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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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创伟大新局面的盛会
本报记者 纪希晨 马鹤青
金色的秋天,在各条战线的捷报声中,迎来中国共产党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982年9月1日。对我们和后代人说来,应该是刻在纪念碑上的日子,是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光辉的一页。
在这些日子里,亿万人民都以欢乐的心情谈论着十二大的消息。他们高兴的是,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的胜利航道,我们祖国的航船又乘风破浪地前进了。在短短六年间,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国经济已经走上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学生读书了,工人干活了,农民丰收了,知识分子甩掉“臭老九”帽子了,解放军更强大了。人们从这些变化里,增强了信心,看到了烂灿的前景。
上午八时半,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代表,满怀激情和喜悦,陆续聚会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来。他们之中,有德高望重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白发苍苍经历了革命战争严峻考验的许多老党员老干部;有大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同志。有位代表说,这次盛况空前的会议,是检阅胜利的会议;是四代同堂,继往开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新局面的会议。
“十二大将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29年参加广西右江百色起义的解放军代表、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以后说:“十二大要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当前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要大量发现培养人才,把成千上万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人才只能从实践中培养锻炼。韦国清同志联系军队干部状况,谈到选拔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纠正论资排辈思想。他说,选拔人才,要走出办公室,走出小圈子,真正做到领导和群众结合,通过左访右访、上访下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选接班人,不单要在本级副职和下级正职中选,还应从下两三级中选拔合格的人才。一旦选上来,就要抓紧培养教育,既要压担子,也要热情支持,帮助增长才干。
开创新局面需要千千万万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反映这一历史特点的十二大增加了教育、科学、理论、工程技术、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专家在代表中的比重。对我国发展尖端科学做出贡献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同志,结合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实践,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几年来,党和国家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采取许多重要措施,调动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较之六十年代,我们的科学技术力量有了新的壮大,目前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线的组织领导和政治思想领导,改变那种各搞各的分散状况,把科技力量真正组织起来,联合作战,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攻关。他热切希望科技战线的接班人,能够做到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把当前的努力同长远目标,在科学实践中更好地统一起来。
参加会议的有许多穿着各少数民族节日服装的代表。从天山南北到台湾省,从呼伦贝尔草原到云南苗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8个民族的164名优秀共产党员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大会。
各民族的党员代表们,给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最近三年来,各民族的团结加强了,民族地区的农业上去了,畜牧业发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改善了。
解放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民族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也在稳步提高。后来,由于“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民族地区问题成堆,困难增大。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解决民族地区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去西藏,去新疆,派出大批干部进入各民族地区,落实各项民族政策。短短三年,各民族地区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工业产值、粮食产量、牲畜头数和多种经营收入纷纷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民族地区最穷的地方是贵州省,去年农业总收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有将近五万户社员的人均收入超过300元。谈起这些变化,各民族的党员代表们都说:党中央号召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这新局面已经在民族地区开始出现了。
列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70多人,体现了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他们十分热情地祝贺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说,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十分鼓舞人心的一件大事,它将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奋斗。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史良把当前全国的形势用八个字加以概括:“除旧布新,生机盎然”。她热情地表示:“我们民盟一定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发扬首创精神,在培养人才,开发智力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为加速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九三学社副主席茅以升高兴地说,三中全会是大转变的开始,十二大是大发展的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形势将一天比一天好。
