细的读一个晚辈的作品，而我自己却常常粗枝大叶，缺少他那种精神。
不久之后，突然又收到伯箫同志的信，他告诉我，《广播节目报》的预告中，有《边区的山》的配乐朗诵，而且告诉我时间，是某月某日的8点20分。他在百忙的工作中，还这样热心细致的关心别人的事。从那张整洁的信纸，从那笔体工整一丝不苟的每一个字上，我感到了老人的脉搏、体温。
由这些，我更联想到许多细事：为了排字工人的方便，他所改过的文稿小样，每一个标点都十分清楚；在一起同住时，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他夜间起来，从不开灯；那样大的年纪了，工作一天，本来已十分疲惫，但他必须读过当天的报纸，才得入睡，从不因为精神不好，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
《说苑》有语：能言者未必能行！伯箫同志是说到便做到的，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以身作则，包括对自己的子女。
伯箫同志离开了我们，此时此刻的分手，使我倍感沉痛，一想到他可亲可敬的形象，就不禁深深感叹：今天，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象伯箫同志这样勤勤恳恳，不图名，不为利，甘作人民公仆的实干家啊！
写到这里，我翻看着粉碎“四人帮”之后，伯箫同志送我的再版散文集《北极星》。收到这本书后，我曾写给他几句小诗：
抬头又见北极星， 耳边顿起纺车声①，
佳作重印似出土， 经窖美酒香更浓。
落墨叮咚延水响， 质朴无华宝塔风，
甘作齿轮唱实践， 速打背包赶新程②。
伯箫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纺车声还响在我们耳边。
1982年8月北京
注：①指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
②指吴伯箫的散文《齿轮和螺丝钉》、《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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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子〔木刻〕
吴孔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