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何香凝——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郑则民
著名的女革命家何香凝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爱国和革命事业奋战不息、鞠躬尽瘁的一生。她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爱国斗争和民主革命，为贯彻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忠实地继承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革命遗志，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何香凝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在坎坷曲折的革命历程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革命气节，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情操，不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家。她的光辉业绩、高贵品德、爱国热忱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何香凝的革命生涯始于本世纪初年。1902年冬，二十四岁的何香凝东渡日本留学，翌年9月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黎仲实等密切交往，加上受当时爱国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促使她很快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宰割之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课题，也是一切爱国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神圣目标。但是，怎样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回答和选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已堕落为“洋人的朝廷”，救国必须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何香凝极为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她一开始就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坚决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她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和廖仲恺以及其他革命党人一起，向海外华侨宣传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关于实行立宪改良、保住清朝统治的错误主张，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忘我的工作和不屈的斗争。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何香凝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不久廖仲恺从香港回到东京，也随即参加，并担任领导工作。这一对革命夫妇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在东京的家，成为同盟会的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和一些革命同志常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
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同盟会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有些秘密的准备工作，是在何香凝家里准备和部署的。起义部队的一些旗帜符号，是她在孙中山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这些起义虽然遭受失败，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鼓舞了人民，大大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要救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何香凝从小目睹外国人对同胞的欺凌和压迫，逐渐萌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以后，她更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她大力向妇女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而罢工。何香凝积极奔走，进行募捐，支援罢工的工人。次年6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示威群众的广州“沙基惨案”，她组织讲演团，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严重时刻，何香凝毫不迟疑地同蒋、汪的卖国行径和反动政策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何香凝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她迅速从国外回到上海，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谴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卖国政策，提出挽救民族危亡和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她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原来为创办仲恺农工学校而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翌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何香凝积极投入抗战和支前活动，致电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并多方奔走为抗日战士筹捐军饷。她还同宋庆龄等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一所设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经常亲临医院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在国民党左派人士中，何香凝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1934年4月，她和宋庆龄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中国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宋庆龄选集》第92页）这一号召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有10万人公开签名表示赞成。1937年春，她热忱地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出任救国会理事。6月她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16人，共同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他们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指出，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因组织救国会而被捕，这是关系到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爱国人民的事，并宣布：“我们送了状子之后，倘有一个人被传，我们16人就得全体到庭，一个人入狱，我们就得全体入狱。”“直到七位先生恢复自由，爱国无罪达到目的时，我们的工作才完成。”（时代文献社：《救国无罪》）他们又在《宣言》中严正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国入狱运动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香凝以深厚的爱国感情和坚定的抗战决心，强烈反对汉奸亲日派的卖国阴谋，以及顽固派的分裂活动。当年，毛泽东同志在给何香凝的信中高度赞扬她：“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为了支援前线，1937年7月，她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并任主席。11月上海沦陷后，她迁居香港。翌年夏，同宋庆龄一起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底，在汪精卫发表投敌叛国“艳电”的第二天，何香凝写文章谴责这个民族败类“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斥汪兆铭》）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和宋庆龄等联名通电，严斥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谴责蒋介石“把孙中山的遗训置诸脑后，破坏团结抗战”，严正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何香凝不论流亡何处，总是积极宣传抗战，努力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和款项，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
忠实执行三大革命政策
何香凝一贯积极支持并忠实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果实。何香凝继续跟随孙中山探求新的革命途径。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和廖仲恺一起离开广州，流亡日本。次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她在东京留日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联络。为了动员北洋海军参加护法，她又到上海对海军家属做发动工作。
孙中山经过长期的艰苦摸索，终于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在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何香凝自始至终给予积极的支持。1922年9月，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到日本和列宁的代表越飞秘密会谈，何香凝曾陪同前往照料。国民党改组后，她被选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省的妇女运动，为贯彻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做了大量工作。
孙中山为谋求中国的早日统一抱病北上， 1925年2月在北京病重。何香凝闻讯，立即入京护理。在孙中山病危时，何香凝含泪表示：“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何香凝：《我的回忆》）她是孙中山临终遗嘱的证明人之一，始终信守孙中山的遗训和自己的誓言。
