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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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从数字看形势

水旱灾害严重 政策显示威力
不少地区突破受灾减产局面
本报讯 近三年来,全国很多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等灾害,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各地抗灾能力增强,不少地区突破了以往受灾就减产的局面。
1981年,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发生特大洪峰,沿江沿河流域许多重要农区遇到建国以来少有的洪涝特大灾害,但全年农业生产仍然夺得好收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从两个省来看:
贵州省1981年发生了有记载以来六十年未遇的大旱,全省受灾面积1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76%,灾情远比大旱的1972年严重,但1981年粮食产量比1972年多收27.82亿斤,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5.9%,比1972年增长46.5%。1981年全省生猪存栏数是历史最高水平,比1980年增加6.8万头,比1972年多239.5万头。
四川省1981年遭受了多年未遇的严重洪灾,全年粮食总产量693亿斤,比1980年增产6.2亿斤,增长1.2%。全省农业人均口粮552斤,比1980年增加25斤,人均收入85.17元,比1980年增加2.35元。
去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101.8%,比1980年增长5.7%。农业(作物栽培)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5.3%,林业总产值增长4%,畜牧业和渔业总产值增长6%,副业总产值增长6.8%。棉花、油料在连续三年增产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长,油料比1980年增长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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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大片商品鱼基地初具规模
本报讯 通讯员陈晓军报道:国家扶持兴建的十大片商品鱼基地,经过四个冬春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效。截止今年初,已建成54万亩,1981年投产37万亩,鲜鱼产量由1978年的1,962吨增加到24,384吨,增加了12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供应。
党的三中全会后,水产工作贯彻执行调整方针,总结了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生产方针。为了尽快地改善一些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广大职工和居民吃鱼难的局面,国家投资确定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建设十大片淡水商品鱼基地。它们是:湖南洞庭湖地区、江西鄱阳湖地区、江苏太湖地区、苏北洪泽湖地区、安徽巢湖地区、山东微山湖地区和东平湖地区、湖北洪湖地区、河北白洋淀地区,以及松花江地区。四年来,商品鱼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商品鱼基地县由1978年的45个增加到1981年的126个,基地鱼场由409个增加到2,598个。
如今,这批商品鱼基地向国家提供的商品鱼一年比一年增多。1981年全国上调的商品鱼近10,000吨,比1978年增加了6.8倍,比未建商品鱼基地前国家上调淡水鱼的总数还多四五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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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盱眙县一季交售粮食相当全年征购任务三倍半
昔日年年靠返销 如今季季卖余粮
本报讯 通讯员张书珀、记者袁养和报道:昔日以吃返销粮多而出名的江苏省盱眙县,如今以贡献粮食多而震动了苏北平原。今年,这个县一季交售的粮食就超过8,000万斤,相当于全年征购任务的三倍半。
盱眙县原来是全省数一数二的穷县。从1953年开始到1980年,全县没有一年不吃国家返销粮。最多的年份,返销粮超过3,000万斤。多年来,这里的干部群众渴望摘掉“统销帽”。1976年,县委提出了“粮四亿,棉翻番,誓为国家作贡献”的奋斗目标。可是,口号喊了两三年,粮食还是没上去。三中全会以后,盱眙县委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尊重农民的要求,在全县逐步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尽管时间不长,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去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5.5亿斤,提前十年完成了原来要到1990年才能实现的生产规划。更可喜的是,这一年,全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了1.4亿多斤。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个县解放以来所吃返销粮的一半。
