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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研究经济效益问题
桂世镛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核心问题，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这是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迫切要求我们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经济效益问题，探讨提高经济效益的各种途径。
经济效益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仅就比较突出的几个综合性问题，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关于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工作能否真正转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轨道的关键。我们提出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是针对着过去长时期内把速度当作核心，不讲求经济效益，单纯地追求产值和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偏向，要把精力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在这个基础上去求得实实在在的、使人民能够得到较多实惠的速度。
这个转变包含着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严格地按照社会的现实需要来计划和组织生产，在讲求产品的品种、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产品的数量。二是要尽可能地节约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力求用现有的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把上面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归结起来，可以说，强调经济效益也就是强调真正有效的、能够持续增长的速度。离开了经济效益，就失去了判断速度有效性的标准；离开了提高经济效益，就不可能为加快速度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里，效益和真正有效的速度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把它们对立起来。
为了做到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求速度，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生产、建设和流通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比如，如何准确地计算和预测社会需求及其变化，并且使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能够不断地同变化着的需求结构相适应；如何改革经济体制，使我们的经济既有高度的计划性、统一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多样性，从而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何从生产与流通相统一的角度来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发展商业与物资供应环节来促进和指导生产、衔接产需的作用；如何确定正确的价格水平和价格体制，以有效地发挥价格杠杆在调节供求、平衡产需中的作用；等等。
第二，关于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只讲求劳动消耗的经济效益是不够的，还必须讲求资金占用的经济效益。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公认。问题是，劳动消耗与资金占用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一般地说，在生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降低劳动消耗往往要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水平，增加资金的占用；反之，技术装备水平比较低、占用资金比较少的生产活动，往往要增多劳动的消耗。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劳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金比较缺乏。从这种情况出发，应当多发展一些占用资金比较少、吸收劳力比较多的行业和企业，以便用同样的资金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我们国家已经探明和开发的资源还不多，能源和原材料并不富裕，而加快这些方面的发展又因缺乏资金和技术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很大的成效。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又应当多发展一些消耗低、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以便用有限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样的行业和企业，一般要求的技术水平比较高，需要占用的资金比较多，而用人相对要少。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困扰着我们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同这个矛盾相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处理这个矛盾，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从产业结构方面来说 如何合理地安排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我国资源的优势，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当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要力求把劳动密集同技术密集结合起来，使我们在发展吸收劳力较多的产业时能够获得产品质量好、物资消耗低和劳动生产率高的效果。在这里，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操作技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企业结构方面来说 如何正确地实行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也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深入的研究。从生产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特别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们必须坚持大中小结合的方针，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只看到小企业占用资金少、吸收劳力多这个方面，而忽视它们的物资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的另一个方面，否则，不顾条件地大量发展这类企业，从表面上看似乎适应了我国劳力多、资金不足的情况，实际上反而会增加资金短缺的困难，因为这一方面增高工业生产成本，削弱工业积累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会扩大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要求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投资。这样，产出减少，投入增加，路子越走越窄，终于会使经济难于支撑下去。当然这决不是说不要发展中小企业，而是说在发展中小企业时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和界限。比如，要区别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不能搞“一刀切”。一些产品单一、其生产效率与设备规模有密切联系的行业，应当根据条件多办消耗低、质量好的大中型企业；一些品种复杂、产品又能分解的加工工业，则应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多办中小企业，力求小而专、小而精。小企业必须首先保证产品质量。它们用人可以多一些，但由此而多消耗的活劳动要尽可能同这些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较低和折旧费较少相当，从而使生产成本不增高或者增高不多，以保证一定的盈利水平。小企业的能耗和其他物质消耗水平应当力求接近先进的大企业，一时达不到这个要求的企业，在先进企业的生产能力尚有富余时，不能同先进企业争燃料动力和原材料。
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 这里有一个采用和创造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问题。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它们的运用却必须适合各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事实上，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很重要的一条，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创造出适合自己条件的先进技术。从我国的情况出发，我们迫切需要那种既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资消耗又最好还能减少资金占用的技术。当然，各行各业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都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则是确定无疑的。
