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廖仲恺和首次国共合作
尚明轩 王学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至1927年所进行的首次合作，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由于两党的合作，成功地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
在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首次共同缔造的国共合作过程中，廖仲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廖仲恺名恩煦，号夷白，广东省惠阳县人，1877年4月23日生于美国旧金山一个普通侨商家庭中。廖仲恺自幼目睹毫无政治权利的中国民众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惨状，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从1903年起，他就忠贞不渝地追随孙中山，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廖仲恺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而为国共合作鞠躬尽瘁，以身相殉，则是他一生革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得力助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首次合作的实现，是以国民党改组为标志的。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国民党，是孙中山在中国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毅行壮举。廖仲恺是改组国民党的主要活动家，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后讨伐南北军阀的斗争中，不断经受失败的苦痛。他在叛徒陈炯明的囚室中，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廿载茹酸辛，努力思匡时。魔障满人寰，霈泽安从施！”就在这风雨如晦之时，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他带来了光明。在孙中山的带动下，廖仲恺同激进的伙伴们一起将视线转向世界和中国出现的崭新事物，用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同列宁讨论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函电，就是由廖仲恺、朱执信、宋庆龄起草的。他们从自身经验和对历史潮流的了解中，逐渐感觉到国民党的活动有改进的必要。
1922年8月，孙中山先后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和苏俄使节越飞的代表，决心联俄联共，接受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并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值此重要时刻，廖仲恺挣脱陈炯明的羁禁到达上海，立即投身于改组的筹备工作。9月下旬，他奉派前往日本，同越飞会谈。这次会谈为日后的《孙文越飞宣言》作了良好的准备。1923年1月，改组的筹备工作初获进展，廖仲恺被委任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同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次日，廖仲恺再次赴日同越飞会谈。廖仲恺同越飞的两次会谈，在国民党改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商讨了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党组织和建立革命军队的具体方案，增进了国民党和苏俄的相互了解。
1923年2月，陈炯明叛军被逐，孙中山返广州复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随后，廖仲恺也返粤担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要职。面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北军阀的直接威胁，他们加紧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廖仲恺在处理军政要务的同时，竭尽心力协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工作。10月中旬，他和李大钊等5人被任命为改组委员，统筹改组事宜。同月25日，他又和谭平山等被任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代表孙中山主持了临时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11月，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党纲草案，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廖仲恺的主持或参与下，执委会先后审议处理了四百余件议案，为改组作出了切实的贡献。此外，廖仲恺还奉派主持广州市党部的改组，作为各地组织改组的示范。
历尽艰辛的廖仲恺对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前进方向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他一再指出，国民党屡次失败，主要是本身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弱点造成的，动员党员效法苏俄和共产党的榜样积极从事改组。他还号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以改变国民党的现状。当时，不少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反对改组，廖仲恺则坚定地表示：“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先生奋斗一生未能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因为具有这种信念，他协助孙中山从事改组的决心最大，干劲最足。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亲任大会主席。廖仲恺是广东代表，参加了会议领导工作。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主持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指出民族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就是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有的民主制度；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是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而被接受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新三民主义在随即兴起的国民革命高潮中，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廖仲恺十分明了新三民主义对于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在《宣言》审查过程中，他坚决抵制那些企图取消其革命内容的错误意见。《宣言》通过时，他又发言强调：“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目标，努力前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誓言。
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民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由共产党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组成的左派成为党的中坚。会后，廖仲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