去年秋播以来,县委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全县每个农户都签订了生产合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今年夏粮社社队队都增了产,总产突破2亿斤,比去年猛增了六成。丰收以后,广大农民饮水思源,心想国家,争着把最好的粮食卖给国家。现在,全县23个社镇个个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征购任务,有的甚至超过了征购任务好几倍。到目前为止,在通往粮管所的大道上,送粮的平板车、小驴车和拖拉机依然络绎不绝。预计,这一季交售粮食就可达到1.2亿斤。
夏粮增产幅度最大的河桥公社,去年粮食总产比前年增长了五成半,今年夏粮总产又比去年增长了近九成。去年夏季,全公社向国家交售粮食130万斤,今年到7月底,交售的粮食就已经比去年翻了一番。为了满足农民多卖粮多贡献的要求,粮管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又赶做了一大批露天粮囤。
一向被人们称为
“山芋干”大队的官滩公社金圩大队,过去社员常年吃山芋干还填不饱肚子,不得不依靠国家救济。去年第一年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全大队就向国家交售粮食5万斤。今年夏粮又获得出乎人们意料的大丰收,257户社员中,就有60户产麦超过1万斤。
今年公社下达给他们的售粮任务是55万斤,可是他们却要求交售70万斤。时隔一年,他们向国家交售的夏粮就增加了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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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相信党的政策 热心绿化事业
共产党员李福兴投资造林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龙岩市苏坂公社苏坂大队共产党员李福兴,两年来把从集体劳动和家庭副业得到的上万元收入,拿出三千多元用来植树造林,已在自留山和责任山上营造用材林和经济林264亩。
不久前,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到苏坂公社检查工作,专程看望了李福兴,对他相信党的政策,热心于绿化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中全会以后,公社党委在全公社划分了自留山,并宣布在自留山上造林谁造谁有。可是不少社员因为林木生长周期长,见效慢,怕政策变,迟迟不肯上山种树。56岁的李福兴是1954年入党的老党员,他老伴也有顾虑,怕树长大了收归集体。李福兴却坚定地说:“现在的政策变不了!就是变也不要怕,变来变去种上的树也还是苏坂群众的。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荒山能绿化,我们吃点亏也是值得的!”最后终于说服了老伴,先后拿出三千多元投资林业,植树造林。在李福兴带动下,今春苏坂大队240户社员户户上自留山造林,一共造了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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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很快的“黄牛之乡”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我国商品黄牛主要生产基地内蒙古哲里木盟,今年的黄牛生产是近十年来最好的一年。全盟黄牛总头数已发展到93万头,比上一个牧业生产年度增加6.7万多头。
被誉为我国“黄牛之乡”的哲里木盟,境内有水草丰美的科尔沁大草原,当地蒙古族牧民擅长饲养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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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罕见的自然金块
本报讯 最近,在山东省掖县苗家公社西罗台大队发现一块重二十九克的自然金。这块金是在队里抗旱、组织劳力加深井时,社员冷广良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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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通讯

心的潜力
——广东南海县见闻
本报记者 刘宾雁
珠江三角洲,历来商品经济发达。南海县靠近广州、佛山两市,交通方便,又接近港澳。这些,本来都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是过去却把这看成一种危险,认为“南海阶级斗争尖锐”,无非是因为这里的人点子多,来钱门路广;胆子大,在“以粮为纲,其余砍光”的时候,我自有主意。对于队办工业、多种经营,你明里不准,我就暗暗地搞;你白天不准,我就晚上搞;你公开不准,我就打着掩护搞。
农民对于极左路线的反感和抵抗,感染了县委一班人。这班人早就看出“四人帮”那一套玩艺儿是倒行逆施,却又不能硬抗,便采取“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宁错千条,不惹众憎”。县委的一位主要领导对我说:
“我那时候是口硬心软,‘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就是一边跟着上边的调子批“资本主义”,同时却给“资本主义”以各种方便。“三鸟”(鸡,鸭,鹅)官方规定只准养三只,超过了就是黑户口。县委的领导一概不查这个户口。官方不许大队以下办工厂,生产队就把工厂伪装成“车间”,县委装作看不见。二十多年了,还这么穷!难道管得越严、统得越死、包得越全,让农民都在那里“等,靠,要”,才算是社会主义吗!
在关键时刻,南海农民还敢于挺身而出,保护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西樵公社西樵二队的队长莫五根,有人贴了他190张大字报,定为“走资派”,让他停职六天,回答问题。社员们跑来围住他,不许他停止工作。老社员们气愤地说:“不管它!你派工好了!”于是莫五根就没有停职,也没“回答问题”。经过那么多次运动,莫五根能够连续当二十四年生产队长而始终没有下台,这类事,对于南海县能有今日,是不无关系的。
