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一位终身献给中国音乐事业的作曲家<br/> 姜椿芳<br/> 有一位作曲家，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为《红楼梦》中的《晴雯绝命词》、《诗经》中的《山有栎》谱曲，写了交响乐诗《北平胡同》，音乐剧《观音》、《孟姜女》，歌剧《杨贵妃暮景》和许多其他音乐作品。这位作曲家是俄国犹太人阿龙·阿甫夏洛穆夫（见照片），1894年生于乌苏里江畔的尼古拉叶夫斯克（现改名乌苏里斯克）。这是沙俄按照1860年《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原名傅尔丹，因由两个城市组成，东西相隔4华里，故又名双城子。双城子是乌苏里江上商业很发达的繁华城市，直到1894年阿甫夏洛穆夫在此出生时，它还是中国人稠密聚居并锐意经营的热闹城市。阿甫夏洛穆夫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中国居民的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父亲经营的渔业公司中做工的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位爱唱中国民歌和京戏的老人，他经常抱着小阿甫夏洛穆夫到戏院去看京戏。小阿甫在中国老人的熏陶下，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京戏，他赞叹京戏的舞蹈式的表演形式，独特的面部表情，夺目的服饰，更喜欢奇特的武打场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佩服京戏的演技，另一方面渐渐觉得京戏音乐的单调，重复和贫乏。在高度表演艺术与简单乐器和贫乏乐曲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戏曲音乐的改革，进而为丰富中国民族音乐贡献力量。<br/> 1910年，当他16岁时，父亲送他到瑞士学法律，他却瞒着家里进了音乐学院，专攻音乐理论和作曲。1914年毕业，离开瑞士，他不回双城子，却怀着要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情来到中国文化中心北京。使他失望的是这时中国知识界并不重视甚至鄙视自己的民族音乐，学校里教的是西洋音乐。他不愿意到中国学校里去教西洋音乐赚饭吃，他到天津一个皮毛洋行里当职员，利用到河北、山东等内地去收购皮毛的机会，实行“采风”，记录中国民间的音乐和歌曲，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br/> 阿甫夏洛穆夫的音乐观点很明确：中国人民有自己丰富多采的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家必须用民间音乐的旋律为基础，创作自己的民族乐曲，除用传统的民族乐器来演奏自己的乐曲外，更重要的是采用现代乐器来演奏，也就是中国音乐家要使中国民族音乐现代化。所谓音乐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用现代技巧创作中国民族风格的乐曲，用现代乐器来演奏。他的主张当时在中国音乐界得不到赞同，因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风气是学习西方，把提倡中国固有的传统的东西，视为复古，看作落后。<br/> 阿甫夏洛穆夫坚持自己的主张，毫不动摇，他以创作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为己任。他没有知音，或者很少知音，但绝不遇难而退。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创作了音乐作品不能卖钱，无法维持生活。他先在北方收购皮毛，附带采风，后来到上海找不到适当职业，甚至进法租界的屠宰公司做苦工，整天和污血的牛羊内脏打交道。他洗净了手臂上的污血，每天晚上又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继续从事创作，或是通过各种关系，向外侨和中国朋友宣传他的主张，试奏他的作品。<br/> 他长年不屈不挠地苦斗，终于在中外朋友的帮助下，陆续演奏和演出了他的作品：1925年4月25日由他亲自指挥乐队演出了他第一个音乐剧《观音》，1933年2月7日在上海由工部局管弦乐队演出了他的交响诗《北平胡同》，1933年5月21日演出舞剧《琴心波光》，1935年3月13日演出了舞剧《古刹惊梦》，1936年1月19日演奏《钢琴协奏曲》，1938年1月16日演奏《提琴协奏曲》，1940年3月17日演奏《第一交响乐》，1942年4月18日演出舞蹈《佛与五行星》，1945年11月26日演出音乐剧《孟姜女》。<br/> 由于他不断的努力，取得了一次比一次为高的成就，渐渐地在上海文化界，特别是中外音乐界受到重视，他被聘请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的馆长。他有了职业，继续从事音乐创作，他把自己较高的工资收入都用于音乐事业。