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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
胡采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中，曾经出现了不少以揭露生活阴暗面为题材的、被人们称为“暴露文学”和“伤痕文学”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是写得好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作品，揭露了林彪、江青一伙以及他们的极左路线对我们党、国家、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和无法估量的罪恶后果。从总的方面讲，这些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同我们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流毒、拨乱反正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时期，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却是值得研究的。这种理论说，“暴露文学”和“伤痕文学”的出现，说明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应当对批判现实主义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地位问题，给予重新评价。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进一步发挥说：现实主义应当根据题材的不同有所分工，揭露生活阴暗面的题材，归批判现实主义；歌颂生活光明面的题材，才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任务。我以为，这种论点至少是对革命现实主义有误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种主要创作方法。是主要创作方法，而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创作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比其他创作方法，更加符合从生活到艺术的创作实际，更加具有科学性。在反映真实的生活内容和描写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理想力量这点上，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革命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种主要创作方法，从它诞生后的发展历史和对文学创作所起的实际作用来考察，在从生活到艺术的整个过程中，在歌颂和暴露这个问题上，它的实际功能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而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它既是歌颂的，又是暴露的；歌颂的是我们生活中健康的、革命的、积极的因素或事物，暴露和批判的，是生活中不健康的、反动的、消极的因素或事物。如果革命现实主义不是这样，而是遇见矛盾、阴暗面、反动消极事物，就绕开走，逃避矛盾斗争，不进行揭露和批判，那么，它就从根本上失掉了作为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存在的意义了。
革命现实主义既是歌颂的又是暴露和批判的这样两方面的作用，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着的两种因素或两种处于矛盾状态的对立力量，是连在一起的。生活中的两种因素或两种力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着，斗争着。在十年动乱期间，一方面，有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势力猖狂肆虐、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另一方面，也有以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包括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内的、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革命力量，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斗争。在张志新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战士身上所体现的革命献身精神，表明在广大人民的心中，对革命与反革命等大是大非问题，是有明确的是非感的，是有革命正气的。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巨大而雄厚的革命基础与群众基础，所以，当“四人帮”坏事做尽，人民恨之入骨时，党中央一声号令，一下就把这帮奸贼收拾掉了。这是全体人民的胜利，是真理、正义战胜邪恶、谬误的胜利，当然也是我们党的胜利。在十年动乱中，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党、国家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胜利。如果要讲必须看到生活中的健康因素、革命因素、积极因素，那么，这里面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必须看到作为我们党的坚强后盾和支柱的人民的力量，必须看到革命群众强大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创作中，所出现的那些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虽然是有生活的依据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不少作品也是写得好的；但也不能忽视在有的作品中，过多地着重写那些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生活场景和事件经过，而对生活的积极因素，对人民和干部中所蕴藏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战斗精神，则注视不够，观察不够，反映不够，因而使得有些作品的思想情绪，显得过于低沉、灰暗。这样的作品，不能给人以鼓舞力量，引导人们向前看，相反，将会加重人们的困惑与迷惘，影响对生活的信心。不能说社会上有些人的“心灵破碎”、“看破红尘”等现象，都是受某些文艺作品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影响的结果，但革命的文艺作品，应当对读者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引导作用，帮助有的人能够从“看破红尘”那样的思想境地中走出来。我们提倡要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目的就在这里。