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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爱国为民 不断前进
——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
民革中央主席 王昆仑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人物,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斗士。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我们表示真挚的怀念。
投身辛亥革命 推翻封建帝制
冯玉祥生于1882年,即光绪八年。他出生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祖父是雇工,父亲是泥瓦匠,后投身行伍,曾充下级军官。冯玉祥十一岁到清朝军队里“补名吃粮”。那是一个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清廷昏庸腐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民不聊生,民变蜂起。他亲身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在大沽口参加了修筑炮台;又经历了反抗八国联军的战争,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由于冯玉祥勤奋好学,考绩优秀,他从一个普通士兵,逐级升迁为副目(副班长)、哨长(排长)、司务长。后来清朝政府扩军,成立陆军第二十镇(师),冯玉祥累升至营长。地位的变化,并没有使他忘记广大人民的苦难,成为清朝的孤臣孽子;反而使他有机会看清当权者的骄奢淫逸,激发了革命的热情。他联络王金铭、施从云等,组成秘密团体“武学研究会”,酝酿革命。
1911年农历8月,按清朝政府陆军制度,陆军第二十镇、第六镇、第二混成协等开赴永平举行秋操。这些部队中的革命分子,密谋于秋操时私带真枪实弹,相机起事。不料正在军队调离滦州的时候,武昌首义的消息就已传开,各省纷纷响应,在北方各省也激起了很大的波澜。驻扎在滦州的王金铭、施从云等成立军政府,以冯玉祥为参谋总长,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这就是辛亥有名的滦州起义。由于当时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投机分子的告密出卖,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等被捕遇害,冯玉祥也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因滦州迫近京畿,变生肘腋,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大长南方民军士气,对于颠覆清廷是起了作用的。
讨伐北洋军阀 参加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创建了民国,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乘机攫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于1915年,不恤人言,悍然称帝。当时冯玉祥正驻防四川,他不顾袁世凯的威胁利诱,毅然参加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面派人送信给蔡锷,支持护国军讨袁;一面劝告他的上司陈宦,不要和护国军打仗。后来,冯玉祥所率的部队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全国也一致声讨袁氏。在内外压力之下,陈宦终于宣布四川独立,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云南的出兵,四川的独立,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闻风响应,给予袁世凯以迎头痛击,袁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命断黄泉。
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乘袁世凯死后政局的动荡,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所谓“府院冲突”,率领“辫子军”入京,强迫解散国会,逼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下野,与康有为以及一帮封建余孽拥戴清废帝溥仪登极复辟。这时,在北京郊外西山赋闲的冯玉祥,力疾回到他驻在廊房的旧部,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玉祥指挥他的部队攻入北京,平定了复辟丑剧。
1918年,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影响下的护法讨逆各军作战。冯玉祥深明大义,拒绝乱命,在武穴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从此,冯玉祥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不绝。他致书孙中山先生恳切表示,虽尚不能直接追随左右,但精神上已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了。
此时,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直系军阀曹锟,用贿选的卑鄙手段,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兴师动众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开战。冯玉祥对曹锟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端厌恶,暗中与在南方的孙中山先生互通声气,作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的行动准备。
1924年,冯玉祥被曹锟任命为第三路军司令,胡景翼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孙岳为北京卫戍副司令。出师前,冯与胡、孙密约,决定发动政变。冯军在开赴热河前线途中,突然回师北京,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实现了“首都革命”的壮举,结束了辛亥革命后在北京故宫还保留着一个皇帝的荒谬局面。同年10月,冯玉祥主持召开政治军事会议,组织国民军,由冯任总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孙中山先生复电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可惜,当孙先生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迫于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压迫离开了北京;而孙中山也不幸于次年3月12日与世长辞。冯玉祥闻讯不胜悲痛,他同这一代革命伟人终于未能见面,他欢迎孙先生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和政治改革的愿望又落空了。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冯玉祥会见了李大钊,受到共产党的一些影响。1926年初,直奉各系军阀又要大动干戈,东北局势日趋严重。冯玉祥不愿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抱着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飘然远引,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正式加入国民党,同时宣布国民军一律入党。国民党中央任命冯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
