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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作用
清原县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本报讯 记者李彦、吴恒权报道：辽宁省清原县在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了社会治安各项措施的落实，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全县社会治安由乱到治。
清原县社会治安由乱到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破案率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比去年下半年下降54．5％，其中重大案件下降55．2％，破案率比去年同期提高15．6％。二是基本刹住了结伙斗殴、赌博、乱砍滥伐的歪风，社会风气好转。三是人民群众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去年11月以来，全县群众检举、揭发各种违法犯罪线索332件，扭送现行犯罪分子9人。
清原县地处辽宁省与吉林省的结合部。去年11月前，由于对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工作抓得不紧，措施不落实，社会秩序比较乱。
去年11月以来，清原县委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到全县治安问题多的12个社、镇，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动群众，一个一个地治理，取得了治乱的经验。县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孙明先同志嘴勤、腿勤，敢抓敢管，半年来，勇斗歹徒30多次，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0多名。
在县委带动下，全县广大党员，投身于治乱工作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地处清原县东北部的半拉山大队党支部按自然条件，将全大队划分为10个片，每片指定一名党员负责治理社会秩序。经过治理，赌博、偷盗的歪风刹住了，打架斗殴显著减少。群众称赞说，党支部办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今年以来，在整顿社会治安中，全县30多个成绩突出的基层党支部和200多名党员先后受到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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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归故乡——茶恩寺公社的喜悦
马璧
我自台湾回归后，先后参观了许多地方，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获得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对我阔别30多年的故乡——湘潭县茶恩寺公社，有着更具体、更深切的感受。
在我记忆中的茶恩寺，原不过是长衡公路（长沙到衡阳）途中的一个小站，仅有着几间矮小的饭铺和杂货铺。整天见不到几辆汽车通过。贫穷落后所展现的衰颓气氛，裹住这里的青山绿水，和笼罩着这里苦难的人们。
当我踏上这块土地那天，我震惊了。公路上络绎不绝的载重货车和挤得满满的客车，南来北往，呼啸而过。人如潮涌。社厂、商店、饭馆林立，我初步感觉到：茶恩寺繁荣了。这时，我内心深处不觉地就产生了象古人所说的那种“月是故乡明”的偏爱。
从公社负责同志热情接待时的谈话中，我首先了解到这个公社行政区域的历次变动。现在全社总面积为102，187亩。东接湘江，南界衡山，西北毗邻兄弟社队。所属17个大队，174个生产队；4，156户，17，987人。耕地面积，平均每人不到一亩。人口较解放前增加了一倍，而粮食产量却递增了两倍。人民生活水平，正如日方升。
事实告诉了我，茶恩寺的发展，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来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茶恩寺公社属半山区，原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常有夏涝秋旱。虽然“好雨知时节”，毕竟好雨是不多的。解放以来，茶恩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除整修好800多处的塘坝，兴建了宁荷、金宝、争光、石门?四座小型水库；从洪舒公起开凿出一条长8公里的向阳渠；还有两个容量为460千瓦的排灌防洪机……在这水利条件的基础上，讲究科学耕作方法，又结合发展养猪副业，开辟肥源。据历年约计，一般农户平均每年要养5—6头肥猪，还有多到十几头的，既解决了农村的肉食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农业生产。1980年全社平均水稻亩产1，286斤。我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当时，仿佛在盛夏，那长渠流水从我心间淌过，心情是那样的清新畅快。
关于机械工业，我知道解放前的茶恩寺是一张白纸。即使有极个别的造纸的、造伞的、打铁的手工业，也如麟角凤毛。现在呢？农机厂、禾镰厂、竹器厂，以及各大队的农副产品加工厂，分布在全公社的每个角落，在锻造着、锤炼着，也交织着人民生活幸福的现在和美好的未来。以年总值107万元的成绩，铺向四化进军的路上。
茶恩寺的繁荣，并不仅在长衡公路上，同时又和兄弟社队一样在各大队各生产队四通八达的路上，每天有各种大小型号的拖拉机、汽车，奔来跑去，把成千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送进来，把农副产品运出去。还有从茶恩寺到花桥往返于湘潭的班车，每天都座无虚席。交通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早已有了的有线广播，把中央以及各级机关的重要指示和这个星球上发生的重大动态，每天按时播送给这里的每家每户。我肯定了这里的人民生活是喜悦的，幸福的。
然而这一切，在我们乡亲邻居的意识中只是希望的开始，而我所理解到的也只是以茶恩寺的今天和它的昨天比较，它有着巨大的变化，它正在迈开大步前进。