近三年来,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活跃了,成员增加了。致公党主席黄鼎臣说:“三年来,我们的党员增加两倍多。我们要加倍努力在我们联系的归国华侨和侨眷中进行工作,争取祖国早日完全统一,动员大家全心全意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八十八岁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叶圣陶在同记者谈话时,高兴地提笔写道:“我认为十二大必将成为新的起点,一个生气蓬勃的壮丽光景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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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尽长江滚滚来
——访出席“十二大”的几代共产党人
本报记者 胡思升
9月1日的人民大会堂,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胡耀邦同志在他所作的长篇报告的结尾,以激昂的语调宣告:“我们党的队伍,将有如万里长江,滔滔不尽,永远向前。”这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席卷全场,每个代表——从满头银丝的老革命志士到鬓发乌黑的新一代,都为自己能作为代代相传的党的队伍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这样齐齐整整的几代共产党人,二十、三十年代揭竿而起的,四十、五十年代前赴后继的,六十、七十年代后来居上的,聚首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标志着十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继往开来的盛会。
党六十一岁了。象一个成熟的创业者一样,要规划我们国家本世纪内或更远一点未来的发展蓝图,也要安排好各级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只有高瞻远瞩、不谋私利的党,才会自己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去集思广益,为开创崭新的局面铺平道路。
六十一年的硝烟和风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它的全过程。出席十二大的几代共产党人的代表,信念是相同的,但由于不同经历而产生的思绪、向往,是各具特色的。
(一)
京郊西山,陆定一同志在住所里,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无锡口音谈话,亲切、平易。一年半前,我曾在北京医院见过他。那次是在他被关了十三年,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名誉之后,话题自然集中在他那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上。比起一年半前,他显得健康、精神多了。这一次,七十六岁的定一同志刚出席七中全会回来,兴致勃勃,谈兴甚浓。
“党的七大、八大,是最好的、是党的黄金时期,九大、十大,是最坏的。从这里面可以引出很多经验教训。”定一同志思索着说:“统治党四年的王明路线,我们费了十年功夫,经过整风运动,直到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才彻底地清理好。七大后不到四年,由于全党空前团结,路线、政策、方法、思想对头,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林彪、江青闹了10年,我们拨乱反正不到6年,从三中全会算起才4年,已经面貌大改,全党的团结大大增强了,经过十二大,党可以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完全团结起来。”
定一同志吸了一口烟,谈起了接班人的问题。这位1925年入党、长期担任过党中央一个方面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在七中全会上向党中央建议,为了一代一代地培养接班人,要恢复历史上党和青年团的亲密关系。他说:“我就是早期的共青团员,1925年加入的。把团的工作搞好,就可以有成千上万、几百万接班人。要规定团的各级干部的年龄限制。这样,优秀的新生力量可以一批一批地涌现,补充到党的队伍里来”。
参与党的创业的老同志,“七十孜孜何所求”,求的就是在自己的晚年为党的事业选择好接班人。在这个接班人问题上,我们党有过人所共知的严重教训。定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党成了执政党,就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央指出‘三种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必须做到。但是‘三种人’或其他野心家,为了升官发财、篡党夺权,有许多方法,其中最妥当的一种方法就是拍马屁。林彪、江青、康生就是‘殷鉴’。”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比过去更加深思熟虑了。
(二)
湖北省武当山区北麓的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内公路上,坐在面包车里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厂党委第一书记黄正夏同志介绍“二汽”开山劈地、建厂起家的情况。时间是1980年7月22日上午。
正夏同志指着坐在面包车门旁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同志说:“这是我们年轻的副厂长王兆国同志,是总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之一。”
小平同志一听说是年轻的副厂长,马上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38岁”,王兆国答。
“他是196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分配来的。最初任技术员,这几年,先后担任分厂、总厂团委书记和一个分厂的第一把手,都发挥了他管理生产和组织工作的能力。特别是1976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坚决抵制再揪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反对打砸抢,在他那个分厂,一直抵制贴大字报,照样抓生产。”
小平同志注视着王兆国,会意地笑了。这笑意,既是对往日记忆犹新的乱我中华的妖风的嘲笑,又是对今日的万竿新竹般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的欣喜。
这几年来,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代共产党人,把比自己年纪轻、资历浅的同志推上领导岗位,自己甘居二线,为全党作出表率。
前不久,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到了今年41岁的王兆国,举一反三,说:“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个习惯的思想,所以不容易发现。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要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个事情我们讲了几年,大家一致认为是件大事,但做起来不容易。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交不了班。”
今天,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发现、选拔王兆国的“二汽”党委第一书记兼厂长黄正夏同志是出席十二大的代表,刚提为党委书记、仍兼副厂长的王兆国是列席代表。这两代人的结合,从各个方面看,都是理想的。