1926年7月,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
9月,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长,聘请苏联顾问训练他的军队。在绥远五原誓师。他在通电中表示,他这次离国去苏联,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又说:“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他郑重宣布:“今后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冯玉祥率军由绥远出征陕、甘两省,同北伐军南北呼应。然后起兵出潼关,攻洛阳、郑州,与张作霖、吴佩孚的反动军队鏖战中原,成为北伐军中的一支劲旅。
于此,我们也毋庸讳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冯玉祥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参加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将包藏祸心的蒋介石扶上台,给革命造成损失。时过不久,站稳了脚步的蒋介石,又转过头来对付西北军,将冯玉祥经营了二十年的西北军分化瓦解,消灭殆尽。冯玉祥痛定思痛,才逐渐觉悟过来,1929年和1930年两次反蒋,失败后下野,在泰山隐居读书,这是冯玉祥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坚持团结抗战 反对分裂投降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影响之下,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共产党员)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开赴前线,奋勇作战,连续攻克康保、宝昌、沽源三县,接着又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义声所播,举国欢腾。但蒋介石却视为大逆不道,必欲扑灭而后快。日蒋勾结,内外夹击,并以利禄收买同盟军中动摇分子,暗中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的关系,使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最后遭受失败,冯玉祥不得不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恢复读书的生活。
接连的失败,并没有使冯将军悲观消沉。他一面发愤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一面密切注视国内政局的变化,加强与各地抗日爱国力量的联系。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派代表前往参加。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冯玉祥电复张学良,力陈利害,主张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以击破亲日派的奸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斡旋调停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协同努力,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为条件,“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救国的五项国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蒋介石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冯玉祥将军抱着共赴国难的愿望,以军委会副委员长的身分,奔走各地,呼吁团结抗战。他申讨汪精卫等亲日派投降卖国罪行,主张开除汪逆党籍,正式下令通缉。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青年、制造反共摩擦,主张撤销特务机关,改善士兵和人民生活。他谴责孔宋豪门大发国难财,主张有钱出钱,下令没收不义之财,作为抗日经费。
抗战八年,冯玉祥将军在武汉、重庆等地,更多地接触下层士兵和劳动人民,接触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副主席,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冯将军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接近。他创办的三户印刷社,大量翻印毛主席《论持久战》等著作和《新华日报》社论。他曾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营救在广西被捕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营救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张申府、沈钧儒、华岗等多人。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冯认为“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他出席了各界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欢迎会,满腔兴奋地走上台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将军从现实生活和亲身体验中,愈来愈看清了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在求团结,谁在闹摩擦;谁是为人民,谁是反人民……推动他愈来愈亲近爱国民主力量,靠拢共产党。冯玉祥将军的日益进步,受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敬重和爱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和仇视。他的言论被封锁,他的行动受限制,反动当局甚至安插特务对他进行监视。蒋介石的宣传机器,不断造谣中伤。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后退半步,他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将军六十寿辰(当时习惯按虚龄计算),重庆各界热烈祝贺,周恩来同志以《寿冯焕章将军六十大庆》为题,亲自撰文称誉冯将军“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
为人民呐喊 为民主献身
抗战胜利以后,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内战的枪声又起。继重庆的较场口、沧白堂事件之后,在南京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下关事件。国民党特务用棍棒拳头来对付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人民。
在日益变本加厉的法西斯高压下,饱受政治迫害的冯玉祥将军,深感在国内难于继续立足,遂动意出国远行,向蒋介石提出去美国考察水利,这也正中蒋介石下怀,可以借此把冯将军放逐海外,拔去这个眼中钉。1946年9月2日,冯玉祥放洋赴美,离开了苦难中的祖国。抵达美国之初,看到美国农、林、牧发展情况,冯玉祥的确想认真进行一番考察,以便吸取人家的先进经验,供我们和平建国之用。但是,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国内局势愈加恶化,内战烽火遍地燃烧,在美国的鼓励和援助下,蒋介石片面召开伪国大,颁布动员“戡乱”令,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饱尝战乱之苦的同胞,又被赶进内战的血泊之中。在这种情势下,兴修水利岂非痴人说梦。冯玉祥将军难安缄默,他开口说话了!1947年5月,国内各地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冯玉祥将军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逮捕学生,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席不暇暖,奔走呼号,在各种集会和街头上发表演说,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舆论公开表明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美帝扶植蒋介石打内战,他对蒋政府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发,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予援助杀中国人。他的言论,对美国朝野影响很大。
