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回忆抗大政治部的机关作风
吴凡吾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曾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级地方党政机关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得到全国人民和外国朋友的广泛赞誉。作为抗大党组织办事机构的抗大政治部，在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教育方针，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培植良好的校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曾经在抗大学习、工作过多年，其中在总校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政治部机关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抗大政治部机关有许多老红军和长期坚持白区地下革命斗争的老干部，也有不少象我们这样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同志。当时新干部非常尊重老干部，老干部也很热情关怀新干部，所以新老干部能够团结一致，亲密无间。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是个红军老干部，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机关干部谈心，对我们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十分关心，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呼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的窑洞里常常聚满了年轻人，他象个慈祥的长者，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说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对大家教育很大。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挖窑洞、开荒生产，都带领大家一块干。他在生活上也从不特殊，有一次，他同大家一起吃饭时，发现自己的菜汤表层油花比别人多了，马上端着菜汤到伙房查问。原来是炊事员看到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忙，打汤的时候有意把漂在汤桶表层的油花多打一点给他。张际春同志弄清情况后风趣地说服炊事员：“现在大家油水都很少，今后再不要揩同志们的油了！”机关干部之间也是如此，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有同志生病，大家都问寒问暖，帮助取药，打病号饭；有的同志情绪突然低落，大家便主动开展思想互助，帮助解开思想疙瘩，充分体现了革命大家庭中那种同志式的友情。
当时，上下级机关、上下级干部之间，虽然在地位、职务上有高低之分，工作关系上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但相互关系十分融洽，谈工作、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没有拘束，不存戒心。基层干部或一般学员到政治部来，机关干部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倒上一碗开水，请他们在板凳上或炕头上坐下就谈起来，使大家感到象回到家里一样温暖，根本不存在什么
“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的问题。记得1938年冬，抗大第四期末，党中央因考虑到抗大即将分批深入敌后办学，要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女同志行动不便，所以决定把女生大队一部分合并到女子大学，一部分分配到卫生、通讯学校去。但是，当时女同志抗战热情很高，纷纷跑到政治部要求到敌后去，上前线去；有的还屡次三番直接找到张际春同志。张际春同志和机关干部都对她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对一些身体比较好，态度十分坚决的，也满足她们的要求，另外编成一个队随校部行动到敌后去。后来这批女同志一直坚持敌后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政治部机关的团结并不是“一团和气”，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对于不良倾向，大家都能站在党性立场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统一思想，达到团结的目的。当时的宣传科长谢翰文同志是个红军时期的师政治委员。他勤奋好学，藏书很多，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比较高，不少干部都喜欢去向他借书、求教，无论什么时候去，他都热情帮助大家。可是，在原则问题上，他也从不含糊。有一次，在党的会议上，一位教育科长提出“小资产阶级意识也有好的一面”这样个论点。谢翰文同志认为所谓“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指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带来的那些自私、狭隘、虚荣、自由散漫等等不好的意识，他们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如果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也有好的一面”，就容易放松思想改造，对教育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利。他在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与那位教育科长展开激烈的争论，最后罗瑞卿副校长作了总结，统一了认识。会后，他们俩人仍很亲密，一起研究理论问题，一起安排工作计划，丝毫未影响团结。还有一次，抗大政治部的干部上山打柴，回来时路过老百姓一片柿子林休息，大家又渴又饿，有个女同志是学校某负责干部的爱人，她见地下有个从树上掉下来的柿子，已经沾了泥土，就顺手拣起来擦了擦吃下去。这件事反映到张际春同志那里，他很严肃地指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军的纪律，抗大干部要带头遵守，吃个柿子看来是小事，但它关系到群众纪律就不是小事了。机关党支部为此召开了“这个柿子是吃好，还是不吃好”的漫谈会，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批评。通过这件事，给吃柿子者本人及全体机关干部一次生动实际的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抗大政治部这种健康的民主生活，培养了大家团结友爱、严肃认真的作风，使正气得到发扬，不良的思想和作风得到及时纠正，人人心情舒畅。记得1938年除夕，机关全体人员开了个茶话会，送旧岁，迎新年，差不多每个到会同志都自动地检查一年来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的优缺点，对新的一年的工作提出建议。罗瑞卿副校长参加了政治部这次茶话会，他赞许说：“你们这种活泼的政治工作方式，真值得大家学习。”
