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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干部永远是人民的公仆
——学习新党章的一点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 孙毅
新党章关于“党的干部”一章中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做人民的公仆”作为党规党法载入党的章程，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每一个党员干部提出的严格要求。
“公仆”这个词，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很熟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把做人民公仆的思想作为党的宗旨，毛泽东同志把它通俗地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战争岁月，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还是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模范地实践了“做人民公仆”的思想，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对这段历史，朱老总以诗的语言作了形象的概括：“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照理说，“做人民公仆”，对于我们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那么，为什么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又作如此明确的规定呢？这是因为，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变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执政党。地位变了，能不能使我们党继续保持和发扬“做人民公仆”的光荣传统，奋发向上，这是历史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考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建国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保持和发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保持了做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但是，毋庸讳言，在我们的队伍中，也确有少数意志薄弱者，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淡薄了。有的虽然口头上不承认做官，实际上是做了官了，架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有意无意地搞了特殊化，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群众。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起初是为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特别是十年内乱中，在林彪、“四人帮”的“有权就是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腐朽思想影响和毒害下，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严重破坏，党的肌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我们干部队伍中的思想受到严重腐蚀。有的人官僚主义习气十足，严重脱离群众，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老爷”；有的人被个人的小圈子束缚得紧紧的，手长了，嘴馋了，养成了多吃多占的恶习，甚者以致于堕落为经济犯罪分子，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事业。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医治十年内乱给我们党造成的创伤，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如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了纪律检查机构，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手进行了干部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从制度上保证恢复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防止党员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老爷”，保持我党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的重大措施。
为了完成十二大赋予全党的历史重任，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党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新党章办事，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我记得，在旧社会有的比较廉正的县太爷的大门上还挂一块横匾，上面写着“民之父母”。我想，我们党的干部在思想上也应该有一块匾，叫作“民之公仆”，做人民的公仆最光荣。我虽已年近八旬，入党五十多年了，也曾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还是觉得有愧于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称号，总觉得对社会对人民还有许多应尽的责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每当我想起曾和我并肩战斗，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就更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自己的一切毫不顾惜地献给人民，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年龄不饶人，许多事情要“赶紧做”，活着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就要打掉官气，放下架子。我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当你以朴实的人民勤务员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的时候，群众就打心眼里尊敬你，跟你讲真话，讲心里话。反之，人家就对你敬而远之，你讲“官话”，他就对你讲假话，不把你看作是自己的贴心人。这些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否甘当人民公仆的思想感情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一个官气十足，居功骄傲、自以为比群众高明的人，要当好人民的公仆是不可能的。要真正当好人民的公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非经过长期自觉的磨练不可。我觉得，我们党的干部，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触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多做好事，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要教育自己的亲属、子女也要努力这样做。
