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花知春
宋志坚
有成语云“一叶知秋”。“一花知春”是我杜撰的。然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春天，却也见之于许多小事之中。就把这些微乎其微的小事，当作装点春天的花朵罢！
前些时候，我出差去上海。刚到浦江饭店，一抓起电话，就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你好！”我先是愕然：初来乍到，怎么就有人向我问好？接着便省悟了，这叫文明待客。但这一刹那的愕然，却已妨碍我作出敏捷的反应，至今仍有一种歉意，按理，我也应该以同样的口气回一句“你好”的。
不知道别的同志在听到这“你好”的问候时，有何感触，我则感到愉快温暖。千里迢迢到上海，孑然一身在他乡，一个亲切的问候，就将旅途的倦怠和离家的寂寞一扫殆尽；不知道别的同志在听到这“你好”的问候时有什么想法，我则想到“礼尚往来”，没有回敬一个“你好”，至今尚有歉意，就别说出言不逊，挫伤别人的自尊心了。一个亲切的问候，即使你想冒火也冒不上去，想翻脸也翻不下来。说句“你好”，很简单，也很平常。然而，一个亲切的问候，一片炽热的心肠，她们一天到晚要接触多少个素昧平生的顾客，在任何时候（包括并不愉快的时候），对任何人们（包括对不愉快的人们），都是这样的亲切、热情，实在也是难能可贵的啊！
但是，我对我的“愕然”却并不愕然。我们的服务行业，曾经有过很好的服务风气。尤其在学习雷锋的年代，几乎到处是春意盎然。套用一句雷锋同志的话，叫做“对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
好的东西，即使久已失传，也会在人们的脑海中保留着亲切的记忆，一有适当的条件，就会得到复生。象许多久已失传的名牌产品如今又源源进入市场一样，文明待客的风气也在重新兴起。“同志，请上车”，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笑容可掬；“同志，请稍等”，酒楼菜馆里的服务员彬彬有礼……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是的，“春风”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去年的“五讲四美”活动和今年的“文明礼貌月”，很难吹绿服务行业这块“草地”；但“春风吹又生”，也得有“野火烧不尽”的根子，这就是人们（包括服务员和顾客）对于文明待客的服务风气的亲切的记忆：人们怀念这种风气，人们希望这种风气代代相传。
我在离开浦江饭店的时候，曾打电话向总机的同志致意；我在回到福州之后，又逢人便说，赞扬浦江饭店总机的同志。有人说我太兴奋了，这是真的，因为我看到服务行业的春天也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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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我考“南开”
黄宗英
南开，南开，想着它，又亲切、又扎心。
我大姐瑞华是南开大学毕业的。我大哥宗江、二哥宗淮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此刻，我在天津还有个家——二姐燕玉无巧不巧还是住在南大宿舍里，外甥女、女婿都是南大的老师。我们家族和南开缘分不浅。记得大哥上学时，在南开剧团演出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他男扮女饰司铎克夫人。我曾陪着他走遍小白楼去买大号的高跟鞋。二哥演穿着短裤的小儿子。每逢南开剧团公演，我这个又黑又瘦、又难看的姑娘，总是穿上大姐为我精心缝制的带荷叶边的、扎着大蝴蝶结的小裙子去看戏。虽然南开离我们那个靠近“英国球场”的树德里的家挺远挺远，我总是必去的。我爸爸活着的时候就有举家看孩子课外演出、比赛的习惯。我不爱演戏，也不懂戏，我只是疼我哥哥。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就顺着他们的劲儿、由着他们的意儿。等他们星期六家来，饭桌上就抢着说、比划着笑，热闹极了；娘也高兴。
我从来没想到南开会突然地离开我的童年远去！高小毕业了，理所当然地我报考南中——那是1937年的夏天。奇热。我还记得：考试时带去的马粪纸的垫板都被我的汗湿透了。我不怯场，尽力让自己的考卷整齐；答完了，还有时间复查一遍。监考的老师在我座位旁站了好久，凭感觉，他认为我答得不错。回家以后，我就天天数着指头盼发榜，连去黄家花园游泳池“下饺子”都懒得去。去八里台，娘又说不安全。二姐送我一本橘黄色的特漂亮的硬面笔记本。我每天拿出来看看，晚上放在枕头旁边，舍不得用。我想进了南开中学后，再开始用它记我的中学生日记。我要好好地读书，和哥哥比赛；也要象哥哥们那样多多参加课外活动，象哥哥们那样去为国事请愿。让家里给我们炒油炒面儿……
