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党的基本知识 探求共产主义真理
清华、北医学生积极参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
本报讯 清华大学有640名学生参加了校党委暑期在昌平清华大学科研基地和疗养所举办的第三期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是在8月28日结束的。在为期一周的学习中，同学们分别学习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许多同学进一步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化工系79级学生冯涛，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杜威的《自由与民主》以及当代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著作，对共产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产生怀疑。后来，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学了历史，这次又学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小组讨论会上，他深有体会地说：“看来，没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行，不了解历史也不行。要学习马列，学习历史，再看看现实，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了解共产党。”谭毓顺同学联系三中全会前后全国的形势和自己家乡的变化，激动地说：“党不仅有胆量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能力领导人民走上幸福之路。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共产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分子的集合。我完全有理由建立这个信仰，申请加入党组织。”
过去，不少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从去年暑假第一期学习班以来，越来越多的同学懂得了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场艰难、伟大的实践，并自觉投身这一运动之中。
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有300多学生分别参加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这些学生回到系里和班里后，积极发挥骨干作用，先后建立了100个党课学习小组，有1，100多人参加了学习，激发了同学们的政治热情。第三期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原计划只收300人，却有1，200人报了名。无线电系78级的武筱华，放弃了学校专门为准备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开的数学复习课，主动参加了学习班。力学系没被批准参加校党委举办的学习班的96名同学，则自己在清华园里办起了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
一年来，全校已有175名学生入党，申请入党的达1，000多人。第三期学习班期间，又有同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学们表示：回到学校，我们不但要把马列学习坚持下去，还要作一粒共产主义的种子，在同学中开花、结果，让更多的人汇集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本报讯 北京医学院于8月12日至19日举办了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99名同学参加了学习。
学习班重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有关章节。院党委副书记曹瑞给同学作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辅导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的老师给学习班讲了《共产党宣言》的学习方法，院德育教研室的老师还讲了政治上如何进步、怎样争取入党的专题。经过学习，很多同学的思想有了进步。卫生系的马英英同学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自己过去不了解党，只想做一个超脱现实的正直的人。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教育了我，使我对党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读了《共产党宣言》，深感党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比个人的目标要远大得多。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没有奋斗目标，不可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将是我的理想。”口腔系80级的曹小源同学说：“过去，我不信共产主义，认为那只是口号，现在，我知道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列主义是科学，共产主义一定胜利。我要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增强了同学们对党的热爱和了解，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本学期开学以来，又有18名参加学习班的同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赵赜
第3版()
专栏：
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宣传科学
吴阶平
近年报刊杂志报道医学科学成就的消息和文章多了起来，这对普及医学科学知识，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防治疾病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也值得指出，有的报道文章却起不到这种作用，反而造成错觉和混乱。
