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大学生·相声演员·特等劳模
——记相声演员、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夏雨田
本报记者 张世英
今年2月,武汉市说唱团的曲艺作者、相声演员夏雨田,作为该市文化系统唯一的特等劳动模范,出席了武汉市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相声演员当上特等劳模,这在全国恐怕也是少有的。
劳动模范这个光荣的称号,对于夏雨田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曲艺创作,特别是相声创作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发表了数百篇相声、快板、湖北小曲、渔鼓、诗歌、散文等作品,出版了近20万字的相声集《无限青春》。其中《女队长》还翻译成法文,被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选为教材。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六年来,他创作演出了80多个揭批“四人帮”,歌颂自卫反击战英雄,以及反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气象的曲艺作品。反映自卫反击战中英雄的战士、英雄的母亲的湖北小曲《难忘的一课》,去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颂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农业科技人员的相声《农老九翻身记》,今年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
(南方片)会演中,荣获了创作、表演一等奖。歌颂祖国 赞美人民一个艺术家,要在舞台上讴歌祖国和人民,首先自己应当对党、对祖国、人民充满着炽热的感情。
夏雨田既不是科班出身的相声演员,也并非出生于曲艺世家,而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半路出家的相声演员。
夏雨田是怎样走上曲艺的道路的呢?他1961年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在华中农学院附中任教一年后才调到武汉市曲艺队(现武汉市说唱团)搞曲艺。他能写诗、散文、小说、曲艺,会说快板、相声,会演话剧,从中学到大学都是业余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有的同志劝他专门写诗、小说、电影、戏剧,说那是文艺武器中的火箭、导弹,而曲艺只是梭标、土枪,夏雨田却不这样看。他说:“假如火箭与土枪,重武器与轻武器,是以射程远近为其区别标准之一的话,那么无须费多大力气就能打出几千里的曲艺,究竟是重还是轻呢?能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号召,用曲艺形式传播到城市农村、深山老林、草原沙漠,其战斗作用究竟是大还是小呢?”夏雨田说服了当教授的父亲,不顾女友的决裂,更不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对曲艺的偏见,克服了重重障碍,不嫌曲艺“土”,毅然地选择了它。但从讲台到舞台,他的艺术道路并不平坦。开始,他满怀热情写出来的几个相声段子,虽然内容新、文字好,有的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可是演员说它们只能看,不适于演。而要把曲艺作品写好,适合演出的要求,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夏雨田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他虚心向老艺人学习,探索传统相声的艺术规律,并与自己写的段子研究比较。为了进一步写好相声,他还穿上长衫粉墨登场,终于成了一个能编能演的相声演员。
夏雨田十分重视学习和继承相声艺术的好传统和表现技巧,但他不是简单地套用一些老手法,而是批判地继承传统,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深入生活和群众的接触中,先进的人物,美好的事物使他深受感动,他想,相声固然以讽刺见长,但今天时代发展了,生活中那么多热气腾腾的景象,不应当与相声无缘。在花的世界里,为什么只能写杂草?在阳光灿烂的蓝天下,为什么只能反映阴影?他下决心进行新的尝试。一方面,他写了一些讽刺性的作品,一方面也写了一些着重歌颂的相声。多年来,他创作演出的70多个相声中,有二分之一是用相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在笑声中把观众带进了新的境界。
夏雨田的姑妈在国外,堂姐、姐夫在香港。他们多次来信问他要什么,他总是回答什么也不需要。去年他姑妈又来信,要他到美国深造,她承担一切费用,夏雨田谢绝了。他认为出国深造不是坏事,但自己从事的民间艺术——相声,最好的土壤是祖国,离开它,就要枯萎、凋谢!