在公社为我举办的欢迎餐会上，我一面举杯频频向参加餐会的人们劝酒，表示答谢；一面又共同举杯为我们的故乡祝福。我们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已经树立了一块前进的里程碑，它指引着我们趋向伟大的、光明的社会主义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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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指出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罪行累累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八十八岁老人李延禄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行径表示愤慨和抗议。他希望日本政府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正确处理这一严重的事件。
他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的“侵略”改成“进入”，这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化，是对中日两国新的友好关系的践踏。
李延禄说：我清楚记得这样一个侵略者的逻辑：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统治亚洲吞并中国而提出来的。他们也正是按照这个侵略计划行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就对中国发动了野蛮的疯狂的军事侵略战争，相继占领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和关内的大片国土。这是世人皆知的并已写进史册的铁的事实。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十四年期间，是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实行残暴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掩埋被杀害的中国人的万人坑遍及长城内外，亿万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惨重灾难。
他说，我亲自经历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首先是对东北三省的武装入侵。1931年9月18日，他们用一夜的功夫炸毁中国东北军在沈阳的火药库，攻占了北大营，从此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几天功夫就占领了吉林、黑龙江省的大部河山，对中国人民进行奸淫烧杀。这难道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对一个国家的友好进入吗？这分明是野蛮的侵略。
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就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野蛮的疯狂的入侵，众举义旗迅速组成的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惨重的打击，从而钳制和延缓了日本对关内各省的入侵。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然也就无从产生东北抗日联军。
他说，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他抗日部队的许多官兵，为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在战场上或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众所周知的杨靖宇将军、赵尚志将军、李延平将军、汪亚忱将军、陈翰章将军等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就是这样献出了他们宝贵生命的。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何以能有中国人民及其优秀儿女在抗日战场上的牺牲。
李延禄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史是不能加以粉饰的。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历史灾难，把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下去，世世代代永远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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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知名作家谴责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
血铸的历史用墨抹不掉
我国作家对于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过程中，用“进
入”掩盖“侵略”，表示极大愤慨。近日来，巴金、冰心、
叶圣陶、赵朴初纷纷写文章，有的对记者发表谈话，有的
写了书面发言。下面是作家艾青、邓友梅、谌容、刘心武
的讲话和书面发言摘要。
艾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从法国巴黎回来，看到上海被炸得一塌糊涂，我痛苦得差点大哭起来。日本轰炸上海、武汉、桂林、重庆，我都遇到了。我老家金华的房屋被烧了，我的母亲在废墟上坐了一个星期，最后活活气死了。
《人皮》这首诗，是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着一张人皮之后写出来的。诗中写了日本兵强奸我们的妇女，最后还把她的皮剥下来，挂在大树上。《走向胜利》这篇散文，我记录了日本法西斯在山西、张家口一带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的残暴事实。
抗战八年，我写了八本集子。这些作品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揭露、控诉。
