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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科学研究
于光远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由领导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管理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的。直到现在，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曾用一个专门的文件来公布它所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但是这样的战略在这个国家的计划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各项重大措施中被具体化，并且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得到某种阐明和发展。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研究和制定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科学工作。科学家们（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就有关战略的各个重要方面搜集资料、开展研究、进行讨论、发表意见，为党和政府提供科学成果，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科学家们这一年多来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思考了这方面的问题，介绍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了使人得到启发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无止境的，但是一年多来的研究，在科学家中间也明确了若干观点，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
现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使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样的术语。对此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不应把经济和社会并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因此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改为“社会发展战略”，就不能突出经济发展的地位。如果因此改为“经济发展战略”，又会使经济以外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济社会”这样的用语，其实不过是“经济”和“经济以外其他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简称，并非把“经济”置于“社会”之外。这样的表达方式不论在中文和西方文字中都是允许的。
当然“经济发展战略”这个用语应该得到肯定，但它的含义要窄一点，它只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然而是主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用来替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家正在研究的，主要不是一般的关于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原则，而是当前中国的发展战略。因此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中国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
很明显，中国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原则区别的。它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适合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战略。因此这样的战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这个战略必须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为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虽然也常在口头上说这样的话。这或者出于善良的愿望，或者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了口头上所说的“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等等战略目标，不可能是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实行的战略，其目标始终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目标才可能真正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
（2）这个战略所规定的发展目标，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巩固，同时又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进行改革的内容。因为在现行体制中会有一些不再合乎发挥现有生产力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如果不对其进行改革，就不利于社会问题更好解决。而这些改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3）这个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作出切实的努力把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健康地向前发展。（4）实施这个战略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因此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劳动者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管理国家、管理企业中劳动者作用的提高，国家和社会生活向高度民主的发展，是战略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教育、科学、文化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非常强调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又因劳动者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有了更多一层意义。
中国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当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国情中最根本的一条。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但是在中国国情这个概念中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果说为了明确中国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性质，科学家们要做的工作只是明确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那么为了使中国发展战略适合中国各方面的国情，科学家们所要做的工作乃是从大量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中，概括出对制定中国发展战略起决定作用的若干特点，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把中国决定发展战略的国情的特点概括得准确和完全，并不是很容易的。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而且要区分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比较次要的。要明确哪些是中国的特点，还要与外国作比较的研究。但这并不特别困难，困难的是从在实践上作出应有的结论。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在这里我只想从经济的角度讲讲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特别大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当然与一个中等大的和一个比较小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由于国家特别大而带来的发展战略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举例来说，两个生产力水平（可以用每人平均占有的机床数、发电量、运输能力等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者的平均技术和文化水平来衡量）差不多的国家，大国的国力比小国就大得多，因而抗拒灾害、克服困难方面的能力也就大得多，当需要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办某一事业的时候，也比小国优越。另一方面在一个大国普遍进行一项改革或者贯彻一个政策、一种措施，却又因从中央到基层之间层次较多和各地区情况的差异等原因，比中小国家要花更多的时间。也因为国家特别大，在这样的国家中，发展进出口贸易虽然是必要的，但对生产来说，国内市场的地位显然比中小国家要重要得多，社会需要也应该设法大都由本国的生产来解决。在这样大的国家中建立起包括所有部门的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必要性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第二，中国的国土可以分为两部分，西部和东部。西部包括西北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寒地区，占大陆面积的52％，而人口只有全国人口的6％。东部是季节风地区，面积占大陆面积的48％，而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94％。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高，这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更大于其人口在全国的比重。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
