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了“红旗”第二代〔报告文学〕
李 蕴
一辆乳白色的中级轿车沿着第一汽车制造厂门前的柏油路疾驰而来。
这位来自海外的西方“少女”，并不具有欧美大户女子雍容华贵的气派，却生得小巧玲珑，紧凑，轻快。它不摇头不摆尾，滚动的车轮带着得意的沙沙声……
这是西方某汽车公司为了回击世界市场的冲击，扭转倒闭危机而抢制出来的具有先进技术设备和一定竞争能力的“救命车”，也是中国汽车行业的专家们为了进行汽车改型，刚刚买到手的一台样车。
白衣少女的名字叫“曼”，排行“M”，中国人习惯地称它为“M—car”。
M—car穿过汽车研究所大门，急拐个弯，微微地点下头算是敬礼，便稳稳地立在办公楼门口。
从1953年算起，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作为这个家族里的“红旗”轿车，在它问世的时候，那可算得上骄子，它是我国工人阶级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汽车工业振兴的标志之一。只是到了今天，在以“节能、净化、快速”为主要标志的世界汽车生产的竞技场上，同最先进的比，它是显得有些落后了。它正盼着能有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红旗”第二代又在哪里？
情报人员在思索，工程技术人员在思索，主管部门的领导者也在思索。他们一门心思想着：
“尽快定出‘红旗’改型方案！”
“中国，不能靠进口车过日子！”
“中国，要有自己的新型轿车！”
确定“红旗”改型，重要的一环，是要选择国外的各种车型作为样车，加以分析比较，取长去短，以便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样车，样车，人们正把寻觅的目光扫向世界。
其实，样车并不难买。前两年，全国进口了多少小轿车啊！1981年初，中央曾经下令“找个立马横刀的大将军，斩尽杀绝小轿车的进口。”可是命令下达后的将近一年里，竟然还进口了一万五六千辆小轿车。有这么多的进口车，还愁弄不到几辆样车？人们满怀着希望。
巧，不久，北京汽车总局即电告长春汽车厂，速派人进京选购样车，说北京已进口300辆A、B两种型号的高级华贵的新轿车。
1981年11月初，在北京汽车总局领导办公室里，年近古稀的老领导接待了来自北国春城的四位前来买车的汽车专家。站在最左边的那位65岁的老人，是轿车分厂副厂长、曾留学美国的史汝楫副总工程师。当年，他和毛主席在“东风”轿车前合影的像片至今还挂在展览会上。老工程师一生难忘毛主席当年说的那句话：“我坐上了自己的车！”挨着史厂长站着的是轿车分厂设计科科长和负责总布置的工程师。站在最右边的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中等个头，肩宽，额宽，皮肤白晰，眉宇间透着一种文静、机敏而又颇带固执的神气。他就是195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进行了近三十年发动机设计工作的杨建中工程师。
真不愧为一支具有“重磅”技术力量的队伍。
四个人接受了局领导“想办法在北京买一辆样车”的指示，茶没喝一口，烟没抽一支，屁股没沾沙发一下，来个一齐向后转，领命出发了。
从冰天雪地的长春来到北京，是不会觉得寒冷的。第二天早晨，史总比谁起得都早，他象孩子摆积木一样在床头小柜上摆了长长一串药瓶，笑着对同伴说：“这些药虽然都是治冠心病的，但用处有异，用法不一。你们帮我记着点，万一……”
杨工说：“您身体不行，别跟我们跑了。”
“不，不，”史总使劲摇着头：“我的一辈子心血，都交给了中国汽车工业。有生之年不多了，为了‘红旗’第二代，我要使出最后的力气。”
四个人精神振奋，就象憋足劲的发动机，起动了。
他们先来到国务院事务管理局，说明了来意。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摆手，摆手、摇头。
他们又来到首都汽车公司甲场，这里有刚进口的200辆A型车。可这里的负责人婉言回答说：
“现在都忙着机构精简，谁顾得了你们这些事？！”
他们又来到首都汽车公司乙场，这里有100辆B型车。憨厚的老厂长听说“红旗”要改型，高兴得亲自领他们看车，为他们开车试验。老厂长让他们耐心等几天，说只要经理一回来，买车的事大有希望。
四天后，他们见到了公司经理。