同年2月23日，廖仲恺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以代替擅离职守的蒋介石。建立新型革命军队，是国民党改组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孙中山、廖仲恺和越飞谈判时起，就不断进行计划。廖仲恺到职后，和共产党人一起积极从事建校工作。5月9日，他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6月，军校开学。至黄埔军校开学，国民党改组的各项工作大体就绪。
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好朋友
国民党一大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成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支柱。经过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削平杨刘叛乱，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此前，孙中山两度以广东为根据地“护法”，都没有站住脚，这次为什么与前迥然不同了呢？答案很明显，就是因为实现了三大革命政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开展了工农运动。有了这些新的因素，领导决心才得以坚，民心才得以固，军心才得以壮，革命队伍才得以团结。
廖仲恺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他真诚地主动地同共产党合作，热情地支持工农群众。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因此，在他的活动中，始终自觉地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这样，他就经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而相互的友谊也得以发展。他支持共产党人在党政军机关中公开活动，并且不断把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推荐到重要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他领导的工人、农民两部，部务都分别交给了部的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和彭湃，还让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讲习所主任。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廖仲恺亲自迎接他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和李大钊、毛泽东、苏兆征、邓中夏、林伯渠、吴玉章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经常就商国民革命的大计。他的真诚合作、虚怀若谷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尊敬和爱戴。
在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当中，廖仲恺对工农群众评价的真切，是十分突出的。他极为重视工农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他说：“我国农工占全民十分之九，以这十分之九之大多数农工阶级，来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中心势力，当得到胜利”。他经常强调，“若要中国强，必须提高农工地位”，“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还以对待工农的态度来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他说：“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廖仲恺正是按照自己的说法，以做革命派自誓，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支持他们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廖仲恺忠实地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他有力地利用了政权的力量来支持工农运动。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广东革命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第二次宣言，制定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法，制定了工会组织条例。这些文件的发布是中国工农运动史上的创举。它们是中国最早保护农民协会、提倡农民自卫的政府法令，也是中国最早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以及言论、出版和罢工自由的政府法规。这些法规的公布给工农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上述法规的制定反映了廖仲恺关于工农运动的卓越见解。他重视工农运动的政治性质，强调工农利益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相互关系。他强调工农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农会，成立工会，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侵犯，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工农成立自己的武装——工团军、农团军，把工农武装看作革命政府的依靠力量，以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军阀相对抗。他亲自安排政府人员筹备枪械，将工农武装建立起来。一个革命家，如果没有对工农的较充分认识，没有巨大的魄力，是断然不敢采取这种措施的。
廖仲恺还经常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革命主义，号召工农组织起来。他不断地到基层的工农代表会议、学校、团体去演说，有时还到工人农民家里访问。在香山（今中山）县大黄圃的农民代表会议上，他指出：农民协会是你们农民的救生圈，“救苦救难的并不是观世音，就是农民协会！你们大家努力去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去罢！”通过和工农的接触，他对工农和中国社会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廖仲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教育下属要认真地“扶助农工”，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广东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对工农运动的发展极为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在工人群众和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发生冲突时，在农民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发生冲突时，廖仲恺总是坚决站在工农一边，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4年5月，江门商团在反动资本家率领下包围工会，杀伤工人，廖仲恺闻讯极为愤慨，即以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主席身份发电声讨，要求严惩肇事者。同年11月，广宁县地主反抗农会开展的减租运动，武装包围农会，屠杀农民，廖仲恺便派出大元帅府铁甲队一连和其他军队前往，终于将地主武装暴乱镇压下去了。一次，他的一个亲戚参与了杀害广州郊区第一区农会领导人的罪行，廖仲恺闻讯立即通过政府将之扣押，亲属求情，他毫不动摇。