邓友梅：13岁那年，我被骗到日本当了华工。他们不仅骗工人、农民、卖菜的，连邮递员都不放过。我们二百多人被装进运矿石的小货船中，几天不给水喝，没有饭吃。在日本，我们被关在围着铁丝网的工棚里，每天劳动12小时，有时还连续干24小时，没有工资、没有休假，吃的是烂萝卜冻白薯、变了质的臭鱼，每天三餐加在一起没有6两粮食。不给饱吃，还让我们献血，至于体罚、饿饭、吊打，那是经常的事，他们严禁我们用华语交谈，违者犯法。他们视中国人为牛马，为亡国奴。
被分到秋田县花冈川的华工，群起反抗，一次就被他们杀害了几十人。根据日本政府自己统计，从1943年到1945年，在日本的华工由38，119人减少到30，061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身死。这样野蛮的侵略行为，难道是摇摇笔头就能掩盖得住的吗？难道是和日本侵略军血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和维护中日友好的日本有识之士可以忘记的吗？
谌容：去年春天，樱花盛开时节，我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日本。一位日本女作家对我讲，她准备写一本小说，书中将记录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难的中、日两国妇女。她还打算到我国南京等地遭受过大屠杀的地区采访。我支持她写这样一部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铁的事实。
现在，我深知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历史，我感到愤怒，难道用血铸下的历史能用墨抹去吗？
刘心武：对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竟然把当年对中国侵略时史实加以篡改，说成是什么“进入”了中国，我感到无比震惊。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于1981年5月，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问了日本。我感到日本“战后的一代”中的绝大部分人，日本的绝大部分作家，以及我接触到的所有的日本民众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对巩固中国和日本两国现政府的睦邻关系，都怀着同样迫切和诚挚的感情。日本文部省对日本教科书的篡改，无疑是对这种感情的一种肆意亵渎和伤害。我对此深表惊诧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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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相模湖水库殉难者慰灵友好访华团团长杉本宪昭说
永远记住日本军国主义给日中朝人民带来灾难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杨纯今天上午在这里会见日本神奈川县相模湖水库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友好访华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座落在东京和横滨之间的相模湖水库，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了给军工生产提供电力而动工修建的。根据日本朋友提供的材料，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抓了289名劳工到水库工地服苦役，使他们受尽了折磨，先后有28人被迫害致死。数十名朝鲜劳工和日本穷苦劳动者也为修建这座水库丧生。
会见时，代表团团长杉本宪昭说，为了日中友好，让人们永远记住日本军国主义给日、中、朝三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水库附近的各界人士自动组成相模湖水库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对死者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举办了四次慰灵活动，并于1979年为三国殉难者建了纪念碑。代表团这次来访，是为了搜集更多的中国死难劳工的情况。
杨纯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感谢日本朋友为中日友好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她还说，有些人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迫害中国劳工的罪行，这是不能得逞的，必将遭到广大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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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国际贸促会理事长森田尧丸离京前说
日本侵略中国是铁的历史事实 文部省应该把错误改正过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森田尧丸在离开北京之前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是错误的，日本侵略中国是一个铁的历史事实，应该实事求是地把错误改正过来。”
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森田尧丸一行于今天离京赴沈阳参观访问。
