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老作家井上靖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会长、老作家巴金最近互致信件。他们的信，表达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衷心愿望。 ——编者
致巴金先生
〔日本〕 井上靖
大概是初夏的时候，日本传说巴金先生入院动手术。我和您的日本朋友，都为您的健康担忧。后来读了香港《大公报》关于您近况的报道，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的心情，就象那阴霾的天空，一下子云消雾散，豁然开朗。我真想对那位写报道的新闻记者说：谢谢你送来了佳音。
那篇报道说：患部不但不是恶性肿瘤，而且在5月下旬做了手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呵，总算放心了！这种欢悦的心情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您的日本朋友们的共同心情。看到您穿着一件汗衫、精神矍铄的照片，大家都很高兴。
同时，我也深为您的雄心壮志而感动。写几本《随想录》，还要写长篇小说，这对于年龄相仿的我，是极大的鞭策。我期望着您的故乡四川出版社早日出版《巴金文集》（十卷）。
上次同您见面，是昭和55年（1980年）8月在北京。那次还有我的妻子和十五岁的孙子。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此刻，我正在翻阅日记，想查一查我到底见过您几次。昭和32年（1957年），我作为日本作家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有幸在上海见到了您。昭和36年（1961年），昭和38年（1963年），我应邀访问中国，也在上海见过面。
三年以后的1966年，中国爆发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一片动乱。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变得遥远了、陌生了。当时我身在日本，对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实在是莫名其妙。
十一年以后，我又于昭和49年（1974年）访问了中国。那时日中两国已经恢复了邦交，但我却没有见到一位过去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昭和50年（1975年）、昭和51年（1976年），我又两次访问中国，但也几乎没有见到中国作家，没有和中国作家畅谈、交流。当然，也没有见到您。不，不是没有见到，应该说是没能见到。因为那时是“四人帮”时期，您正在受苦受难。
昭和52年（1977年），在整整相隔十四年以后，我在上海见到了您。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中国开始了光明的文艺复兴时期。此后，昭和53年（1978年），昭和54年（1979年），我连续访问中国，都见到了您。我们终于一起迎来了随时都能见面的美好时代。
我曾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昭和52年（1977年）见面时的情景：
“这次到中国访问，途经上海机场回国的时候，在欢送的人群中，我发现了中国作家巴金先生，这是一别十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昭和36年（1961年）我访问中国时，曾在上海到巴金先生的家里作客。当时巴金先生的夫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在我对已故的巴金夫人表示哀悼时，巴金先生对当年一同去拜访他的龟井胜一郎先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那次见面时间很短，没能详说。巴金先生告诉我说他昨天夜里读了我那篇写老舍先生之死的小说——《壼》。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能读日本文学作品，感到十分惊讶。
“昭和53年（1978年）我访问中国时，先生来北京饭店看我。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终于有了促膝畅谈的机会。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巴金先生用很长时间讲了他十年中的苦难生活，也说了他今后的创作计划。我问他‘原来就懂日语吗？’他说：‘不，才开始学习，正在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多么想能直接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呵！’他已年逾古稀，但这种壮心不已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他还说，为了夺回浪费掉的十年时光，他现在很注意身体。”