今年,他姑妈又来信,说象他这样才华出众的人,在国外会更有发展……。说穿了,姑妈希望他当教授、专家,而不想叫他当相声演员。夏雨田就把他的劳动模范荣誉证书、奖章和荣获全国曲艺创作一等奖的奖状拍成照片,寄给海外的亲人,证明社会主义祖国是不会埋没人才的……。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
怎样对待艺术,是严肃认真,还是追求低级趣味,这是一个相声演员有无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夏雨田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成长的相声演员,他坚定不移地走正路,创作和演出健康的相声。他认为群众喜爱相声,是因为它和笑共存。但笑又不是终极的目的,好的相声要在笑声中蕴藏积极向上的力量,给人以信心和勇气。即使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好的倾向时,他宁肯冒着在台上不受某些观众欢迎,甚至上座率下降的风险,也努力去写祖国的新风貌以及有教育意义的相声。他的创作和演出,路子正,思想内容健康。既有相声的幽默,又有诗的激情与意境。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如他创作演出的关于婚姻介绍所的相声,其中描写男女见面的时候,过分渲染了双方的尴尬的窘态,效果特别强烈,掌声、喝彩声不断。而夏雨田却从观众的掌声中看到了这个情节的不够健康之处,就坚决舍弃了它。
夏雨田听党的话,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生活为师,以群众为师,勤奋刻苦,不断提高。他工作很忙,团里到哪演出都要参加,担负职务很多,开会多,社会活动多,但他仍然十分重视生活和学习。多年来,他除了以省柴油机厂作为生活点外,还利用演出空隙,到基层去。他当过工人、农民、战士、教员、服务员、卫生员、运动员。他非常善于利用时间,有许多作品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构思好的,晚上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光。演出前,他在剧场后台读书,边吃边读报也早已成了习惯。他就是这样“见缝插针”利用时间,不断地学习、生活和进行创作。情操高尚 不求名利
夏雨田在舞台上努力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情操高尚的人,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思想境界高、品德高、风格高的人。
夏雨田虽然是相声演员,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创作湖北十余种曲艺形式的作品。他们团一年要演出四五台新的曲艺节目,其中有许多节目是他创作的。他总是先写好湖北小曲、道情等节目,让别人先排练,而最后写自己演出的相声。他不是专职的创作人员,大部分创作要靠晚上写。可是有谁想到夏雨田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从事创作的呢?他住在武汉市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如同北京的大栅栏一样热闹,房子是被称为“七十二家房客”住的那种又老、又破的房子。楼下是剧场,晚上不到十一点散不了戏,早上不到五点,窗外的电车就响了。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夏天当全楼的十几家人都到外边乘凉时,却正是他创作的好时间。大家开玩笑叫他“耐温将军”。多少年来,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
夏雨田时时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说:“名利思想往往能使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走下坡路,甚至堕落。”因此,他在名利面前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演出、登广告,把他的名字排在什么地位,他都不计较,不论谁和他合作,他都不挑剔。他热情帮助同行和业余作者,他的作品谁演都行。他替别人修改作品不署名,别人为他的作品出了点子,发表时则一定署上别人的名字。他生活朴素,没有名人的“派头”。每次演出,搬服装道具,总是找重的扛,装台卸台总是找最累的活干;每次演出他总是先到后台,后离开剧场;出外演出,不论住在招待所或剧场后台,他都是和同志们住在一起。他一年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夜里创作,可从来没有报过一次夜餐费。
他的出色的工作,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在历次的评选先进工作者的活动中,他每次都被选为说唱团、文化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今年被评选为省“五讲四美”先进分子、武汉市的特等劳动模范。去年和今年,还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党员。
夏雨田在成绩、荣誉面前,没有自满,没有停步。他总是以更高的思想境界要求自己,不停息地向前迈进。(附图片)
夏雨田(左)和杨松林在表演相声。
彭高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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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京所见