<br/> 这时他结识了中国民族音乐家沈知白，沈给他提供了不少中国题材。当时有一批外国人在中国研究汉学，都从他的译著中（伊文思书店出版）获取了不少题材。如美国女作家凡涅克写的《古刹惊梦》本事，另一个外侨写的诗剧《杨贵妃暮景》等。<br/> 特别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时，和该公司的同事、《渔光曲》的作者任光相善，并且通过任光结识了中国新兴音乐界的好几位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3月中旬看了阿甫夏洛穆夫的舞剧《古刹惊梦》（原名《香篆幻境》，于1941年8月重演时改为今名）后，在离沪赴日之前（1935年3月25日）写成了一篇这一舞剧的观后感，这篇评论文章可以说是聂耳的绝笔，在他在日本遭遇不幸之后才在上海《电通》杂志上发表。<br/> 发表此文的孙师毅在《电通》杂志第七期的“跋记”里说：“当阿甫夏洛穆夫于本年3月13日至15日在卡尔登举行他的中国风的乐剧演奏之前，大约是3月10日，在我家聚谈的朋友，有欧阳予倩、陈德义、吕骥、任光、安娥、贺绿汀、吴体正、林志音，还有聂耳，我们约好了，同去看过了阿氏的作品归来，便给他一个多方面的批判的。聂耳的此文，虽已在行色匆匆的出国之前，他还是把它赶写了出来，作为他的意见的书面讨论而提出……。”<br/> 聂耳把阿甫建立中国舞剧的尝试称为“改良国剧”的尝试，他说：“音乐的伴奏、布景、服装、演技，可以说完全是根据着京戏的技巧以较新的形式编制而成的……，当我看完了第三幕时，我想，改良国剧从这条路上跑去，也许是对的吧！的确，许多京剧里的舞姿、武行，要是给它音乐节奏化，着实可以发现一些中国音乐与舞蹈的新的姿态。这次阿氏所作全剧的伴奏，可以看出他是用过一番苦功的，许多动作都有着节奏的美……”。<br/> 阿甫从喜爱京剧开始，写出新乐曲，用京剧的“做”与“打”来排出中国舞剧，确实有“改良国剧”之感，但作为中国舞剧，可以脱胎于京剧，但不是为了单纯改革京剧，用京剧演员和京剧服装，也是由于经济上的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演出的《孟姜女》也有这种痕迹。<br/> 阿甫与中国新音乐界朋友的交往是他音乐活动的一个新时期。他经常向他们宣传采用中国民间旋律创作中国民族音乐的准确道路。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对星海说：“你必须到农村去，学习民间的乐曲，写出中国气派的作品，而不是写西方的东西”。聂耳不幸早逝，而任光和冼星海则到了苏北和陕北，吕骥、贺绿汀等也分别到了陕北和苏北。<br/> 阿甫和沈知白都有一种想法：要复兴和提倡中国民族音乐，单靠歌曲和器乐曲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从创作舞剧、音乐剧、歌剧入手，通过这些舞台演出才能吸引观众，才能使民族音乐去排除摹仿西方的庸俗乐曲和靡靡之音而扩大民族音乐的阵地。在历史上，也正是戏曲音乐为整个音乐事业开辟道路。阿甫为了提倡中国音乐，做了不少开辟性的工作：他曾为民乐演奏家卫仲乐作二胡曲，在兰心戏院由卫独奏，请工部局管弦乐队伴奏，是中国民族传统乐器第一次由主要是外国人组成的管弦乐队伴奏而登“大雅之堂”，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他还为琵琶箫笛等做了同样的演奏。他常批评被当时上海某些音乐界人士捧为指挥大师的意大利人梅百器，责备他身在中国而不培养和吸收中国音乐家参加他所领导的工部局乐队。<br/> 上海沦陷时期，阿甫失业，甚至生活都无法维持。上海地下党派党员去协助他活动，组织中国舞剧社（后又改名为中国歌剧舞剧社）重新排演《佛与五行星》《琴心波光》《古刹惊梦》，后来并排练大型音乐剧《孟姜女》，在抗战胜利后公演。<br/> 地下党在上海沦陷时期，认为用音乐、舞剧、歌剧的形式展开活动，在其他戏剧之外是一种适当的方式，可以团结一个方面的音乐戏剧工作者，以健康的作品影响群众，同时也为建立中国民族音乐，中国舞剧、中国歌剧作些尝试，而阿甫是外国人（他曾入美国籍，改苏联籍，又入美国籍），做这项工作，也可掩护我们的活动。<br/>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中国舞剧社内的党员同志，曾向他提出，在上海进行这些排练和演出，经济上人力上有困难，如能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做这项工作，那就方便得多了。阿甫表示愿意去根据地，他说：<br/> “只要能为中国民族音乐做工作，他任何艰苦条件都能忍受。”上海地下党和根据地联系后，陈毅将军来电欢迎，后因日军“扫荡”，未能成行。<br/> 1946年夏，为介绍阿甫根据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所作的歌剧，在阿甫家举行园游会，用钢琴试奏全剧音乐，郭沫若、夏衍、田汉、周信芳等50多位人士到场。同时还由京剧演员李慧芳用民歌形式演唱了阿甫《杨贵妃暮景》中的一折。这是一次阿甫作品获得中国文化界高度赞赏的集会。<br/> 1947—1948年间，阿甫为到美国去演出《孟姜女》，先期去美国找场地，不久全国解放，剧团没有去成，他流落在美国。