经理听了他们的“絮叨”后，哈哈大笑。笑够了，才说：“中国车？搞中国车干什么？再搞也赶不上外国车。中国的汽车，中国的公路，没有象样的。司机都不爱开中国车。别费那个劲了，买外国车算啦！”他耸了耸肩膀，嗽了嗽嗓音，提高音调继续说：“去年我到国外参观，你看国外那个生产水平，国外那个服务质量，国外那个……国外……”他一口一个国外，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拉长了调门，加重了每句话的尾音说：“当然喽，如果你们生产的车比外国的好，服务得比外国及时，造价比外国便宜，我们就用你们的喽……”
史总的心被刺得生疼生疼，连手都颤抖起来了。但他还是忍着性子，向这位经理解释道：“不错，我们国家的汽车工业现在还落后，但这只是暂时的呀！正因为她落后，我们才更要爱护她，发展她，而决不是鄙视她，抛弃她。世界上凡是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国家，国家元首都是坐自己的车，哪怕不是什么高级车，可那也是自己的车呀。我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目的全是为了发展自己民族的工业，而决不是为了排斥……”
史总的话还没说完，这位经理就连连摇头。四个人一再耐着性子请求说：“即使不能卖给我们一辆，是否可以换一辆？借一辆？租一辆？哪怕是撞坏的……”可回答仍然是：“不行！”“不行！”“不行！”
十几天过去了，北京凡是有A车和B车的单位，他们几乎都跑到了，仍然一无所获。他们的腿跑酸了，心跑冷了，四个人象四个瘪气的轮胎。
着急，窝火，屈辱，寒心……就象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们想不通：在中国，究竟给谁造轿车呢？不就是给各政府部门、机关单位造车吗？不就是为各种外事工作造车吗？可是为什么要买一辆科研用车就这么困难呢？
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又来到汽车总局那位领导面前。老领导无可奈何地说：“回去吧，先回去吧……但不管怎样，新车还是要自己搞。”
史总猛地抬起头：“难道就这么空着手回去？”
沉默。痛心的沉默。
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气涌上史总的喉头，他咳了两下，然后低头，转身，颤抖地迈开步。其余三人默默地跟在他后面，默默地走了……
回长春的火车票已经买好。
史总突然想起要给老伴买斤酸梅糖。他拿起网兜，出了招待所，没走几步，又返了回来。
“怎么不去买糖了？”杨工奇怪地问。
“车都买不到，买糖有啥用？”老人垂手坐到床头，喃喃自语道：“搞了一辈子汽车，越搞，外国车越多了……”老人伤心已极。
杨工一把推开窗子，让冷风吹打着自己滚烫的面颊……
回到长春的第三天，史总正在办公室看资料，突然杨工手里高举着一份《羊城晚报》，几乎是跑着闯了进来。
“喜讯，广州正在展销西方某公司M—car汽车，M—car，八十年代最新产品。”
史总一把夺过报纸，急急地看了两眼，抓住杨工的双臂，高兴地说：“我看过M—car资料，省油，许多结构很先进。你马上去广州，仔细看看车，嗨嗨，最好买它一辆回来。”
买车？杨工一听，不禁打了个冷颤。
“啊，啊，”史总醒悟过来，“买是买不到的，咱们没批件，没外汇，那你就去看看，好好看看。”
老人高兴极了，他在地上来回走着，激动地说：“我总有个感觉，感到时间不多了。要快，快去快回，咱们还能干一阵，非把‘红旗’改型抢出来不可。”
杨工也很兴奋，他当天买了车票，满怀信心，整装出发。
12月26日晚，杨工走出广州车站。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广州马路上到处跑着的外国车。银色、蓝色、黄色、红色……车前浅色照明灯，车后红色制动灯，交通红绿灯，外加一排排广告和宾馆的霓虹灯……光芒四射的灯世界，照耀着穿梭来往的汽车，象一颗颗五颜六色的金星，在杨工眼前冲来撞去。
“搞了一辈子汽车，越搞外国车越多了。”他想起史总在北京说的那句话，心里如压千斤重石。
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他来到广州某展览中心，这里首次展出了新进口的两台新型轿车——M—car。
围着M—car，杨工上下左右、前前后后，仔细地看着，看着。他那全神贯注的神态，引起身旁一位大眼睛小伙子的注意。