我访问了莫五根。这人精瘦,说话不多,却很机敏。这是我国民间为数不多的那种无师自通、精通多行的人。社员称赞他说,“七十二行,他行行精通。”几天前,一位老中医跌伤了,还是远道找他给医好的。
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鱼塘,有些地方,几步之隔就是一塘。挖土烧砖,留下的就是鱼塘。全公社八万多亩耕地,鱼塘占了一万多亩。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个公社的几种主要产品都得到了好处,鱼是得惠最多的。完成收购任务后,还可以自由出售。
莫五根是个养鱼专家。他的队,一亩鱼塘平均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收入1,240元,高出种粮食的收入五倍上下。
别人塘里分级轮养,只能养两层鱼,他却能养三层,四层。饲料配方和饲养方法上也有讲究。我们在这里看到延续二十几年的那个旧的循环——“穷—更穷”已经被“富—更富”所代替。他手里有钱,就不必急于出卖塘中的鱼。草鱼苗从几钱重长到三斤,要用去一年时间。从三斤长到十斤,也是一年。而三四斤一条的鱼,每斤只值0.52元,五斤以上却可以卖到0.72元一斤了。他的草鱼平均都养到五斤重以上才出售,这就比急于用钱的穷队又多添了一大笔收入。
“若要富,养猪磨豆腐”。莫五根是较早地领会这个道理,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搞多种经营的。那时候规定,从事工副业的人不得超过全部劳力的20%,他却拿出46%的劳力去搞工副业。现在,在这个小小生产队里,我们看见了由农、工、副交织而成的一幅可喜的生动图景。养猪和养蚕产生的猪粪、蚕屎撒到塘里喂鱼,蔗叶和粗菜也是鱼的饲料,缫丝的废水入塘,既可以在冬季提高塘水的水温,又增强水质的营养。反过来,鱼粪和塘泥又是桑田最好的肥料。一无所废,皆成所得。
可见,人还是聪明一些好。我们的土地有限,而人的才智却是无穷的。南海县的经验证明,干部和群众身上蕴藏的才智潜力实在是丰富得惊人。解决人口过多、人多地少带来的困难,归根结底还要到人本身上去寻找出路。小塘公社的南沙大队,六十年代从联沙大队分出来的时候,穷得连办公费都没有,一年人均分配只有82元。现在,它成了远近闻名、全县最富的大队,人均收入超过了一千元。靠的是什么?一个钮扣!——其实,应该说是靠大队党支书李怡森的机灵和大胆。从广州一家工厂请回一位本乡老工人,用工厂的边角废料做钮扣。关键的一环是李怡森敢于选定几个按历来标准不得起用的人,他们懂技术,会讲普通话,头脑又灵活。每当广州交易会开幕的时候,大队就派他们到广交会门前,注意观看外商衣服上钮扣的式样,看哪些最时兴,最美观。这就等于派了个考察团不断出国。回来后就模仿制作。然后,又起用两个懂普通话的青年,派他们走遍全国,征询有关单位的意见。这两个推销员把除新疆、西藏和台湾以外全国各个省区的业务都揽了来。还不满足,要出口。外贸人员不收,他们叫拿来一盒进口的钮扣,把自己的产品混到一起,然后说:“你试试挑得出来不!”硬是挑不出来,服了,向他们订货了。1979年,大队人均收入500元中,钮扣所得就占了140元。
抓了钱,是不是妨碍了粮食生产?没有。粮食亩产量从300多斤猛增到2,100多斤。全县也是如此。县委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当作主体。1980年一年,全县每亩地平均增产的粮食达180多斤。人富了,集体是不是削弱了呢?相反,更加巩固了。再看沙河大队:从1979年起,就把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费用都由集体包了起来。社员全部实行公费医疗。社员退休,分别发给养老金。小孩入托、烧饭用柴和自来水,也由集体包下来了。
县委的同志说,象南沙大队这样的地方最“留人”,就是说,无论别处有什么诱人之处,工人、农民、教师、干部,都不愿意离开那个海上的岛屿。
还是那样的土地,还是那样的人。几年光景,人均现金收入从200多元增加到1,000元以上,增加了四倍多。一靠党的政策,二靠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可见,人多地少,也不是不能温饱,不能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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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心抓科技的县委书记——马祥
他上集宣讲科技知识,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农业技术会议时,不是自己哇啦哇啦讲一套,而是让科技人员主讲,坐首席……
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今年举办的一次农业科技集市上,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一位干部正放开嗓门讲种植奥罗油菜的好处。当他讲到巧施化肥、适时早播等增产措施时,69岁的回族老农马四成突然插了一句话:“照你说的办,减产了咋办?”那位干部立即回答说:“你来找我,我给你赔。我是马祥。”老农惊讶得咂嘴说:“唉呀!如今县委书记也上集讲科学了。”
48岁的马祥,也是回族,在青海农村工作了30年,尝够了不抓科学的苦。1980年10月调到化隆县之后,他和县委一班人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真解决他们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去年以来,全县科技人员中,有21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有72人评定了技术职称,领导上还为一些人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等困难。
去年11月,化隆县召开农业科技会议。马祥出主意: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不要领导作报告,应该请科技人员登台讲课。会议开始时,马祥只讲了几句开场白:“开农业科技会,科技人员是老师,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当好小学生。”接着,三天的会议,全由17个科技人员轮流讲课。这些科技人员围绕着如何靠科学改变化隆面貌,提出各自的看法和建议。会后,县里还把科技人员的讲稿汇编成册,发到各单位、各公社。这以后,县上开多种经营会,请科技人员坐首席;各公社开生产会,也纷纷请科技人员讲课。