今年听说先生住院了，我之所以惴惴不安，就是怕您过度劳累，积劳成疾。
在《大公报》那篇报道中，先生所说到的《随想录》，其中第一本已经译成日文，最近由筑摩书房出版了，书名叫《巴金随想录》（石上韶译）。这本书我已经拜读。先生在总序中说：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使我肃然起敬。
书中的几篇随感，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这样的随感辑成几卷，用诚恳真挚的文学家发自心底的呼喊，会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究竟是什么，会使人们了解其全貌和内涵。它不仅使人们知道了那黑暗的时代，而且会叫人思索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问题。
信写得很长了，应该就此搁笔。您有笔会的工作，还要筹建现代文学馆，工作很忙，务请节劳，保重。
现在，日本笔会正在筹备1984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有很多工作，需要中国笔会协助。切望有机会拜见先生，就笔会的使命以及当今世界的文学等问题，聆听先生的高见。
1982年8月25日
（陈喜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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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答井上靖先生
巴金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您谈到我们几次见面的情况。我得承认，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会见，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谒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积雪未化，我们在楼上您的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几册您的大作告辞出门，友情使我忘记了春寒，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谊的开始。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关于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有难忘的惨痛经验。中日两国有二千多年的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大师六次航海、十二年东渡成功的情景经常在眼前出现。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两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友谊发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树木正在开花结果。但是破坏友谊的阻力始终存在，军国主义的逆流一直在翻腾。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我至今心有余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门拜望的时候，我还带着熬心断肠的痛苦回忆。我是“身经百炸”的一个幸存者，在东京豪华的旅馆里，我还做过血肉横飞的噩梦。我听石川达三先生谈过他一边流泪一边写《活着的兵》的情景；小说中日本兵杀害中国老百姓的残酷场面，我今天还不能忘记。芹泽光治良先生在山东济南目睹中国青年们被日军绑赴刑场。中岛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见日军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我和日本的作家含着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我们知道我们友好正是为了不让过去的惨剧重演。