“同志，您是哪儿的？”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噢，那您一定懂汽车了？这车好吗？”
“当然好。你是哪的？”
“我是研究院翻译，展览中心工作人员。”
杨工点点头。
小伙子跟在他后面，显出了好奇心，忍不住又问：“您说说，这种车怎么个好法？”
杨工转过头来，笑了笑说：“这种车是西方八十年代的代表产品，属于大众用车，车虽小，但有几个特点。”
小伙子瞪大了双眼。
“首先，它省油，每百公里耗油量，同两台嘉陵摩托车的耗油量差不多。”杨工用手拍拍车身，不紧不慢地说，“另外，车身尺寸小，能坐下五至六人；它有一套电脑微处理机控制系统，可自己控制最佳给油与点火。其次，它的车身采用了先进塑料件，车体较轻，并采用了机内净化装置；它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前置前轮驱动车。”
小伙子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哎呀，两台车展了一个月，没一个人给总结得这么利索。今天可碰到行家里手了。”
“可是，这车也有问题。您可以解答吗？”杨工反问。
“啊，不，不，”小伙子摇着手，“过几天外商还会来，您和他们直接谈吧。”
杨工的眼睛亮了一下，在地上来回踱了两圈，忽然转身问小伙：“这辆车对我们有参考价值，可以买下它吗？”
小伙子一听直摇头：“现在已有五个单位在抢它，你来得太晚了。”
“按道理，不管哪个单位，这种样车应尽量优先考虑科研需要。”杨工说。
小伙子点点头：“是这样，是这样。可惜我们说了不算。要不，你找我们领导谈谈吧。”
热心的小伙子把杨工领到展览中心主任的办公室，受到主任的热情接待。主任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女同志，听说“红旗”要改型，听说要搞我们自己的新型轿车，她满心高兴，全力支持，操着山东口音对杨工说：“你来得好，你们是科研生产单位，新样品应该给你们，明天我带你去找我们的经理。”
经理是个精明文静的人。他诚恳地对杨工说：“我们这个展览中心就是为国内科研服务的，按说，展览样品应该优先照顾科研需要。可是，一些非科研单位见外国货就要，千方百计搞到手，也不管适用不适用，合算不合算。他们有外汇，有关系，你恐怕争不过他们。而且，这车的分配权实际上在某某处，你认识某处长吗？”
杨工认真地摇摇头。
“如果有办法说服这位处长，事情就好办多了。我看先得想办法见到他！”经理说。
“我有办法，我派车亲自送老杨同志去！”坐在一旁的主任一下站了起来。
处长上下打量着杨工程师——一身褪色的工作服，一双未擦油的皮鞋。然后用眼角斜了杨工一眼，问：“要买车？”
“是，买车。我们想买两辆，一辆解剖，一辆整车试验。”杨工略欠了欠身。
“有批文吗？”
“没有。”
“有外汇吗？”
“没有。”
“有白条吗？”
“……不懂。”
处长眼睛一挑，拉长声调说：
“什么都没有，还想买车？”
杨工愣然。
“人家有北京来的批件，有领导的条子和批示，你有谁的呢？”
“可是，我们是科研需要呀！听说公安、旅游部门要买M—car。不过，M—car是中级轿车，抓小偷、旅游，可用‘华沙’、‘伏尔加’代替嘛。再说，全市就这一辆M—car，小偷不一下就认出来了……”
“这你可管不着，你有用，别人就没用？再说，那五个单位都有外汇，你拿什么买呀？”
“我们没有外汇，但有人民币，我们厂有‘红旗’，有‘解放’，有旅游车，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哈哈，中国车，——用中国车换外国车？笑话！”面对眼前的这种回答，杨工是惊住了，真正的惊住了！
杨工不得不拖着疲倦的步子，徘徊在羊城街头。各式各样的外国轿车在他身边疾驰而过，他似乎从来没有经受过今天这样的痛苦，为自己被自己的同胞所嘲弄而痛苦。是中国人笨吗？是中国人懒吗？为什么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这样落后？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工程师，我们应负的责任究竟有多少？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生产关系中的每一根神经，又应负多少责任呢？
他看着一辆辆急驰而过的外国车，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突然，他眼睛一亮，一丝惊喜掠过眉宇，他笑了。