王云祥
浅草寺前蓬头垢面人
浅草,是日本江户时代兴隆一世的商业区,至今还有浓郁的江户时代的气息。雷门狭长而窄的小街上人声喧嚷,五行八作。门面窄小的店铺、雅俗共赏的货摊鳞次栉比。我们在人群中拐来绕去,信步来到了浅草寺前。在这里我们却意外地看见了几个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的老年男人坐在路边。他们面前放着的几个牌子,上面写着:“我在满洲立过功”,“我是支那之战的功臣”,“我参加过太平洋圣战”等等字样。他们半闭着眼睛,盘腿大坐,两手扶在膝上,虽已年近六十,但身板挺直。来往的行人,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日本朋友告诉我们:“他们是故意装成这个样子,到这样的地方来表现自己。日本国民都非常厌恶那些至今还对战争抱有好感的人,尤其看到他们在战争中立下什么功的牌子就更有气了,所以大家都不理睬他们。你们是中国人,也就更容易理解大家不理睬他们的心情了。”《战争是谁的罪过》星期天,陪我们出去游览市区的是日中友协的一位中年朋友。除了预先计划要参观游玩的地方之外,他破例请我们几个人看了一场电影——《战争是谁的罪过》。原著是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日本保护儿童之会。
影片围绕着一个生在日本的混血少女——七岁的美江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日本一个普通乡村带来的各种灾难,同时也揭露了军国主义愚弄本国人民的罪行。美江的父亲是美国人,在美军中担任对日广播工作。母亲则是日本本村的善良妇女。但他们生在家乡的女儿却一直遭到宪兵们的追捕。外婆非常疼爱这个碧眼金发的外孙女,只好把她锁在仓库里以避戮杀之灾。
影片的结尾,是美江和表哥太郎在潺潺流水的小溪里,两小无猜地嬉水玩耍,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于童年时代的欢乐,这时,一队追捕美江的宪兵就要到了。这样一组镜头,在人们的眼前展现了幸福生活与残酷战争水火不相容的场面,给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了不知少女命运如何的疑问,深刻地揭示了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含蓄而明确地告诉人们战争的罪过就是军国主义者。
一本不能忘记的书
这是日中学院一位先生的家。他家的特点是书多。因为我们是学日语的,所以叫我们不要客气,可以随便翻看,并且说有用的可以奉送。既然先生这么诚恳,我们几个人就分头站在几个书柜前翻阅起来。先生也帮我们查找,向我们推荐。忽然,他拿出一本书说:“这本书不知你们看过没有?”我们一看,《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几个日文字跳进了我们眼里。这是一本已发了黄的旧书,除了翻看时手汗渍污外,保存得还算完整。先生严肃、低沉地说:“这本书我保存多年了。我不知你们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它的?”先生这么一说,我急忙伸手接过来翻看。书的作者除了在文字上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外,还插印了很多实录照片。有日军将我女同胞强奸后破腹的;有日军拿我年青平民试刀的;有比赛劈杀我年青百姓的;有日军官杀完中国人正在擦刀的;等等,还有我国报纸报道日军杀人罪行的标题照片。我目睹这些使人愤慨、血淋淋的、有具体实录照片和文字记实的材料还是第一次。先生似乎看出我的心情,便一板一眼地说:“你们都年轻,过去的事不见得都知道。我每次去中国,别的书不带也要带上它。我曾让很多中国人看过。我希望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不要忘记过去的事情。”是啊,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中日两国的年青一代都不应该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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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出新”
——看杨秋玲同志主演的《点帅破阵》
王 澍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大家都熟悉的口号。我以为其中的重点应是“出新”,难也难在“出新”二字。中国京剧院四团最近演出的《点帅破阵》,在“出新”方面是作出了成绩的。新改编的剧本颇有新意,在唱腔设计等方面有所创新,演员的演出也达到了新的水平。
剧本是根据以杨家将故事为基础的传统戏改编的。老戏《穆柯寨》中的穆桂英与杨宗保成亲,同一般的才子佳人一见钟情没有什么两样。好象穆桂英就是为了找一个好丈夫;至于杨宗保,则先是“但求速死”,继之被迫成婚,然后回营险些被斩,一直被动到底。他们两人都够不上什么英雄形象。老戏《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听说宗保私自招亲,而穆桂英曾将自己挑下马来引起众将大笑,于是恼羞成怒,一定要斩宗保,当时似乎忘记了还有要打天门阵这样的大事。表面似乎执法如山,实际暴露了他的迂腐、狭隘,而听说穆桂英到来时,又惊慌失措,浑身发抖,缺少三关统帅应有的胆识和气度。这三个人的形象都给一门忠烈的杨家将脸上抹了黑。
改编剧本中的穆桂英,一开始就在紧急关头替杨延昭解围,不留姓名而去,已经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以后虽因记起前嫌不愿归宋,但她深明大义,经过劝解,毅然率众投宋,最后勇挑重担,挂帅破阵。她的形象逐步完美,逐渐高大,层次清楚。杨宗保的戏虽然较少,但不失为将门虎子忠良之后的形象,赠护心镜的情节,表明他是有见识的。剧本着意刻画的杨延昭则是既善于发现人才,又能用心培育人才,更能荐贤举能,进而勇于让贤,直至交印。他是真正的帅才,这才是杨家将应有的面目。剧本的新意使今天的观众都能受到启迪和鼓舞。