当时政治部的机构比较精干，没有人浮于事的现象，从主任到科长、干事，人人职责分明，埋头苦干，紧张地工作，作风雷厉风行，从不拖拉。罗副校长和张主任亲自到学员队作报告，给抗大校刊和八路军《军政杂志》写文章。胡耀邦同志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对校刊《思想战线》非常重视，在第一期上写了《关于自由主义与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他还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到学员队上党课，找发展对象谈话，做新党员入党宣誓的主持人。当时党中央要求抗大在“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的方针下，大批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每期争取发展百分之七八十的学员入党，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那时候有些知识青年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入党的要求又很迫切，希望组织上及早弄清他们的问题，所以写入党申请书时，交代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常常一写几千字，甚至洋洋万余言，厚厚一大本。组织科长李志民同志总是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看，然后提出问题，分别找本人谈话，进一步了解，尽快作出结论；符合条件的，便及时发展入党。因为工作量很大，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把眼睛都熬红了。老干部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当时我也在组织科工作，经常自动加班加点，有时步行几十里深入学员队了解情况。1938年6月，为了迎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全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突击队员”运动。政治部机关在“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争取成为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口号下，学习、工作、生活更是热烈紧张。历时一个月，全校涌现了520个“突击队员”，政治部不少同志也被评为光荣的“突击队员”。
抗大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大家都朝气蓬勃，愉快活泼。我当时年轻好动，大家都选举我当俱乐部主任。我就带领大家做体操，请宣传科干事郑律成同志教唱歌。我从小爱好打乒乓球，李志民、李逸民科长也爱好打乒乓球，我们常是乒乓球桌上的比赛对手，大家一起打球，谈心，开玩笑，无拘无束，亲如一家。每当逢年过节，球赛、联欢晚会更是热闹，机关气氛十分活跃。
当前，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都在贯彻党中央的决策，进行精简整编和机构改革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抗大政治部这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使它继续发扬光大，对于我们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进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仍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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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好干部
——记农安县前岗公社党委书记刘福忠
王存方 刘华礼
吉林省农安县的前岗公社，过去80％的土地低洼易涝，十年九不收。1965年，这个公社78个生产队，有75个队遭受涝灾，全公社7，000多垧地，粮食总产只有2，400多吨，平均口粮226斤。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前岗干部和社员，在公社党委领导下，起早贪黑，修渠治涝，植树造林，向大自然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刘福忠先后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在这场改天换地的战斗中，他带领群众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使这个公社终于实现了“沟沟相连，路路相通，树木相接，杨柳成行”，洼地不涝了，岗地不再跑风。粮食总产量从1976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6，000吨以上，比1965年提高5．7倍。近三年来，林业收入达到145万元，畜牧业年年有发展，连续五年实现一人一头猪。“干就要高标准，干出成效来”
十年动乱期间，前岗人民挖渠治涝没有停止，植树造林没有间断。
那是九年前开春的一天，刘福忠来到义和大队，见社员正在栽树。他习惯地摇摇树干，树干晃晃荡荡，不费力就拔了出来；往前一瞅，长短不齐；抬头一望，高低不一。他生气了，把大队副书记喊来：“这就是你领着栽的树？能活吗？拔了，重栽！”副书记瞅瞅这一排四行树，1，500米，6，000棵，畏难地说：“这……”
“这啥？栽树不活，就是劳民伤财！干就要高标准，干出成效来。快拔！”说着老刘就自己动手拔起来。社员傻眼了。刘福忠把社员叫过来问：“栽树为啥？”
大家回答：“多打粮呗！”
“光栽不活能多打粮吗？”他拿过锹，做起示范来。6，000棵树全拔了重栽，成活率达到95％。
刘福忠朝思暮想改变前岗落后面貌，哪里有一块荒地该开来种庄稼，哪里有一条沟旁边需要栽树，全装在他心里。他那颗火热的心，渐渐地感染着干部和群众，促使大家提高了栽树质量，加强了林业管理，终于造出了一个拥有1，750万棵树的绿色金库。社员高兴地说：“这多亏老刘要求的严，要求的高。”
前岗公社挖渠治涝，植树造林，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1979年一次日降雨130毫米没有成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同年7月末的一天，太阳刚落山，一阵风雨之后，鸡蛋大的冰雹，把新开大队齐腰深的庄稼全打趴在地下，干部群众一下子透心凉，泪水在眼圈里转。刘福忠闻讯赶去。干部们聚在大队办公室等他拿主意。有人说，只好毁地种荞麦。刘福忠说：“困难时，我们也要高标准地干，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他没有经过这样的灾害，也拿不出现成的办法，就领着干部们涌向八十二岁的老农陶永春家去求教。老人说：“把苗扶起来，伤叶剪去，到秋还能打粮。”老刘当机立断，叫干部回队发动男女老少扶苗，自己回公社召集紧急会议，发动社直机关100多名职工和500多名中学生前来帮助。奋战了一天半，到秋获得了好收成。“应该尽心尽力为大家做点事情”