（一）既然人口密度高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就要首先依靠这个地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而就需要根据这个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特别是耕地少）、经济文化水平高的特点来考虑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由此而应该得出的结论正在一个一个地明确。例如：要在这个地区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包括更好地利用山地、水面以及零星土地，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和工业原料，并大力发展土地产品的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知识密集型的各种行业；要重视发展各种服务业；要进一步提高这个地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等等。
（二）既然中国西部有如此辽阔的国土尚未开发，既然在那里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还没有被利用，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这样一块待开发地区的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们就要研究在充分发挥东部地区作用的同时，很好地研究对西部地区的开发，研究如何使东部和西部的建设结合起来。
第三，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上技术上显著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也存在于上海等若干沿海地区的特大城市与内地大中城市之间，存在于内地大中城市与本地区中小市镇之间，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这种情况决定了经济协作与技术转移的战略意义。把这个潜力利用发挥起来，将使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从而使整个中国获得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里也包含进一步提高先进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的伟大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后进地区不断地获得从先进地区转移来的技术的利益。还由于城市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当然许多大城市的作用是超出地区性的），从提高广大农村的经济文化水平来讲，城市建设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中国十亿人口中，八亿居住在农村。农村居民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农村作为食品等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它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中国整个工业城市发展的保证。在这方面，今天有很大的潜力。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科学工作者，根据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创造出许多充分利用土地取得更多产品的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更多的方法还在不断探求中。但是，仅仅采取已经可以作出决定要采取的那些措施，就可以大大增加这个方面的社会财富。同时，农村是中国工业品的最大市场。八亿农村居民，每人每月平均增加一元收入，每年就增加96亿元购买力。因此要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就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要特别重视农村的建设。每一个能够普遍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生产措施，都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
第五，总的来说，中国和发达的国家相比，技术水平上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运用一种现成的技能比从头发明创造它，不知要节省多少劳动和时间。马克思讲过，牛顿发现二项式定理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现在初中学生只要上一堂课，就把它学会了，二者相差不知道多远。中国技术与外国技术的这种差距使中国有可能运用外国最先进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水平落后于外国，这是我国的一个弱点，从另外一个方面，又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时，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根本精神。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互不相容。正如赵紫阳总理在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包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一条中产生的。
以上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作了一些讨论，关于经济以外的社会主义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也有带有战略意义的。例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知道，精神文明既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又包括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强大的反作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例如关于教育、科学等发展的战略意义，经过近几年一再强调，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仍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继续阐明、继续强调的观点。在这里我说的“教育”，既包括一般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的提高。在这里我说的“科学”，既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工、农、医等各个科学部门，也包括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管理科学等社会科学部门，而坚持、发展、普及马克思主义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象我们这样提出精神文明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我认为，把精神文明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思想。
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中，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实现战略目标应采取的步骤等等。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今天——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着的任务。在今后一定的时间内我们还要继续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建设的方向，赵紫阳总理在去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而更为具体的步骤将在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中作出规定。
战略在这里无非是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甚至决定全局的谋划。由于不同的范围各有自己的“全局”，因此也就有不同范围内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的是一个国家总的战略。各部门、各地区还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战略。例如属于部门的，有工业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等等；属于地区的，有某个区域、某一个省、某一个市的发展战略。这些对于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来说是全局的问题，因而被称之为战略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部门和地区来说是全局性的东西，对于全国来说又成为局部的东西，它们只是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下的各个局部，它们是在这个总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局部性的战略。当然整体总是局部构成的，离开了各个局部也就没有了整体。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以这样许多局部性的战略来具体化，来作为补充，所以在讨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常常延伸到这类局部性的战略问题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涉及它们了。
（本文是作者今年在香港一次讲演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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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国民史
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为争夺地盘和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产生了分赃不均的矛盾。受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联合，以对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集团、联合奉皖共同倒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三角同盟”。