森田尧丸指出：“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已正式对其侵华历史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说，今天日本的老一代应该把过去发生的不幸如实地告诉自己的后代，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才能使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森田尧丸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从195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在友好和信任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既有助于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又会促进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他指出，“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损害了日中两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都要起来进行抵制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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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旅客谈内地八城市的见闻
本报记者 顾月忠 周晓频
今年4、5月间，乌鲁木齐市解放路纺织品商店经理陈维铭，维吾尔族营业员阿依木汗，汉族营业员范琦、臧雪芩等，分别到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杭州、苏州、无锡、青岛等八城市出差，或休假省亲。文明礼貌月刚过，一路风和日丽，一片光明激动人心，好人好事说不完。
西安市街道整洁，一些单位门口摆着盆花，令人赏心悦目。陈维铭今年49岁，但在青岛乘公共汽车，青年人就给他让座。在杭州市的一些饭馆就餐，不用自己动手，服务员把饭菜送到桌上。南京秦淮旅社附近的小饭馆，听说顾客来自新疆，问菜里要不要放糖，专门给新疆客人炒菜。阿依木汗在北京天桥商场买头巾，连挑了六七条都不合适。那位营业员一点也不烦，抿着嘴笑。阿依木汗很受教育，回新疆后，找出自己的差距，干劲更大了。
但是，这几位同志在八城市也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
4月22日，范琦和她的爱人乘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的54次特快列车，坐在9号车厢。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服务员象是对谁有气似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位带小孩的女同志正忙着收拾行李，没注意孩子在走道上撒起尿来。那位男服务员走来，沉着脸训斥道：
“小孩不懂事，大孩也不懂事！”孩子的妈妈没有吭声，找来拖把拖净。刚拖完没一会儿，孩子又把瓜子壳撒到了地上，那位男服务员把眼一瞪，又是几句斥骂。孩子的妈妈受不住了，说：“同志，请注意你的服务态度。”那位男服务员哼了一声，然后说：“服务态度？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你告到列车长那里我也不怕！”
这位服务员这边吵罢，又到那边吵。他先后与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两位上海支边青年和一位解放军旅客吵过架。
9号车厢全体旅客见此情景，在意见簿上对该服务员提出批评。谁知他“刺啦”一声，把旅客们的意见从本子上撕下来，揉成一团，往窗外一扔了事。
5月12日，陈维铭乘上海——乌鲁木齐的53次特快列车返回新疆。他坐的4号车厢，服务员两天不送开水。他把意见写进意见簿，直到终点站，无论是车长还是服务员，都不答理。
在上海乘公共汽车也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陈维铭说，他在上海逗留期间，多次乘66路电车和63路电车，一次都未看到有人为老人、为抱孩子的乘客让座。74路车上的一位售票员不报站，一位老太太刚上去一只脚，她就要关门。好几位乘客都批评她，谁说她她就跟谁吵。
范琦说，我们到南京时已是晚上9点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领我们到南京人民饭店投宿。值班室坐着1个男同志、3个女同志。我们刚说明来意，对方一口拒绝：“客满了！没有空房间了！”
亲戚家的那个孩子还算机灵，急忙掏出一包好烟，对值班室的男同志说：“老师傅，请抽烟！帮帮忙，他们俩刚从新疆来……”说着又打开旅行包掏出一袋糖，分给3位女同志：“喜糖，喜糖，他们俩刚结婚！”
3位女同志抓到糖，脸色马上变了，房子有了，还换了被面和枕套，又打了一壶开水。
范琦和爱人从南京来到上海，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馆。那里的服务员很“直爽”。“噢，你们从新疆来的，带葡萄干没有？”范琦拿出两盒。“对啦，你们刚结婚，给不给喜糖吃？”范琦只得又拿出一包糖。吃到葡萄干和糖，服务员特别优待，开了一个单间。相比之下，来自大连的一对新婚夫妇，由于没给服务员糖吃，服务员很讨厌他们，“你们什么时候走？”最后下逐客令了。
臧雪芩谈到，她在上海隐隐约约发现，不会讲上海话的顾客，有时叫几声，有些营业员也不理睬。她在西藏路的自力商店买头巾，对一位胖胖的老售货员说，买条方形的。售货员没作声，随手拿给一条。谁知拿回去一看，竟是一条长围巾。臧雪芩到这个店退货，那位老售货员直翻白眼，说：“你是不是没钱花了，来退钱？”臧雪芩说，“当时听到此话，真想把身上带的几百块钱拿给他看看，你不要看不起外地人！可是想来想去，还是忍了。”
在八城市就餐，服务态度比较差的是南京。新街口的一个饭店，服务员不愿回答顾客的回话，一问她就不高兴地说：“你看牌子嘛！”中山陵附近的饭馆，又脏又乱，桌上菜盘子没人端，许多残汤剩饭，服务员却坐在里面闲扯。范琦开了票后，没地方坐，只好自己收拾桌子。末了，她请服务员端饭。“端饭？”服务员沉着脸说，“还不如喂到你嘴里！”
南京有个四川酒家，外面布置得挺象个样，但进到里面就叫人“肚子胀”（新疆土话，意思是生气）。范琦夫妇和其亲戚开了票就坐下等。菜上来后，他们呆了：本来要的是红烧鱼和榨菜鱿鱼汤，端上来的却是炒肉片和肉丸白菜汤。经一问再问，服务员从嘴里吐瓜子皮后说：“你们点的菜和汤，我们没有了！”
“没有你们该早说，怎么不经过我们同意就随便换呢？”
服务员嘟囔着走进屋，再不出来。过不多久，顾客们正在吃饭，几位女服务员“忽啦忽啦”扫起地来，尘土飞扬。范琦一行只吃了一半饭，就被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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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缆厂工程师、共产党员单中央（右）从1978年以来，围绕生产关键，和有关同志一起革新成功重大电缆专用设备14台，为国家节约资金15万多元，多次获上海机电一局和公司“优秀党员”称号。新华社记者 张 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