今年春耕开始后,马祥积极支持有关部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普及、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举办科技集市,就是其中一项。他自己下乡不论走到哪儿,都利用一切机会,带头向农民宣讲农业科技知识。今年3月的一天,他到昂思多公社检查春耕生产,看到许多回、藏、汉族社员正在供销社院子里买化肥。他上前与社员交谈,发现许多人不懂得合理施肥的科学知识,便当场给他们讲解,听的人越围越多。事后,他对公社干部说:“群众只知化肥好,不知怎样施,你们要利用这样的场合,多作宣讲工作。”
本报记者 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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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红绳系得人参归
王维廉
在祖国众多的中草药大家族里,人参被誉为中药之首、百草之王。据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它具有滋补和治疗双重作用,既能增强人体对各种有害刺激的防御能力,又能治疗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多种疾病,确有延年益寿的功能。
山参珍贵,如宝难寻。东北人参产地分布在长白山、千山山脉、完达山脉、老爷岭、张广才岭和小兴安岭南坡。每年立秋到白露期间,正是参果红熟季节。这时,参农们三三两两,手持镶有铜钱的“索罗棍”相邀进山采参。森林中的棒槌鸟是传播人参种子的媒鸟,天刚放亮时,人们听到林中棒槌鸟的清脆叫声,就立即到东北坡的灌木丛间或向阳坡的背阴、遮阳处拔草找参。
参农们找参是那样地神奇,一经发现,立即吆喝:“棒槌—五品叶!”因为人参生长的年岁可以从参叶判明,一年生的叫灯台子,二年生的叫二角子,三至七年生的叫几品叶。参农们吆喝时,先告诉同伴发现了人参,同时说明是几年的参,然后用红线绳拴在参茎上。相传,古时候有株参王,化为身穿红衣、脸蛋桃红的“红孩子”,常到一位贫穷的老农家里玩。善良的老农喜爱红孩子,把根红线绳系在他的手腕上。顿时,红孩子不见了,只见红线绳向远方移动。老农尾随在后,看到红线绳系到一株野草茎上去了,便细心地把草挖出,得到一棵大山参。从那以后,人们形成了习惯,发现人参立即用红线绳系住参茎,免得“红孩子”走了。
新中国诞生后,“红孩子”有家可归了,纷纷从野地里走到农家的田园。东北农村利用山多林密、土质肥沃和气温适宜等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开展人工培植人参。黑龙江省43个市、县山区建立了人参培植基地1,980多处,种植面积10,000亩左右,社队集体种植人参20,000多亩,仅1981年就收购园参180万斤。收购后的鲜参,经过加工,即成为红参、白参等不同品种。东北人参具有主根皮色正、须根韧性强等优良特点,在国内外市场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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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播种记
河南省息县包信公社农技学校,采用教学与生产直接挂钩的方法办学,为当地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服务。这个学校的学员不但在自家责任田上播下科学的种子,而且在农民的心田里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一月下旬,农校学员周培龙拣来骨头碴掺合石灰做成土磷肥,跟土杂肥、化肥混合在一起,给小麦追肥,并对左邻右舍宣传施磷肥的好处。社员们不相信,说:“那石头面子,还能壮地?”周培龙解释:“根据土壤普查结果,我们这里土地缺磷,去年我家种二亩小麦做对比试验,上磷肥的一块每亩合500斤,没有上磷肥的每亩才250斤。”社员信了他的话,都在小麦地里增施了磷肥和土杂肥,结果都不同程度地增了产。社员们高兴地说:“过去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现在看来不全面了,应该是‘庄稼一枝花,科学来当家’呵。”
4月上旬,张庄大队张东寨学员江汉海给小麦喷施磷酸二氢钾,群众一下子围拢来十几个:“汉海,你家小麦生虫了?”汉海说:“不是治虫,是上肥。”他接着解释道:磷酸二氢钾是一种复合肥料,小麦孕穗时喷根,可防止倒伏,提高麦子的千粒重,每亩可增产20%。几个社员听了,当即放下手里的活计,去供销社买这种肥料。汉海利用午饭前后的时间给他们配制喷施。这样,一项新技术一顿饭功夫就推广开了。
关登海 李永福 武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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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日喀则地区近两年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群众收入不断增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居住在中尼边境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社员云登,一家六口人,去年收入达七千多元,其中牧业收入占五千多元。
新华社记者 马竞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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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家小景 孙兰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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