象王兆国这样的人才,环顾长城内外,大江上下,确实有的是。十二大代表、福建闵东电机厂厂长陆东明,又是一个。他五十岁刚出头,懂业务,有魄力。他领导的这个电机厂的电机产品,占领了香港这类产品70%的市场。他同外商能用英文直接谈判,自己开车办事,同工人住一样的宿舍。但是流言蜚语袭来了,说他骄傲、不听领导的话,等等。福建省委领导同志力排非议,破格把陆东明提拔为福建省副省长。出席“十二大”的福建省委领导同志对记者说:“人无完人,有缺点可以热诚地帮助。但是,有人说的‘骄傲’,可能正是他的优点,即:自信心和事业心,业务专长和决断力,敢于向保守、落后的思想挑战。”
(三)
孙晋芳、周晓兰、郎平这三位十二大代表,穿着运动服同记者会面。孙晋芳、周晓兰是1978年入党的,郎平是1980年12月入党的。这短短的党龄表明她们是党的最新鲜的血液。北京、江苏、山西和国家体委推出她们三位和袁伟民教练作为十二大代表,创造了一个16人的单位出现四位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最高纪录”。孙晋芳、郎平、周晓兰都对记者表示她们“受之有愧”。但我想:这不是一时的兴起和偶然的巧合,这是全党同志对一切为国奋发图强、年轻有为、为攀登世界高峰而“拚搏”的新一代的鼓励和热望。郎平今年才21岁,是十二大年龄最小的代表。她们也注视着未来。27岁的“老将”孙晋芳笑眯眯地说:“我这个二传手,也有了接班人,就是这次一起出征的21岁的杨锡兰。我老了,要起用新手。”这一席话引起了满场笑声。象这样有志气的青年人,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所在。虽然十二大开幕之日,恰巧是她们乘飞机离开首都出征秘鲁之时。白云蓝天之上,她们的心向往着党,向往着祖国的美好未来,从心底深处祝愿党的十二大取得人们预期的成功。(附图片)
“十二大”代表陆定一同志。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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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主义的“远”和“近”
晨平
人们知道郎平是名闻中外的中国女排“铁榔头”,未必知道她是党的十二大最年轻的代表之一;熟悉她驰骋排坛的英姿,未必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今年年初,在讨论郎平转为正式党员的支部大会上,她有个很好的发言,其中谈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前,我曾经觉得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很抽象。现在,我觉得实现共产主义既是遥远的,但又近在我的身边,因为要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就要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干起,共产主义大厦要靠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公民来添砖加瓦。”
这番由衷之言,鲜明地显示了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运动员,她以排球作为自己的事业,以夺取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作为最高的追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以实现共产主义、能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作为最高的追求。排球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在郎平身上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在她看来,球场上的胜利,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足以振奋民族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这就是添砖加瓦。为此,她在自己的岗位上,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为实现自己追求的具体目标奋力拚搏。这种拚搏精神,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具备的。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仅仅在入党宣誓时说说,而是要每个共产党员都去身体力行。全国3,900万共产党员,就社会分工而言,三百六十行干哪一行的都有,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就会象郎平那样有共产主义“近在我的身边”之感。
环顾我们的周围,有些共产党员并没有实践或者没有始终实践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他们把共产主义理想排斥于自己的言行之外,甚至奉行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人生哲学。不久前,河南省揭露出一个堕落成酒贩子的县委书记,他对人生目的的回答就是:“千里来作官,为的吃喝穿”。抱有这种人生观的人,尽管有的有一顶共产党员的帽子,思想却与共产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在他们看来,实现共产主义是渺茫的,追逐个人物质利益才是“近在我的身边”。他们讲的是“实惠”,图的是安逸,津津乐道的是“位子、房子、票子、孩子”。有的甚至利用执政党的党员的地位占群众、集体和国家的便宜,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来。
当然,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离开物质专讲精神的理想。共产党员应该既是革命理想主义者,又是革命现实主义者,但绝不是利己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陶铸同志说过:“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一个个人‘物欲’很强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生活很空虚的人,也是生活极为可悲的人”。一个共产党员,只为个人吃喝穿钻营,自以为看穿了一切,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其实,这是很卑微、很可悲的。不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共产党员,是不能留在共产党内的,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党的战斗力,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败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过去,我们共产党人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有说服力地宣传了共产主义;今天更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体现共产主义思想,这样才能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才能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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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女排的孙晋芳、郎平、周晓兰和教练员袁伟民当选为“十二大”的代表。
本报记者 吴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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