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能否看到积极的健康的因素或事物，能否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和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世界观等，是有密切联系的。我常常想：在封建帝王统治下面，还能出现李自成和以李自成为首领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我们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只有12位代表，处在那样暗无天日的艰苦困难环境下面，党还能够以伟大革命者的胸怀，高瞻远瞩地提出：要解放旧中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扛在自己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回顾党几十年来领导中国革命人民所走过的艰难创业道路，确实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江山，是来得多么不易啊！我们应当经常缅怀革命前辈、先烈和一切志士仁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付出的崇高代价，学习他们高尚的精神品质，而不应当在革命的征途中掉队、落后或自暴自弃。不能因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犯了错误，出了个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并且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就一概否定建国三十年中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绩与进步，更不应当无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已经获得的重大进展，而把我们说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似乎共产党、社会主义也不行了，似乎崇洋媚外的思想做法反倒兴时了，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摇尾乞怜的行为，也不算个什么了，似乎我们今天在新中国过的日子，反倒不如旧中国、旧社会的日子好过了。试问，这样的思想感情，这种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头吗？符合实际吗？公正吗？把这些同我们的革命先行者们，前辈先烈们，一切革命的志士仁人们，对比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能说明什么？
让我们仍然回到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上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一个看不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人，看不到革命前途的人，看不到生活发展的大方向的人，要希望他写出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表面看起来，这虽然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作家、艺术家对人民、对革命、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的问题，是思想感情和世界观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光是着眼于创作方法问题，是很难解决得了的。如果按照有人曾经提出来的分工办法，把歌颂光明面的任务，交给革命现实主义，把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任务，交给批判现实主义；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写作者受自己世界观的局限和制约，他从实际生活中根本看不出什么积极的、健康的、革命的因素和事物来，你叫他怎么去歌颂光明？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作者的思想感情低沉、灰色、消极，在对生活和人生的根本认识上，他缺乏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战斗激情，他又如何能把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任务完成好？对于一个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来说，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都是一种战斗，都需要以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感情来进行。如果缺乏共产主义的思想感情，要在作品中真正揭露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要挤掉革命队伍肌肤上的脓包，要彻底清除林彪、江青一伙遗留下来的毒害影响，怎么能做得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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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
——读《恽代英日记》
李霁野
1950年4月，我写过一篇短文纪念恽代英同志，文中提到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长信，使我很受教益。这封信我的父亲也很珍视，一直把它同祖母的相片和一些家人的相片放在一起，细心地保存着。那时候真是兵荒马乱，居无宁日，有一次逃兵灾时，怕随身带着遗失，放在屋梁下一个空隙里藏着，回来时却找不到了。1926年我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父亲很惋惜地谈到这件事。
恽代英同志的生平事迹，我知道的不多。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895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昌，在中华大学读过书。为传播革命思想，创办了利群书社；以后又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同志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就义。雨花台纪念馆里有他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我在参观纪念馆之后，写了一首悼念诗：
豪语堪为座右铭，
时温一纸念深情。
雨花台畔飘红雨，
悼慰英灵大地春。
近年发表的革命回忆录很多，但我期待的关于恽代英同志的文章，却没有见到过。最近突然见到《恽代英日记》出版的消息，我怀着急于一晤睽违已久的良师的心情，找来一本，一口气读完了。《日记》虽然只有1917、1918、1919年的，但从中略窥恽代英同志的精神面貌，不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觉得他蔼然可亲。