当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对工农的认识和活动都有其弱点，但也应该看到，他的不少言行已在冲击着这种阶级的局限。应该说，廖仲恺实际上是当时广东工农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总之，在首次国共合作中，廖仲恺是真诚地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的典范，是全力支持工农运动的典范。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广东顺利工作，工农运动之所以能蓬勃开展，都是和廖仲恺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而廖仲恺之所以能勇敢坚定地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势力斗争，则因为他从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那里汲取了力量。
坚决反对右派破坏国共合作
国共两党的合作，从它开始酝酿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内右派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在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充满了左右派的斗争。
国民党内的右派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尤其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离间国共两党的叫嚣，实际是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反对国民革命。
对于右派的反共活动，廖仲恺坚决反对。他坚定地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国共之间的团结，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方向。随着左右派斗争形势的变化，他越来越走向斗争的前列。
在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并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后，国民党的元老如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冯自由等人，都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汪精卫、戴季陶等还私下攻击孙中山的决策，攻击共产党。对于他们的右派言行，廖仲恺嗤之以鼻，毫不因此而动摇，他更多地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同他们泾渭分明。
当时，由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由于改组的意义尚未充分展现，暂时没有发生轩然大波。但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左右派斗争就陡然激烈起来了。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就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的、暗的、直接的、迂回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这种情况警醒了廖仲恺。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马素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险恶用心，李大钊代表参加大会的、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宣布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严正批驳了该议案。但是，右派们仍然纠缠不休。面对这种情况，廖仲恺挺身而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严厉驳斥了右派的谬论，完全同意李大钊的声明，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义正词严地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他还进一步强调：“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由于廖仲恺和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孙中山的积极支持，大会终于取得了胜利。
大会之后，右派仍然不断掀起波澜，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将冯自由、马素、谢持等开除出党，才遏止了这段斗争。随后，右派们就采取了公开分裂的办法来破坏国共合作。冯自由、马素等悍然同南北军阀勾结。商团叛乱，陈炯明逞兵，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莫不与右派互相勾结或遥相呼应。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右派小组织乘机纷起，打出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辛亥同志俱乐部”、“孙文主义学会”等招牌。针对这种局面，廖仲恺在5月间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反击右派破坏革命的罪恶行径。文章中所说的“反革命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廖仲恺使用“反革命派”这一提法，说明他认为同右派斗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党内发生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必然的，因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必然要勾结起来，分化革命党，以谋打倒革命派。他揭露了那些自诩为“稳健派”和“老革命党”的右派的反革命面目，使他们不能再欺骗群众。他指出，不应该害怕出现反革命派，而“要民众认识那种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行动，要给革命派有团结的机会”。他号召群众同右派斗争到底，“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这篇文章是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檄文。它闪耀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反映出廖仲恺在对右派的斗争中认识已大大提高，斗志更加坚定。
当然，右派的队伍也是复杂的。有些人，如汪精卫、蒋介石，他们正戴着“左派”的面具欺骗群众，还有待人们去识别。在公开的右派当中，某些人因过去的劳绩，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而因派别、集团的不同，他们同北洋军阀也有着矛盾。对于这些人，廖仲恺还作了深入有效的工作。他利用历史的渊源，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经验，去加以争取、分化，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使一些斗争暂时延缓，这就绕过了许多暗礁。廖仲恺在反对右派斗争中所作的这种特殊工作，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代替的。
1925年夏季，广州出现了很好的革命形势。6月，举世罕见的省港大罢工爆发，这一伟大的反帝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7月，国民政府成立，右派的权力被削弱。廖仲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外，他还是党军的党代表。廖仲恺成了孙中山逝世后左派的核心，革命政权的中流砥柱。但就在这时，更为严重的斗争开始了。以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为首的一批在国民党和政府内握有实权的右派，阴谋进行清党。他们派人去外地召集右派会聚广州，企图开一届四中全会，将廖仲恺和共产党人排除出领导岗位。这一阴谋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抵制。右派感觉到廖仲恺是他们夺取党的权力、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便决定对他下毒手。廖仲恺不断听到敌人要采用卑鄙手段的消息，但他巍然不动，继续和共产党人一起领导群众应付复杂的政治斗争局面。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时，竟被右派豢养的暴徒刺杀于中央党部楼前。他没有来得及将这一次反对右派新进攻的斗争进行到底，但他的鲜血激起了革命民众对右派的无比愤怒，促使人们用更加坚决果断的行动去粉碎右派的反共阴谋。