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就要不尚空谈，要从点滴做起。刘少奇同志说过：“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公仆精神的生动体现。经过十年内乱，人民群众对党的干部的作风最敏感，非常重视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每个同志要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就拿我近几年做青少年工作来说，给他们讲传统、讲历史，固然是重要的，但我觉得要使他们真正接受你的教育，还必须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为他们做一些具体的“打杂”的工作，如给他们写信，邮寄书刊，登门家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学习和工作上的困难，等等。这对我来说，好象是些麻烦、琐碎的小事，但对他们接受教育，理解党的光荣传统，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讲做人民的公仆，还要善于在带领群众前进的过程中，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不断地从他们那里汲取新鲜养料。我在同青年的交往中，他们亲切地称我为“老师”，但我却感到，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是我的老师。就我的观察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来看，绝大多数青年同志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抱负，要求上进。为了做好他们的工作，我很注意阅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青年同志的报道和他们写的文章，许多文章观点正确，分析透彻，知识丰富，认识深刻，很有说服力，我深深感到不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就很难当好他们的老师，跟上他们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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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志
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
——记上海市优秀党员张佩珠
林之
“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要给读者提供一份答案，它的作者是妇科专家、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张佩珠。
1979年3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处于生命垂危之中的年轻妇女，被送进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急诊室。病人的子宫大量出血，试用各种药物都没有效果，值班医生决定，立即送手术室抢救。但是病人的病还不能确诊，只好一面作手术准备，一面派院部的小任去请张佩珠。不巧的是张院长这两天高血压和冠心病发作，在家休养。抢救病人要紧，小任只得赶到她家去。时间已是十点多，院长还在灯下看书。小任刚一敲门，张院长在屋里应了一声，门“拍答”一声打开了，她出现在小任面前。这一切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好象她早就作好了准备似的。小任简直呆住了。以前，她听说过，建院近三十年来，张院长多半时间都是在医院里住宿；院长从来不穿有带子的鞋和长袖棉毛衫，她总是一夜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出击。现在她亲眼看到这位院长迈开双脚往前奔跑，哪里象是年过六旬，而且患着多种病症的老人！
张佩珠一赶到手术室，立刻诊断，确定病人患的是产后血管内弥漫性出血症，必须马上输血进行手术。医生们为难了，因为给患这种病的病人只能输新鲜血液，可是现在已是深夜，到哪里去找鲜血呢？这时张院长已经卷起袖管吩咐护士：“快抽，我是O型！”护士没有动，只是犹豫地说：“院长，你身体……”张佩珠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以不容争辩的语气说：“这是命令！一秒钟也不许耽搁，抢救生命要紧！”护士顺从地将针头刺进了她的手腕。可是这位技术熟练的姑娘，现在手抖得厉害，针筒里抽不出血来。张佩珠恢复了往常的温柔，轻声说：“不要紧，镇静点！”护士怎么能镇静呢，眼下院长正在休养，再抽她的血，简直是对她的健康的摧残，怎么忍心下手呢？这位年轻的姑娘哽咽着说：“就不该叫你来！”殷红的鲜血流入针管，而激动的泪水却涌上了姑娘的眼眶。
病人得救了。出院的那天，人们都盛赞张院长一心为病人的崇高精神，而她自己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一切都属于人民。只要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能为人民作出贡献！”
张佩珠这位有国际影响的医学专家，衣着朴素，粗茶淡饭，家里陈设很简单，满架子的书籍，一张写字台，桌椅床铺都是旧的。她一家3口每月工资收入500元，而生活如此俭朴，难怪有人产生了疑问：“那么多钱是怎么花的？”
1979年，张佩珠和爱人王坚、儿子王新3名共产党员在一起商量：家里的4万多元积蓄怎么处理？张佩珠说：“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她试探着问：“是否留一部分给儿子？”王新马上反对：“爸爸妈妈给我传下了高贵的思想品质，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一辈子受用不尽。”两位老人听了很高兴，当场决定，这笔钱全部交给党和国家，支援四化建设。张佩珠说：“我追求精神，追求信仰，把人民给我的钱用于人民，我感到满足。”家庭会议以后，上海肿瘤医院院长王坚交了6，000元党费，张佩珠交了36，000多元党费。
多年来，她的奖金、稿费、讲课费……全部存在财务科，用来购置科研用具，接济困难职工，捐赠给托幼单位。这些都用的是党支部或工会的名义。张佩珠再三请求：“这本来是人民的钱，应该让同志们感谢组织，千万不能说是我个人捐赠、接济的。”
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尽管年老多病，现在依然坚持每天4点多钟起床，工作到晚上7点多才回家晚餐。她不仅出现在病室里，出现在无影灯下，也出现在讲台上。她还和大家一道通阴沟，扫厕所。凡是抢救病人，只要她知道，一定坚持到场。曾有人劝她：“张院长，有医生在，你放心好了，难道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她恳切地回答说：“地球会照样转，这我知道。但我只要有口气，就应该跟地球一起转。”
张佩珠是幸福的。她不晓得追名逐利的痛苦，她没有因个人利害关系同别人发生隔阂。当她看到病孩获得新生露出笑容，看到产妇抱着婴儿挥手告别，她精神上获得很大的满足。她也感到过歉意，她说：“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因为她对自己心爱的独生子照顾得不够，从他进托儿所到上幼儿园，她没有接送过一次。但是谁能因此责怪她呢？她把纯洁的母爱无私地献给了成千上万的婴儿，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光荣事业。
张佩珠今年66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算起，她从事妇幼保健事业已三十八年了。她用自己几十年来忘我工作的实践，写下了一行光辉的大字：
生命的意义，在于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在于为人民不断地作出贡献。
（上海市委《支部生活》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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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阜新市委严肃处理一起重新重用“三种人”事件
本报讯 据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第9期报道：辽宁省阜新市矿山机械厂党委，公然违背党中央关于“三种人”不可重用的方针，重新重用“三种人”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最近受到严肃处理。
报道说，1980年12月，阜新市建委副主任段竞任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之后，对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的14人，除两名构成犯罪、一名“双开除”的未作安排外，其余11人全部重新提拔重用。这些人中，有的帮派思想严重，有的靠造反起家，有的犯有严重的打砸抢错误。例如：“文革”中的一位厂造反派头头，“清队”时为泄私愤，用鞭子打一位女工；1974年，他攻击老干部，吹捧“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久被提拔为厂党委副书记，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被免职，但他始终坚持帮派观点，攻击清查，并极力为被清查的人鸣冤叫屈。对这样一个人，该厂党委竟于去年11月又重用为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并准备提为厂党委副书记。有一个工人在“文革”中积极参加造反，后任厂革委会常委，1969年突击入党，1975年被提拔到市机床二厂任革委会副主任。“清队”时，他亲自打了五人，使一名工人致残。清查时，他被免除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调回矿山机械厂后，厂党委在去年12月，再次把他提为副科长，并连续两次长了工资。