1947年11月,以冯玉祥将军为首,在纽约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有国民党民主派、民盟、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同志们参加,通过了章程,发表了宣言,选举了领导成员,有组织地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远在美国的冯玉祥,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消息传来,他无比兴奋,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了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图书馆及华侨社团,扩大了民革的政治影响。
冯玉祥在美国的这一切活动,激怒了蒋介石,各种政治迫害接连而来。首先是下令回国;被冯玉祥拒绝后,接着又革除公职,吊销护照;最后又于1948年1月7日,开除冯将军的国民党党籍。这一切,本来都是意料中事,不但不能使冯将军屈服,他斗争更坚决了。他发表《对被开除党籍的声明》,正式宣布“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他又写了《致蒋介石一封公开信》,断定蒋介石倒台为期不远,敦促他下野,到国外以终余年。为了防范蒋介石特务暗害,冯将军还预立遗嘱,表示“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为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冯玉祥将军将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永生在中国人民心中
1948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长驱直进。国民党反动派败局已定,蒋家小朝廷覆灭在即。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蒋介石完全成为“孤家寡人”,更加孤立了。
好消息不断传来,远在海外的冯玉祥将军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无比振奋,他决心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到祖国的怀抱,出席新政协,参加新中国的建国工作。
冯玉祥将军一家,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经过周密的安排,终于在7月31日,登上苏联“胜利号”游轮,准备经苏联转道回国。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因轮船突然失火,抢救不及,不幸遇难。这是1948年9月1日,终年66岁。这位为新中国早日诞生而奋斗的老将军,竟牺牲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夕。
冯玉祥将军逝世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冯玉祥将军家属,表示痛悼,称誉冯将军“置身民主,功在国家”。1949年9月1
日,在解放了的国土上,举行了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等,致送了挽联、花圈和挽词,备极哀荣。党中央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历史功绩,同意家属的请求,决定将他的遗骨安葬泰山。1953年在泰山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从此名山忠骨,千秋生辉。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历经沧桑,饱尝忧患。他从一个小兵出身,位至上将军。“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周恩来:冯玉祥先生追悼大会悼词)特别是到他的晚年,坚决和卖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决裂,和干涉中国内政、助蒋内战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正面的斗争,真是老而弥坚,愈挫愈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友,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
冯玉祥将军是国民党的元老,亲身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从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历史经验中,深切理解到“和为贵”。1946年8月离国赴美之际,还给当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上书,剀切痛陈:“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是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和。故和平为不二之计,……”冯玉祥将军的这些金石良言,当年如果能被采纳,国家何至于陷入今日之分裂局面?万千骨肉同胞又何至于隔海相望,不得团聚?国民党也不至为人民所抛弃,从大陆退走,侷促台湾一隅。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此祖国人民一再发出亲切的召唤,伸出温暖的手,建议与台湾当局举行和平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之际,重温一下冯将军的这段赠言,也还是不为无益的。
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智慧和深厚的潜力,必将实现四化,完成统一,践履我们先人的未竟之志,使我们祖国以高度发达和空前统一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也是对包括冯玉祥将军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最好的纪念。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同志。李德全同志多年来同冯玉祥将军患难与共,甘苦同尝。在冯将军对祖国所作的杰出贡献中,就有李德全同志的一份心血在内。冯玉祥不幸逝世之后,李德全同志继承冯将军的遗志,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人民卫生、妇女运动、国际交往和其他岗位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以六旬之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终于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今年是李德全同志逝世十周年,我们也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冯玉祥将军的一生,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他所作出的贡献,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第3版()