二十一年过去了。在两国人民兴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进入”就造成了一千万以上中国人的死亡，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一九八○年我访问广岛和长崎，在慰灵碑前献了花。石阶上遗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蘑菇云，火海，黑雨……我脑子里装满了这一类的资料。在广岛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绝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在广岛和长崎，我都看见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的城市和美丽的花园。鲜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儿童送来种植的。它们是人民友谊的象征。和平的力量战胜了战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在我国杭州西湖风景区，我看见日本岐阜县立的纪念碑。岐阜县人民说：“日中不再战！”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我们要用更加响亮的呼声来迎接邦交正常化的节日，让那些妄想“进入”别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先生，写到这里，意犹未尽，但是篇幅有限，我应该搁笔了。我相信以先生为会长的日本笔会筹备召开的一九八四年东京国际笔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关于国际笔会，我认为可做的事情很多。国际笔会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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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歌声
柯岩
一世上有多少诗篇是那样温柔地歌唱着月亮世上有多少诗篇献给了夜莺带着迷人的忧伤……但我的党，却教我把自己的歌献给麦穗献给钢铁献给斗争和理想于是，在镰刀和铁锤的
旗帜下我学会把自己的歌唱给自动化流水线唱给电子计算中心也唱给战士和枪……因为，没有这一切就不会有宁静的夜色也不会有——夜莺甜蜜的梦想
二我曾经歌唱过声威赫赫的猛将我曾经歌唱过功勋盖世的良相但，在我的母亲——我的党身负重伤的时刻我的诗篇，却要献给时代的医生蘸着滚烫的鲜血带着燃烧的希望歌唱他的从容他的胸襟歌唱他钢铁一样的手腕是怎样紧握手术刀割去毒瘤，治疗溃疡又穿针引线修补着健康躯体上的每一道裂痕，每一处创伤望着母亲欣慰的笑容我怎能不歌唱呵，我要歌唱我要歌唱——歌唱他的身影仍挥汗如雨映照在母亲瞩望未来的瞳孔里歌唱他仍象士兵一样默默守护着母亲那已恢复健康的伟大而坚强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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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桥上
碧野
南桥，象祖国西南常见的架设在急流上的桥梁一样，盘龙翔凤，雕花塑像，朱栏红柱，金碧辉煌。这种富丽多彩的凌波长桥，充分显示了祖国西南地区人民的匠心和才智。
盛夏，我以喜悦的心情站立在南桥上，承受岷江凉爽水风的吹拂，衣角飘飘，好似飞天。
我面向上游的都江堰，那从岷江分流入宝瓶口的滔滔江水，千波万浪迎面奔腾而来，冲过南桥，激起水风。眼光越过宝瓶口一侧的古建筑伏龙观，从飞檐高翘的一角，可以遥望高耸的赵公山，在莽莽苍苍的一带群山后面，那似可见又不可见的迷朦烟霭中，是出产熊猫和金丝猴的卧龙山。而在赵公山的南段，那青翠葱茏的是名闻遐迩的“青城天下幽”的青城山。
我站立在南桥上，回想四十多年前，我来过此地，多少往事涌上我的心头……
那时，我还是一个“绿鬓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两鬓繁霜。岁月就象流水匆匆逝去，可是岁月中难忘的人和事，却象斑斓的水石，越冲洗越鲜明。
第一个浮现在我脑际的是小周。他穿蓝布长衫，戴近视眼镜，赤脚踩草鞋，是一个典型的四川青年。表面看来，他纯朴得象一块没有琢过的璞玉，草鞋唰唰，长衫飘飘，笑眯眯的眼睛在眼镜里显出两条细缝，可是他心灵机巧，多谋善断，曾救我于危难之中。
那时，敌人追捕我，小周连夜把我护送出成都，隐蔽在川西的邛崃山下。
邛崃山接连大雪山、卧龙山和青城山，就象祖国的大地筋骨相连。大雪山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军过后尽开颜”的险境，它一脉连结着卧龙山和青城山。
卧龙山不仅出产珍贵的熊猫和金丝猴，而且出产稀有树种“麦穗松”。小周不愿作逗乐的熊猫，也不愿作嬉戏的金丝猴，他说过，他愿做“麦穗松”。当时，我理解，松树生长在石隙岩缝中，不怕贫瘠，不怕风霜，傲然挺立；而麦穗，能舍身为人，疗饥解困。他愿为“麦穗松”，充分表现大无畏精神，既不屈于恶势力，又甘愿为人民舍死忘生。