他发现在街上跑着的出租的外国汽车中，有许多是进口的A型车。他想，在北京没买到，不妨在这儿试试。他急忙向一家港商办的某汽车公司广州分公司走去。
他找到了经理，说明了来意，提出要用人民币买一台A型车。经理思忖片刻，回答说：“人民币我不要，你可以找一台车跟我换，但必须是外国的，不要中国车。”
经理淡淡的一句话，却象闷雷贯耳。他的脑袋象炸裂了似的，感到难受极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车不受欢迎，人民币不顶用，真是岂有此理！他扶着墙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呆呆地站在台阶上，一步也迈不动了。
是呀，打个电报给厂里，弄一台外国车来换，并不困难。可他不能这样做，他也不想这样做，要真这样做，那就太屈辱了。
他透过泪水模糊的双眼，望着广州湛蓝的天空、热闹的街市，和来来往往的人群，痛苦地闭上眼睛。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蹂躏。贫穷的祖国，正期待着她的儿女为她的振兴而奋斗。今天我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有什么理由自己瞧不起自己？此刻，他仿佛又看见史总那双颤抖的手，看见那一辆辆被封入库的“红旗”轿车，看见了第二代“红旗”的图纸和模型，看见毛主席从东风轿车中走出来说：“我坐上了自己的车！”他从心底里呼唤着：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要有自己的骨气，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呵。就是再碰一百个钉子，我也要用百倍的牛劲，去顶，去闯，去磨……
就这样，在广州，他从到达的那天跑起，天天从早上跑到晚上，从城东跑到城西，饭吃不好，觉睡不着。元旦过去了，春节过去了，绕了偌大个圈子跑回来，结果仍然一无所获。他疲惫地倒在床上，再也跑不动了。
也许，那个处长讲的是对的？光凭着一张嘴，两条腿，和一颗对事业的赤诚之心，是真的办不成任何事情？
他感到喉咙干渴，浑身发冷，昏昏欲睡，却又辗转不安。
同屋的一位东北老乡唤他起来，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勉强睁开眼，挣扎着坐起来，呷了几口水，觉得好受些。他无意地问了一句：“你出差到这儿做什么？”
“唉，”那位老乡叹了口气，说：“我是长春糖果副食公司的，到这儿来运广州糖回去，以便春节供应市场，可人家卡着不给发运，亏得我认识省里的一位处长，又花了一百元钱，加三条高级烟，办了桌酒席，到昨天事情才办妥。”
“一百元？”杨工惊奇地问。
“反正都是公家花钱，有啥办法。”
“一百元算个啥！”旁边一位山东人搭话了。
“我们来这儿想请个技术指导去山东帮助搞塑料电镀，人家领导就是不放人。这不，我从家弄来四桶香油送去，昨天才答应让我们来个人学习。唉，这种风气再下去，怎么了得！”
杨工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口袋，除了工作证，连一支高级香烟都没有。他的手发抖，又躺倒在床上。
他已经在羊城的大路和小道上转磨了整整一个多月。在这金子般宝贵的时间里，他没画一张图，没计算一个公式，没做一项试验，没翻译一篇外文。他的全部精力，加上他可贵的智力，都统统被消耗在这极度疲劳、痛苦而又毫无所获的奔波之中。其实，全国又有多少同样奔波者，被同样的魔力所驱使，在消耗着同样的金子般宝贵的岁月啊！在同屋人的苦苦相劝下，杨工终于“死心”了。他准备回长春了。
深夜，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这个在自然科学的海洋中畅游了大半辈子的工程师，今天第一次这样郑重地思考起社会科学的课题来了：我这些日子都在求谁呢？我为了什么呢？为了科研，为了中国有自己的更好的汽车，为了振兴我国的汽车工业，不是理直气壮的吗？可我为什么会败下阵来，M—car为什么不能给科研？不，我要找党，找党讲清楚这一切。他想起了展览中心的同志曾经向他提过的找省委负责同志帮忙的建议。他自信，我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一旦了解了这些具体情况，他们是会支持我的！一定会的！！
杨工眼前一亮，掀被起床，铺纸握笔，刷刷刷地写了起来。