1950年我们曾去函请他回中国，他回信说，在他的作品在洛杉矶演奏后就来，不料不久朝鲜战争开始，音讯隔绝。1965年阿甫在纽约去世。<br/> 在美国期间，他继续用中国题材写音乐作品，可惜他没有能在条件比三十至四十年代好许多倍的，可以让他发挥作曲、排戏才能、实现他提倡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崇高愿望的新中国来继续实现他未竟之志。他悉心培养的儿子（生在中国，在中国学过音乐）作曲家和指挥雅各，近日从美国带了父亲的作品来中国；也是做乐队指挥的孙子戴维斯，接着也将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怀念老阿甫夏洛穆夫的我国许多音乐工作者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第8版()<br/>专栏：<br/><br/> 当铺作风与货郎精神<br/> 章仲锷<br/> 小时候进当铺，至今印象犹存。高高的柜台，又小又深的窗口，孩子是要翘脚，才能把东西吃力地掷上去的。掌柜的总是板着脸，从低垂的老花镜下斜睨着你，充满了提防和轻侮。与此成对比的，是走乡串村的货郎。他肩挑八股绳，手摇货郎鼓，不惮远程跋涉，不辞蝇头微利；针头线脑虽小，带来的却是方便；笑脸迎送顾客，买卖不成仁义在。<br/> 于是，我想到了现在的商业和服务行业。自倡导精神文明以来，服务态度确已有了改善；但毋庸讳言，那种在十年动乱中形成的简单生硬、“官商”习气，仍然存在。或高壁深垒，手续繁琐，人为地制造排队，给群众造成许多不方便；或冷面峻色，要么爱搭不理，要么出语噎人，在他们脸上，和气与笑容，竟然“少得象膏药上的麝香一样”。或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把服务的对象当成了防范、揶揄的对象，那冷漠的目光，使老一辈的人想起旧社会的当铺掌柜的尊容，虽然时代已发生了根本变化。<br/> 而在这方面大量涌现的好人好事和新风尚，诸如送货上门，服务进家，治病登门，修理下乡，青年服务队义务献技等等，也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货郎那殷勤的身影。但他们的行动，远比当年的货郎担更令人感奋、鼓舞。因为这股热流汇成的力量，有移风易俗、除旧布新的深刻意义，是只身的货郎无法达到的。<br/> 我想，从某一点上来讲，上述的“官商”习气，也该是当铺作风的沿袭，它同一切残存的旧意识、旧事物一样，需要不遗余力地加以克服、摈弃；而货郎精神，和气生财之道，同“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准则，“五讲四美”的要求，并不抵牾，甚至还有共通之处。优良的民族传统，理应继承发扬。
第8版()<br/>专栏：新书架<br/><br/> 《碑帖叙录》出版<br/> 书法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遗留至今的碑帖数量繁富，历代为之论著纂录，也浩如烟海，但至今还没有一本提纲挈领的著作，以作入门的径途。<br/>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碑帖叙录》是一部综录我国古代碑碣法帖的辞典，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的书法艺术，并对我国历代碑帖，始自先秦，迄于明清，约近1，400种的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集录，把历代碑帖刻成的年代、出土地点、撰书者、行字数、递藏源流，以及对碑帖的评价等，逐一作了简要的集录，还附有历代代表性的碑帖书影200多幅。本书的出版，可使书法爱好者作为入门的径途，也可供书法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参考。<br/> （伍 曼）
第8版()<br/>专栏：<br/><br/> 山乡夜晚（外二首）<br/> 冯恩昌<br/> 月光洒满庭院，<br/> 香雾萦绕屋檐。<br/> 电视机瓜棚底下播放，<br/> 醒着农家甜蜜的夜晚。<br/> 抱孙子的婆婆看得出神，<br/> 纳鞋底的媳妇忘抽花线。<br/> 小姑打毛衣停住银针，<br/> 老汉嘴衔的烟袋断了青烟……<br/> 萤火虫提灯笼穿门扇，<br/> 把欢乐的情景窥探。<br/> 躲在叶缝偷望的星星醉了，<br/> 溜下来，化作人们的喜泪几串！<br/> 球场<br/> 皎洁的月亮，<br/> 火红的太阳。<br/> 轮换跳荡在打谷场园，<br/> ——小山村的球场。<br/> 旋转姑娘彩色的衣衫，<br/> 摇曳小伙晒黑的脊梁。<br/> 你是一张日夜转动的唱片，<br/> 春夏秋冬，<br/> 都向八方播送农家<br/> 的欢畅！<br/> 新村<br/> 你象一位挺秀气的少女，<br/> 淡绿色纱巾把发丝笼罩。<br/> 几束红艳的山花，<br/> 插在储满春光的鬓角。<br/> 本来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女，<br/> 如今也爱美了。<br/> 美得人们倾心地爱恋，<br/> 引来唱歌的溪水缠绕。
第8版()<br/>专栏：<br/><br/> 玉带桥（油画） 颜文梁