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又不幸遇害。何香凝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遗志，更加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发展妇女运动，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她“看到中国共产党员都很努力，很英勇，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十分进步”。（何香凝：《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从此，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说：“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明确指出：“国内民众，十分之九既是工农，不求工农解放，焉能有巩固之国家，安能把帝国主义之压迫根本推翻？”（《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说》）1925年10月，她发起支援海丰的农民运动，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接着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动员广大妇女致力于民主革命。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香凝和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最早的两名女委员。北伐开始后，她和宋庆龄大力组织救护和慰问伤兵等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当蒋介石暴露右派面目时，她不畏权势，坚决斗争。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反对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何香凝得到消息，立即冲过重重阻挠找到蒋介石，当面指责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陈此生：《回忆香凝老人》）同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破坏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何香凝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这一叛变活动。她反对这个提案，并指出它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同时，何香凝针对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提出必须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张，坚定地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廖夫人训话》）1927年4月17日她与一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联名通电谴责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接着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南昌，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不在南昌，仍被推为中央委员。何香凝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仍坚定地指出：必须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精神，并要不折不扣做去。”（何香凝：《“三八”我要说的话》）在桂林的民主人士的一次集会上，她写道：“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何香凝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她积极号召和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要求民主，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当时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1947年6月10日，何香凝、李济深发表致海外同志暨同胞书，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状，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平民主运动。1948年1月，她和其他反蒋的国民党组织及党员联合一致，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起，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何香凝由香港到达北京。不久，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高尚的革命情操
何香凝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革命情操。她对革命和人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敌人和叛徒，横眉冷对，坚决斗争。她时刻把祖国的统一大业放在心上。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一个大地产商的家庭里，小时候过着优裕悠闲的生活。为了救国救民，她毅然离开了舒适的环境，过着革命者简朴清苦的生活。在留学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期间，她变卖自己的妆奁，加上从娘家取得的一点钱，作为自己和仲恺的留学费用和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当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经常利用她家的住所进行活动，为了保守革命秘密，她除了亲自操持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外，还刻苦学习烹饪和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不辞劳苦地担任联络和勤务工作，如收转文件，看护门户，照料茶饭，掩护同志等，深受孙中山和留日革命学生的信赖和尊敬。后来她回忆说：“我就是这样在孙先生领导之下，为革命做了些琐碎的事务工作。凡是孙先生吩咐我做的工作，凡是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我从不推辞。我觉得我既已献身革命，就应该乐于完成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回忆孙中山先生》）
为了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何香凝和廖仲恺并肩战斗，互相勉励。1909年廖仲恺被派赴天津与法国友人秘密联系，争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何香凝临别赠诗说：“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何香凝诗画集》）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东公开叛变孙中山。先是把廖仲恺骗往惠州途中加以逮捕，囚禁于广州郊区的石井兵工厂，随后指使军队炮轰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在危急中转移到永丰号军舰上，对叛军进行讨伐。这时，何香凝不顾个人的安危，四处奔走，设法寻找到孙夫人的下落，并到永丰舰给孙中山递送信息和衣物。她还机警地对陈炯明的下属进行分化工作，又亲自赶到广州白云山陈军司令部，同陈炯明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陈炯明交出廖仲恺。当夜，她偕廖仲恺迅速乘船赶赴香港，随后往上海同孙中山会合，使敌人再次逮捕廖仲恺的阴谋不能得逞。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遭到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不幸牺牲。她悲愤至极，但毫不气馁。她写道：“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大义凛然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廖仲恺先生哀思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何香凝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断然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证婚人”，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1935年当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时刻，何香凝把原来盖在廖仲恺灵柩上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还附上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1942年2月，何香凝在共产党人帮助下，离开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香港，经韶关到桂林。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她拒绝前往重庆。那时她带着儿媳和孙子，靠卖画度日，生活艰难。正在这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和一封请香凝老人到重庆去的信。她当即在信封背面批上“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原封交来人退回，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的崇高气概。
解放后，何香凝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她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国内外敌人，维护人民团结，争取国家统一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余，经常作画赋诗，用鲜明的笔调赞美祖国的壮丽，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她精心绘制《万古长青》图，祝贺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她时刻关怀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在《遥望台湾》的诗中说：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
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
我们纪念何香凝，要继承和发扬她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学习她的高尚品德，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第5版()
专栏：
全国高师第二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最近在辽宁师范学院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结合教学实际，着重就《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交流了研究成果。
关于“机器人”能否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讨论中普遍认为，“机器人”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为：（一）、“机器人”归根到底还是机器，它与普通机器的差别，只是在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之外，增加了一个“控制机”。（二）、“机器人”的使用，不可能完全地脱离有生命的人的劳动。它只是表明，活人的劳动和“机器人”的活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说“机器人”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是错误的。（三）、在使用“机器人”的工厂中，工人的劳动是高强度、高度复杂熟练的劳动，因而是高效率的劳动。同时，没有在车间直接参加生产的设计师、工程师、工艺师等的劳动，也包括在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中。所以，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资本家就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仍然是工人、总体工人的劳动。“机器人”的使用是资本家加重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手段。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考察无产阶级贫困化，必须抓住它的根本内容。这就是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赤贫”。把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作为“贫困化”的根本内容和判断标准是不科学的，它只是“贫困化”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工人生活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甚至有所提高。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同生产资料分离的“赤贫”状况就始终不变，而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就更加无保障、更加恶化。（石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