第三，关于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讲求经济效益必须也可以首先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各企业、部门、地方组成的，不讲求和提高企业、地方、部门的经济效益，要增进国民经济的效益是难以做到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是在许多场合，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具有广泛的分工协作的社会化经济，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并不是各个企业和局部的微观效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所取得的效益的有机综合。因此，某些对局部效益有利的事情可能对全社会的效益不利，而某些对社会效益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对一些局部的效益不利。这种矛盾，由于全局与局部在了解和认识经济情况上存在差别，特别是由于各个局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还存在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而变得复杂起来。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个矛盾，既能够充分地调动企业、地方、部门提高自己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够使它们服从和维护全局的利益，朝着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方向努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这也是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多年的经验证明，中央管得过多过死，不给企业、地区、部门必要的权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就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去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给了企业、地方、部门一定的权益之后，如果缺乏有效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也不可能保证企业、地方和部门自觉地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和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规划自己的行动。关键在于要把这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但又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要适应不同的情况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在国家计划规定的范围内由市场自发进行调节的不同的经济管理形式，这是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正确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个原则具体化，逐步落实到各个方面去。这就要求我们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怎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宏观经济的决策既切合实际又富有远见，为此需要确立一些什么原则，建立一些什么制度、程序和办法；如何正确地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这种划分的客观依据和相应的标准是什么，实行这些多种形式的经济管理还会有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怎样区别不同的企业确定它们应有的权益，采取什么形式把各级经济组织的责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如何确定部门（条条）管理与地区（块块）管理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协调的制度；如何改进计划工作，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如何有效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管理经济，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搞好经济信息的收集、研究和交流工作；等等。显然，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细密的研究，得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就难以使经济体制的改革健康地发展，从而使各项经济活动不断地提高效益。
（摘自《经济学文摘》198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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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它位于广州市郊珠江中的黄埔岛上，世称黄埔军校。它是孙中山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是国共合作的硕果，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鼓舞和启示，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再失败，是由于没有革命党和革命军队。于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建新型军事学校。1923年8月，他派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负责筹办。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孙中山1月24日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2月1日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委员。可是，蒋介石对于此事并不热心，2月下旬就擅离职守，去了上海，直到开学前夕（4月26日）才返回广州。筹办军校的重任主要是由廖仲恺等完成的。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6月16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莅会讲话。
孙中山自任黄埔军校总理，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下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政治部，先后担任主任的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何应钦任军事总教官。1924年底，军校还建立了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懋功，这是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的革命武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革命势力的发展，先后在潮州、南宁、武汉、长沙等地建立了分校，其中武汉分校规模最大，声名最著，共招收学生和入伍生六千余人，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招收了女生。
军事和政治并重，理论和实践结合，是黄埔军校遵循的方针。军事教育方面，第一期没有分科，第二期分为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和宪兵科，后又增设政治、骑兵、交通和无线电科。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实战。平定商团，两次东征，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北伐战争，都有黄埔学生的赫赫战功。我国在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始于黄埔军校。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军校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是政治课，当时规定的政治课程多达26门，主要是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进化史等。学生既可阅读三民主义的书籍，也可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教育内容体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特点。军校还定期举办政治讲演会、政治讨论会和政治问答等。它出版的革命刊物，如《黄埔潮》、《黄埔日刊》等，最多的发行五万余份，行销国内外，影响颇大。当时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革命熔炉。在那里，一代群英荟集，革命空气高涨，是青年们最向往的地方。
黄埔军校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我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它设置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以及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当时就根据不同情况逐步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个部队中去，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时，继承和发展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
军校的环境优美，但不平静，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在这里有深刻反映，集中表现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上。“青军会”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成员则是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学生。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后来竟形同水火，势不两立。蒋介石表面上装做不偏不倚的样子，暗地里却支持和偏袒孙文主义学会，压制和打击“青军会”。1925年12月8日，他炮制了一个“调和本校党争办法”，名义上允许共产党人在校内活动，实则是加强对共产党的控制，规定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均须公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须声明。1926年2月2日，他召开两个组织联席会议，规定双方干部可以互相加入，其用心是让右派分子打入“青军会”，进行监视和破坏活动。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进一步篡夺军权，特别是篡夺黄埔军校的权力。4月7日，他悍然宣布同时解散“青军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其骨干则多是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右派。所以，黄埔同学会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借尸还魂。