青城山多产珍禽异草，箭蝶、桐花凤、护花鸟最为珍奇。小周不愿作卧花的桐花凤，也不愿作依恋花丛的箭蝶，他说过，他愿作“护花鸟”。传说青城山的七姊妹花原是素白的，护花鸟滴血把它染成了红色。当时，我也理解，青城山的七姊妹花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危难艰险，而作为护花鸟，展翅护花，滴血凝红，这是对革命事业多么感人的一片忠诚呵。
忽然，有翅膀的影子掠过水面，举目间，我看见一只红脚小鸟从南桥的江面上飞入附近的玉垒山，还传来“莫折我花花”的一声叫唤。我知道这就是护花鸟。也不知道是造物的驱使，还是心灵所感，护花鸟好象特地从青城山飞到这玉垒山来，在我站立的南桥显示它的翅膀和歌喉，让我加深对旧日友人的怀念。
玉垒山就在这都江堰边上。唐朝大诗人杜甫曾经吟咏过它：“玉垒浮云变古今”。玉垒山，是古代的边关，如今，还遗留有当年马超镇守的玉垒关。
从玉垒山脚拦入宝瓶口的岷江水，如银瓶倒泻，几千年来奔腾不息。水风拂面，衣单袖薄，盛夏之中带有寒意。我从面向上游的长桥北边移步面向下游的南边，凭栏眺望东流水，只见波涛滚滚，势如万马奔腾。
岷江在都江堰的“鱼嘴”中分二水，外江归入青衣江，内江流往川西平原。冲过南桥的岷江内江，象箭一般射向远处下游的分水大闸。水流被大闸一分为二，各奔南北，再下游，又被二分为四。水流所到，北漫金堂，南浸龙滩，把川西平原织成了水网地带。
水，象奶汁哺育着大地，川西平原庄稼一年三熟。自古以来被誉为“天府之国”。
在川西平原上，乡村农舍多竹木，呈现一种特异的景色，遥望平展无边的平原上，突现一个个圆点子，那就是川西平原上独具特色的“林盘”。林盘聚植竹木，一年到头常绿不凋。有林盘的地方就有农舍，在清晨、日午、黄昏，缕缕炊烟从林盘升起，可以听见鸡犬之声，这正是今天稔熟年丰、人兴畜旺的社会主义盛世的风光。
可是在三十多年前，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川西平原上的林盘却是那么凌乱和凋枯。有一个人穿行在成千上万的林盘之间，他就是大周。这时，小周多长几岁，已经成了大周。在一个个林盘里，白日听鸦噪，黑夜闻枭鸣。他走到哪里就歇在哪里，一间破破烂烂的灶屋，一张摇摇晃晃的竹床，就是他的“安乐窝”；一碗薄粥，一块玉米粑，就是他的“盛餐”。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打内战，他发动千家万户，抗丁、抗粮。
川西的民枪一齐高高地举了起来。
在一个枝柯横斜、落叶堆积的阴暗的林盘里，一幢倾斜的茅屋，这就是大周的生身地。他在家门口的大树下，种了一株凌霄花。凌霄花藤生，附树攀枝，飘挂空中，花朵红中带金色，灿若晨星。
大周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领导川西人民拖住了国民党的大批军队。凌霄花三度开放，川西大地就迎来了东升的红日。凌霄花映着朝阳，显得更加金红，更加绚烂。
大周这时已是县委书记。他领导人民建水电站，开河挖渠，建设农田，使川西平原年年丰收，造福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多年来，大周从管理百万人口的大县，到管理千万人口的地区，他呕心沥血，日夜辛勤。如今，他熬白了头，已经变成老周了。
老周没有忘记他年轻时甘当“麦穗松”的抱负。现在，在川西平原上，田野辽阔，水流万转。一片片丰产的矮脚秆从扬花、灌浆到成熟，穗长粒饱，密密层层；一群群狮头鹅和大麻鸭顺着水渠的流水在游走觅食，麻鸭甩尾巴、拍翅膀，狮头鹅伸长脖子欢喊，声音洪亮；一片片多株密植的柑桔在太阳下金黄闪光，空气里充满了清甜的气味；处处荷池结莲蓬，银杏枝头挂满果子，丹桂、金桂、银桂在吐放芳香……川西平原的丰饶和富丽，离不开老周长年累月心血的浇灌。
川西平原的林盘变得浓密，竹木茂盛，显得绿荫荫。林盘中，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茅屋。茅屋年年换草，整洁清幽，冬暖夏凉，为社员喜爱。老周的家还是林盘中的那一栋茅屋，茅屋周围的树木挂满了藤蔓纠结的金红的凌霄花。老周象只护花鸟，一年一度回到家中看看凌霄花。他工作忙，傍晚归来，天明离去。他看凌霄花被霞光映得金灿灿，他看凌霄花被朝阳照得红闪闪。他回想在那艰苦的年代，他家老树只挂一藤凌霄花，而今天，他家却有了百挂千挂凌霄花。凌霄花青藤高挂，在风中飘荡。他日落喜悦地归来，天明振奋地步行离家。
正因为老周为人民忠诚地服务，川西平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生产蒸蒸日上。
突然，阿坝高原山洪暴发，岷江陡涨，川西平原发大水。洪水滔天，在成都附近有个县，是解放后老周当县委书记的地方，竟成了泽国。第一个驾船进入洪水灾区的就是老周……
现在，我站立在南桥上，看岷江滔滔，浪涛翻滚，在水雾弥漫中，我仿佛看见老周鬓生白发，但他不减当年勇，身穿蓑衣，头戴斗笠，赤脚横篙，站立船头……
从年轻时候起，我已经四十多年没有看见小周了。他在战斗中成长为大周，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辛勤操劳成了老周。但从他当年纯朴善良的眼神上，今天，我好象还能看见他永远年轻的心灵。
我站立在南桥上，象波浪滚滚的岷江，多少往事涌上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