唱戏唱戏,剧本再好,还要有好的唱腔设计。这出戏的唱腔是有独到之处的。穆桂英射猎一场,身着戎装,跨下战马,唱的却是“南梆子”,这在其他戏里是很少见的。但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此时此地似乎非此不可,再用别的板式都不能把当时的环境、人物很好地表现出来。初见宗保一场,二人惊喜之余对唱摇板,实际都是“打背躬”,(内心独白)加上对枪的舞蹈动作,确是优美动人。杨延昭劝说穆桂英不要再记前嫌时,唱了一段“反西皮二六”,心情沉重,低回婉转,恰似一席语重心长的深谈。穆桂英接印后的十八句快板,慷慨激昂,一泻千里,把她当时的决心、信心、勇气、抱负都唱出来了。诸如此类,颇具匠心。全剧唱腔丰富,但无堆砌之感;听来新颖,又觉似曾相识。说明这种“出新”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不是离开剧情离开人物去追求奇特。
演员的演出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二十多年前,杨秋玲同志二十多岁,却成功地扮演了《杨门女将》中四五十岁的穆桂英,说明她很有塑造人物的才能。事隔二十年,杨秋玲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却要她扮演二十多岁的穆桂英,这本来是个难题,但她知难而进,取得了成功。她师承梅派,又有创新,唱起来嗓音甜润,字正腔圆,韵味深厚,如饮醇酒。这出戏的念白,根据剧情发展,韵白、京白交替使用。她的韵白端庄凝重,但不死板;她的京白清脆活泼,但不俗气,一句“带马回营啊!”铿锵有力,真有元帅风度。她的做工细腻逼真,很能表现人物。后半场侧重武打,更见功力。刀花枪花和其它高难度动作,都非常娴熟,几个鹞子翻身,几个亮相,优美边式,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均恰到好处。全剧自始至终杨秋玲演得不温不火,不离人物,稳而不板,活而不浮,唱念做打,俱见功夫,一气呵成,游刃有余。有人赞曰“当年威风犹未减”,其实不止如此,而是比当年更臻成熟,可以说更上一层楼了。这出戏要求扮演杨延昭的演员,既要有长靠武生的硬功夫,又要有能唱《辕门斩子》的好嗓子,看来李岩同志是胜任愉快的。扮演焦赞的李嘉林同志,戏路很宽,演技纯熟,把焦赞的憨直、诙谐的性格演得很活,为全剧增色不少。总之,阵容整齐,珠联璧合,花团锦簇,火炽热闹。尽管剧本尚可进一步锤炼,但就整体来说,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确实是达到了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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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将编辑出版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作品收集成书,可以勾划出建国三十二年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这一工作目前已着手进行,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正加紧编纂中。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编辑出版文学评论家的作品。以往,文学评论家的作品成书少,而且零散。一些从事文学评论编辑业务多年的同志认为,象这样有系统地出版当代文学评论著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对于活跃和发展当代文学批评,对于壮大文学批评工作者队伍,从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都是大有益处的。
这部丛书共分两辑,每辑计十种。上辑收录了老一辈评论家林默涵、荒煤、冯牧、胡采、王元化、陈涌、萧殷等的著作。下辑则是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青年评论家的专集。
受委托主持编辑工作的是冯牧、阎纲、刘锡诚。
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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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侠父和《西北远征记》
陈允豪
文史资料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长篇报告文学《西北远征记》,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作者宣侠父烈士是1922年入党的共产党员,1925年李大钊同志派他以国民党左派人士身份到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这本书写的就是1925年到1927年中作者在西北军中的亲见亲闻。宣侠父同志后来做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路军吉鸿昌部的政治部主任兼师长,抗日战争初期任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同志作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为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迫害,终于在1938年7月31日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终年三十九岁。