专栏:

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何香凝
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 黄鼎臣
今年是廖仲恺先生遇害五十七周年,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我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回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对我的教育与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仲恺先生是在日本的东京。当时我在东京学医。1923年初,仲恺先生受孙中山先生派遣,到日本和列宁派来的代表越飞进行秘密会谈,讨论联俄联共等问题。他在紧张的会谈中,仍不忘对在日本的留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我听到仲恺先生要在神田区三畸会馆给留学生作报告,十分高兴,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仲恺先生个子不高,身体略为消瘦,但他演说却很有力量,很有鼓动性。他讲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以四川省物产丰富,只因交通不发达,许多农副产品运不出来白白烂掉为例,提出了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任务。我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痛切地感到祖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掠夺和盘剥,十分落后,遍体鳞伤,是多么需要医治和建设啊!但要建设好祖国,首先要革命,革掉吮吸人民膏血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命,从而使我更下定决心不但要学好医术本领,而且要积极关心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1925年暑期我从日本回国返家乡——广东海丰,途经香港时,适逢发生省港大罢工。大罢工使香港变成了“死港”和“臭港”,水、电、交通都断绝了,我要搭船回乡也找不到轮船。省港大罢工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显示了巨大的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为北伐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仲恺先生担任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并兼任了罢工委员会的顾问。他全力以赴支持罢工工人,为几十万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采取了果断措施,封闭烟赌馆供工人住宿,拨出专款作工人生活费用。我看到仲恺先生坚定地执行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十分钦佩。但是仲恺先生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害怕和仇恨,他们秘密地策划了罪恶的暗杀计划,不久便卑鄙地暗杀了敬爱的仲恺先生。
在仲恺先生为革命牺牲后,何香凝先生以坚强不屈的意志,把悲痛化为力量,继承仲恺先生未竟事业,英勇地捍卫孙先生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对于何香凝先生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精神,我由衷地敬佩。
我最早和何香凝先生相识是1928年7月在上海。这年的5月初,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山东济南,日军在济南市进行烧杀淫掠,杀害我国军民5,000余人的济南“五三”惨案。为抗议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我们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反日大同盟,我和廖承志同志都参加了反日大同盟的活动。不久,我们先后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反日大同盟在东京建立时,已派了部分留学生回上海,建立了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这个分会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传组织活动。我们回到上海后,即参加了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工作。那时,我们活动经费很少,经济困难,大家以光华等大学为活动地点,在学校搭伙吃饭,我们有时连伙食费都付不起。在我们为经费困难而苦恼时,廖承志想出了一个办法。原来,他母亲要他到德国留学,使他学习更多的本领,将来更好地为国效力。据此,有一天,他领我到他的家去会见他的母亲。他家当时住在法租界金神甫路。那时,他母亲坚决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拒不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五中全会,留在上海联系国民党左派,为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斗争。我到他家时,碰巧他母亲外出。我们稍候一会儿,何香凝先生就回来了。当时正是伏天正午,我见她穿着夏布长袍,手上拿着一把羽毛扇,酷暑使她满脸流汗,但笑容可掬。廖承志同志向母亲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名医生,又懂德语。何香凝先生听后很高兴,客气地称呼我“黄先生”,请我坐下喝茶,不久我就辞去。然后由廖向他的母亲说,请我教德语的事,她就取出几十块大洋给我做为学费,这样,我们的经费困难,在何香凝先生的帮助下暂时得到了解决。何香凝先生诚恳待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春,廖承志被逮捕入狱。何香凝当时在上海正遇心脏病复发,她闻讯后即扶病积极营救。她与柳亚子先生磋商后,赴上海警备司令部交涉,最后把廖承志同志营救了出来。他出狱后不久,何香凝又支持儿子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可以看出,何香凝先生不仅是一位慈祥的母亲,而且是一位革命的母亲,实在令人感动。
全国解放后,何香老心情无比兴奋,她看到仲恺先生为之奋斗牺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获得了胜利,不顾古稀之年,满腔热情地为建设统一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
何香老待人亲切热情,客人来了,她谈笑风生,甚至还亲自给客人端茶送糖果,每次我到她家,都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仲恺先生离开我们五十七年了,何香老离开我们也十年了,但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革命品德,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鼓舞我前进。
现在,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党的十二大召开了,我们致公党的同志一定要学习和发扬仲恺先生、何香老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努力开创本党工作的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庆祝十二大的召开,为完成新时期的伟大任务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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