他是一个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坚定信心的人。他在1919年7月8日的日记中录存的致友人信中说：
“足下所望于代英者，代英久已自任，有生一日，必为人类做一日事，且必要收一日之效。代英决不欢迎失败，亦自信决非徒凭理想。盖不敢忘者，乃以稳健笃实的进行，求最高洁理想的实现也。即令今日代英夭死，亦信己有朋友肯坚决为人类做事。只此精神辗转传递，理想终有实现日也。”
他是相信群众的。他在同信中说：
“足下言，‘乌合之群，不可与谋’，遂不敢言合群。代英殊以为过。足下若能离世独立，不顾国亡种奴，诚无可责。不然，正须以合群练习指挥群众，鼓策群众之能力。野心家利用群众弱点，以自私。足下独不思善用此弱点，亦可导入合当之境？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孔子对于群众，何等忍耐，何等惓惓。足下经一次挫折，即作此想，是终日恭维孔子，反不如我以孔子为戏谑之人矣。且问足下，除合群外，救国之法如何？”
长信洋溢着爱国热情和对友人的纯真的友谊。这种友谊，表现在能坦率诚恳地进忠言，能激励人振作精神奋发向上。例如7月4日给朋友的信中说：
“‘做人’无所谓学问智识之别，望足下努力，固可以求益于代英，亦令代英以及足下其他之朋友，常能求益于足下也。”
“凡事业以方法错了而失败者，改方法再做。如此事已完全失败，改一事再做。总不要坐着失望，坐着嗟叹，自己短了自信力同兴趣。”
恽代英同志是笃于友谊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谈的交友之道，也很值得思考。他在《爱澜堂自叙》中说：
“吾不愿交尊者，不愿友有富贵气人，不愿友多机诈心欲愚人以自利之人，其他则以爱众亲仁为目的。吾之理想，每欲以助人为求人相交之法。吾于同辈每不设戒心，尽所知以告人。但每有等人，稍与之深相结纳，则自为牙期之侣，吾殊不愿承受此名。知音一语，谈何容易。我有何音受知，彼有何音见知于我，我殊不欲见此好相标榜之人……然尽有一无能力之人，亦腼然出此言于口者，不知世人何以轻与人许为知己如此之易也。”
恽代英同志既笃于友谊，也忠于爱情。他的爱人沈葆秀是因为难产去世的。他的悲痛在日记中有多处表现，特别是日记中有四封写给亡妻的信。他并录明代诗人王次回的悼亡诗，以自身的情况与之对比，末加按语：“我读此一一合之葆秀之事，每不禁怃然泪下。……但愿普天下有情眷属，皆能偕老百年，莫留情天之缺憾如我也。”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同志是一个胸怀崇高理想，热爱祖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笃于友谊，忠于爱情的人。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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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来人的“寸草心”
严文井
陈模同志凭他自己的勤奋劳动，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内已经不是一个陌生人了。他为少年儿童写了长篇小说《奇花》之后，中短篇小说选集又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再一次表明了这个老“孩子剧团”团员的老当益壮的精神，显示了他决心以自己的实验成果来改善儿童文学现状的热忱。这本选集的出版，是对孩子们的鼓舞，也是对所有坚持为孩子们服务的人的鼓舞。
孩子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对这一点，陈模同志很早就有亲身体会，可能比我们其他人懂得更加多一些。读了那些反映他自己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特殊遭遇和在困难条件下奋斗求知的作品，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并且理解他不辞辛苦为孩子们写作的由来。
他是一个过来人，一个不曾忘掉过去的真诚的过来人。
他保持住了当年开始为革命奔走时的本色，纯朴而又热情。经过了四十多年，他仍然以一个伙伴的身份，不知疲倦地把眼睛向着孩子们，并且积极为他们写书，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也不用太费功夫就能从他的许多作品里辨认出那个本色来。这些东西来之不易，要保持住就更不容易了。质朴的本色，比虚饰的华丽可贵得多，也美得多。
我从陈模同志的作品里还感到了他的一种报答的心情，这是和他不忘过去的心情缠绕在一起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陈模同志的实际回答是：受惠于前人，施惠于后人。为后人鞠躬尽瘁，就是对为自己这一代人鞠躬尽瘁过的前人的报答，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报答。
陈模同志的感情是真挚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在他向现在的孩子们讲述过去的孩子们的苦难的时候，他也极力运用明朗的色调，让希望出场，不让孩子们受到悲观情绪的打击。我们知道陈模曾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并不因此而自馁，也不反过来变为自负。他平静而谦虚，抹去了内心受损害的痕迹，不在作品里给孩子们留下偏激的和消极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颗心啊！
也许陈模自己会谦虚说：这不过是寸草之心。
我却认为这颗心里燃烧着一团火。
这团火就是一个火种，是过来人特意保留下来赠送给孩子们的一件实用的礼物，好让他们以后用来点燃灯，照亮漫长的路，坚定地走向未来。如果如此，我想，过来人会为此而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这是作者为陈模的小说集《爱的火焰》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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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部分报刊陆续发表文章
就《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展开争鸣
今年第二期《时代的报告》“本刊说明”发表后，上海、北京、安徽、辽宁、湖南等省市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座谈会发言摘要，对“本刊说明”的某些提法展开争鸣。