发榜的日子终于到了。为了表示我已是大人（满12岁），我独自一个人穿上新衣往南开中学走去。我们小时候，除了骑自行车，极少乘公共电车。我走啊、走啊，走到离中原公司大楼不远，忽然街上秩序大乱。行人纷纷往店铺里躲去。我也跟进了店铺。不记得是那爿店，只记得店外有廊檐，透过店堂的大玻璃窗，人们屏息地眼看着日寇的坦克开过来、开过来。把夏日晒软了的柏油大马路辗得一棱一棱地。坦克车头上插着日本旗，车盖上坐着荷枪实弹、神气活现的日本兵。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母亲的胸膛——天津沦陷了。眨眼之间，我们成了亡国奴。……
第二天（如果我没记差），我尾随着大人在胡同口听他们打探战事消息。枪声依稀，忽的，流弹打在了大姐旗袍前襟下摆当中，滑了下来，我们愣了一会儿，捡起那颗发烫的子弹。母亲听得人声熙攘，在窗口错乱地一一喊着我们的名字，再也不许我们出门口了。从来热热闹闹、笑语连连、歌声错落、书声琅琅的家，骤然严肃低沉了下来。记不得是过了多久，我们走上二楼屋顶上的围着糙木栏杆的平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敌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俯冲下去，脖子一昂，甩下一枚枚炸弹，大姐惊呼：“我的学校，我的学校！”南开大学被炸了、起火了、浓烟升腾……
枪声、轰炸声、逃难的人群、大人们焦急愤懑的脸、抢购来的面粉、咸菜疙瘩……。一片混乱中，我常常想着南开中学的考中的名次榜是应该在被入侵前已贴出来了。榜上有没有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在第几行、第几名？不会没有我吧？不会的。只算术错了两个答数。还有一题，公式没列对，得数和人家一样……，选择题、是非题……。下雨了、刮风了，墙上的榜湿了吧？渐渐吹落了吧？我究竟考取了没有？考取了没有？四十五年过去了，我至今不知道我曾否考取南开中学。惭愧的是，如果此刻让我重新去考初中一，湿透两张马粪纸，我也着实考不取哩！
南开啊，是和我童年的梦连在一起的。
南开啊，是和我祖国的兴衰存亡连在一起的。
我也能算南开的“校友”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1982、6、5写于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组
（原载《南开电影》8月份副刊《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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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微山湖晨曲（二首）
苏文河
织呵，织呵，织着月光一轮圆月，拉直缕缕月光，沙滩上坐满一排排姑娘，遥远的湖面渔火点点，手中的织梭越拉越长。
织呵，织呵，织着月光。银子似的浪尖上浮着满月，一梭一梭，全织进大网，那泼泼跳水的鱼儿，是欢乐的音符，正把波浪弹响。
织呵，织呵，织着月光。一把织梭，拴一个祝愿，牵着千百渔村，万家欢畅，连同渔民心上的歌，和一片帆影，轻轻飞翔。
织呵，织呵，织着月光。都说姑娘的爱月光一样纯洁，在这里，有最准确的答案传扬，她们的爱，在万顷大湖，这不，千丝万缕，都拴在心上。
织呵，织呵，织着月光。
荷花，在细雨里开放绵绵细雨，雾一样飘，银子似的湖面浪花欢跳，一朵朵刚刚出水的荷花，开了，开得多美，多俏。荷花深处，是那位姑娘，冒雨耕耘着绿的波涛，透明的雨衣里火红的衣衫，是一朵花，火焰般烧。哦，是哪一朵荷花，拴着姑娘的思虑和骄傲，她想起秋月莲子的清香，和一篓篓嫩藕压扁了大道。荷花，悄悄的开了，象姑娘的脸颊，溢光流彩，谁不羡慕这一片荷池呢，荷花儿俊美，姑娘们更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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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变 化
刘哲
在我住所的附近有一座医院，医院的对过有一所不小的理发馆。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在这里理发，我也常在这里理发。坐在理发椅上，你常常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对话。