工作，是刘福忠全部生活中第一位的乐趣。
他虽已五十七岁，身体却很结实，精力充沛。常常天一放亮，就走几个生产队。他有个习惯，三天两头必在晚上和各大队党支部书记通一次电话，沟通情况，安排工作。就是躺在床上，也要和同住的同志研究工作。人们说，刘福忠想的是工作，说的是工作，每天一睁开眼就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党的事业上了。
19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党委办公室正开着备耕工作检查总结会议，刘福忠刚开始讲话，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告诉他家里来电话说，他老伴病重，昏迷不醒，叫他快回去。刘福忠心里一阵紧张，但立刻又镇定下来：“等一会讲完就去。”“这事哪能等呢！”秘书急了。在场的公社干部和大队书记都站起来：“刘书记快走吧！……”他还是坚持把话讲完才动身。
老伴见他，声音低微地说：“你还有家？”刘福忠参加革命以来，8次调动工作，两地生活二十七年，一家老小全靠老伴一人照料。如今眼见老伴病成这样，他心里也很难过。多少年来要是没有老伴勤俭度日撑着这个家，自己哪能安心在外工作！老伴积劳成疾，埋怨几句，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向老伴解释说：“我不是不管家，咱家才9口人，前岗那个大家23，000口，哪个轻，哪个重？党把咱放在那里，就应该尽心尽力为大家做点事情。”其实，他老伴也是个明理的人。有一次，刘福忠在家坐在炕上出神，老伴知道他又在想工作，便笑着说：“我看出来了，你呆不住，就快回那个大家去吧。”
他经常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每逢春节，总是让同志们先走，自己最后走。其他节日，他让别人休息，自己走访五保户、困难户，比平时还忙。1980年五一节，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听说他春节后一直没有回家，棉裤还没有换下来，特意派车接他回去休息。他执意不肯上车，一定要等同志们回来再走。
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几次劝他把家搬来，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家搬来，对个人利多弊少，对工作利少弊多。再说副书记姜奎芳也没有把家搬来，我怎么能先搬呢？”“群众有疾苦，说明我们
还没尽到责任”
去年腊月，刘福忠在人民银行，见许多人高高兴兴办存款，也有人愁眉苦脸要贷款。他反复对行长说：“群众有疾苦，说明我们还没有尽到责任。你们一定要帮助困难户排难解忧，让他们过年时，也能欢欢喜喜地吃上饺子。”
老刘很关心困难户。间伐木材，他叫先卖给困难户，没钱先记帐；贷款，他叫优先贷给困难户，扶持他们发展家庭副业。耿家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刘振坤，身体不好，生活很困难。越困难他越破罐子破摔，干活不积极。老刘来到他家，开导说：“振坤啊，难道你真的这样混下去，靠救济过一辈子吗？现在国家也很困难，供一饥不能供百饱，我们过日子还得靠一双勤劳的手啊！”一席话说得刘振坤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暖烘烘的。他表示一定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老刘还用贷款给他买了两口猪、两只兔。现在刘振坤已经还清了欠款，生活逐渐好起来。
一次，刘福忠来到敬老院，见老人的衣物没地方搁，当时想解决没有木料，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去年10月，县水利部门修新开大桥，他要了一部分拆下来的旧木桩，叫专业队给每个老人打了一个木箱子，一个拉门箱座。老人高兴地摸着箱子，举起大拇指说：“刘书记好！”“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党的威信”
去年4月，前岗公社给职工盖了三栋15间红砖平房。房子怎么设计？后檐刷什么色？厕所修在哪？门前栽什么树？刘福忠都亲自安排得妥妥当当。有心计的小木匠，见他如此热心关注家属房，猜测老书记这回可要把家搬来。竣工后，5名干部高高兴兴地把家属接来了。还剩下两间半，小木匠断定，那准是老刘书记的。然而他猜错了，最后搬来的却是农业站的一位同志。
刘福忠至今还住着土改时分的两间小土房。那是1938年一家富农盖的长工屋，杨木檩子度过44个春秋，有6根已经腐烂，用立柱支着。风门坏了用铁皮钉着。老伴、孩子多次叨咕翻盖新房。老刘说：“先将就着住吧，我现在工作忙，以后有机会再盖新的。”
刘福忠常在干部会上说：“干部作风正不正，群众观察得最清楚，前岗23，000口人都是观察家。党的干部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党的威信；不然，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总往自己家里划拉，人家嘴不撇你心撇你，还咋工作？”他这样教育干部，更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前些年，群众生活苦，老刘坚持下乡，一不吃细粮，二不吃肉，三不喝酒，和群众同甘共苦。这几年，群众生活好了，想给他做些好吃的，他还是不开戒。天长日久，人们品透了他的脾气，到哪里都是小米饭、土豆辣椒酱。他说这饭菜吃的饱，心里踏实。他家人口多，生活困难，每年困难补助，同志们都把他排在第一号，他总是让给别人。老伴病重那次，党委派人送去200元钱。他回公社把钱又交给了组织。公社林场每年修枝打杈可出几百车烧柴，同志们提出给他家拉一车，他坚决不让。
刘福忠在前岗公社工作了14个年头，带领一班人为人民造福，群众拥护他，上级信任他，给了他好多荣誉。1978年春，刘福忠参加长春市林业表彰大会回来，掏出40元钱，叫秘书到供销社买13支金笔，秘书不解其意，他说：“市里奖励我一块怀表。工作是大家干的，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买来给党委成员每人一支。” 1980年，市林业局又奖励他50元钱，他用这钱给11位大队支部书记各买了一支金笔。刘福忠前后受过11次奖励。1979年，他代表公社出席了全国农业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前岗公社受到国务院嘉奖。前年和去年，他先后被授予长春市“模范干部”和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年，又被吉林省委命名为“模范公社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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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革命者的信念是改变不了的”
——记优秀共产党员、某厂高级工程师梁乃泉
1981年7月，香港罗湖桥头。