蒋介石日趋反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黄埔革命师生的反对。1927年2月15日，在湖北一带的黄埔各期学生集会，谴责蒋是“昔之校长，今之校贼”。他们派代表送去“驻鄂黄埔各期学生给蒋校长报告书”，列举蒋的种种罪恶，要求他“通电引咎，以谢党国”。蒋复信狡辩。军校学生再次著文加以揭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军校“清党”，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许多人惨遭杀害，包括熊雄和肖楚女等著名烈士。1928年3月，军校迁往南京，更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虽标榜黄埔传统，但已完全变成反动学校。
黄埔军校从创办到大革命失败，培养了四期毕业生。他们来自全国22个省市，还有一部分来自越南、朝鲜和新加坡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成长为革命军队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有的后来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骨干分子。同时也应指出，当年蒋介石在这里结党营私，网罗党羽，为他从事反革命事业培植了核心力量——黄埔系。如所周知，后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是以黄埔系军人为其骨干的。
（李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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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一举独占中国，称霸东亚，这场历时五个月的交涉，是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的一页。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侵略中国的列强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营垒——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互相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的好时机，遂宣布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奥宣战；并以此为借口，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收回德国侵占的胶州湾，一方面派兵侵入中国，攻占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一跃而成为列强侵华的主凶。
当时袁世凯政府正酝酿恢复帝制。袁氏认为做皇帝只要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就不怕国内有人反对。因此，对日本侵略山东，奴役中国人民，他表面上不得不提出抗议，以敷衍全国人民的反侵略要求，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妥协退让。日本首相大隈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在对山东的军事侵略之后，决定乘机进一步要挟，以推行侵占中国的侵略计划。
按照大隈政府预定的方针和指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解决中日之间交涉“悬案”为名，于1915年1月18日晋见袁世凯，当面递送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说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最后要求袁世凯严守秘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内容分为五大项。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二、承认日本在南满（今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等。十分明显，二十一条是要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也威胁到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因而连袁世凯也不敢立即表示接受。在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袁世凯急忙说：“此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一透露，立即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号召人民奋起自救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大城市群众纷纷集会，成立反日爱国组织，掀起抵制日货的斗争。在日本的要挟下，袁世凯一再下令禁止抵制日货，但是，反日爱国运动冲破重重阻力，声势越来越大。二十一条交涉的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谈判完全采取秘密的形式进行，自2月2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袁政府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的旨意进行。日本政府代表为日置益、小幡酉吉。在交涉过程中，日置益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恫吓于后，左推右挽，企图使袁政府全盘接受。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完全屈服，唯恐自身难保。于是便将二十一条稍加修改，提出修正案，暗中使日本有所收获，而明处又显示自己不轻易出卖国家权益。可是，日置益寸步不让，紧紧逼迫，后来借口坠马负伤，拒不出席会议，并以战争相讹诈。袁世凯害怕谈判破裂，竟不顾民族尊严，急忙派代表前往日本使馆慰问，并指示陆、曹二人到日置益床前会谈。日置益态度之蛮横，在国际交涉中是很少见的。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不仅要袁世凯对中国人民严守秘密，而且对其他列强也大施骗局。日本仅以一至四项各条通知英、法、美、俄各国，故意隐瞒最严重的第五项各条。二十一条全文为中外所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同时，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浪潮日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借以混淆黑白，欺骗中外；一面又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际上依然如故。至于第五项各条仅允许以后再行协商。接着，便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之内完全应允，否则将采取日本“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沈阳、青岛等地，耀武扬威，为其无理要求作后盾。
在对日交涉过程中，袁政府一直依赖英国为后援。这时，英国见日本取消了在其势力范围之内（长江流域）修筑铁路的要求，便改变了腔调，“劝告”袁政府“忍辱负重，接受要求”。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害怕得罪日本，儿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决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接受最后通牒。5月9日，陆、曹二人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提出的要求，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
侵略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疯狂地压迫中国接受它灭亡中国的条件，却伪善地说是为了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为了“睦邻”，为了“中日亲善”，甚至还要召开“庆祝会”，以庆祝什么“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等等。袁世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也动员御用报纸，颠倒是非，把对日屈膝说成是“元首外交成功”。然而，中外反动派这一切鬼蜮手段并未能把二十一条的非正义性掩盖起来。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一传出，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孙中山尖锐地谴责了袁世凯的卖国政策，他认为不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就不能求得民族的独立。国内各阶层人民奔走呼号，游行示威，愤怒声讨袁政府的卖国勾当，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汉口学生和商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上海日资工厂中工人罢工。北京、镇江、福州等地都发生反日爱国示威。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和反抗，使二十一条不能完全付诸实行，实际上宣告无效。
（闵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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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版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高等学校文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哲学教材。
《原理》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对实践提出的一些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学必须担负起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责任。（杨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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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出版
本书是从近十多年来外国的哲学、心理学期刊和论文集等著作中选编的，较有代表性和学术参考价值。由赵璧如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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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史料》出版
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辑的、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反映1924年至1927年间黄埔军校的历史情况的《黄埔军校史料》，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