我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常常遇到一些病人或他们的家属突然要求停止原来的有效治疗，而应用某种新药物或新方法，其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有关的报道。但有些报道并未如实介绍情况，往往笼统强调效果，不谈应用的范围；或者把一些尚在探讨研究的课题，说成是成熟的方法；甚至把一些全无科学根据的事说得神乎其神。对于象恶性肿瘤等难治之症，如果在报道中不实事求是，造成的后果就更严重。有的病人就是看了这类报道之后，拒绝原应采取的治疗，扶老携幼，承担很大的经济负担，奔向所报道的医生或医院，结果病人因奔波劳累加重了病情，也给被报道的医院造成了困难。类似的情况在报道外国的医学成就时也曾出现过。例如一家报纸刊登了国外一项医学成就的消息，标题是“久疑不治之症，今获医疗福音”，内容报道国外一医学家查明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震颤麻痹症的病因，并制成特效新药。实际情况是这一新药还处于试验阶段，并未用于临床。3个多月后，该报只得再登一段新闻说，全国各地许多读者不但投函该报，而且文中报道的外国教授也收到了许多我国的函件，教授要求转告我国读者：“新疗法尚处在试验阶段，临床应用至少需五年左右的时间。”这就是报道时没有搞清情况，又没有考虑后果所造成。
有一段时间里，我接到许多信要求帮助他或她改变自己的性别。其原因就是一家报纸在报道我在治疗外生殖器有严重畸形病人（所谓阴阳人）的消息中，未把问题说清楚。对于一部分有这种畸形的人，确可根据其实际所属性别矫正其畸形，但决不是对正常人随意改变性别。恰巧在大致相同时间，有一刊物刊出一篇国外报道的摘译，标题是“英国男女性别改造学校”，报道的内容却是“专门治疗男女阴阳人”，这个错误的标题，就更加重了某些读者的误解。医务人员向病人解释为什么不适于应用所报道的某种治疗方法，所费的口舌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且常常不被病人及其家属理解，有时还被视为保守。
许多科研医疗上的成就是协作的产物，集体的贡献，如果在报道中不适当地强调某一个人的作用，就很不利于科技人员的团结合作。有些科技人员或单位之间的矛盾就与报道失实有关。
在“人物专访”等栏内，就更要防止写得过头，象“奠基人”这类衔头决不可轻易使用，必须认真调查核实。有一家报纸在报道我的医学研究工作时，在标题中，说我是我国“泌尿外科学奠基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对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发展，只作了一部分工作。我国老一辈的泌尿外科专家对发展我国泌尿外科作出过成绩。有几位老一辈的专家还健在，他们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专业人员，是很有贡献的。我向这家报纸提出了意见，他们才又发了一封“来函照登”。在刊登“知识性”、“趣味性”文稿时，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而且也总要有一点实用价值。报道中的某些失实，可能与某些科技人员自己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修养不足有关，但有些确实与记者、编辑人员有关。我认为一定要强调实事求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来报道科学。要多征求专业部门和有关人员的意见，要充分考虑刊登后可能引起的后果。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与每个人的健康密切相关，读者看到有助于解决自己疾病的办法时，很自然地要千方百计去得到它，所以对这类报道必须格外慎重。
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作者、记者、编者、读者的注意。
吴阶平同志的意见，很值得我们编辑、记者和一些作者重视。准确的科学性是科技报道的基本要求之一。我们的人民十分信赖报刊，报刊的科技报道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采取科学的、谨慎的态度。本报愿意与其他报刊共同努力，避免科技报道上的失误，一旦发现，及时更正。希望各方面专家、读者支持和监督。 ——编者
第3版()
专栏：
四川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
本报讯 记者罗茂城报道：我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31.21‰，下降到1980年的5.12‰；去年虽然进入生育高峰期，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控制在9.17‰。
四川各级领导干部很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他们清醒地看到，建国三十二年来，由于人口增长，全省人均耕地由1.81亩减少到不足1亩，尽管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均占有粮食也只增加了100来斤。目前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控制人口是关系到四化成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必须抓紧抓好。今年以来，许多地、市、县组织了计划生育宣传队，采用广播、电影、幻灯和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现在全省各单位、各生产队都有专人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并抓紧建立、完善计划生育责任制，把生育计划和节育措施落实到人头。
第3版()
专栏：
河北防治地甲病取得成效
本报讯 地方病多发省份之一的河北省，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三年半来，共治愈地方性甲状腺肿病人50多万，同时控制了地方性克汀病新患者的发生。截至1982年7月底统计，全省70个地甲病区县（市），经考核验收，已有56个病区县（市）达到国家提出的基本控制和消灭标准，占病区县（市）的80％。
第3版()
专栏：
沁县地方病基本得到控制