狄英在《对一个提法的质疑》（1982年4月23日《文汇报》）一文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的提法，是一个古怪而有害的提法，它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六年混同起来，相提并论。这提法“无意中否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一直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如果有所侧重的话，那末前一阶段主要是拨乱反正，荡涤极左余毒，批评‘两个凡是’观点；近两年来，则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在继续批‘左’的同时，着重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如果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只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好象‘左’的影响就不存在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安徽文学》1982年第六期发表了《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本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发言摘要》。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今天存在的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文艺界的整体，更不是文艺的指导思想。及时指出和严肃批评这种现象，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绝不能把局部的、个别的文艺现象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总的倾向，更不能把它当作指导思想与林、江的反革命阴谋等量齐观。
1982年第八期的《文艺报》，发表了关林的《分清是非 辨明真相——评〈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反批评》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
按语说：1982年7月号的《时代的报告》上，发表了薛亮、方含英等同志的文章，对《文艺报》今年5月号发表雨东的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以辨明其中是非曲直，是完全必要的，正常的。但是，在薛亮、方含英等同志的文章中，离开对问题实质的探讨，却说什么：“《时代的报告》今年2月号提出要‘重新学习’《讲话》之后，《文艺报》即召开座谈会进行指责”。仿佛《文艺报》是反对学习《讲话》的；又说：“尔后又在某地产生了一个所谓‘情况汇报’，这个‘汇报’一出来，《文艺报》奉若至宝，即作为内部情况向各地‘通报’，以组织围攻。”甚至说《文艺报》“是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于死地”。必须指出：这类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以为，虚构出什么“开座谈会”、“‘通报’”、“组织围攻”等等情况，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澄清，而且助长了一种不正的文风，为正常的争鸣所不取。我们诚恳地希望在争鸣中不要采取这类方法。至于是非如何，广大读者自会有正确的评断。
关林在文章中说：一、《时代的报告》第七期的一篇文章写道：“我们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绘前一时期文艺界那种乱哄哄的局面”。另一篇文章说：“就来自‘左’的干扰而言，莫过于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十年；就来自右的干扰而言，则又莫过于粉碎‘四人帮’后的近几年。”近几年来，确有少数人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但这不代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时代的报告》把十年内乱期间指导思想的问题和近几年的问题相提并论，都说成空前严重的极端错误，根本不讲这几年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二、《时代的报告》的反批评文章竭力把这场争论说成是要不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争，是很奇怪的。党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以来，文艺界的多数干部群众是拥护中央的批评，积极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估计当前文艺领域的自由化倾向？不能把纠正毛泽东同志的个别失误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把整个文艺的局面看成自由化的局面。人们批评“本刊说明”，是不同意它抹杀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巨大成果，把拨乱反正的局面说成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局面。这就是分歧的根本点。三、围绕着《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出现了一场争论，这反映了人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态度上的分歧。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的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近几年来，也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借口我们的文艺工作犯过“左”的错误，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失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甚至把文艺领域种种“左”的错误不公正地归咎于《讲话》。另一种则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承认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向前发展的必要性，不承认在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理的同时，也需要改正毛泽东同志文艺言论中的个别失误。《时代的报告》今年2月以来在“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栏目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提出的观点是很值得研究的。譬如今年第六期的一篇文章，对“文艺从属于政治”问题大发议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这个口号利少害多，但他们却认为指出这个口号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是“太偏激”了。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对待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很不合拍的，持一种评头论足、怀疑否定的态度。