他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写信。
他写了要买M—car车的理由。
他写了为什么买不到手的原因。
他写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汽车工人的心声：誓为发展我国汽车工业做出贡献。
黎明时分，他拿着这封一气呵成的信，来到任仲夷同志的家门外面。
他不知道该从哪个门进，也不知怎样才能见到书记同志。他在门外苦苦转了好久，以至引起了门卫的注意。
“同志，你在这儿转什么？哪个单位的？”
“我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我来买车。”
“买车？你到这儿买什么车？”
“哎，你知道‘红旗’轿车吗？‘红旗’要改型了，我要买台样车。”杨工又一次把买车经过，把他的心愿，他的热情，他的意志，以及他的痛苦，一古脑儿倒给了眼前这位门卫。
小战士被深深感动了。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把信给我，我一定给你交上去。”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杨工小心地从贴身兜里掏出那封信，交给了小战士。他笨拙地，却十分严肃地把右手高高举过头顶，向小战士认认真真地敬了个礼。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天，任仲夷同志的批示下来了：把展销的一辆M—car车优先转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同时，展览中心也接到了同一批件。
杨工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他的眼里闪出喜悦的泪花。
展览中心的同志们把杨工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你靠的什么关系？你花了多少钱请客，你用的什么办法？……”
那个翻译小伙子高兴地大声嚷着：“真看不出，你不但懂汽车学，还懂关系学。”
“不，”杨工严肃地摇摇头，“我不是靠关系学，我是靠党的优良作风，这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呵！”
展览中心的主任和经理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快把车开回去，抓紧造我们自己的轿车。总有一天，我们会向全世界展销我们中国的车。”
“好的，那我明天提车。”
那位翻译小伙子一把拉住杨工程师的手，说：“先别忙，明天外商就从国外回广州，你再和他们谈一谈。”
“那好。”这回，杨工胸有成竹了。
第二天，杨工同外商正式会谈。由那位小伙子做翻译。
杨工不慌不忙，从容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你们的广告上说，车是为中国设计的，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们说M—car能坐六人，前排中间有变速档操纵装置，怎么坐人？还有，既然是前轮驱动，为什么后座上带鼓包？”
外商惊奇地瞟了杨工一眼，明白今天谈话的对手是个行家，不能不认真对待。
他们谈了整整两天，杨工获得了许多资料、数据、统计表。
广州之行结束了。展览中心的同志们热情地帮助杨工办妥了取车运车的手续。杨工亲自把M—car开上了火车。那位翻译小伙子前来送他，钦慕地说：“你在外国人面前很有风度，不卑不亢。”
杨工沉思片刻，说：“在外国人面前，我不觉得低他一头。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也不比外国人懒，因此我没有任何怯懦的心理。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某些同志面前……唉！”
小伙子使劲地点点头。
※※
杨工回来了，驾着M—car回来了。人们围上来看新车，议论着，品评着。史总紧紧拉着杨工的手，怎么也没想到这位“书呆子”一月之间竟然变成了一位优秀采购员，他满意地笑了。杨工也笑了。可是，有谁知道，那是怎样的凝聚着痛苦、忧虑和希望的笑呵。
杨工转过身来，发现人们已经开始了对M—car进行全面的性能分析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