这些人重新上台后，大权在手，气焰嚣张，以种种手段，对坚持原则、积极搞清查的原清查办公室负责人、现保卫科长邵同舟同志，进行诬陷围攻。有的人甚至在今年4月借机寻衅和邵打架，诬蔑邵是“坏分子”。这些人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干坏事，使企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报道指出，这个厂发生包庇重用犯有各种错误以至构成犯罪的人的问题，主要是党委领导班子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严重不纯造成的。该厂原党委书记段竞，在“文革”中因讨好造反派，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十年动乱。他和这些人很有感情，有报“一保之恩”的思想。段竞明知有一人已被市建委认定是造反起家的人，其被免职后再次重用时曾被市建委责令撤换下来，但段竞却再一次主持党委会主张加以提拔。原党委副书记于洪文，受“左”倾路线影响较深，派性严重。他认为，“对待这些人一个都不应处理。”副厂长王金录，“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是该厂造反派头头，他说：“提拔这些人在思想上、观点上、感情上一致，使用他们觉得合拍。”
最近，中共阜新市委根据群众的反映，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组的帮助下，对市矿山机械厂党委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并专门召开市委常委会进行讨论，决定重新组建该厂党委。市委和市政府决定：撤销市建委副主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段竞党内外职务；对原党委副书记于洪文，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王金录副厂长职务，调离该厂另行安排工作；对该厂原党委副书记兼厂长、现任市建材局副局长林素茗和其他领导成员，令其检查。对已查明是属于“三种人”而又重新提拔重用的，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中共辽宁省委已将阜新市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报告转发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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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上任第一步
黄山
某单位提拔了几位干部。新“官”上任后，一出门抬脚就要坐小轿车，昨日健步如飞，今日离开汽车似乎就寸步难行了。群众反应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福建省新选拔一位五十二岁的同志任副省长。他上任后，每天上下班继续骑自行车，穿街过市，风雨无阻。这样做，在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同志看来，可能有些失“体统”，而他们眼里的“体统”，竟可以追溯几千年。乘车要四马，坐轿要八抬，神气是很够的，但这与党章作的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一规定，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还是收起为妙。
笔者在此并无鼓吹一律封存公车之意。汽车代步，该用还得用。只不过借《漫话》一席之地，赞赞福建那位副省长严于律己的好作风，并奉劝嗜好坐小轿车过“官瘾”的那些干部，不妨安步当车，既可练练脚劲，又可减轻国家负担，还能多接触群众，可谓一举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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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先抓好领导干部的学习
北京东城区委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精神
本报讯 记者熊永年报道：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精神。十二大刚闭幕，区委就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在全区党员和干部中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的热潮。
东城区委首先以主要力量抓领导干部的学习。9月14日，区委常委和人大常委、政府、政协的领导干部开始集中学习。每天学半天，联系实际，认真领会文件的基本精神。15日，区委开始组织各局、处级单位党政第一把手和宣传部长（科长）学习。有些同志原来对十二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心中没底，通过学习认识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是在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之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的，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经过努力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区属各单位党组织也分别组织干部学习十二大文件，用组织生活时间组织党员学习新党章。广大党员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开始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区委计划国庆节以后分三期轮训局处级领导干部，10月下旬开始对群众宣讲十二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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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华丝绸厂96％的党员被评为先进
本报讯 记者吴克强报道：杭州福华丝绸厂党委大力开展“争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党员”的活动，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厂250名党员有240人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各种积极分子或立功受奖，占党员总数的96％。
杭州福华丝绸厂的共产党员还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去年以来，全厂党员进行职工家庭访问达2，000多人次。在党员的带动下，职工们精神振奋，同心同德搞四化，为四化立功的达到1，260多人次，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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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内通讯
到基层调查不能摆架子编辑同志：
近来，报纸上不断刊登领导干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报道。由于下去调查的干部不摆官架子，群众不拘束，愿意向他们提供大量生动具体的材料。这种工作方法被一些人称为“私访”。
我们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的干部应当同人民保持亲密的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有些党员干部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差，有的象水上的浮萍漂在上面，单靠看材料、打电话指挥工作；有的虽也下去，但象井里的皮球不“沉底”，或“坐车观花”，或听一听汇报了事。开个座谈会，也是让事先经过挑选的人来参加，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这种工作作风，不利于完成十二大提出的伟大任务。因此，人们希望这些同志转变作风，多到群众中“私访”，进行周密的而不是草率的，深入的而不是敷衍的调查研究。这样对于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定大有裨益。
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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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干部努力改变领导作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图为省委第一书记冯纪新在副食品商场站柜台卖菜时，征求群众意见。
本报记者 李生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