有一次，我听到邻座理发员和医护人员有一段对话：
“有风湿膏吗？”
“多的是，待我拿些给你。”
“要付钱吗？”
“要什么钱，都是公家的，谁用还不是用。”
从声音听出答话的是一个青年人。在场理发的顾客虽然谁也没有说话，但却都从不同的角度斜瞟了一下说话的地方。
时间过去一年了，最近，我又去那里理发，碰巧又听到理发员和医护人员的一段对话：
“有来苏吗？”
“有也是国家的，不是我的。”
“付钱还不行吗？”
“付钱你为啥不到商店去买，我们又不是商店。”
听声音也是一个青年人。至于是否同一个人，那就谁也不敢确定了。
这时，在场理发的顾客仍然谁也没有说话，可是人们的目光，那赞许的目光齐刷刷从四面八方、从各个角落射向说话的地方。
啊，时间变了，风气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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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风物小志
京城何处觅双塔
首都博物馆 张宁
老北京大概都记得：在今天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前，旧有一座砖墙环抱的小寺院，院内有两座砖塔，密檐实心、毗连并建（见图），这寺院，就是被誉为北京名刹的双塔庆寿寺的遗址。
提起双塔庆寿寺，人们自然很容易联想到它与元大都城（元代北京城）的关系。我们知道，元大都城的平面，约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城垣的四至，东、西、北三面，由于至今北京安定门外尚有“冂”形的城垣遗迹（俗称元土城），故其方位、走向、长度，均较为清楚，唯其南城墙，史既缺乏明载，地面又无遗迹可寻，幸而有双塔庆寿寺遗址的见证，才使大都南城垣的位置得以推定。这是从何说起呢？原来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以后，动工兴修大都城，可巧双塔庆寿寺正处在大都城南城垣的定线之内，鉴于该寺声誉显赫，如何处置，施工部门不敢擅自作主，问题反映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忽必烈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这样，双塔庆寿寺就被环筑在大都城中，元代长度，每步合今制5尺，以此换算，很容易推算出元大都南城垣的确切位置。复原后的大都城平面图，东、西、北三面城垣均为直线，唯南城垣，特别是靠近寺址的地方，城垣明显外曲，这正是当年“环而筑之”留下的历史遗迹。
双塔庆寿寺根据文献记载，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时称庆寿寺。后来，由于大蒙古国释教国师海云和尚及其衣钵弟子可庵禅师先后来寺主持佛事，特别是到了1252年，蒙古皇帝特赠海云“银章”并委托他提领天下佛教，庆寿寺香火鼎盛，地位显赫。殿堂也有所展拓。海云、可庵圆寂后，又建双塔分别埋葬2人的佛骨舍利，故入元以后，该寺又改名大庆寿寺。又有双塔庆寿寺的俗称。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双塔庆寿寺又住进了一个高僧，即是“靖难”勋臣姚广孝。姚是永乐皇帝夺取皇位的高参，功成之后，甘愿退居寺院、继作僧人。到了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英宗又大肆修葺庆寿寺，并赐名大兴隆寺。同时，还在寺内竖立牌楼，名曰“第一丛林”。当时的寺院，不仅规制宏敞可观，而且还是京师环境幽美的览胜之地。到了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先是此寺毁于火，又值嘉靖皇帝迷信丹术，崇道斥佛，竟先将该寺辟为锦衣卫练射演马之所，后又改为皇家训象的场地。入清以后，虽也曾有过几度修缮，但仅为一小合院抱双塔于其中了。1955年，展拓长安街大马路时，由于该寺实在妨碍交通，只得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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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途新风（水粉画）
刘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