本报讯 地方病重病区的山西省沁县各级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开展防治地方病工作。近年来，治愈地方性甲状腺肿病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一例，治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二，大骨节和克汀病得到控制。
沁县地处山区，地方病比较严重。三中全会以后，沁县从县委到公社党委都成立了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每年召开四次专门会议，并深入病区访视病人，同当地干部研究落实防治措施。现在，沁县已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支三百四十三人组成的防治专业队伍。由于普及防治知识工作做得好，广大群众都具有一般的防治知识，主动配合专业队伍开展防治工作。南泉公社罗和岩大队是全县地方病最严重的一个队，解放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军和上大学。现在，该队患病率已降低到接近国家控制标准，近两年还有三个青年参了军，两个青年升了专科学校。
杨振国
第3版()
专栏：
为解决患者住院治病困难
四平中医院积极办好家庭病床
本报讯 为了解决患者住院难，特别是一些老人就医困难的问题，吉林省四平市中医院从1981年8月开始建立家庭病床。在十个月中，收治内、外、妇、眼科病人共155名，治愈好转率达90％以上，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为了办好家庭病床，他们制订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1）建立家庭病床的管理制度。家庭病床由保健科负责管理，指定专人登记造册和负责病历保管。主要收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老年病患者，以及住院恢复期的患者。（2）建立查房会诊制度。经治医生每周一、四下午查房，院长及各科主任定期查房，坚持业务科主任会诊制度。（3）建立病历书写制度。对家庭病床的患者，都要有详细病历记载，做好病程记录和各项检查记录。（4）建立财务管理制度。院财务科派专人管理家庭病床的医疗费和药费的收支。（5）建立文明行医制度。加强医德教育，要求医护人员不谋私利，不走后门，不拉关系，不受礼，不在患者家吃饭，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建立家庭病床，缓和了医院床位的紧张，方便了群众。老教师戴克范患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一年多住不进医院。经过家庭病床3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患侧恢复了功能，重返工作岗位。戴克范十分高兴地说：“中医院办家庭病床，给了我重新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
建立家庭病床还使大部分医生得到观察一些疾病的机会，从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科研水平。去年年初在院学术年会上介绍的论文中，有4篇就是医生总结家庭病床医疗工作写出来的。他们还有计划地利用家庭病床对内科的中风后遗症、眩晕症、水肿以及妇科的崩漏症等疾病，进行科研工作。
建立家庭病床也使医院增加了经济收入，从今年1月到5月末，共收入医药费28，000元，占医院总收入的10％。
第3版()
专栏：记者来信
成果奖应奖给谁？
重庆特殊钢厂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反映，他们那里在科技成果奖金的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有道是：“有功人员不敢要，沾边人员争着要，无关人员也想要，个别领导带头要。”大家都分一点，撒胡椒面，而真正贡献大的技术人员所得很少。奖了等于不奖，很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就拿“稀土镁球墨铸铁钢锭模的推广应用”这项成果说，从试验方案的确定，工艺措施、操作规程的拟定，具体组织试验，质量分析研究，到写出技术总结，都是以工程师傅凯风为主干的。这项成果在提高钢锭模寿命、减少钢水消耗、降低成本上，效果显著；推广数量在同行业中也处于领先地位。1981年初，被四川省科委评为二等奖，省人民政府颁发奖金500元。这笔钱拖了8个月才分发。车间第一次方案：傅凯风与车间主任、工段长以及帮助拍金相照片、进行高温强度指标鉴定的重庆大学教师等5人为一个等级，各得奖金4元。第二次方案改为各得7.5元。经厂技术处干预，傅才得了25元。
象这样的例子可说太多了。新磁头材料，奖金200元，主要研制者得10元；精轧联动线，奖金200元，主持人得8元，还买糖大家吃了。有些项目的奖金分配，连厂长办公室、打字组、厂工会搞宣传的，都分到一份。
成果奖的这种分配办法，很值得研究。技术人员讲：这是个怎样看待科技人员的作用和贡献的问题，是把科技成果奖混同于一般劳动奖了。依我看，有的连劳动奖也算不上。就拿打字员来说，我觉得就不该拿这种奖金。科技成果奖是奖励科学技术上的特殊贡献的。打字员得奖应当是在打字工作中作出了突出成绩，怎么能因为打了一份技术报告就得一份科技成果奖呢？据说，有的科技人员在搞了一两个项目后，就灰心丧气，不大愿意再动这个脑筋了。搞成一项革新，真难呀！提很多方案，命中率很低。一个项目提出，造舆论，作宣传，写报告，到处批，好不容易才列为革新项目。研制过程中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要承受风言风语的压力。请求加工和试验，更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事情。费时三四载，搞成了一项，所得奖金凡沾边的甚至无关的都有份。这样做，在科技人员看来，不只是少得几个钱的问题，而是贬低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怎么能鼓励他们提高积极性呢？
当然，平均主义的空气不扭转，很多技术人员也不敢多得这种奖金。得多了很可能成为孤家寡人。“你一人独吞了！”“你们几个人去搞吧！”今后工作中困难重重，受不了。所以，为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多搞发明创造，多搞革新挖潜，不只是要制订合理的成果奖金分配方案，而且要广泛地做思想工作，使大家正确对待科技人员的革新成果，都积极支持他们的革新创造。
本报记者 毕传永
第3版()
专栏：
“徐薯18”诞生记
孙敦修
最近，经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审查批准，“徐薯18”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徐薯18”，是江苏省徐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盛家廉、袁宝忠、朱崇文共同培育成功的。