梁乃泉夫妇领着两个孩子穿过熙熙攘攘等待入境的人群，步入港英移民局人民入境事务处。
港方办事人员问：“定居还是探亲？”
梁乃泉毫不犹豫地回答：“只探亲，不定居。”
这坚定而又普通的话语，使港方办事人员感到惊讶。
梁乃泉在香港有父亲开办的工厂，有私人住宅，而他一家四口都到香港来了，为什么不定居？
梁乃泉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父亲三十年代初期留学美国，攻读化学，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时移居香港，与人合资办了一家化工厂。
父母对梁乃泉寄予厚望，准备在他大学毕业后，安排他出国留学，学成后回港继承父业，做一个实业家。可是，梁乃泉没有选择这条路，却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过着艰苦的生活。
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大学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梁乃泉有了自己的理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切。1952年，二十岁的梁乃泉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年暑假和寒假，他破例没有回香港，而是在学校里参加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宣传活动中度过的。革命的火焰在他心中萌发，他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与父辈兄长完全不同的路。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新的人生。
1953年暑假，梁乃泉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党组织对这个成绩优异的学生的分配有两个考虑：一是留校当助教，二是到东北工业基地去。
梁乃泉诚恳地说：“我早考虑好了，我只有一个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到东北去。”
9月，梁乃泉一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便来到沈阳某工厂。后来，又转到洛阳某厂工作。
1980年10月，梁乃泉的母亲带着姨妈和两个妹妹回内地省亲。母亲对梁乃泉说：“我这次回来，除了故地重游，主要是动员你去香港。自从你父亲去世后，工厂由你舅舅当厂长，现在他年事已高，又动过手术，准备退休。你哥年事也已高，精力也不够用。全家都希望你来港一起办厂。”
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使梁乃泉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极端的诚实精神。他耐心地说服母亲，从党的三中全会后全国的大好形势，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党落实对华侨、港澳同胞的政策，谈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谈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和目标。他满怀深情地说：“妈妈，一个人的信念，特别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是改变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我没有想到要去香港，在建设四化的今天，我更不会想要到香港去。”
老人见他自己不愿去，便提出要带一个孙子到香港上中学，再到国外上大学，一切费用由她负责。
梁乃泉认为，一个人不能靠优越的家庭条件，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路要由自己走。他没有同意母亲的意见，母亲只好暂时作罢。
1979年厂里接受了上级下达的生产彩色盒式录相机的任务。梁乃泉为了赢得时间，请母亲代买两台国外的彩色盒式录相机和部分供试制的电子元件，合港币两万元。1980年10月，他又请母亲带来值5万元港币的电子元件。老人表示，这笔钱送给孙子作教育费。梁乃泉却把这些钱送给厂里发展生产。厂领导准备折算人民币归还他，他谢绝了。厂里准备购买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送他，他没同意。他说：“金钱只能给人以物质享受，却不能使人精神高尚。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是金钱无法衡量的，精神应该永远在金钱之上。”
出身资本家，本人又在香港长大，全部社会关系都在香港或美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每次政治运动，梁乃泉都是审查对象。但是他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能由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我选择。越是在逆境中，越是要相信党、相信祖国。”因此，一次又一次的审查没有吞噬他对祖国的爱，痛苦和委曲也未能冷却他一颗赤子之心。每次政治运动审查之后，他都向党支部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倾诉对党的衷情。在党的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他终于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底开始，他连续五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81年被评为洛阳市劳动模范，河南省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当选为洛阳市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省科协理事。荣誉给了他新的动力，他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工作中去。
梁乃泉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试修了无线电仪器等14种设备，独立设计和与人共同设计电子仪器19种，有的还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在试制彩色盒式录相机时，他领导一个10多人的试制组，他和试制组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国不能把有限的外汇花在购买昂贵的录相设备上，录相设备国产化是我国的方向，为录相设备国产化吃点苦，少睡点觉，是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他同全组同志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在1980年10月试制成功了第一台彩色盒式录相机。欧阳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