1922年初，直奉矛盾渐趋白热化。4月14日，奉军挥师入关。4月29日，张作霖在军粮城下达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指挥直军沿津浦、京汉两线与奉军展开激战。5月4日，西路奉军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全线崩溃，张作霖仓皇败退出关，宣布“东北自治”。后经英美教士调停，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直系战胜奉系，独霸北京政权后，又先后驱走徐世昌、黎元洪两个总统，于1923年10月贿选曹锟为“大总统”。这幕丑剧将直系的政治资本输得精光，加以内部各派争权夺利，政潮迭起，陷于四分五裂。直系的主要支柱吴佩孚，不满于曹派的驱黎贿选，在洛阳埋头练兵，力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直系将领冯玉祥、王承斌等人，在直奉之战和驱黎贿选中为曹家立下汗马功劳，到头来却被吴佩孚削夺了地盘或兵权，曹锟的嬖人李彦青又经常克扣下面的军饷，不少人心怀怨恨，蓄志报复。
正当吴佩孚开赴洛阳，整军经武，醉心“武力统一”之际，张作霖也在关外厉兵秣马，编练新军，伺机再度问鼎中原。他们分别得到英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火和军事技术援助，建立了空军和兵工厂。长城内外，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24年9月发生的江浙战争，遂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
江浙战争是江苏的齐燮元与浙江的卢永祥两个军阀之间的一场战争，其目的是争夺淞沪地盘。齐、卢分属直皖两系。卢永祥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皖系的主要军事力量，与粤奉订有同时攻直之约，但由于奉方发动较晚（粤方未能发动），直系皖、闽、赣各省军队先后攻浙，特别是孙传芳部由闽入浙，攻占衢州、嘉兴，使卢腹背受敌，兵败下野。
江浙战争尚在激烈进行之际，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起兵讨直，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任命姜登选、韩麟春为第一军正副司令，李景林、张宗昌为第二军正副司令，张学良、郭松龄为第三军正副司令，张作相、丁超为第四军正副司令，吴俊升、阚朝玺为第五军正副司令，许兰洲、吴光新为第六军正副司令。以第一、三军进攻山海关、九门口；以第二军为南路，第五、六军为北路进攻热河；以第四军为总预备队，暂驻锦州。
曹锟接到奉军入关的急报，立即电召吴佩孚入京，并下令讨张。9月18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点将于公府四照堂，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任第一、二、三路总司令，曹锳为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胡景翼分任援军第一、二路司令，迎战奉军。
这次战争双方各投入兵力约25万人，并均有海、空军参加作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
9月15日奉军两路进攻热河，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展开。热河直军王怀庆、米振标等本非战将，屡战屡北。一周之内，奉军连克开鲁、朝阳，直指凌源、赤峰。
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是两军争夺的重点。9月18日，直军第一路彭寿莘部与奉军接仗，战况日趋激烈。10月7日，奉军攻陷九门口，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急调张福来部增援，并于11日亲赴山海关前线督战。每日双方阵地炮火连天，伤亡惨重，战况空前炽烈。在吴的亲自指挥下，直军于19日夺回九门口。
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与奉军酣战之时，直军后方酝酿着的一场巨变日渐成熟。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对曹吴把持政局、排除异己的行为久怀不满，感到依附直系没有出路。他一方面通款于奉张皖段，一方面与国民党人徐谦等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黄郛保持接触，伺机倒直。战争爆发前夕，冯与直军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等秘密结盟；战争爆发后，又举荐孙岳任北京警备副司令，作为内应；受吴佩孚排挤的直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也参与了这一密谋。冯部原定出古北口挺进平泉，会合直军第二路进攻奉军侧翼，但冯且行且止，观望成败，及至得知直军战局不利，便下了倒戈的决心。
10月22日晚，冯下令截断京奉、京汉线的交通联络，星夜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冯等发表主和通电，胁迫曹锟下达停战令并罢免吴佩孚本兼各职。25日，冯玉祥、胡景翼、王承斌、孙岳、黄郛等在北苑举行会议，议决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请段祺瑞出来维持大局；同时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为总司令。11月1日组成摄政内阁，黄郛任总理。11月5日，冯部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冯玉祥的倒戈使直军阵脚大乱，吴佩孚于10月25日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前线战事交由张福来指挥。28日，奉军攻占滦州，截断直军退路，直军溃如山倾。31日，奉军攻占山海关，大举入关。直军主力完全覆灭。
与此同时，直系和依附于它的军阀进一步分化。山东督军郑士琦和山西督军阎锡山宣告“中立”，分别切断津浦、京汉两线。吴佩孚的援兵和退路均被堵截。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下，他不得不于11月3日率残部二千余人登舰由海路南逃，到英美势力控制的长江流域徐图再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此结束。
不久，段祺瑞在奉系操纵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冯玉祥的国民军遭到排斥，北洋政权又被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所把持。（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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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计划管理问题的讨论
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村中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粮食播种面积缩减；粮棉收购基数下降，国家财政负担增加；部分农副产品出现积压或脱销的现象。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河南省经济学会分别在北京和郑州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在农业中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农业也应该同工业一样，主要采用指令性指标，才能保证计划经济为主的方针得到贯彻。因为社队和农民有了自主权以后，农业生产容易被市场价格所支配，往往影响国家计划的贯彻执行。如有的地区随意压缩粮田，不适当地扩大某些价格高的经济作物面积。现在有些地区社队企业产值的比重已超过了农业，农村家庭副业收入超过集体分配的收入，国家计划应该考虑其主要部分的产供销统一平衡的问题。
多数同志则认为，对农村集体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应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在农村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搞指令性的计划指标，或者什么都要纳入国家计划。实践证明，在农业上，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将农民的自主权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结合起来，是计划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实行“计划经济为主”的方针，应该体现在计划的多样性上：既有指令性计划，也有指导性计划，还有信息参考计划等。集体经济的计划可分为两部分，即国家计划和集体经济内部计划。国家计划分为：（1）指令性计划，如对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2）指导性计划，如总体发展规划，种植计划，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的推广计划，等等；（3）经济信息的交流。这是加强集体经济和农户的预见性、主动性，导引农村经济沿着国家计划轨道前进的重要环节。集体经济内部的计划，主要是指集体经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的农业生产计划。
有的同志提出编制合同计划效果较好，通过合同可以把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安排结合起来。
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还要不要实行计划种植？
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应通过流通控制生产，只规定购销计划，只要求农民保证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不必对农户规定种植计划。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前应特别强调种植计划，当然计划种植也要有一定比例的自由种植作补充，但不能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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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探》出版
汪海波同志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探》一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作者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若干问题进行多年研究探索的论文集。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社会主义的级差地租、社会主义的积累和消费、社会再生产公式、社会主义的脑力劳动等方面的论文二十余篇。这些文章力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探讨。
（黄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