1982年第八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李何林的文章《我不同意〈文艺报〉和〈文艺动态〉的解释》。文章指出：《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明明只是提出《讲话》的遭遇这一个问题在‘十六年中’前后有‘左’的歪曲利用和右的反对；前十年、后六年分得很清楚，并没有‘混为一谈’；也没有把‘十六年’当作一个‘历史时期’，说‘十六年时期’，而是说在‘十六年中’”。“《本刊说明》不是在对‘十六年中’的文艺作全面的评价，更不是对后六年的文艺界的成绩作全面的评价，……只是说《讲话》受到的‘左’右两种遭遇，不涉及其他问题。为什么就是不全面或否定成绩，甚至和《决议》不一致了呢？这不是‘我说东，你偏说我没有说西吗’？何况《本刊说明》只是说‘后六年’‘有些人’反对《讲话》，‘陷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并未说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也符合我们六年来文艺界的实际”。
今年8月号的《时代的报告》，发表了署名为余一卒的文章《兴师动众为何来？》，对《文艺报》第五期雨东同志的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批评。各段小标题如下：一、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二、“十六年”一词错了吗？三、目前对文艺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究竟怎样谈为宜？四、思想，还要不要改造？五、症结何在？这真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该期还在“读者来信来论”专栏里附了四位读者的来信，对《文艺报》今年第五、六期发表的雨东、辛旭的文章进行反批评。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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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书评
深情彩笔绘新人
——读曾毓秋的短篇小说集《三月清明》
张炯
《三月清明》是曾毓秋同志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但他从事小说创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作品大抵以闽东北地区的山乡渔村为背景，仿佛一幅幅用笔工细、色调灿烂的油画，渲染出那里的苍山绿水、深岩密林、如镜的水田、湛蓝的港湾，以及那大海中青翠的岛屿和令人惊心动魄的波涛。而在那挺拔壮阔的美丽背景间，屹立着一尊尊社会主义时代普通劳动者的鲜明群像：山区的老农、后生和妹仔，海边的渔工、老?和猎鲨手，还有与人民战斗在一起的复员军人、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
曾毓秋同志是原籍四川的南下干部。一个内地人，居然能如此传神毕肖地描绘出闽东北的民情风俗和山川景物，这不能不使我惊讶。闽东北的方言跟四川不啻有霄壤之别，可见曾毓秋同志是怎样深入生活和斗争，并与当地人民亲密地打成一片了。他的作品，说明他的生活根基的扎实，也说明他在打破语言隔阂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以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去把握和发掘大自然与人们的内心的美，并能以清新、隽永而又饶有乡土韵味和色彩的语言，将这种美鲜灵生动地描画出来。
这个小说集所收的十多篇作品，是作者从自己多年的创作中选出的。从中大体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历程和他在创作上的多方面探索。应该说，他的作品大多富于诗情画意。状物写景，以观察精细、联想奇特见长，运墨点彩也洗炼、鲜丽。不少篇章在摹写山川、刻画人物方面，都如精美的散文那样引人赏心悦目。象《东海捕鲨》对于瞬息变幻的大海和战风斗浪的勇敢渔工的描写，就异常出色。仿佛使读者感到亲自坐在小舢板上，迎着风浪搏击，闻到海的淡咸的气息，领受到海的猛烈浪涛的狂暴颠簸、抛掷……。而《三月清明》对于山乡平凡的劳动生活和人物美好心灵的描写，也笔触细腻、色调鲜明，清新中透出一种朴素的美。
粉碎“四人帮”后这几年，他的风格又有新的发展。既有象《土地爷》那样平实朴拙中含有酸辛诙谐之作，也有象《转水潭》那样充满浪漫色彩，格调深沉，意蕴含蓄的新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善于掌握多副笔墨以驾驭各种题材的能力。
艺术总要求真、善、美的统一。我们的文学除了美，还应该折射时代的面影，反映历史的脉搏，表达人民的心声，在描写多种多样人物的同时，以最浓的彩色，最美好的歌声，去献给推动生活巨轮前进的千百万劳动者。从曾毓秋同志的创作发展看，他是充分理解这样的任务和职责的。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以朴实的笔墨，再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画，让读者听到和看到了普通人民的欢乐和痛苦，理想和愿望。而在他彩绘的人物画廊中，最为突出的也正是那些虽然平凡、普通，却又内心燃烧着社会主义理想火焰并且脚踏实地奋勇前进的人们。象《枇杷树下》那个面临重灾仍然簪花带笑，毫不气馁地帮助丈夫总结经验教训、为生产队筹划发展生产之道的兰妹子；象《三月清明》中为提高产量培育良种，不断革命的老农显满叔和农中毕业生连清；象《甘泉》中那个面对“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却始终保持强大精神力量的山村阿婆和小姑娘南南；象《土地爷》中那个“实打实算，扎实求是”的实干家、生产大队长翁柏俤，等等。所有这些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思想和情感，都深深扎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土壤中，而他们的心灵却莫不闪耀着宝石一般的熠熠光彩。曾毓秋同志把蘸满深情的彩笔，毫不吝惜地献给这些人物形象的刻意描绘，正说明他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觉的崇高责任感。二十多年来，他能一直坚持这样做，无疑十分难能可贵。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转水潭》这篇作品。
《转水潭》描写的是闽东北山区畲族人民的生活。这是一支又热烈又凄婉的动人肺腑的爱情之歌，也是解放了的畲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曲折历程中受到左倾错误危害的默默无声的怨诉曲。一对畲族男女从青年时代反抗传统观念，宁死也要相爱，十五年后却终因左倾危害所造成的农村贫困，不得不凄然分离，这故事本身就包藏着发人痛省的深刻意义。而小说起伏跌宕的结构，层层渲染的描写，特别是那极富民族风采的细节铺陈，以及酒一样浓，诗一样美，淡淡云山一样凝而不露、层深意远的格调，更产生一种非凡的艺术魅力，使个性鲜明对照的男女主人公蓝金海、雷萍梅的形象，仿佛跃然纸上。这篇作品，无论构思的精心，语言的清丽、笔墨的浓淡相宜、疏密适当，都见出作者艺术追求的功力。
艺术没有止境。我相信，曾毓秋同志继续沿着面向生活，面向人民群众沸腾的斗争前进，时刻不忘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并从思想上不断探索启迪读者的更新更高的境界，那么，他是一定能够为读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