综上所述，可以充分说明，廖仲恺是国共两党首次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他忠实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忠实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忠实于国民革命；他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坚决支持工农运动，而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廖仲恺虽然被罪恶的子弹过早地结束了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但是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给人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伟大形象，永为人们所景仰和缅怀。
（本文所引材料，均出自中华书局《廖仲恺集》、尚明轩《廖仲恺传》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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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办好中外合资企业的几个问题
惠元英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在举办中外合资企业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进一步迈开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步伐，很有必要总结一下前段的经验，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提高认识。
（一）有计划地选准项目，搞好可行性研究，是合资企业成败的首要条件。过去由于缺乏经验，缺乏计划，多是外商找上门来，我方仓促上阵。这种“遭遇战”往往由于盲目上马和缺乏可行性研究，使日后的工作陷于被动。现在上海已开始采取了新的做法，即结合市的经济调整和发展规划，由外经部门会同计委、经委和工业部门共同对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进行排队，从行业规划和产品规划做起，制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项目规划，然后根据项目的要求寻找合适的合资对象。上海为了克服在谈判中对外经济干部不足、业务水平不高的困难，采取三个皮匠凑一个诸葛亮的办法，由有关部门组成专门的谈判小组，并由信托投资公司、外贸、财政、税务等部门和社会科学院、公证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组成咨询班子，共同对合资企业认真进行可行性研究。实践证明，这些作法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深圳经济特区的蛇口工业区，主要是以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吸收外资的。领导方面严格掌握兴办的项目必须是在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属于新兴的、技术先进的、或在我国是空白的项目。他们还提出了五不要：（1）污染严重无法解决的；（2）设备陈旧落后的；（3）产品外销要占中国配额的；（4）属于补偿贸易的；（5）属于来料加工的。由于选择合作项目的方针明确，工作进行比较顺利，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技术效果。
相反，有些合资企业在选择项目上，由于可行性研究不够，有很大的盲目性。虽然兴办起来了，但长期处于来料加工装配的状态，达不到引进先进技术和学习管理经验的效果，也开拓不了国际市场。甚至有的是先签协议后搞可行性研究，产品方案始终定不下来，也有的项目仓促签约，结果与国内现有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困难重重。这些教训应该引以为戒。
（二）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是发挥中外合资双方经营积极性的关键。外商来华投资都是以利润为基本动机的。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允许外商获得合法的利润。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同外商合作，资本家赚了钱，我们也得了利，从长远来看所得到的好处更大。现在有些合资企业中的我方人员认识到这一点，对外国投资者合作共事，关系比较好，能通力合作，其经营效果一般较好；有的则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对外国投资者参与经营及其合法利益等问题上态度不够端正，使经营效果欠佳。
（三）区别不同情况，处理好产品内外销关系。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发展合资企业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外商都要求其产品进入我国内市场，而我方希望扩大出口，争取外汇，至少使每个合资企业能做到外汇收支平衡。看来，我们在进行合作前，除了要考虑产品在国际市场有无稳定销售的可能、外方合作者的销售能力如何以外，还需要根据中外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如下几种选择：（1）产品在国际市场是紧俏畅销的，应一律出口；（2）产品属于国内短线急需的，外销比例可考虑暂小一些；（3）产品内外销矛盾较大的，应开拓新的合作途径。比如采取多边合作方式，寻找既有设备供应商又有同一产品的销售商共同经营，或采取“进口替代”方式，象中美经营上海自动化仪表公司那样，将来建成投产后，产品可成套供应宝钢和金山石油化工厂，以减少进口，为国家节省外汇。这些办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产品销售问题带来的困难。
（四）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共同掌握供销大权。当前合资企业的产品外销和部分需要进口的原材料的采购，绝大多数还是由外国合资者包办或代包，我方直接参与经营者寥寥无几。这不利于我们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不利于增长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本领。长此下去，合营期满，我们仍然不能独立地打出去。因此，我方必须积极努力，逐步做到共同掌握供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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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十讲》出版
吴江同志所著《认识论十讲》
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组关于认识论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关于哲学可否看作广义认识论的问题，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问题（究竟有无区别，有何区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认识是过程的问题，社会实践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哲学上两条战线斗争问题，等等。作者对这些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以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是以讲话的形式写的，文字通俗，深入浅出，读来颇有兴味。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也反复强调要对干部进行端正思想路线的教育，要学习哲学。国内出版物中专门讲认识论的书还不多，特别是适合干部学习认识论的书，尚为缺乏，吴江同志在《认识论十讲》一书中从这方面作出努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