甘薯是我国主要辅助粮食作物之一。三十多年来，在我国北方薯区一直种植“胜利百号”。“胜利百号”原系日本品种。四十年代以后，在我国东北、华北等产区逐步推广开来。这个品种产量高，适应性强，发芽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品种逐渐退化，种苗混杂，产量、品质均有所下降，病害也渐渐增加。在根腐病蔓延的地区，“胜利百号”总是大幅度减产，有的甚至绝收。
能不能培育出我国自己的新薯种来取代“胜利百号”？建国以来，我国各地先后选育了近60个甘薯品种，但都不能全面取代“胜利百号”。我国许多甘薯研究工作者、甘薯产区的广大干部群众，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探求、摸索、钻研和攻坚。江苏省徐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盛家廉、袁宝忠、朱崇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盛家廉现年六十五岁，是我国著名的甘薯专家，现任徐州地区农科所副所长。他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1946年就开始了甘薯的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主攻甘薯育种。早在五十年代中期，盛家廉就发誓要培育出超过“胜利百号”的新薯种。
袁宝忠今年59岁，从1948年起，他就和盛家廉一起从事甘薯研究，两人是志同道合的“老搭档”。盛家廉说袁宝忠：每一项甘薯研究成果，有我就有他。袁宝忠说盛家廉：论甘薯研究，他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1957年，盛家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袁宝忠也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他们并没有消沉，培育出超过“胜利百号”新薯种的志向始终没有变。“文化大革命”中，盛家廉和袁宝忠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臭老九”，他们常常白天挨批斗，晚上偷偷地搞试验。
朱崇文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她今年45岁。1959年，朱崇文从苏北农学院毕业。六十年代初期，她一来到徐州地区农科所，就加入了盛家廉、袁宝忠的甘薯研究小组，迷上了甘薯育种。朱崇文常想：六十年代了，我们还种着人家三十年代的品种，这种落后局面应该改变。
三颗心想到了一起，三股劲拧到了一块。他们死死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育出具有我国特点的甘薯新品种，誓不罢休！从1972年起，他们总结了以往研究甘薯育种的经验教训，决心调整育种目标，改进育种方法。他们经过四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在1976年选育出高抗根腐病，综合性状好，适宜春、夏季种植，耐瘠耐湿性强和高产稳产的新品种——“徐薯18”。
“徐薯18”以它突出的优点迅速得到推广。据统计，今年这个品种在我国中、北部主要薯区种植面积约为1，800万亩。按正常年景，“徐薯18”比其它品种平均每亩增产鲜薯500斤，折粮食100斤，仅品种优势，一年就为国家增产粮食18亿斤。
我国自育的甘薯品种第一次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成为我们的“当家”品种，“胜利百号”正在逐步被取代。
在培育“徐薯18”的过程中，盛家廉、袁宝忠、朱崇文不知花费了多少劳动，付出了多少艰辛！就拿这个品种的人工杂交过程来说吧，他们先是排列了四十多个组合，每一个组合都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鉴定。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并不怎么好，再加上人手少，大量的工作都要亲手去做。单是“新大紫”为母本，“52—45”为父本这一个组合，就有180个后代。对于这些出自同一“父母”的“同胞姐妹”，他们要从“生”到“死”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几千个品系，数以千万计的数据，其工作量可以想见。为了品尝甘薯的味道，他们要不厌其烦地“吃”，吃腻了还要吃，而且要吃出滋味来。
“徐薯18”诞生后，盛家廉、袁宝忠、朱崇文极为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在采访过程中，他们三人向笔者介绍了许多别人的事迹。
农科所党委“一班人”对盛家廉他们的科研工作积极支持，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即使在那动乱的年月里，甘薯研究组没有散，技术资料没有丢，品种资源没有乱。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支持啊！
试验队队长颜世俭甘心当好助手。他在实践中学会了一套本领，懂得什么时节该做什么试验，什么试验该达到什么要求，一年四季组织好有关工人，对甘薯的种、管、收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盛家廉他们对这样的助手感到特别放心。
技术人员郭化芳文化程度不高，技术却很熟练。实行甘薯有性杂交，每年总有一百钵左右的甘薯嫁接亲本苗。郭化芳对待这些嫁接亲本苗，视若掌上明珠。7月份开始进行短日照处理，上午八点出来晒太阳，下午四点进暗室休息，每天都要把装着亲本苗的平板车按时推进推出，从不间断。7月底，淡紫色的喇叭花陆续开放，一直延续到10月，一般每株可开花400多朵。这期间，郭化芳和其他工人要对这些花朵进行不同的观察和试验。每一项工作，郭化芳总是按照盛家廉他们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还时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盛家廉他们在育种过程中，还得到不少农民的热情支持和协助。
“徐薯18”谱写了一曲团结协作的凯歌。盛家廉在谈到“徐薯18”培育成功的经验时，概括了八个字，叫做：群策群力，群选群育。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科研事业的哪一项重要成果，没有群众的智慧和汗水？（附图片）
盛家廉（左三）袁宝忠（左一）朱崇文（右二）在观察甘薯品种。
徐州地委宣传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