宣侠父同志是日本留学生,是个能文能武的将才,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他和上海左联还有一段关系。他是左联的秘密盟员,“左联”在极困难的时期,宣侠父同志从统战关系中搞到了一笔经费支助左联,开设了“湖风书店”,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和《文学导报》就是湖风书店出版的。
宣侠父一生写过两本书,都在1930年出版过,一本是报告文学《西北远征记》,一本是小说《入伍前后》。可惜的是《入伍前后》当时只印了200本,现在已找不到这本书了。《西北远征记》1930年在上海出版,也印得很少。两年前在柳亚子先生遗下的藏书中找到了这本书,才能得以重印,与读者见面。
《西北远征记》写的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的真人真事。当时,那个地区文化、政治、生产、生活的落后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满清皇朝已经垮台十几年了,而那里的有些县知事还是穿清朝官员服装,有个地方反动武装的团长,队伍用的是机关枪、步枪,而团长穿的却是京剧中武生的衣裳,就是当时开明的官长,所信仰的也是庞杂无比,如同时信仰孙中山、列宁、孔子、关公、耶稣、甘地等等。可以想见宣侠父同志在这样的部队中工作是多么的艰苦。
《西北远征记》文笔生动朴实,风趣横溢,既是三十年代初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又是一幅大型的西北地区风俗画,读了它可以使人长知识增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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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希望有更多反映中学生活的电视剧
李泽儒
目前电视剧创作日趋繁荣,但就主题与题材而言,应该直率地说,反映中学生现实生活、适合于中学生看的剧目,实在太少。中学生,不仅是数量极大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而且由于他们自身的特点——正处在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思想刚刚开始成熟,其性格的可塑性极大——因而,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理应得到重视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初中学生生活的电视剧《吹过校园的风》能在暑期里及时播出,是值得赞许的。它向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家长和老师们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学校应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在什么地位?怎样去做好这项“育人”的工作?家长应如何同学校配合,注意孩子的思想成长等等。
校园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的各种风都可能吹进校园来。教师,尤其班主任更应该注意抓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剧中王老师在这点上给人很大的启示。她对学生思想教育的认识是全面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防微杜渐”。这个认识不仅反映在她对犯过错误、已经改好了的学生没有“一劳永逸”的幻想,而是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上;还反映在对一贯表现好的学生也不掉以轻心。事实说明,任何一个好学生也不可能是错误的“绝缘体”。剧中描写了她对一个偶犯错误的三好学生及时警觉、及时进行帮助的事迹,对我这个长期当过班主任的人也有很大的启发。
希望今后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更多反映中学生现实生活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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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这个! 于志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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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林鹿群(中国画) 蒋 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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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点帅破阵》剧照:杨秋玲饰穆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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